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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套真正有故事的英格兰史,发扬史家的文学之魂,让历史更加鲜活具体
这是一套真正用心讲好故事的历史,在史学写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阿克罗伊德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讲好故事是一门多么重要的史家技艺,文学技法仍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过去的世界。英格兰历史上令人惊叹不已的人物在书中轮番登场:为“离经叛道”的婚姻而得罪天主教会的亨利八世,盛极一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运筹帷幄的温斯顿·丘吉尔……优秀的历史作品不仅仅包含准确的事实,精彩的叙事也会让历史暗流和时代精神变得更加鲜活具体。
2、传奇作家阿克罗伊德用一生筹备,凭一己之力写出真正英国味的历史
彼得·阿克罗伊德是英国文坛的代表性人物,深耕英国文化数十年,著有《伦敦传》《泰晤士河传》《阿尔比恩:英国想象的起源》《牛顿传》《莎士比亚传》《狄更斯传》等数十部关于英国及其伟人的历史著作。2003年,因卓越的文化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他也是《Time Out城市指南》眼中的新一代英国“国民史官”。他准备了整整一生,从2011年动笔书写“英格兰史六部曲”,历经十年,凭一己之力为他挚爱的国度写下了一整套辉煌的民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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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英格兰史六部曲”是历史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代表作品,包含《帝国基业》《都铎王朝》《叛乱年代》《革命世纪》《君临天下》《革故鼎新》共六卷。它以恢弘的笔触书写出这个传奇国家所经历的历史进程:这个曾经封闭的岛国,如何借助宗教改革、议会制度、技术与思想的革命,以及贸易与殖民扩张,一步步成为一个领土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以及在帝国衰微的今天,它又如何重新在战后的新秩序中定位自己,并且继续影响着世界。阿克罗伊德的写作传达出他对这个曾在人类文明中居于顶点的国家的深刻眷恋,既铸就了一部大国崛起的奋斗史和创新史,也成就了一部辉煌的民族史诗。
《革命世纪》是阿克罗伊德“英格兰史六部曲”的第四卷,涵盖了从奥兰治的威廉登基开始,到英法延绵不绝的战争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败而告终的历史时期。本卷主要论及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的百年革命传奇。在此期间,英格兰有了银行与证券交易所,议会取代了君王成为真正的统治机构,报纸和小说开始兴盛,而前所未有的工业技术创新让英格兰不可逆地变成了一个满是烟尘、钢铁与煤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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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 ),英国历史作家和小说家,著有“英格兰史六部曲”、《伦敦传》和《莎士比亚传》等六十多部作品。1984年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曾获毛姆文学奖、惠特布雷德传记奖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威廉·海涅曼奖,2003年因其在写作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王喆,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翻译学博士生,已出版《和狗狗的十二次哲学漫步》(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等译著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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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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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中天
安妮女王统治初期如有神助,五谷丰登。在1702—1708年间,小麦的价格低于通常会引发贫困或骚乱的每夸脱三十先令。这自然减轻了地方以及伦敦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在伦敦,面包的市场成本是影响公众满意度最为重要的因素。1708年秋,约克郡的乡绅莫尔斯沃思写道:“我们只去市场买糖和香料,吃的喝的家里都有。”钟表、镜子、瓷器、地毯、窗帘等销量的上升导致中间阶层日进斗金。
这一切,并非都是神的恩赐,而是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远大抱负,这种抱负在《格列佛游记》中有过描写:“若谁能在从来只种单穗玉米和单叶草的土地上,种出双穗玉米和双叶草,那此人便应受嘉奖,负责更多国家要事,这是政客之流绝不能比的。”能够促成当时农业进步,以下著名人士的贡献不可或缺:杰特罗·图尔、芜菁大王查尔斯·汤曾德、阿瑟·杨格和他的《农业年鉴》、罗伯特·贝克韦尔和他的新莱斯特绵羊。
但是,光凭一些天资聪明、善于观察之人的个体创新,并不能创造出始见于17世纪中叶的“农业革命”。如果拿“革命”来形容失之太过,那至少也可以将其称为进步的时代。当时碰到的障碍是实实在在的。整个农村依然被保守势力占据,耕种土地和饲养牲畜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农民的古老俗和偏见根深蒂固,任何质疑其效果的人就相当于在质疑上帝的安排。根据约翰·奥伯里的说法,直到17世纪中叶,“对于农牧业的改进措施,哪怕能带来收益,也依然会遭人冷眼”。
想要说明17世纪后期成为重大创新时期的具体原因,只能通过胡乱猜测,但皇家学会研究排水问题和轮作多少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18世纪初,物价下降,获利的机会就更大了。
“圈地”程度的进一步加大也是促成改变的关键因素。自14世纪以来,将大片户外土地和公共牧场变成大型私人牧场的“圈地”活动一直是英格兰农业的特征。它引发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和1450年的杰克·凯德暴动。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书中对将耕地变为牧场进行了谴责,自此,圈地运动引起了民众广泛讨论。他说,圈地是让羊吃人。
人口的增长和有限的资源,加上食品的价格,使土地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商品。一旦封建关系破裂,庄园社会的法律和习俗停止运作,对于兴旺发达的追求就会导致对土地予取予求。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就是铁律。拥有土地越多就越强大。越强大,就越能轻易剥夺农民惯来如此却并未成文的收集粮食和柴火的权利。故此,私人对土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一批新兴地主由此崛起,很快,有土地的乡绅成了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主们受到了保护,但小自由持有农和茅舍农并没有。那些从地产获益的人就在各地继续收购小块土地,并计划着某一天将其并到一起;他们获得了议会选举区的庄园权利;他们收买了“圣职推荐权”或授予牧师的土地。地主们希望拥有一望无际的土地,结出累累的硕果。土地拥有得越多,回报就越多。
直到18世纪中叶,圈地协议都是私下签署的,其中无疑带有贿赂和勒索的成分,但常识和互利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旧的公共土地系统中,拥有多数土地的地主定会想要联合起来进行土地交易,以便耕种和放牧。另一种土地交易通过议会颁布的私人法案进行。这类法案首见于1604年,但议会主导的圈地运动黄金时期(如果这么说合适的话),则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的。负责调查或调解土地争端的议会专员很可能默认支持农业改革,毕竟那是大势所趋。然而,上述人等之间达成的平衡从结果上看并不会回应村人的抗议或“小人物”的不满。唯有拥有土地约四分之三所有权的人才可以进行土地买卖,所以拥有土地所有权比例较少的多数人被忽略了。
一旦农民拥有了土地,不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他都可以随意处置,而无须咨询乡邻意见。排水系统的改进和轮作机制的引进提高了产量。被围栏圈起的私人土地以及新粮仓的出现,带来了全新的农业景观。此外,大农场主更愿意采用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新方法。这被称为规模经济,或基于市场力量的农业之萌芽。
因此,英格兰的土地被慢慢改变了。18世纪中期的农业发展,直接导致了乡村田地被篱笆或石墙围了起来,呈现出如同“棋盘格”一般的独特景象。19世纪初,托马斯·巴切洛在《农业的进步》(1804)一书中描写道:
山楂木篱绵延不绝,
牧草田地由此隔绝。
与巴切洛诗句的巧妙对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针对圈地的暴动,反对圈地的请愿,以及人们对公众权利遭到破坏的愤怒。原先的小农户、茅舍农沦为了工钱随季节而变化的一般劳动力。地主乡绅、富有的业主、大佃户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曾经在农业架构中不可或缺的农民和约曼农(其实就是独立自耕农)逐渐式微,最终消失。这也体现了农村的社会革命。
当议会特派员前往某个地区调查圈地运动的好处时,面对的常常是威胁、拒绝合作、拖延,以及关于当地民不聊生的谣言。这些充满敌意且常常心怀怨愤的反应体现了习俗、习惯、传统在商业和效率的强压下所做的最后一搏。
然而,圈地的进程确实对土地的肥力和盈利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如果离开了大规模生产,农民就不可能养活不断且迅速增长的人口。从驴食草(又叫健康草)到紫苜蓿(又叫牧蓿),从苜蓿到无处不种的芜菁,这些新引入的农作物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了,农民们腰包渐鼓,牛羊肥硕。没过多久,不同地区显然都有了自己的特产。肯特产啤酒花,汉普郡产蜂蜜。艾尔斯伯里产的鸭和诺福克产的火鸡齐名。1770年,阿瑟·杨格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农业领域的实验、发现、进步千年未有”。
据估计,到18世纪中叶,占该地区人口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可以养活其余三分之二的人口。在那个时期,农业依然是经济的命脉,食物的富足程度是对人们健康、活力、生活水平最准确的衡量。也正是如此,1797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称:“毫不自夸、不偏不倚地说,英格兰在农牧业方面超过了所有现代化国家。”尽管并没有提到随农业变革而来的贫困苦难、强取豪夺、厚此薄彼等状况。
然而,在那个进步的时代,大量社会组织因为农业的发展而成长壮大。参加社会组织成了当时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佃户晚宴和农业俱乐部成了讨论农学的场所;巴斯学会、韦斯特学会等地方性学会也实现了类似功能,鼓励会员实验和创新。没有什么比和邻居竞争更有效的了。到了后来,《农民杂志》和《农民报》等期刊相继出版,1754年,皇家艺术学会设立了农业进步奖。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是1793年由一批志愿者成立的农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下一世纪将改组为农渔粮食部。该委员会不断把瑞典芜菁分发给全国各地,并组织开展汉弗莱·戴维关于“植物化学”的讲座。自17世纪中叶以来,发明和实验精神愈加突显,而农业上的变革便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故而,关于“进步”的讨论不绝于耳。金属、矿产和矿物的新发现被认为是取得更大进展的预兆,而当时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某种程度上旨在纠正古而有之的诸多谬误。不久,针对公路和运河的进步信托基金便建立了起来。
探究的精神并非仅见于中上层人群。1753年,英格兰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但被来自约克的议会议员斥为“将颠覆英格兰所剩无几的自由”,“乃贪婪和压迫最有效的引擎”。当最后算出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人口时,总数之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人们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全国人口数量会迅速增长,使得物资供不应求。和对于其他事情的恐慌一样,对物资供求的恐慌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从18世纪初开始,人口确实只增不减。据推测,1714年英格兰的人口大约六百万,五十年后增长到六百五十余万。1781年达到七百五十万,19世纪初达到九百万。英格兰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持续不断,几乎不可阻挡。到18世纪中叶,可能出于一些附带利益的影响,除了伦敦人口暴增之外,北方的人口增速也很快。
人口增加的原因众说纷纭。通常认为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增加是主要原因。此外,当时没有饥荒和大疫,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干净,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粮食富足,人民倾向于早婚,以及人类正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在如此优渥的环境下,必然岁稔年丰,人民丰衣足食。
这并非在宣称支配自然。这是种亵渎的想法。但是结果很明显。如果将罗伯特·贝克韦尔毛蓬膘肥的“新莱斯特”绵羊和其他农民的骨瘦如柴的绵羊放到一起,差别显而易见。在18世纪,史密斯菲尔德的绵羊平均体重从二十八磅上升到了八十磅。
这种变革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牲畜。地底下同样具有巨大的变革潜力。工业发展第一阶段的标志是从木材过渡到煤炭,从有机物过渡到矿物,从取之当地、容易消耗的资源过渡到似乎年代久远、历久不衰的物质。煤炭是基础。但首先必须深入地底获取。
旧式采煤法既费力又危险。矿工会系着绳子下到地底深处,前往先前工作的地方。他们手握铁镐、楔子或锤子,或跪或屈身或侧卧,从主煤层采煤。从图示上看,矿工们躺在巨大的煤层下,好像随时都可能被压成肉泥。负责拉煤的有小马驹或妇女和儿童,后者会在腰间拴上铁链,拖着大篮子装煤。危险无处不在,地底会冒水、会落石、会出蒸汽、会有夺人性命的“窒息潮湿”和浓烟浓尘。矿工一直被同黑暗与地底联系在一起。故而人们对他们的态度通常都是迷信的敬畏或毫无来由的恐惧。他们生活在黑暗中。
矿工不可避免的死亡被认为是经济损失而非社会灾难。损失时间和工人,就意味着损失金钱。当然,一旦地主和矿主的利益受到威胁,至少会催生补救措施。影响最为持久、最具破坏性的问题便是矿井底部和凹陷处的积水。“马力起重机”首先出现,但算不得十分有效,它是由马绕圈走带动齿轮,从矿井吊水的木制装置。该装置还被用于吊煤。
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虽然是划时代的,但并不能确定起到了多大作用。发明蒸汽机的殊荣通常被授予托马斯·萨弗里,他在1698年获得了抽气泵的专利。1702年3月,《邮递员报》上有一则广告做了这样的推荐:“萨弗里上尉的发动机,可以利用火力,不论水有多少,井有多深,都能吊得起来……特提醒所有矿主,该设备能够将已经淹水的煤矿排干。”广告里提到的“火”,指的是提供蒸汽的烧火锅炉。蒸汽产生气压,带动活塞;而活塞则带动水泵。通过这种方式,险恶的水就被抽走了。
达特茅斯铁匠托马斯·纽科门将萨弗里的发动机进行了改良,于18世纪的头十年间设计出了一种能够下探到地底的发动机。第一台纽科门式发动机于1712年投入使用,到了1715年,也就是萨弗里去世那年,已有七八台发动机投入使用了。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发动机的数量又增加了五十余台;到18世纪末,数量超过了三百五十台。纽科门式发动机的成功证明了它的高效和必要性,直到被詹姆斯·瓦特的发明所超越。
然而,这种发动机并不精致,根据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记录,纽科门式发动机运作起来很是笨拙,令人不快,轰鸣颠簸不断。发动机的泵下降时,能听到坠落的声响,伴随出气声,然后是一声巨响。接着泵向上升,抽水机开始运作,发出吱吱噗噗的响声,又是一声巨响,接着一大管水被抽了出来。
第一代发动机的庞大和复杂或许让当时的人们大为惊讶,就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计算机横空出世时,公众也对其大惑不解。与计算机一样,蒸汽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理解。蒸汽机首次做到了将热能转化为动能。也就是将热转化为功。这种能量来源是先前的人力或水力所完全不能比的,工业生产力无疑会因之大幅提高,并终将冠以革命之名。噗噗作响的发动机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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