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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部《神人之间》的风格有点像汤姆·霍兰（不是那个蜘蛛人）的作品，是基于古籍本身（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等）的叙述史，基本上不引入当代的研究。罗马帝国皇位传承的故事，本身就足够精彩，现在得到了一次精彩纷呈的重述，更是如虎添翼。全书从奥古斯都讲到康茂德，令人觉得很不过瘾，希望王卓珲老师能把罗马皇帝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知名译者 陆大鹏
《神人之间》这部历史作品展示了一幅罗马帝国“黄金时代”诸王朝的全景图，讲述从奥古斯都到康茂德共18位罗马皇帝的故事，其独特之处在于大量引用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卡西乌斯?狄奥、普鲁塔克等古代作家的叙述，力图客观呈现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的形象，并启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古罗马的“皇权”概念与古代中国的皇权概念有何不同？罗马皇帝们如何试探皇权的边界？“神化皇帝”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政治效忠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院研究员，胡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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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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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视角落在了罗马帝国的早期，也就是罗马黄金时代的皇帝们身上。这些大权在握的皇帝们性格迥异，政治追求以及生活爱好各不相同，他们的“成神”之路也大相径庭。不过正是由于这些或感人、或可笑、或荒诞、或可敬的奥古斯都，才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罗马帝国，铸造了两百年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些皇帝将如何左右帝国的未来？他们在皇权扩张的路上又能走多远？在他们“神人之间”的摇摆中，能窥见罗马由“黄金”转向“铁锈”的蛛丝马迹吗？本书将带领大家走近奥古斯都们的“成神之路”，重新审视和评估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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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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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珲，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硕士，现于耶鲁大学攻读古典历史博士。其研究方向为罗马共和国晚期至罗马帝国时期的行省制度与地方货币政策。曽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栏撰文，著有《人情社会与庇护制度：罗马的立国根基》《庇护制度：罗马共和国中前期的“防御性”扩张》《银币登场：第二次布匿战争与罗马经济体制的转型》《古罗马钱币：信用货币在西方世界的诞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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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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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分崩离析的罗马共和国
第二章 屋大维：第一位奥古斯都
第三章 提比略：皇权如枷锁
第四章 盖乌斯“卡利古拉”：喋血街头的荒诞暴君
第五章 克劳狄乌斯：残疾人的封神之路
第六章 尼禄：艺术家皇帝
第七章 加尔巴：昏着频频的老贵族
第八章 维特里乌斯：贪吃无罪，怀璧其罪
第九章 韦帕芗：祖传税务员变祖传皇帝
第十章 提图斯：昙花一现的明君
第十一章 图密善：皇权即神权
第十二章 涅尔瓦：温文尔雅的年迈弱主
第十三章 图拉真：戎马一生的“最佳元首”
第十四章 哈德良：云游四方的守业皇帝
第十五章 安敦尼·庇护：不识甲兵的贤君
第十六章 马可·奥勒留：哲学家皇帝
第十七章 康茂德：放权又自大的角斗士皇帝
第十八章 黄金时代的罗马皇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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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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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还在成长中的西方古典历史学子，我一直对当今人们看待罗马帝国的视角与观点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因为在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有着繁荣昌盛的汉帝国，难免让人想要将两者拎出来对比。不过有时会有一些人太过执着于寻找罗马帝国与中国古王朝在制度、文化、军事、经济上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罗马文明本身的特色。当涉及“共和国”“帝国”“皇帝”“行省”等概念时，也难免代入我们自身的现代观念与我们自身对中国历史和皇帝的认识。这对于看待罗马帝制与皇帝而言，难免有失公允。于是我想尝试着从大家熟悉的一些概念出发，站在罗马人的立场和角度，来介绍他们眼中的罗马历史。
我想在读者正式走进这本书之前，先在前言里聊一聊我完稿之后对这本书的看法，我在写书时所考虑的立场和角度，以及这本书采用的叙事手法所固有的盲点与缺陷。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便是我希望能从罗马人的角度来叙事，讲述罗马人眼中的罗马皇帝，并对皇帝在帝制中的角色定位进行进一步探讨。
首先要澄清一下，这里所谓的罗马人，指的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拥有罗马或希腊家族姓氏，生活在帝国中前期并且把罗马城看作帝国中心的人。符合这三点的人，才是前文中所称呼的“罗马人”。之所以在这本书的格局内强调“罗马人”身份的原因主要来自材料的局限性。本书中所引用的大部分历史材料都来自罗马史学家和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史学家。这也就导致他们所提供的观点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当时罗马人与希腊人对罗马皇帝的看法。那么此书自然也难免与材料一样有着相似的局限性。
在此书中，我采用的叙事手法更倾向于为读者呈现一手史料内的皇帝。我倾向从文献史料出发，还原当时人们眼中的罗马皇帝，而非一味地追求还原一个更客观真实的罗马皇帝。这并不代表这一手法彻底放弃了论证，只是在二者之间，我会有选择地展示当代人们眼中的皇帝。举个例子，当我引用苏埃托尼乌斯、塔西佗、维克多等史学家时，我并不会每次都从语言学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去分析他们记载的真实性，而是会把他们原文的内容呈现给读者。这样既能减少我主观上对材料筛选的程度，又可以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史料内的皇帝。
这一叙事手法的优点在于，读者可以把这些一手史料看作了解罗马皇帝的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光景将在一定程度上与两千年前罗马人眼中的光景重合。不过缺点也是明显的，毕竟直接呈现出的一手史料内容与经过学者反复推敲考究过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出入。不过为了更好地表达皇帝的个性，也为了能更直观地表达罗马人的价值观，我认为这种叙事手法是值得的。
这本书采用的叙事手法也有一些固有的盲点与缺陷。首先便是本书中的大部分材料都是源于文本，但是文本只是古典历史研究中的一部分。一手史料固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基于非文本材料，如古钱币、纸莎草、碑文、建筑遗址等。我个人作为一个古典经济史学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倾注于把古钱币、碑文与文本研究相结合上。物质遗产与文献所带来的信息与讲述的故事自然天差地别。因本书基于一手文献，便忽略了其他材料所带来的信息。不过考虑到本书的初衷，即讲述罗马人眼中的皇帝，以文本为基础更容易构建叙事的框架。
这个叙事手法所带来的另一个盲点便是省略了行省人民眼中的罗马皇帝。如同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说，每个皇帝在不同的行省人民的眼中都不太一样，这也就导致了如果我从行省人民的角度出发，那么叙事的结构将不停地在各个行省之间来回切换，这样并不有利于本书线性的叙事结构。不过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会考虑从各个行省人民的立场出发，来讲述他们眼中的罗马皇帝。
本书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想单纯地向大家呈现罗马人眼中的世界与皇权，同时也是对罗马帝制以及皇权本身的探讨。“罗马皇帝”这一称呼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开始便一直很难落实到一个单一的头衔，有的人会认为“胜利的将军”（Imperator）代表“皇帝”（Emperor），但是“胜利的将军”这一头衔在共和国时期便一直存在，并用于称呼那些为共和国击败外敌的执政官们。
亦有人会认为“奥古斯都”（Augustus）代表皇帝，因为自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这一头衔之后，历任罗马皇帝都会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这一头衔。也有人认为“恺撒”（Caesar）这一头衔代表皇帝，因为自屋大维改名为“恺撒”之后，历任皇帝都以“恺撒”自居。还有人认为皇帝头衔中那些象征着实权与荣誉的头衔才代表皇帝，如“保民官之权”（Tribunicia Potestas），“行省行政权”（Proconsul），“元老院元首”（Princeps），“共和国之父”（PaterPatriae）与“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等。
但事实上，无论是从对皇权的认识角度出发，还是从皇帝本身的角色出发，这些所有的头衔都可以被看作是皇帝，但是单独拎出来，却也都不是皇帝。“皇帝”作为一个专属名词在拉丁语中并不存在，类似的头衔只有：“王”（Rex）、“暴君”（Tyrannus），和拉丁语化的希腊词汇“国王”（Basileus）。而这些词汇对于经历过王治的罗马人来说，都是残暴与压迫的象征。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元老院的议员们在推翻最后一任国王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时，曾立下誓言“罗马将永远没有国王。”1这一誓言在屋大维建立帝国之初依然存留在罗马人的自我认识中，所以罗马的皇帝，注定无法拥有一个与“国王”同义的称呼。
这些头衔对于了解罗马皇权而言，绝不是咬文嚼字的形式主义。罗马帝国在元首制期间，皇权的边界与定义一直都十分模糊，甚至都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帝国官僚团体直接隶属于皇帝。帝国的运转在围绕皇帝的同时，也围绕着元老院。在元首制时期，对于罗马人来说，共和国的体制与制度，客观上依然存在，这也就导致这一时期所谓的“罗马帝国”其实一直存在于“共和国”的表象之下。元老院依然掌握着大量的政治资源与财富，依然具备与皇权制衡的资本。这也是为什么从屋大维开始直至戴克里先之前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元首制”，顾名思义，即“元老院之首制度”，皇帝也依然被认作是“元老院之首”。
最初的罗马帝制就是这样在许多独特的罗马文化下形成，进而导致了每一位罗马皇帝都在试探皇帝一“职”的各种边界。有皇帝挑战权力的边界，欲大权独揽，与元老院势不两立；有皇帝挑战人与神的边界，欲自封为神，享受万世供奉；亦有皇帝挑战社会的边界，为了追逐个人喜好，不惜沦为世人眼中的小丑。而这些对边界的试探无一不在共和国与帝制的双重框架之下。对于罗马人来说，元首制时期的皇帝是元老院的议员，亦是超乎议员的存在。也正是在皇帝与元首这两种身份的融合与分裂之间，一代又一代的皇帝寻求着权力、理想与责任的平衡。而这本书的初衷，便是为了与读者朋友们分享与探讨这些有趣的皇帝，以及属于他们的时代。
恺撒·神之子
屋大维一生都在努力向罗马人展示出一个热爱传统的形象。屋大维在十六岁时开始参与政治，而其所担任的第一个官职，便是祭祀官职体系中的占兆官（Augur）。占兆官一职往往由尊重传统的罗马人担任。就任这一职位的人必须对罗马的宗教及传统文化了如指掌，并且在任何公共场合都必须注意自己所代表的传统形象。占兆官主要负责占卜共和国的运势，以及政策决策是否符合天意。主要的占卜方式便是通过分析飞鸟及鸟群。在罗马传统的宗教认知中，这是神带给人的“征兆”。在当时的共和国，凡大事，无论公私，都需要经过占兆官占卜后才能行动，是罗马不折不扣的“神旨翻译人”。屋大维在这一职位上博取了许多罗马人的认可，并在公元前47年于维纳斯神殿（Temple of Venus Genetrix）组织了运动会。
屋大维平时衣着简朴，不苟言笑，沉默寡言，恪守着罗马传统的价值观，如“纪律”（Disciplina）、“节欲”（Temperantia）、“严肃”（Gravitas）、“责任心”（Pietas）、“信用”（Fides）等。然而这样的屋大维，却在许多事情上做出了很多违背他自身价值观的行为。首先便是摒弃了自己原本的名字—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
屋大维作为一个“外姓”继承人，即非尤利亚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其身份在当时饱受罗马人和军队的争议。故此，为了加强人们心中自己与恺撒之间的联系，也同时为了稳定军心，屋大维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同年，摒弃自己原来的族姓，将自己的名字从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改名为盖乌
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而这正是恺撒的本名，屋大维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所有罗马人宣言，他便是恺撒之子，恺撒合理合法的继承人。
从这时开始，“屋大维”这一称呼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尤利乌斯·恺撒。所有罗马的史学家以及当时的罗马人、军队、元老院，都以尤利乌斯·恺撒来称呼屋大维。而屋大维改名的这一行为，也成功地让他成了尤利亚王朝的男性成员之一。这种变更家族的行为在共和国晚期并不少见，但像屋大维这般彻底放弃前名的则极为少见，更不用提屋大维更改的名字与死去的恺撒一模一样。这无疑对当时的屋大维来说，是一件极其出格的事情，也十分不符合传统，但若非如此，屋大维无法在贵族面前站稳脚跟。改名这一行为，代表着屋大维放弃屋大维亚家族的身份，加入属于舅爷恺撒的尤利亚家族。而此时的尤里亚家族之中，几乎没有值得史学家记载的男性成员，也就意味着屋大维继承的尤利亚家族，是一个空壳。而身为恺撒“养子”身份的屋大维，改名这一行为等同于昭告所有人，他尤利亚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屋大维以恺撒继承人的身份于公元前44年中旬抵达罗马城。然而他却发现，此时的罗马已经被执政官安东尼所牢牢掌控，而本应由屋大维继承的恺撒遗产，也落在安东尼手上。此时的屋大维，空有继承人的头衔，却没有任何实际财产，甚至自身的安危都难以保障，时时刻刻都提防安东尼。为此，屋大维做出了第二个违背自身价值观与传统的决定，他提议让元老院将他的“养父”恺撒投票成神。
凡人被公开投票成神这一行为在罗马从未发生过，尽管恺撒生前便常常以女神维纳斯后裔自居。然而屋大维这一提议也绝非异想天开，恺撒生前便十分得罗马人民的喜爱。而此时的元老院也不乏恺撒的支持者，其余议员则是惧怕安东尼权势的墙头草。真正敢于与安东尼作对的布鲁图以及卡西乌斯等共和派议员早已逃离罗马。支持恺撒的议员们立刻响应了屋大维的提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安东尼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但这也正是屋大维宁可牺牲自身的声誉，承担打破传统的骂名也要达到的效果。
其实安东尼的反对不难理解。一方面，如果恺撒封神，那么他将无法对屋大维暗下杀手。只要恺撒仍是恺撒，仍是凡人，那么安东尼大可仰仗自己在军中的威信，将屋大维除掉，并随后成为第二个独裁官。可一旦恺撒封神，安东尼再对屋大维下手，便是弑神之子，这必然会招来支持恺撒的平民、贵族，以及军队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则是安东尼将无法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成恺撒的继承人。安东尼看似是恺撒麾下一位强大的将军，但安东尼的身份不仅仅如此。在安东尼为恺撒立下许多战功之后，他在军中的地位也渐渐与恺撒越来越近。恺撒更是将安东尼提携成一个珍贵的政治盟友，曾推荐其为罗马城的保民官。安东尼也正是凭借着与恺撒的亲密及盟友的身份，获取了大量恺撒老兵的支持，甚至于在恺撒死后，有齐平于恺撒的趋势。若恺撒封神，安东尼的身份将永远无法与恺撒齐平，更无法与屋大维“神之子”的身份竞争。
就结果而言，安东尼反对恺撒封神的这一行为导致其在元老院及人民中的支持率大大降低。同时惧怕安东尼权势的议员们也转为支持屋大维。其代表人物便是罗马共和国晚期最著名的前执政官——西塞罗。屋大维尊贵的身份，年轻的年纪，文人的气质，以及其往年对传统的尊重，无一不博得这些议员们对屋大维的好感。屋大维站出来挑战安东尼，他们便把支持投向了屋大维。最终恺撒被投票封神，罗马人称其为Divi Caesar，即神明恺撒。而屋大维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神之子·恺撒。
屋大维将传统与声誉作为筹码，保住自身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神之子·恺撒”（Divus Filius Caesar）这一头衔，日后也将成为屋大维建立皇权与家族崇拜的基础。
皇权如奴隶
公元14年，55岁的提比略继承皇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的性格缺陷在当皇帝之后也很快进入了公众视野。当了皇帝之后，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战功赫赫的将军，现在的他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的奥古斯都。提比略的任性在当皇帝之初便体现得淋漓尽致。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当屋大维的遗愿在元老院宣读完毕之后，提比略立刻当即拒绝继承奥古斯都，并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继承皇位。尽管在这之前提比略已经答应了屋大维会继承皇位，可一旦屋大维离世，提比略内心里对皇权的拒绝还是让他在元老院面前肆意任性。
提比略的继位在元老院争论了很久。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很长提比略的继位在元老院争论了很久。时间后的某一天，终于有一名议员失去了耐心，他哭喊道：“要么就让他拿走（皇位），要么咱们就不要皇帝了！”这一提议很明显不切实际，但是却真实地表达了不少议员对提比略任性的无奈。在这件事之后，元老院对提比略继位的压力也日渐加大。终于，忍受不了元老院压力的提比略终于下定决心遵守对父亲的承诺，继承了皇位。在答应继承皇位之后，提比略公开在元老院内把皇帝一职形容为一种累赘，一种枷锁，他曾对元老院说：“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良心发现，放过我这个老人。”
虽然提比略万般不情愿地接受了皇位，但这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成为一个好皇帝的努力。或许是不想让父亲屋大维蒙羞，或许是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接受了皇位，那就不如做出一番事业，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提比略在他的早期统治时期都尝试着去成为一个称职与负责的皇帝。这样的出发点对于罗马来说是件幸事，然而他并不像父亲屋大维一样精明谨慎，谨言慎行，纵横捭阖间游刃有余。提比略的性格缺陷导致他注定无法复刻他父亲的成功，甚至于很多时候适得其反，这可在他的行政风格与为人处世中一览无余。
在提比略统治的初期，他尝试着像屋大维一样，成为罗马的公仆，并尽力表现得尽职尽责。然而提比略的性格导致他无法和元老院保持良好的关系。提比略不善言语与社交，这也导致他每次都不能妥善地将自己的想法表达给元老院。在推行政策时，他又十分任性，导致议员们认为提比略刚愎自用、不听劝阻。提比略的出发点也许都是好的，然而无论结果如何，他与元老院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提比略的不善言语与任性得罪了许多议员。
意识到这一点的提比略开始渐渐排斥元老院，他开始渐渐相信元老院不需要自己也可以正常运作。而提比略可能自己也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像父亲屋大维一样成功的政客。在屋大维掌控下的元老院一切井井有条，罗马的政务也一切以屋大维为中心和谐地运转着。然而提比略却没有屋大维那般平衡议员关系的能力，于是在提比略执政期间，议员们开始拉帮结派，并且诽谤中伤，而提比略本人则夹在中间。如果他发表意见，那么便会被视为暴君，如果他不发表意见，又会被看作无能。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提比略来说，都太过复杂与疲惫。作为一个过惯了简单军旅生活的将军和一个贪图享乐的贵族，提比略渐渐放弃了管理政治事务。
塔西佗记载过这时期的元老院，许多前执政官与败类议员勾结，并开始相互恶意竞争，提出各种各样不知羞耻，甚至于极为荒唐的提案。一次元老院议事结束之后，提比略在离开前或感叹，或嘲讽地说道：“O Homines ad servitutem paratos!”直译成汉语便是：“啊，这些人（议员们）真是太适合当奴隶了！”
这种对元老院的鄙夷让提比略越来越不屑参与政事。提比略执政后不久，他便开始渐渐远离政治，让元老院自行运转，不再参与议事。不过提比略并没有完全放心地把帝国交给元老院，于是他开始不断怂恿各种人揭发元老院内的议员，并在查实过后，严惩那些计划对提比略不利的议员，重赏告密人。这一行径亦逐渐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不成文”的制度，或可将其称为“告密人制度”。日后许多与元老院不和的皇帝，都将重用、重赏、提拔告密人，借此来打压元老院内的政敌。
公元22年，提比略在位第八年，年迈心疲的提比略选择将自己保民官的权力分享给他的儿子德鲁苏，并开始频繁地外出度假。他离开罗马城的频率越来越高，时间亦越来越长。
公元23年，德鲁苏突然病死，提比略悲痛万分下更是心灰意冷，不再问政事。许多史学家猜测是提比略的禁卫军头领赛扬努斯为了独揽大权，毒死了实际掌权的德鲁苏，不过这归根结底也只是推测。不论德鲁苏的死因为何，提比略无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本来不理政事的他开始变本加厉，对政治的一切不闻不问，也没有寻找皇储来替代死去的德鲁苏。
公元26年，德鲁苏死后的第三年，提比略宣布正式退位。六十八岁的老皇帝在政坛里苦撑十余年之后，还是选择了隐退。他将隐退地点选在了意大利西南部的卡普里岛。这座小岛长久以来一直是罗马贵族们的度假胜地。提比略亦继承了屋大维生前在此岛上拥有的一座豪华庄园。老皇帝的态度很明确，对政治和军事感到厌倦的他想要在这豪宅里享乐余生。
少年与军队
尼禄继位时便在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大方又平易近人，十分受士兵阶级的喜爱。公元52年，十五岁的尼禄第一次与军队接触。克劳狄乌斯为了给尼禄未来的政治生涯做铺垫，给他准备了一场与军队的会面。1会面那天，当尼禄被克劳狄乌斯带入广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金赏赐了在场的平民与士兵。这一次重赏的金额巨大，堪比克劳狄乌斯上台时给士兵颁发的赏金。无论故意还是无心，尼禄巧妙地利用了成人礼与军队接触的机会，将典礼的性质悄然转换成了像新皇帝犒赏军队那般。这一举动无疑是向军队抛出了明示的拉拢，毕竟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重金劳军。士兵们自然不会和钱过不去，欢喜地收下了尼禄的“贿赂”。
尼禄在赏赐完军队后，又和禁军士兵们打成一片。他参与组织了禁军阅兵游行，并身着军装，手持短剑与盾牌走在军队的最前列，带头游行。这一行为也许是阿格里皮娜指使，但结合尼禄对演戏的热爱与追求，很有可能是尼禄为了体验当兵的感觉，在刻意“扮演”士兵这一角色。但无论初衷如何，尼禄身着盔甲带队阅兵的形象博得了禁军士兵们的好感。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尼禄代表个人以及军队向克劳狄乌斯表达感谢。
尼禄的赏赐与游行无一不让军队对这个年幼的皇储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公元54年，十七岁的尼禄继位。这消息一经传出，军队便第一时间向新皇帝宣誓效忠。继位当天早上，军队便整装待发地在皇宫前等待尼禄前来接受宣誓。当尼禄走到皇宫的大门前时，一排排的士兵统一敬礼，向新皇帝宣誓效忠。而后将他高高抬起，浩浩荡荡地穿过罗马城，一路游行到军营。这是帝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军队对新皇帝如此热烈。
尼禄继位后也回应了军队的支持与期望。尼禄继位同年，罗马的被庇护国亚美尼亚王国发生政变，新上位的国王是帕提亚帝国王族，这明显是对罗马帝国的挑衅。在外交与战争之间，尼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争。他立刻派遣了一位在军中拥有极高声望的将军科布洛（Gnaeus Domitius Corbulo）前去与亚美尼亚王国和帕提亚联军作战。帕提亚帝国的军队与科布洛战得难分胜负，且各自损失惨重，最终在协议下各自退兵，并签订和平协议。虽然这场战役并未明分胜负，但同年，尼禄在罗马城公开庆祝胜利，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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