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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民族主义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40年泰国研究的学术之路；
（2）一部撼动学界共识的典范之作，时至今日，仍然是一部国家、民族研究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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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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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即今日泰国，作者出于研究习惯仍使用“暹罗”一词。本书原著于2014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东南亚研究中心出版，收录10篇文章，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生中关于泰国研究的论文、评论和随笔按照年份和主题进行综合编排。其中一篇是他人为该书撰写的导言，相比于广告宣传语、肤浅的赞美之词，这篇导言深刻的揭示了安德森教授暹罗研究的过程，对于阅读本书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其余九篇是安德森教授暹罗研究的文章，不仅仅是学术论文，还有一些作者撰写的导言、影评等，前后逾时40年，对于纵向了解泰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社会发展，十分有益，且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例如第一篇《对泰国国家的研究：泰学研究研究现状》，最早发表于1978年，虽然发表于40年前，但时至今日仍是泰国现代政治研究必读的一篇文章，可以说，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引导了此后40多年的泰国研究，在全球泰国研究领域具有标志性的转折意义，为此后大量的批判性泰学研究确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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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美国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东南亚研究专家。先后于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康奈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1983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此外还著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革命时期的爪哇》《镜中：美国时代之暹罗文学与政治》《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和《椰壳碗外的人生》等。
译者简介：
杜洁，复旦大学法学硕士，电子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泰国政治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现任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泰国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人文社科法律分委会副主任，成都翻译协会副会长。主要著作和译著有《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泰国研究回顾》《东南亚研究回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多篇泰国研究论文和译文发表在Aisa Dialogue（《亚洲对话》）以及《东南亚研究》《南洋资料译丛》等国内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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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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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承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泰国研究（塔玛拉· 路斯）
对泰国国家的研究：泰学研究现状
撤军症候：1976年10月6日政变的社会和文化面向
《镜中》导言
暹罗现代谋杀及其演变
共产主义后的激进主义：泰国与印度尼西亚
两封无法寄出的信
怪兽奇闻：阿披察蓬· 威拉塞塔恭影片《热带疾病》在泰国的反应
轮番上演的反讽：广告牌、雕像和T恤衫
《俗物人间》
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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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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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教授逾40年的泰学研究学术之路，如同一条思想之泉，生命之溪，蜿蜒流淌在读者心间，探索处洞察透彻，反讽处发人深思。这本书出版于安德森教授去世的前一年，充满着作者的生命质感和理性思索，如今每每读来，都像是又一次学术朝圣之旅，更有高山仰止、我心向往之感。
原书封面插图是一只鳄鱼，戴着眼镜，睁大着眼睛，夹着一本小书。这就是安德森教授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喻。泰国有一句传统谚语“Jorakhe khwang khlong”，意思是堵塞了河道的鳄鱼，引申之意就是故意碍事的人。安德森就是泰学研究领域中的这只勇于质疑、敢破常规的碍事鳄鱼。 印度尼西亚有一句名言“跳出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安德森又是泰学研究领域中的这只跃出椰碗、仰望苍穹的勇敢青蛙。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认为，安德森的“椰壳碗”其实就是封闭、逼仄的世界与视野的隐喻。安德森大胆质疑当时英语学界泰学研究这种封闭、 逼仄的学术视野和阿谀奉承的研究方式，勇敢地捡拾出该领域研究盲点背后的政治含义碎片，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与构建，彻底颠覆了该领域不证自明的常规假设，尤其是对军队和官僚集团与泰国皇室之间互惠共存、各归其位、各获其利的妥协性同盟方案的揭露，从而奠定了此后批判性泰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对泰国国家的研究：泰学研究现状》一文成为四十年来关于泰国现代政治研究的所有严肃书目中的必读文章。泰国法政大学政治系教授卡贤·特加皮让（KasianTejapira）认为，安德森这本书中的核心观点形塑了此后四十年的泰学研究并对此后该领域重要成果影响深远。因此，安德森带给全球泰国现代研究领域的这场思想激荡无疑是革命性的。
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安德森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距离感，时而亲近，时而疏离。他的亲近感体现在对所研究的国家与民族，因其对弱小民族命运的同情，对弱小国家出路的关切，对自己白人身份的遗忘， 他被誉为“入戏的观众”。他的疏离感体现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因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嘲讽，对泰学研究传统视角和既定观念、分析框架的挑战和颠覆，自喻为“碍事的鳄鱼”。他坚持深入的田野调查，同时强调保持人类学的研究距离，经常性地融入对象国进行实地考察，又不断地抽离开来做出比较分析。这种亲近感与疏离感的意识并存，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切换，得益于他自幼的跨国教育经历，也许这就是安德森能够集融入与抽离、探索与反讽于泰学研究一体的原因所在吧。
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安德森始终坚持世界历史眼光。他的学术格局不仅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他总是能够在人类社会历史时空中自如穿梭，找到贴切的对照物，析理精微，独辟蹊径，启人深思。这得益于安德森的博闻强识和多语能力，他在历史、 文学、艺术、语言、文化等全球知识方面的丰富滋养为其政治分析确定了整体、宽泛、深刻的研究基调。康奈尔大学在讣告中将安德森的人生评价为“跨越了种种边界的一生”。安德森本人也一直倡导超越边界，鼓励区域研究的整体性。他认为，应该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非按照学科领域划分。他的泰国研究一直在跨越学科边界，而且常常跨越到他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学科领域，但往往是这些新的领域又带来了更加广泛的研究关注点。
安德森从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计划掌门人、美国印尼研究先驱乔治·卡欣（George Kahin）教授身上理解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秉承以知识介入现实的师门精神，他在《撤军症候》一文和致《纽约时报》 的公开信中谴责美国对泰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虚伪立场。在以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为代表的印尼伟大文学作品中，安德森开始留意到文学与“政治的想象”产生关联的现实可能与理论可能。 因此，他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泰国激进文学的翻译，《镜中：美国时代之暹罗文学与政治》遴选了十三部泰国当代短篇小说，既反映当代泰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又兼顾道德性、政治性和文学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泰国激进政治从核心走向边缘，泰国左翼思想和左翼话语走向消解，安德森开始关注泰国社会的文化因素，这源自他对政治与文化之间关联的敏锐洞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他总能察觉到泰国社会中新希望的迸发之处，哪怕其迸发的力量是微弱的，哪怕其迸发的渠道是非主流的。因此，与其研究领域从政治转向文化同步，安德森的写作语言也由英语转为泰语，从学术写作转向文化评论，读者对象由学者群体转向泰国中产阶级。
语言、文化和学术文献是安德森国别研究的坚实基础。作者在本书中有大量极具价值的脚注，可以说是安德森泰学研究的阅读史，或者说是他泰学研究的文献阅读路线图。在1972年苏哈托（Suharto）阻断了其印尼研究生涯后，他转入泰国研究。这时安德森已经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宏观视野。面对泰学研究出版物匮乏的状况，安德森几乎遍读了所有的学术成果，并且在脚注中做了尽可能详尽犀利的阐释。这些脚注是极其珍贵的泰学研究外语文献梳理，尤其对接触外语文献不多的中国学者而言，同时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安德森的治学严谨。他总是在做好了足够充分的语言、文化和文献准备之后才投入写作，总是在对一国已有独到观点之后才展开比较。
翻译本身就是超越语言文化疆界与时空藩篱，对他者世界进行的探寻与理解、比较与反思。学术翻译是一个如是我闻、如是我思、如是我译的过程，是经由语言之桥探究他者世界学人研究思绪的过程，是经由文本注释探究作者知识图谱与生命路径的过程，也是深思穷究、字斟句酌地与作者和读者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过程。学术翻译是学者迈入更加宏大完整的学术世界、接触更加渊博精深的学术智识的扎实一步，尤其是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学者。译者可以高效拓展更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深入了解更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冲破学术研究的单一化思维框架，提升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队伍的持续学习能力与整体学养水平，包括国内咨政能力和国际对话能力。
本书的翻译过程对我而言，既是一次学术朝圣之旅，又是一次学术探险之行。幸而在这朝圣与探险的道路上，得到许多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指导和帮助，所获远远不止于读者眼前的这本译著了。一部译著的人名、地名以及有一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专有名词的翻译，对全书的翻译质量至关重要。相同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在很多译著中的翻译千差万别，可谓百人百译。究其根本，还是没有追溯其最原始的拼法和发音。泰文人名拉丁转写是一对一机械转写的，无法看出原文的不发音字母、连读音变、特殊拼读等特征……
然而，英雄人物的后代们凭借血统而非政变或征战上台执政，他们愈发深陷于和皇室成员、达官显贵等错综复杂的争斗之中，愈发依赖于后者，而且还必须给后者分配派松（phrai som，“私人”劳役）以资“安抚”。王公贵族对劳役的要求远比国家徭役要轻松许多，因此派銮不断流失去做派松， 这样逐渐耗尽了君主的劳动力资源，直到王朝弱得经不起一场重大挑战。然后一个新王朝就崛起了，这种循环周而复始。这个关于阿金模型的梗概非常粗略，很难兼顾其详尽阐释的精微性和知识性，但是却足以引发一些关于观点的有趣疑问。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暂时忘掉“泰族特性”，那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阿金模型非常接近韦伯的世袭制模型（Weberian model of patrimonialism）。在这个模型中，中央集权化的自然驱动力与以地方显贵、贵族和皇室青年王子为代表的地方化和分裂繁殖化趋势之间形成了核心张力。换言之，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央化与“绝对化”趋势本质上与现代化毫无关联，但却与某种类型的国家制度的内在动力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当警醒自己，务必对以现代化角度来解读却克里王朝的中央集权化持审慎态度，而非以世袭制模型角度来解读。
其次，阿金好像陷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他将那些能够垄断劳动力市场的王朝君主们假定为泰国历史上的“伟人”， 含蓄地贬低了那些似乎不能组织农民为国家服劳役的当代君主。在他看来，“泰国”只有在国家徭役制度运行最佳时才真正强大。另一方面，人民默默地从派銮向派松转变身份，这清楚地表明泰国人民更乐意为除了君主之外的任何人服役。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泰国人民断送了自己获得国家荣耀的机会。就像阿金经常所为， 只有在将君主不太看作是遵循世袭制的王朝掌权政治家， 而是看作原初泰族的民族英雄之时，这个悖论才站得住脚；然后，强加于平民身上的苦难和牺牲就可被类似于纳税、服兵役以及共和国公民欠自己祖国的所有其他义务所掩饰。因此，逃避国家徭役就像逃避服兵役那样可耻！
阿金认为不稳定性的基本要素已深植于泰国这个世袭制国家之中，但是他强调这些不稳定性的基本要素涉及利益冲突（不仅在君主和贵族之间，还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如果我们接纳他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进一步分析当代泰国政治的不稳定性：对却克里王朝的华人政策进行理论再思考。在转向这项政策引发的基本问题之前，有两个虽然小但却很重要的观点需要阐明。第一，这项政策鼓励华人迁入（尤其是那些行动自由的单身男性体力劳动者）， 正好类似于英国和荷兰殖民地政权的政策，以及马来西亚柔佛和霹雳（Perak）等小苏丹国的政策—这既是从政策本身的角度，也是从政策实施的这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角度。
第二，这项政策绝对无法与将泰国国王比作民族英雄的比喻相吻合。一则，很难相信一位民族主义领袖会奉行此类政策。再则，西方学者们正是将排华情绪看作“泰国民族主义”的最早标志之一。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应该从王朝而非民族的需要来理解对华移民政策。因为如果这有助于短期内“稳固”王朝的势力（事实显然如此），同时也造成了泰国社会长期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这恰与英国人和荷兰人以及霹雳和柔佛两国苏丹在当代印尼和马来西亚推行的移民政策如出一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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