乔纳森·莱利-史密斯
Jonathan Riley-Smith
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曾任教于圣安德鲁斯大学,剑桥大学女王学院、伊曼纽尔学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他是十字军与东部拉丁研究协会的创始人,将自己完整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了对十字军史的研究,他的学术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后续十字军史研究的发展,她去世后被同僚誉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十字军史学家”。
克勒芒宗教会议与教皇的远征号召圆满结束之后,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一直待到1096年9月。之所以延长逗留的时间,不仅是出于十字军东征计划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领导这个刚刚处于形成阶段的活动,并提供相应的指导,毕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基本属于他个人的发明创造。他分别与勒皮主教阿希马尔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Raymond IV,即圣吉尔的雷蒙德)通信,委任前者为军队中的教廷使节,并想让后者担当在俗领导人的职位。在1096年,乌尔班二世与雷蒙德四世相互来往至少两次。他敦促法国各地的神父为十字军运动布道,同时,正如我们所知,在法国逗留的这几个月中,乌尔班二世本人也身先士卒,分别前往法国南部、中部和西部的各大中心城市宣传十字军运动。他还向法国境外地区派发信函与大使,都是为了管控人们对他布道的回应。
乌尔班二世计划十字军基本由骑士与普通士兵组成,后者在军事方面用处极大。然而,随着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为十字军布道的消息传遍整个西方,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与职业的男男女女纷纷要求加入十字军运动。在军队的人员方面,乌尔班二世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发生在法国北部与莱茵兰(Rhineland)地区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这次冲突是针对犹太人的,它成为之后几个世纪以各种形式呈现的一系列反犹活动的始作俑者,这些反犹活动都与十字军运动息息相关。军队由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其中有许多并不在乌尔班二世的设想之内,他更希望这些人待在国内,尤其是那些城市与乡村中的穷苦百姓。这些人由隐修者彼得和沃尔特·桑斯-阿瓦尔(Walter Sans-Avoir)带领,他们是最早集结的一群人,并在1096年春天出发。一般传统上称他们为平民十字军(People’s Crusade),但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独立的团伙,由穷人组成。他们缺少基本的供给与装备,即使当中偶尔会出现骑士,甚至也有骑士领导他们的情况。从法国北部出发,沿途经过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特别是莱茵兰与萨克森,他们试图抵达君士坦丁堡,但许多人没能坚持到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四处寻觅食物,但由于缺乏纪律,且天性蛮横粗暴,这些人自然受到当地官方的警惕,其中,拜占庭人对他们格外戒备。暴力冲突不可避免,许多人因此丧命。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君士坦丁堡的人,在1096年8月匆忙乘船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这群人被分为两组分头行动。一组企图夺取尼西亚(Nicaea),行动以失败告终,在突厥人的围攻下,这组人马基本被全部歼灭;同年10月,另一组在靠近西弗多托(Civetot)的地方遭遇埋伏与大规模屠杀;苟活下来的人逃回君士坦丁堡,加入了第二拨十字军中。
作为远征的支柱性力量,这支队伍由各自独立的小分队组成,由一个或几个领主率领,它代表着高效高能的军事力量,完全符合乌尔班二世和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的期望。分遣队中的主力军包括由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率领的队伍,它也是人数最庞大的一支;此外,还有由下洛林(Lower Lorraine)公爵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与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两兄弟率领的队伍,由韦尔芒(Vermandois)伯爵于格(Hugh)率领的队伍,由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二世(Robert of Normandy)、其堂兄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二世及其小叔子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率领的队伍;最后,还有由塔兰托的博希蒙德 (Bohemond of Taranto)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率领的队伍,主要由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构成。戈弗雷、博希蒙德、鲍德温与雷蒙德四世后分别成为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埃德萨伯国以及的黎波里伯国最早的君主。他们在1096年夏末起程前往东方,并于年末及次年年初逐步在君士坦丁堡会合。当耶路撒冷在1099年7月15日被十字军成功攻陷,历时两年多的艰难旅程终于宣告结束。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在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尽管经历可怕的折磨,且物资匮乏,特别是在持续围攻安条克期间(1097—1098年),他们最终成功收复了“圣地”。难怪当时许多人把这次胜利视为奇迹。
十字军获得的惊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人们组织“第三拨”军队,这也就是1101年的十字军东征。但在那个时候,没人能预料到乌尔班二世所设想的只不过是这“一次”远征,也不可能想到远征运动会被应用到除“圣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并用以反对非穆斯林的敌对势力。简言之,十字军运动已经成为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关键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