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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作者深谙国际政治格局及日本政治沿革，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剖析安倍经济学及其国家安全政策的实施细节、致命缺陷及其严重后果，厘清了安倍晋三是如何从日本国民的“危机的救世主”沦为“衰落的制造者”的，2022年安倍遇刺之谜很可能就隐藏在这里。
2.对日本在集体老龄少子化、教育制度改革、中小城市发展、新能源、企业创新、职场文化、金融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得与失，本书提供了全面的事实、数据、分析、思考以及对策，对于存在同样问题的中国，极具参考价值。
3.本书作者作为德国《明镜》周刊驻日记者，在日本生活工作20余年，又熟悉亚洲的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见证了日本的急速跌落与中印两国的高速发展，从而保证本书资料一手真实，故事细节真实，立场客观公正，分析一针见血。
4.德文直译，译文既保持德文的严谨简练，又加入了接地气的中式表达。内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经济数据、专用名词等，译者在进行了严密的推敲与论证后，均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以保证读者身临其境于日本社会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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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老无所养，三十不立，核灾难，安倍经济学…从如日中天到体面衰落，安倍遇刺之谜或许就藏在这里。
二战后曾经称霸世界经济舞台的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开始，随着社会严重老龄少子化、福岛核灾难等一系列打击，整个国家陷入持续、全面的衰落：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了生存困境——老年人退而无休，年轻人或加班到死或啃老躺平，孩子们厌学霸凌，日本经济更是四面楚歌——人口减少导致消费市场萎缩，小城市持续衰败，福岛核污染后的能源危机，错失数字化、人工智能风口沦为打工仔的日本电子工业巨头，致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却只能制造经济复苏幻觉的“安倍经济学”。再加上一系列把国家及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国家安全政策……
作为一个深谙日本历史文化，从事数十年深度报道的记者，威兰德利用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视角，从个人、企业、国家三个层面，忠实记录了当今日本社会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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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威兰德·瓦格纳，1959年生于德国，曾在弗莱堡、伦敦和东京学习历史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90—1993年，他以联合经济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工作。1995—2004年，他作为德国《明镜》周刊的亚洲站记者常驻东京，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随后10年，他先后去了上海、北京和新德里，但在2014年又回到了东京。威兰德·瓦格纳研究日本多年，且熟悉亚洲的国际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当他同时见证了日本的急速跌落与中印两国的高速发展，并在第二次常驻日本时发现日本社会惊人的变化后着手创作了此书。
译者简介
何俊，博士、副教授，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项、出版德文专著一部、译著三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史》《性格》），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四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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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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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种归家之感I
第一章?没有“希望”的国度1
正在缩减的国家3
未来：压缩的城市14
日常的护理紧急状况24
拼命工作直到昏厥倒地36
了无希望的年轻一代49
第二章?福岛：错失的机遇67
2011年3月11日的创伤69
核能的重启92
日本与核能爱恨交织111
被拖延的能源转向120
为福岛服务的垃圾场125
第三章?回溯：国富兵强131
追赶者的思想意识133
亚洲第一148
“失去的几十年”170
第四章?索尼公司：讣告189
“阿童木”的梦想191
从发明者到供应商210
加拉帕戈斯现象219
半导体工厂里的生菜229
第五章?招贤纳士：生存策略247
赌场资本主义249
新经济奇迹的幻觉261
岸信介的遗嘱268
永动机286
在特区中300
终章?最后的改革家307
致?谢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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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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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种归家之感
“啊，欢迎归来！”
2014年5月底，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入境检查处，移民局官员用这样温馨的话语欢迎我。我乘夜间航班从上一个工作地点新德里飞来。在印度，我的身份是德国《明镜》周刊驻外记者。事实上，我看起来确实像个归来的游子。入境检查处官员在我这个外国人的护照上盖了居留许可的印戳，此时我松了一口气：在阔别十年之后（六年在上海，两年在北京，后面又有将近两年在新德里），我现在又将在日本工作和生活了。
从机场回东京市区的路上，我一路品咂、怀想日本的种种妙处：国民彬彬有礼、火车准时准点、环境干净整洁。这个国度里的日常生活如此安逸舒适而又有条不紊，在亚洲国家里算是优秀的。就连这里的空气质量也让我觉得胜过亚洲其他地区：城市没有被雾霾笼上一层面纱，能见度很高。※还有日本餐食！到达市中心后，我走进了一家只能站着用餐的小食店，对于日本的餐饮环境来说，它显得有点简陋。不过这家小店里的面汤深得我心，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面汤了。
起初，一切都显得那么似曾相识。但我在东京城里穿行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这个昔日的第二故乡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一开始我也不能确定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变化，但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那种相对而言的安静，还有日常生活运行中一丝不苟的秩序，它们起先让我觉得无比舒适，现在却让我越发感觉冰冷。当我看到一张张日本人的面孔——在大街上、火车和地铁列车里、商店和酒馆里——都会突然觉得这个国度暮气沉沉、疲惫不堪。
当然，对此我已有心理准备，知道日本不再是十年前我离开时的那番模样。这个国家经历了一场集体的创伤，而且延续至今：三年前，即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海域遭到一场毁灭性地震的严重破坏，随之而来的那场海啸更是让这个国家雪上加霜。在灾难中，约有两万人丧生。而地震和海啸又引发了福岛的核灾难，随之造成了大面积国土的核污染。在东京，从测量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放射性过强的情况时有发生。我迅速从当时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北京出发，飞抵日本，目的就是报道那场灾难及其后果。
我知道，这个给我“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之感的日本，还得跟另外一场挑战抗争：该国的老龄化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先的工业国家。也正是想要了解日本社会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及其所致结果，我现在以记者身份再次回到了东京。
在我内心深处，感觉到日本在多个方面都已经垂垂老矣。但这次回来之后感受到的老龄化规模如此之大，却令我始料不及，其不堪负荷的程度让我感到震惊。到处都可以见到仍在劳作的高龄人口，而且经常是在夜间：有酒店前台接待员，有出租车司机，还有超市营业员。然而让我感触更深的是，就连很多年轻人也看上去老气横秋、精神倦怠。他们显然生活优渥，但缺少我在中国和印度所见的精气神儿——在那两个国家，即便是在最贫困的人群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生活的乐趣和蓬勃的希望。
之前，我自以为我纯熟地掌握了日本的语言就比较了解日本了，但现在我意识到，我又不得不从头开始去认识这个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
跟从前一样，日本仍然是个经济巨头。但若是用历史成就来衡量，就会发现这个拥有1.27亿人口的国度正在退步到一个四平八稳的水准，在很多领域甚至靠吃老本维持。20世纪90年代，该国对全球经济产值的贡献率足足占16%，差不多跟今日的中国持平。但是这几年来，日本所占的经济份额已经跌落到了6%以下，成为美国经济学家、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所断言的“世俗萧条”经济体的代表。世俗萧条指的是一种长期不景气的状况，经济几乎毫无增长，即便有所起色，也只是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迟缓前行。
在类似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的无限增长走向终结，这自然令人惋惜，但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机遇，借此掀起一场早该进行的思想变革，让日本社会学习如何采用更为节约和可持续化的方式来利用国家资源。日本可能成为领头的老龄化工业国家，告别西方国家并不陌生的战后资本主义，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让道。但这一模式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
为所谓后工业时代展现自己的全新宏图，日本距离这一目标路途尚迢遥。而要跟沿袭已久的传统成功模式分道扬镳，改天换地般地重新规划经济蓝图，这对该国而言尤为困难。但是，日本面临多重挑战而并未分崩离析，应归功于该国的文化根源：日本人一向注重礼貌，与欧洲或美国不同的是，在日本很少会发生争吵，国民都会屈从自己的命运，他们很少指望能从国家那里获得什么，大多数人都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安静而又隐忍。
这是日本的优势，但也是其劣势所在。
探讨这一全然抵牾的心理状态，正是本书的主旨。本书建立在我个人多年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之上，同时也来源于为《明镜》周刊所撰写的最新报道，目的在于盘点日本面临的种种挑战。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盘点带有主观色彩，同时又有着不可避免的选择性。我撰写本书，是想要回答以下问题：曾经作为亚洲经济领头羊的日本，怎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光环幻灭、黯然失色的？而日本人又是如何对待国力衰退这一现象的？
我回到日本时就意识到，一个国家给人的感知具有这么强的相对性，那么它受到每个观察者相关体验和期望的影响又有多么大？我一再冒出一个念头，把我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客居国同亚洲的新兴世界强国中国进行对比，正是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此外，我也经常把日本同另外一个冉冉上升的大国印度进行比较，后者尽管在科技上还被日本遥遥领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让它在面对未来时笑看风云：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日本。
反之，日本则给我一种惴惴不安，并且越来越神经质的感觉，尽管该国坐拥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优势：精巧考究的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稳定太平的社会局势。它还拥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国家体系，尽管还不能跟西欧的相关理念相提并论，但跟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已经算是成就满满。然而日本越来越给我一种人老珠黄的过气之感，让我觉得这个国家最辉煌的时期已成为过去。
三十年以前，我第一次来日本生活，那时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是全然不同的。那是1985年秋，我从德国直抵日本，当时的身份是历史学博士生。那时候，日本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备受世界瞩目。我一大早抵达东京，在完全找不着北的情况下独自寻租，周围人群的风风火火就让我感到吃惊。那时的日本，就好比是唯一一家爆单的大型公司。在大街上和火车站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稍作休息的地方，德国步行街区里常见的长椅，在这里几乎不见踪影。比之当时的日本，同一时期的欧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一样。
那时，所谓的“日本膨胀”已经开始。只不过几乎没人这么说，也几乎无人怀疑这个国家会永远上升式发展的趋势。日本这个出口巨头打出了很多产品，在很多领域跟欧洲和美国叫板：从微芯片到录像机，还有汽车。看起来日本是战无不胜的。在东京股票交易所，股价节节攀升。在我注册学习的大学，日本同学都在交流投资攻略，一个日本朋友建议，一定得买已经私有化的电信公司巨头——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当时它的价格正如日中天。那会儿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股票的市值令人咂舌，有时候甚至超过戴姆勒、西门子、安联、德意志银行、克虏伯、蒂森、宝马、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的股票市值加起来的总和。
炒股投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每月提供的奖学金是不够的，就连房租我都已经快无力承受了，因为日元对德国马克的高额汇率，房租也飙升了。我住在一间糊着纸张的木质小房子里，上面盖着波纹白铁皮制成的顶棚，单薄的窗户安的是不透明的磨砂玻璃。在日本，这样的住宅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很普遍，直到今日依然存在。我的床就是六层的草席，即“榻榻米”。夏天小屋里闷热难耐，冬天则冷如冰窖：每当我一早从草席上醒来的时候，都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气体，房间的四壁就是这么薄。
与德国相比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居住条件可以说是寒酸的。当我看见邻居在早晨西装革履地从这样的木屋里出门上班，要到傍晚时才能回到住所时，一种切切实实的尊敬感便油然而生，几乎觉得自己在文化上矮了半截儿：对我所成长的那种舒适环境，日本人仿佛并不追求。这使我认识到，他们的简单素朴和安贫乐道，正是这个国家取得令世界瞩目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当时到日本的目的是夯实日语知识，并为博士论文收集材料。论文的主题是“日本早期的外交政策”，即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以后，日本是如何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扩张的。我计划探究的是，在日本统领东亚这一目标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和思想意识形态根基。我想了解，是什么促使日本在1941年对夏威夷群岛上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起突袭行动，借此向美国发起挑战；在这之后，又是什么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的日本注入了动力，促使它在没有炮火硝烟的经济之战中继续发动攻势。
我的论文主题符合西方对20世纪80年代地缘政治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当时日本在欧洲和美国都被视为威胁。那时候，日本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超级大国，就像今日的中国一样。尽管1978年中国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已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那时尚未扮演经济强国的角色。当时提及亚洲的话，言必称日本。此后一直如此，直到日本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完全崩盘、灰飞烟灭。
从1990年起，作为新闻记者的我，在东京亲身经历了这一经济衰退的肇始。日本又一次令世界震惊，但这一次是因为该国不可思议的衰落。日本同时要与三大挑战抗争：一是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二是完全出乎日本政客意料之外的冷战结束，三是日渐抬头的全球化效应。这个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对此世人称之为“错失的十年”。其实，至少此后的第二个十年也是如此。因为被拖欠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日本的银行有如老牛拉破车一样不堪重负。甚至有时候，因为以东京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整个世界都会发生震荡。
到了2004年初夏，很多人已经将日本遗忘，世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新贵”。我转而为《明镜》周刊效力，举家（我的太太是日本人，孩子们都在东京出生、上学）搬迁到了上海那座摩天大楼林立的国际大都市；这座城市发展飞速，现在是一个全新亚洲的代表。从上海的视角来看，日本仿佛一再退居全球化进程的边缘。中国这座世界大工厂轰隆作响，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台巨大的吸尘器，同时也吞噬了日本工业生产的大片领域：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将制造电视机、电脑和手机的工厂搬迁到了中国。正在老龄化的日本充斥着衰退的迹象。这不光可以让我们得出中国或韩国这样的亚洲新兴国家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发展等类似的结论，而且，有时候，日本也给德国这样的成熟工业国家提供了经验教训。正因为日本毫无条件地追逐大跨步发展的理念，现在才会如此之早而又切实地遭到后工业时代负面发展症候的碾轧。而这些征兆在德国同样早已抬头，包括人口老龄化、农村人口流失、社会体系不堪重负等，只是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而已。
西方经济学家会警告说，自己所在国的国民经济走上了“日本化”的道路。之所以言称“日本化”，是因为这个国家近几十年以来的发展势头不佳，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甚至有时候也危及欧美。自从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在“错失的几十年”中一再陷入不温不火的通货紧缩。它指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引起企业利润和员工薪酬减少。正因如此，日本这个国家也一再被列为骇人听闻的经济发展案例。
长久以来，日本被人讥笑为模仿者。事实却是，传统的日本手工业者向来以模仿为傲，他们长时间地模仿成功的典范，直到企及甚至超越相应水平。但今天的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能模仿的榜样：该国曾对西方产品赞叹不已，并积极仿制，从根本上来说，它现今都已达到相应水平。日本现在必须自己迈出下一步，开启一个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纪元。这个国家可以向世界展示：尽管它所在的社会越来越“年迈不堪”，几乎无法向前发展，但也可以拥有一个充满富足与和平的未来。日本必须做出决定，确立自己将来要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
事实上，日本确实尝试过找出解决方案，这也是复兴该国的一剂万应灵药。该方案就是极端宽松的信贷政策：多年以来，位于东京的中央银行不断向疲软的经济循环注入贷款。借用这一方式，日本中央银行计划给政界和商界提供时间，让他们为将来做好必要的准备。该政策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安倍经济学”，得名于2012年年末上台的国家主义者——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他能执政多长时间这一问题在2018年夏还悬而未决，不过，他的解决方案可能还会长久地影响日本当局的计划理念。而有关他引发的新一轮经济泡沫，会在本书的第五章和最后一章详叙。从中可以窥见的是，印钞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唤起大家对被美化了的岁月的回想，但却没有为正在老去的工业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计划。
人为制造的经济繁荣主要在东京可以见到，在这一表象之下，涌现出日益尖锐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现象会在第一章中进行探讨，涉及以下问题：一个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国家，国民生活质量如何？年轻一代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自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它是令人沮丧的——一个加速老龄化的社会，几乎给不了年轻人希望。
迄今，日本都没有将勇气或者梦想凝聚起来，以便为创新人才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和愿景。该国是如何错失这一机会的，这一点会在第二章里举例说明。此处要讲到福岛核灾难带来的后果。长期以来，日本并没有好好抚平2011年3月那场核灾难带来的创伤，而只是一味地进行压制。在那场高危事故以后，日本当局拖拖拉拉地引入了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的能源转向政策，其中表现出来的固执己见，对于外国观察者来说经常是不可理喻的。从日本对核能的死守不放，可以了解为什么该国在其他领域同样极不情愿地告别传统经济模式。
但是，这种抗拒态度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因为另一方面，日本恰好是不假思索、近乎着魔般地引入新技术，迎头赶上新形势。比方说在酒店和养老院里使用机器人。还有建造磁悬浮铁路，计划到2045年连接东京和大阪：这一超高速列车据说每小时可以行驶500千米，与现有的新干线运行速度相比，提高近乎一倍。相比之下，德国的磁悬浮技术却因为民众执着的抗议而不得不叫停，最后转售给了上海。
如果要试着理解上述仍由文化因素决定的矛盾性，就不得不大致了解一下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个问题将在第三章讲到，而这一章将不可避免地脱离其他章节偏重叙述的框架，会回溯日本的历史，从19世纪中叶被西方打开国门以来的赶超开始，一直追溯到危机重重的当今。
尽管日本和德国之间存在令人惊奇的相似性，但德国人对日本历史所知一向相对较少。来自弗莱堡的历史学家博恩特·马丁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日本专家，他甚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灾难性的亲和力”——比之传统西方国家，两国都是迟到者，都是国家按照集权方式行动，自上而下地推动了经济和军事上的现代化。两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意大利结成了对抗英美民主派的侵略联盟，都在1945年一败涂地之后实现了举世皆惊的再度崛起——不过这一次凭借的是经济手段。
在第四章将会讨论如下话题：仅仅在几十年内，日本经济奇迹这一近乎圣化的品牌缘何急遽失去了光华？类似索尼、夏普和三洋这样的收音机、电视和电脑制造商，曾经给数代人的生活方式打上了烙印，一度涌入西方世界的千家万户，然而近年来，它们常被韩国或中国品牌取而代之，比如三星或华为。
曾几何时，成功品牌黯然失色、消失不见，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寄居在新公司的屋檐之下，这些都是常有之事，在德国也概莫能外。今天，有谁还会提起根德、乐满第和罗兰仕呢？但昔日令人生畏的日本电子工业式微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大跌眼镜。日本品牌的衰落，可以视为给德国发出的唤醒信号。众所周知的是，德国的汽车工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彻底重建，尤其是因为那场“柴油门”事件。就日本而言，电子产品制造商太久地坚守传统的批量生产，生产商对其等级制公司文化过于执拗，强调集体共识，而不是个人独创。
日本电子工业曾是本国战后经济，即所谓日本股份公司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在近些年，它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一行业也面临着需要从国家层面予以解决的挑战，可能也会给该国带来痛苦不堪的适应过程。最终，日本必须进行一番全新的自我建构。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无人可以预测，必须由日本人自行摸索。在此过程中，他们毕竟能够聊以慰藉：各大公司及其品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国之大者，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大国，不会轻易衰败。不管能否驾驭所面临的挑战，结果都是一样。
第一章
没有“希望”的国度
正在缩减的国家
每天早上快五点半的时候，游马就会被电视机唤醒。时间是设置好的，到时候就会自动开机。某个私立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早间节目叫作“朝日频道”，每天乐呵呵地跟很多日本观众打招呼，迎接他们进入新的一天。大多数时候，游马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起床，为出门上班收拾停当。内衣、长裤、衬衫、袜子，所有的衣物都触手可及。他的房间在父母的房子里的阁楼上面，房子在东京西边，房间比游马睡觉用的那个蒲团大不了多少。
游马35岁，打小就住在这个房间里，一台平板电视就占据了大半空间。在这个房间里，他几乎度过了所有的学生时代。他一直住在这里，即便是上完高中，开始在一家连锁超市当售货员之后。就像看上去的那样，等他以后老到不能再工作的时候，他还会在这个房间里醒来，一直保持单身状态，也不会组建家庭。
游马跟父亲住一起，父亲是一名市政公务员。游马的弟弟也住在这里，房间紧挨着游马的。他弟弟在一家房管处上班，也是单身。母亲在多年前搬出，自那以后三个男人就“各自为政”，各人顾各人。他们顶多在去浴室的路上相遇，否则很少打照面。
游马从没谈过恋爱。搬出去跟个女人同居的模糊愿望，他还没有完全放弃，但要说去实现这个愿望，他也毫无作为。在十多年前，那会儿日本还像一个大家族那样运转，可能有上司或者年长的女邻居给游马介绍过结婚对象。那时候日本的人口数量还很大，年过而立之年还单身一人的男性，是会遭人耻笑的。时至今日，标准已经有所不同：游马挣钱太少，无法建立家庭、抚养孩子。日本女性偏好选择在大公司工作的男性，或者是公务员，像游马这样的男人她们不想嫁。他身强体壮，注重仪表，有望某一天升迁为超市分店店长，但即便如此，他的收入也不会增加太多。
自打游马两岁那年起，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日本太太的亲戚。我见证了他的成长，那再平凡不过，就像他的数百万同龄人一样。我还曾经跟他一起看动画片、打棒球，有时候在游戏机上赌一把。他是个脾气随和的男孩，总有好心情。如果我想了解日本年青一代的兴趣所在，只需问问游马即可。
时至今日，如果我要跟游马约个时间的话，他经常都要很久才能找到一天空档期。他必须从早工作到晚，周末也经常如此。我们碰面的时候，我常对他的外表感到吃惊。尽管出于天性，他会开心地跟我打招呼，但他看上去精疲力竭、憔悴不堪。他的眼睛下面挂着深深的黑眼圈，似乎诉说着这个国家里疲惫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国度，发生着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没有的飞速老龄化；在这个国度，就连年轻人的工作时长也在不断增加。
过去的每一年，日本政府都会公布最新的人口统计数字，2018年夏天也是如此。这是乏味的例行公事，但这些数字后面隐藏的发展变化，却是戏剧性的。数据必定会给整个国家发出警报：九年以来，日本人口数量接连下降。截至2018年1月1日，该国有1.252亿人口，比上一年少了374055人。过去一年里的人口锐减如此严重，日本仅仅在12个月内就好像失去了如同德国波鸿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市。远超1/4的人口（准确来说占比为27.66%）年龄在65岁及以上，出现这么多的老龄人口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一来，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是15周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的两倍多。
相应的，未来也显得黯淡无光。据估计，到2060年，日本人口可能缩减1/3。只能猜测这一现象引发的消极经济后果：到2065年，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数量可能会降至不到4000万人，跟2016年相比，将降低40%。可以接替上来的年轻人实在太少。新生儿数量太低，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2017年，新生儿的出生率仅为1.43‰。该数据是指一个育龄妇女在其可生育的年龄——15~49岁——所生子女数量的平均数。对于德国女性而言，2016年的同比数据为1.46‰，只比日本的略高一点。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多年以来他们对此颇感自豪：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在官方规定为节日的敬老节上，超过百岁的老人都会获得以首相之名敬献的银杯。但是，对于国家而言，近年来这一敬重之举成本太高。2016年，日本超过百岁的老人数目就已经达到65692人，几乎跟一个德国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当。在这些高寿老人中，87.5%是女性。相比之下，在1963年进行的首次官方人口普查中，日本只有153位百岁老人。近年来，随着被庆贺者的人数节节攀升，送给长者的杯子就只是镀银的了。
“在我们超市里，一起工作的同事越来越少，”游马说道，“同时我们的顾客也越来越少，而且日渐衰老。”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日本正在逐渐消亡，招收员工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超市里工作的大多数是兼职工，很多都是家庭主妇或者留学生。游马常被召至东京的其他门店工作，为突然生病或者完全停工的同事顶班。想去度假？门儿都没有。他说：“如果我每年休假超过六天的话，同事们就会陷入麻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得为我顶班。”
游马从来没想过抱怨，他从小就学会了顺应这个以和为贵的社会。起床收拾之后，他就立刻出门。他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买早饭，这样的商店在每个街角都有，日本人不光在里面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汇款、付账单或者购买音乐会门票。每天早上，游马大多数都会在同一家店里买两个饭团加一瓶绿茶，小店也正好位于火车站里面。他从火车站出发，坐近一小时的通勤火车。
会有新的乘客不断地挤入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没有人抱怨，大家都恪守着“沉默是金”的礼节。大多数乘客都专注于自己的智能手机，游马也一样。用手机差不多可以做任何事：打游戏、看电影、听音乐，有时候也会跟昔日的同窗好友聊聊天。对他来说，手机替代了他父母年轻时追求的很多东西：汽车、产权房，当然还有自己的家庭。游马说：“我这代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令人惊奇的是，跟游马那代人中的很多个体一样，他如此坦率地说起他是单身以及还会继续单身下去的事实。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测算，到2040年为止，会有大约40%的日本人独身。在游马看来，这不是一个什么数字，而是他身在其中的现实情况。如果认真听他说话，不禁会令人想起跟硅胶娃娃生活在一起的日本男性的相关报道，或者会令人想到那些特殊的咖啡馆和按摩店，里面有装扮成校园女生的女性为孤独的男性提供各种形式的温存服务，从无伤大雅的抚慰到性交易都有。以上所有服务在日本应有尽有，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并没有那么多的风情万种，而是跟游马一样，更多的是充斥着单调和无聊。对此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也无意了解另外的生活状态。他的生活中充斥着轮班工作的节奏，以及通勤火车的时刻表。
午休时间，游马会在超市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这也是那个地段还在营业的最后一批餐馆之一。周围的住宅区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拔地而起的，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公寓人去楼空，很多老年居民都搬走了，或者已告别人世。“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这家超市也会关张的。”游马猜测。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他可能会被调去另外一家门店工作。幸运的是，他这份工作是有固定编制的。这在当下的日本是个稀罕品了，因为有40%的员工都是以所谓“非常规工”身份上岗的。不过，他也为自己的将来忧心忡忡。他说：“如果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今后谁又来为我的养老金买单
呢？”
游马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去参加投票选举。但他切身体会到了这个国家戏剧性的巨变。他周围都是老年人，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在酒店前台欢迎来宾、开出租车或公交车、给驾驶者指引停车场、大清早打扫办公室、经常深夜还在发送包裹。每个人，只要尚还身康体健，都会被要求发挥自己的余热。
老龄化就像一层灰蒙蒙的纱，罩在日本这个国度身上：每天的黄金时间，电视台会插播老年纸尿裤的广告，还对电动调节的护理床广而告之；日报用特大号字体刊登文章，以方便老年人阅读；餐馆经常供应分量越来越小的饭食，迎合年纪越来越大的食客的小胃口；在竞选中，政客们都会优先争取退休者的支持，给他们许诺优厚的社会福利——即便这些承诺经常无法兑现，因为老年人是最有可能去投票的。因此，日本也被称为“银质民主”。
到处都充斥着老去和谢世的话题。跟死亡相关的生意是一个颇有前景的行业，即便这听上去有点可怕。东京会定期举办“生命终结产业”的展览，往往会吸引2万多人光顾。到处都有殡仪从业者招揽顾客，提供包括棺材试睡的服务。还大受欢迎的是那些位于高楼大厦里的长眠之所，从外面看上去就好像住宅区一样。相较之下，因为占地面积小，骨灰坛墓穴要便宜一些，它们前后左右紧挨着排列在一起，就像火车站里的储物柜一样。
电视里还会播放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小窍门，一再推荐的有：嚼口香糖，每天冥想三分钟，多吃富含维生素B的食物。杂志《东洋经济》还开设了一个有关“满意死法”的主题故事专栏。女性杂志《女性Seven》以往多半是为读者提供家长里短的小道消息和化妆品使用窍门，现在也以各地对临终老人的护理水平为标准，推出了一个城市排行榜，排在首位的是横须贺——东京郊外的一座港口城市。
集体衰老也改变了消费行为。与德国相比，日本算不上一个民众为政治共同发声和参与决定的社会，只能说它是一个消费者的社会。消费是日本国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业余时间，或者说日本国民理解的那个时间，都是伴随着广告宣传消磨掉的。跟大家经常猜测的不一样的是，日本自己消费掉了本国生产或提供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长时间以来，本国市场才是各大公司赚取利润之地，这一收益又为公司的出口攻势提供经济支持。但随着人口缩减，国内销售市场也萎缩了。仅东京一地，2015年的汽车销量就比十年前少了整整20万辆。
日本的经济规划者面临着传统理论几乎不能应对的挑战：谁还会长期在一个消费者越来越少的国度投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就一再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老龄化也是原因之一。该国2018年春尚还受惠于一段经济复苏期，截至当时已经持续了六年，由此也成为战后持续最长的复苏期之一。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广大市民都对此感知甚少。他们花钱特别节省。为了平衡低迷的消费状态，20多年来，国家每年向疲软的经济循环投放几十亿美元的贷款。正因如此，日本负债累累，其债务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两倍多，这是任何其他先进工业国家都没有的。
通过发放巨额贷款的方式，政府计划解决通货紧缩这个主要问题，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也就是说并非总能扼制价格的下跌。尽管在这期间物价几乎没有下降，或者只是稍微有所降低，但也没有任何理由放松警惕。原因是，商品购买得越少，价格下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公司的盈利也会下滑，这样它们越发会削减投资，给员工开出的工资也会越来越低。在最糟糕的状况下，所有人都只会把资金储蓄起来，不管是公司还是消费者。
这几十年以来，日本一直为了这个通货紧缩的现实问题劳心费神，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种程度从其衰败的街景就可以看出，比方说，在日本也可看见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的贫民窟，那里的房子窗户玻璃破碎、外墙开裂、大门肮脏不堪。不过，日本的老化是体面的。东京西边早年的一片新住宅区也是如此，其实现在也早已不新了，看上去一片陈旧。游马在这个住宅区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如今的他每个早晨乘坐火车时都会路过这个名叫多摩新城的地方。
未来：压缩的城市
前文所说的多摩新城，曾经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崛起的标志——推土机开了进来，将一座座山丘推平，为建造新的现代化公寓住宅区提供地基。多摩新城的面积约有3000公顷，比4000个足球场还要大。外表被刷白的公寓楼看起来千篇一律，就像匣子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墙上醒目的数字。那时候，约35万居民搬进了这个住宅区。多摩新城是日本最大的同类住宅区，也为该国类似的建造项目提供了示范。
当寺田美惠子1976年跟着家人一起搬进来的时候，这片住宅区落成就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对于这位受过相关培训的图书管理员及其丈夫（他在一家听力设备厂上班）来说，能住在这里算是圆了梦。当时的他们，大有上升为中产阶层一分子的势头。他们的新家并不大，但总算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浴室，再也不必到公共澡堂（日语里称为“钱汤”）去洗澡。他们再也不用住在材质是木板和纸的透风陋室里，眼前的房子由水泥和玻璃建造而成，暖意融融。
起初新城内看起来还是光秃秃的，但是有成群的孩子在绿地上嬉戏。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从住宅区里门店云集的购物街走过。到了周末，各位父亲也加入了进来。
“那个时候，这里是一片朝气蓬勃的大好景象。”2016年夏，寺田在“福利咖啡馆”里接待我时回忆说。当时寺田刚从厨房里走出来，但她看起来并不像老板，倒有点像是社会服务机构人员，即便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她的工作性质是义务的，不领薪水。福利咖啡馆是老年人聚会的场所，新城里老者的数量飞速上升。咖啡馆的前身是一家商店，不过跟周围大多数商店的命运一样，已经关张多时。
寺田68岁，已经退休，在来咖啡店参加聚会的人群当中，她自然还算是不那么年长的。她指着窗外说道：“邻里之间，越来越多的公寓都空空如也。”原来新城里住着35万居民，现在只剩下22万了。在住宅区的某些地带，差不多一半的居民都已经年满65岁，或者年纪更大。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都关门了，永远地关闭了。现在在这里我看不到婴儿车，相反可以看见越来越多带轮子的助步车，老年人推着行走。
寺田夫妇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搬出去了。大部分的时间，寺田都通过老人聚会来打发。“在这里，我们几乎是要为整个日本树立典范，”她说，“只有互相帮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才能维持生存。”
上午九点咖啡馆开门，同时也提供热腾腾的早饭。这里是很多老年人的第二个家，没有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孤零零地宅在自己的公寓里面。老人坐在桌旁下围棋，或者玩别的棋类游戏。志愿者帮助他们填写护理保险申请表，或者组织购物活动。附近的很多商店都已经关门，居住在这个原本是为年轻人建造的住宅区里的老人，就不得不跑很远的路去购物。要去最近的火车站，还不得不经过很多陡峭的台阶。而且，这里的很多公寓没有电梯。
诸多老年人很少离开自己的公寓。“独居男性经常表现得比较孤傲，不愿去麻烦邻居帮忙。”寺田说道。有一天，咖啡馆的一位常客突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给他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没人接听，我想他是不是出门旅游了。”寺田说，几周以后，他的尸体才在住处被人发现。日本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孤零零地死去”，而这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寺田也越来越为自己的将来担忧。她计划在这家“福利咖啡馆”再干个十年，“接下来我自己也需要人来帮忙了。”她说。
十年后——那会儿整个东京可能已经垂垂老矣，到处都是头发灰白的人：到2025年，昔日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将会年逾75岁，这个年龄的人，越来越需要他人的照顾。随着东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经济也会低迷萎缩，人口学专家松谷明彦在他的著作《东京劣化》里发出警告。日本首都的很多城区都会沦为一片荒芜，就像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很多城区一样。到2060年，东京人口数量会减少300万，这个数目大概与今日柏林的居民总数相当。
说起东京，大多数外国旅游者的印象都是霓虹灯闪耀下的中央不夜城，要说东京正在衰落，他们肯定感觉荒谬得很。因为眼下这个有着1350万人口的日本首都仍然还在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但是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人口的流失越来越严重。在资源高度集中的日本，一向流传着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想出人头地的话，就去东京吧。如今这一趋势也在不断强化。
首都东京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能量。在这里，精英大学和公司集团总部林立如山，当然还有各大重要政府机构。东京的资源集中还在持续加剧，尽管政治家们信誓旦旦地说：日本必须让地方重新焕发活力。根据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仅在2015年，就有335家日本企业把总部搬到东京或者相邻的三大都市之一，每年，约有12万新人争先恐后地拥入东京这座密集之城。
这也难怪有关人口下降的警告得不到什么应和，因为就日常生活来说，东京这座超大都市变得趋于爆满，负载越来越沉重。跟我的亲戚游马情况类似，大多数人都是乘坐挤得水泄不通的地铁和轻轨通勤，甚至需要两小时才能抵达公司、大学和中小学校，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为了缓解拥挤的状况，留出更多站人的空间，加快上下车的速度，列车公司还把某些车厢里的座位撬掉，并加装了更多车门。
这些年来，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在东京仍可窥见，而且不光是在多摩新城这样的远郊地区。在位置相对较为中心的城区，比如杉并区和长野县，无人居住的楼宇和房屋也越来越常见。有的住宅倒塌了，因为居住者搬进了护理院，或者离世了。2013年，整个日本有820万间住宅空无一人，这比五年前要多出63万间。东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预测，到2033年，
所有住房库存中可能会有30%的房屋无人居住。
东京市政府把多摩新城视为人口结构变化的试点，并计划把这个老龄化的卫星城改建为老年宜居的试点项目：陡峭的台阶逐渐被无障碍通道所替代，有些公寓楼首次装上了电梯。此外，还有些住宅楼居民被安置到了一起，这样年轻人就能跟他们年迈的父母一道搬进去。“这样做的想法就是，让年轻人来照顾老人。”上野淳，一位在秀明大学工作、本人也住在多摩新城的城市规划专家这样说。
当上野在他工作的大学里跟我讲述未来理念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去过很多次的北部主岛北海道的城市夕张。该城也是整个日本的不祥之兆，即便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夕张不仅老龄化严重，而且整个城市的经济已经坍塌。“夕张”就是衰落的同义词。
当我2007年第一次去夕张的时候，当时的市长藤仓肇在近乎空荡荡的市政厅里接待了我。一半的公务员都走人了，因为市政府没有钱来发工资。不过，即便是城市衰落了，市长先生还是保持着礼仪，彬彬有礼地朝我鞠躬。他说最近把丰田公务车拍卖了，这样至少可以稍微填补一下市政府财政的亏空。后来有个继任者接替了市长一职，他算得上是整个国内最贫寒的官员，收入跟一个非正式工人差不多，去上班的通勤费还得自掏腰包。
在首次造访潦倒不堪的夕张五年后，我再次去了那座城市。在我看来，它变得更加穷困、更加人烟稀少，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尽管曾经的市立医院还在，但只是作为应急之需。“欢迎来到日本的希腊。”主治医师村上智彦用这样略带嘲讽意味的话语与我打招呼，他带我穿过医院昏暗的走道，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有时候照明灯都关掉了。手术室已经关闭，住院部的床位由从前的171张缩减到19张，而且与老人护理病房合到了一起。
主治医生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维持着医院的运行。以前在这里工作的有12名医生，现在只剩下一半，而且薪资减了不少。正因如此，村上的热情才更让人惊奇。恰好是在这里，在医院走下坡路的过程中，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模式，这不仅适用于日本，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样有效。他说：“在这里，我们试着找到解决方案，应对工业国家不断衰落带来的挑战，克服向老年和急需护理者增多的社会环境过渡所面临的困难。”
夕张曾是煤矿区，约有10万居民，大多数男性都在地下工作。这几年，常住人口已经下降到不足9000人。2007年，夕张作为首个日本宣告破产的城市，其时它的债务已经累积到了350亿日元。这跟人口结构关系不大，之所以出现经济困境，跟德国鲁尔区大同小异，是因为煤炭式微，日益处于石油和其他资源载体的压力之下。为了应对这一结构调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夕张就逐步大肆举债：市政府下令建起了租赁建筑，包括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大型酒店、滑雪道和一家娱乐公园，而且还举办了一场成本昂贵的电影节。多年以后，泛黄的电影布告还在广告张贴区随风飞舞，而夕张就好像是一张被人遗弃的胶片，在风中消失了。
因为城市缺少维持运行所需的必要资金，夕张市政府签订了很多债务协议，或者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很多年轻人为了避开上涨的税收搬走了，接下来由负债的社区向留下来的居民征收。市民缴纳高额税费，得到的社区服务回报却越来越低，就连公厕、公园和图书馆也关闭了。大片住宅区都将逐渐被夷为平地，而此前这里可是有100座居民楼的。留下来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不得不集体搬进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楼宇里。“缩减之城”，这是夕张政府组织的后退式建造的专业术语；近年来，日本其他老龄化社区也作了类似规划。借助这一模式，政府计划节约资金，用于道路、桥梁和自来水管道的维护。在这座经常下雪的城市，只有在可以收回成本，以及降雪量堆积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才会安排清扫车出动。
强制性节约对居民来说痛苦不堪，对个人健康却大有益处。“身无分文的人，就得更为彻底地刷牙。”村上这样解释他的理念。在诊疗室里，他摆出了一系列统计数据，旨在证明这一令人惊讶的趋势：自从市立医院关张以后，夕张的死亡率就明显降低了。这个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采取了简单的疾病预防措施，比如更加注意口腔卫生，同时更大规模地进行感冒疫苗接种，并针对日本经常发生的胃癌打疫苗。“能够导致死亡的肺部溃疡也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疾病，其发病率在夕张市也降低了很多。”村上说道。
医生采取的措施不是进行高价治疗，也不是动用昂贵药物，再说医院本来也没有资金，而是定期上门探访，并委托邻里多多关照。以前，老年人在感觉不舒服时，经常打电话叫救护车。“现在我们引导他们先是自己注意保健，多多运动，这样就能长期保持身康体健。”村上这样说。
村上自视为先行者，他相信，最终整个日本都会采用夕张市的模式：“到那时，我们的国家虽然更加贫穷，但居民却会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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