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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瓦尔登湖》是超验主义经典作品，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它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认识自我和发掘内心的奇异历程。
这是一本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书。其中分析生活和批判习俗处的见解独特，耐人寻味。它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它说理透彻精辟，如醍醐灌顶。读者在作者营造的清新宁静的氛围中自然会感觉到心灵的纯净，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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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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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一部散文集。作者在书中详尽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畔林中度过的两年又两个月的生活以及期间他的许多思考。他把这次经历称为简朴隐居生活的一次尝试。作者根据自己的超验主义观点，在书中就自然界四季更迭和精神复苏作出了精彩的描述。作者在书中谈天说地，纵古揽今，赞颂自然美景，痛斥社会时弊。其行文之精妙，剖析之深刻，令几代读者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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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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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者，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梭罗的著作都是根据他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写成，都是他发表的对自然、人生和文艺问题的见解。在他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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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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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我与梭罗苇岸
导读二：梭罗小传爱默生
经济篇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
阅读
声音
孤独
访客
豆田
村子
湖
贝克农场
更高的规律
禽兽为邻
木屋生暖
昔日的居民，冬日的访客
冬季的动物
冬天的湖
春天
结束语
附录：毕业留言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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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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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我与梭罗
苇岸梭罗的名字，是与他的《瓦尔登湖》联系在一起的。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1986年的冬天。当时诗人海子告诉我，他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书是海子从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译者为徐迟先生。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记载的阅读时间是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16日），并作了近万字的摘记，这能说明我当时对它的喜爱程度。
后来我一直注意在书店寻找这本书。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五种中文版本的《瓦尔登湖》了，它们出自国内的三家出版社（此外我还有一册友人赠予的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2年的英文版本）。我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梭罗近两年在中国仿佛忽然复活了，《瓦尔登湖》一出再出，且在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大约鲜有任何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况，显现了梭罗的超时代意义和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应有的力量。”
《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奠基”意义。我的“文学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瓦尔登湖》的出现，结束了我的一个自大学起持续了七八年的时期，那阶段我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方向主要围绕诗歌进行。我曾在自述《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导致这种写作文体转变的契机看起来是偶然的——由于读到了一本书，实际蕴含了一种必然：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下面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这一变化的内在根据：
我们常常忘掉，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和照在草原与森林上一样，是不分轩轾的。它们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线，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图画中的一部分。在它看来，大地都给耕作得像花园 一样。因此我们接受它的光与热，同时也应接受它的信任与大度……
秋天是结实的季节
生命的引导者
接纳一切满载之船的港湾
北方，鸟在聚合
自然做着它的大循环
所有结着籽粒的植物
都把充实的头垂向大地
它们的表情静穆、安详
和人类做成大事情时一样
太阳在收起它的光芒
它像即将上路的远行者
开始打点行装
它所携带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它三个季节里的阅历
前者是《瓦尔登湖》中“种豆”一章的文字，后者是我那时写的一首名为《结实》的诗。我的诗显然具有平阔的“散文”倾向，梭罗的散文也并未丧失峻美的“诗意”，而我更倾心梭罗这种自由、信意，像土地一样朴素开放的文字方式。总之在我这里诗歌被征服了：梭罗使我“皈依”了散文。后来我愈加相信，在写作上与其说作家选择了文体，不如说文体选择了作家。一个作家选择哪种文学方式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主要的还不取决于他的天赋和意愿，更多的是与血液、秉性、信念、精神等等因素相关（中外文学的经验大体可以证实这点）。
对于本质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来讲，他已经历了一次脱离有机世界进入无机世界的巨大转折。当人类的制造异于自然并最终不能融入自然的循环而积累在自己身边时，他就置身于无机世界之中了。我在一则《大地上的事情》里这样写过：“有一天人类将回顾他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他将发现是1712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驱，一个名叫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人，尝试为这个世界发明了第一台原始蒸汽机。”仿佛与这一转折相应，在精神领域人类的文字表述也呈现了一个从“有机”蜕变为“无机”，愈来愈趋向抽象、思辨、晦涩、空洞的过程。正如梭罗讲的：“那个时期所有杰出的作家都比现代的作家更加朝气蓬勃、质朴自然，当我们在一现代作家的著作中读到那个时期某一作家的一句语录时，我们仿佛蓦地发现一片更加葱绿的田地，发现土壤更大的深度和力量。这就好比一根绿色树枝横在书页上，我们像在仲冬或早春看到青草一般心神舒畅。”的确，在现代作家（广义）的著作中，我们能够读到诸如“城邦丧失了青年，有如一年中缺少了春天”，“美德如江河流逝，但那道德高尚的人本色不变”这样富于生命气息，仿佛草木生长、河水奔流时写成的词句吗？在视明朗为浅薄、朴素为低能的现代文风中，具有“能以适当的比例将自己的意义分别给予仓促草率的读者和深思熟虑的读者。对于务实的人，它们是常识；对于聪明的人，它们是智慧。正如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一位旅行家用它的水湿润嘴唇，一支军队用它的水装满自己所有的水桶”（梭罗语）特征的伟大著述消失了，文学和学术已经自我深奥与封闭起来。
梭罗的文字是“有机”的，这是我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之一。我说的文字的“有机”，主要是指在这样的著述中，文字本身仿佛是活的，富于质感和血温，思想不是直陈而是借助与之对应的自然事物进行表述（以利于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体现了精神世界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这是古典著作（无论文学还是哲学）的不朽特征，梭罗继承了这一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正如平原的不平坦被距离所掩盖，突兀的一个个时代和断层在历史中被抚平”，“月亮再也不反照白昼，而是按她的绝对规律升起；农民和猎人把她公认为他们的女主人”，“一本书里的简朴几乎同一所住宅内的简朴一样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如果读者愿意居住其中”……梭罗的这种比比皆是的语句，使他的行文新鲜、生动、瑰美、智巧，整部著作魅力无穷。
我称梭罗是一个复合型作家：非概念化、体系化的思想家（他是自视为哲学家的）；优美的、睿智的散文作家；富于同情心、广学的博物学家（梭罗的生物知识特别是植物知识是惊人的，他采集并收藏了数百枚植物标本）；乐观的、手巧的旅行家；自称的“劣等诗人”。梭罗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康科德的小镇。康科德的著名首先由于它与其近邻列克星敦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始发地，梭罗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自己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在后来定居康科德的超验主义团体成员中，梭罗是唯一土生土长的人。霍桑曾形容梭罗是个“带着大部分原始天性的年轻人……总带有点粗俗的乡村野气”。梭罗实际是受过系统教育的，从康科德中心学校、私立康科德学院，直到哈佛大学。1847年，三十岁的梭罗在接受他的哈佛班级十周年纪念问卷调查时写道：“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漆工、木匠、苦力、铅笔制造商（梭罗六岁时，其父接管了妻弟的铅笔制造生意。在铅笔制造上梭罗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是他从苏格兰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用巴伐利亚黏土混合石墨，生产出更精细的石墨粉，改进了铅笔芯的质量，并设计出钻机，使铅芯可以直接插入铅笔，而无需切开木条，还制定了铅硬度的等级划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这已大体概括了他一生从事过的工作。梭罗的这种智识与体能尚未分离的本领，再次印证了古代希腊的泰勒斯曾向世界表示的：“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谈论梭罗，不能不提到曾给过他巨大影响和帮助，被誉为“使我们万众一心”的“康科德精神”的爱默生（爱默生曾为康科德写过赞歌）。1835年，三十二岁的爱默生花三千五百美元在康科德买下一幢房子，正式从波士顿迁到这个小镇，此时的梭罗尚是一名哈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837年，已在康科德中心学校任教但因被校方责令鞭打六名学生一事而辞去教职的梭罗，加入了爱默生组织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俱乐部”，他们的伟大友谊从此开始了。1841年，梭罗关闭接管了两年的康科德学院，失去工作的梭罗应爱默生邀请住进他家，做了一名园丁。两年的与爱默生密切接触及他的大量藏书，使梭罗在此奠定了确立自己基本思想和信念的基础（梭罗与爱默生的特殊关系，使善于寻找任何角度刻薄说话的批评家曾讥他“不过是爱默生的影子罢了”，但梭罗依然是梭罗。后来他们相对疏远的原因之一，是梭罗对自己渐长的名气和声望给爱默生带来的影响有了顾虑）。
关于梭罗与爱默生的关系，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爱默生在他的讲演录《美国学者》中阐述过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在分裂的或者说是在社会的现状下，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个人站在社会派给他的岗位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一个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栽种植物的人很少感觉到他的职务的真正尊严，他只看见他量谷子的箩筐与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就降为一个农民（而不是“人”在农场上）；商人从不认为他的生意也有一种理想的价值，灵魂只为金钱所奴役；律师成了一本法典；机师成了一架机器；水手成了一根绳子……爱默生的关于“人”的理想是，每个人若要完整地掌握自己，就必须时时从他自己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梭罗则说：“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一个农夫，树荫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一个管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从梭罗回答哈佛的问卷中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梭罗的一生便是有意体现这一“人”的理想、“解放自己”的一生（爱默生在日记里曾诙谐地写道：“梭罗的个性中缺少点雄心壮志……他不当美国工程师的领袖而去当采黑果队的队长。”梭罗这种“不争第一”的人生姿态与那个时代业已开始的以竞争为机制和本质的现代社会显然背道而驰，而我确信这一机制和本质正是“人类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根本原因）。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这样说明自己：“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梭罗的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或反物质文明倾向，以及他的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诗意的生活态度，早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有所表露：“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远多于它的实用之处；人们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梭罗上述自我表白和说法，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他的“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不为生计做任何有规则的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霍桑语）的非凡一生（为梭罗这种人生提供保障的，是他自己宣称的“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很少”。我想如果梭罗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有关，也主要在于他这种自觉降低消费的生活态度）。自1839年二十二岁的梭罗与其胞兄约翰乘自造的“马斯克特奎德号”船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航行一周起，旅行便几乎成了他生活的核心。而瓦尔登湖，由于梭罗在湖畔的居住及他的以之命名的不朽著作，则已是梭罗的象征。1862年5月6日，梭罗因肺结核在康科德不幸病逝，时年四十五岁。在梭罗的葬礼上，痛致悼词的爱默生满怀深情地说道：“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者仅有极个别人知道，它已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
梭罗是难以谈尽的。自1873年梭罗的生前好友钱宁率先为其写传以来，关于梭罗的传记和著述已数不胜数。这两年由于《瓦尔登湖》在国内的频繁出版，谈论梭罗的文章（或颂扬或贬损）亦不时出现。对此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曾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大多简单地把他归为只是个倡导（并自己试行了两年，且被讥为并不彻底）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位和职业，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他（这是我喜欢梭罗——而不是陶渊明——的最大原因）。”当我们了解了梭罗在他的“漫游与著述”生涯中，并没有无视美国当时的奴隶制，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多次撰文；为此拒绝纳税而不惜坐牢；在家中收容逃亡的奴隶，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组织营救被捕的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以及同情并帮助印第安人）等事后，我们便会认同当年他接管过的康科德学院学生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1998年5月
导读二
梭罗小传
爱默生，1862年5月9日仿佛是清风送来了他，
仿佛是麻雀教会了他，
仿佛是神秘的路标指引着他，
觅见了远方土壤中怒放的兰花。
亨利?大卫?梭罗是他家族里的最后一代男性子嗣。他的祖先是法国人，很久以前从格恩西岛迁至美国，他的个性中偶尔也显示出格恩西岛血统，与十分强烈的撒克逊秉赋混合形成独特气质。
梭罗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方面并不出名。他在文学上提倡打破旧学，很少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对学校都持藐视态度，然而他实在得益于大学不浅。离开大学后，他曾跟哥哥在私立学校教书，但不久便放弃了。他的父亲是石墨铅笔制造商，亨利一度专注于这门手艺，自信能够造出一种铅笔，比现有的更好用。完成试验后，他向波士顿的化学家们和艺术家们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优质证书，证明它与伦敦最好的产品质量相当，然后满足地回到家里。朋友们向他道贺，盛赞他已打开了财富之门。但是他却说以后再也不做铅笔了。“我为什么还要做铅笔呢？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决不再做。”他重新开始他无穷无尽的行走和各种各样的研究，每天对自然界都有一些新的认识，不过还从未谈及动物学和植物学，因为，虽然他对自然界的事实充满好奇，但是他对学术的和书本的自然科学不感兴趣。
此时，他正是一个身强力壮、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所有的同学都在选择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某种报酬丰厚的工作，当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情况。他那种抗拒一切惯常道路，保存他孤独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能可贵——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常的期望。他绝对正直，严格要求自己独立，也如此要求每一个人，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未动摇。他是个天生的新教徒。他不肯为了任何狭隘的手艺或者职业放弃他在学问和行动上的抱负，他寻求一种更广阔的行业，生活的艺术。如果他藐视和公然反抗了其他人的观点，那仅仅是因为他更愿意使自己的行为与信仰一致。他从不虚度光阴或自我放纵，需要金钱时，他更喜欢通过一些适合他的手艺活来赚取，如修小船、搭篱笆、种植、嫁接、勘测，或其他短工，而不愿长期受雇于他人。由于他吃苦耐劳，需求甚少，又精通木工，擅长算术，所以他有能力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谋生。与其他人相比，他只要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因此他可以保证有足够的闲暇时间。
测量好像是他天生的技巧，源于他的数学知识，而且他有一种习惯，总想确定他所感兴趣的物体的大小和距离，树的高矮、河湖的深广、山的高度、他钟爱的山峰的直线距离——再加上他对康科德地区非常熟悉，使他不经意中成了一位勘测员。对于他，这个职业的好处是能够不断地引领他进入新的偏僻的地域，有助于他研究大自然。他勘测的精确性和工作技能很快被赏识，在这行业里他不愁找不到工作。
他能不费力地解决勘测中的难题，但他每天都被更重大的问题困扰着，并且勇敢面对。他质疑每一种习俗，并希望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进行他的实践。他是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么多的东西。他没有受过职业培训，从未婚配，孤独一生，他从不去教堂，从不参加选举，他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不知晓香烟的作用；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却从不使用陷阱或猎枪。他为自己选择做一个献身于思想和大自然的单身汉，这无疑是英明的。他没有敛财的天赋，却知道怎样清贫而丝毫不显得肮脏或粗鄙。也许，他在不经意间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后来以成熟的智慧赞成它。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常常想到，即使我富可敌国，我的目标仍然是一样的，手段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他不受诱惑，没有欲望，没有所谓的激情，对浮华的琐事没有兴趣。好房子、漂亮衣服、受过高等教养者的礼节和谈吐，他都置之不理。他比较喜欢质朴的印第安人，认为言谈举止的文雅妨碍了交流，他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和同伴相处。他拒绝参加晚宴，因为那种场合每一个人都在妨碍他人，他无法与别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说：“他们以晚餐的昂贵为荣，而我以在晚餐上节俭为傲。”当问及他最喜欢桌上哪道菜时，他回答，“离我最近的那道。”他不喜欢酒的味道，一生没有任何恶习。他说：“我模糊地记得未成年时吸干百合花梗似乎有点快感，当时我常常预备着一些。我从来没吸过更有害的东西。”
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并且自给自足——这也是一种富有。在他的旅行中，只有在需要跨越许多与当前目标无关紧要的村庄时，才使用铁路。他会步行成百上千里的路，避免住客栈，只在农人和渔夫的家里付费住宿，因为比较便宜，而且他觉得这样更舒服，也更容易打听他所关心的人和信息。
在他的个性中有种不屈服的军人气质，很有男子汉气魄，很能干，但是缺少些温柔，好像除了反对，他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希望揭穿谬误，嘲弄愚蠢，我可以说，只需要一点胜利的感觉，几槌鼓声，他就能把他所有的能量发挥出来。否定什么对他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实际上，他发现这比肯定什么容易得多了。仿佛他的第一本能就是去反对他听到的意见，他对我们日常思维定势的限制如此不耐烦。当然，这种习惯有点给交流的兴致泼冷水；尽管同伴们最终能看到他没有任何恶意或虚伪，但是这不利于交流。因此，没有一个平等的同伴能和如此单纯和坦率的人成为亲密挚友。他的一个朋友说，“我爱亨利，但是我不喜欢他。至于握他的手臂，我宁愿考虑去握榆树的手臂。”
尽管他是个隐士，淡泊寡欲，但是他很有同情心，他能全身心地、孩童般地投入到他喜爱的年青人中去，愉快地招待他们，给他们讲他在田边、在河畔所经历的各种无穷的奇闻轶事，那也只有他能做到。他总是想着要领导一个采浆果远足队，或搜寻栗子、葡萄。有一天，当谈及一场公众演说，梭罗评论道，凡是在听众中获得成功的东西都是糟糕的。我说，“谁不愿意写些像《鲁宾逊漂流记》那样的，让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东西？看到自己的文章没有一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现实主义手法，谁能不感到遗憾？”当然，梭罗相当反对，并夸耀道，更好的演讲是只讲给少数人听的。晚餐上，一位姑娘得知他将去讲堂演讲，尖锐地问道，他的演讲是不是一个好听的、有趣的故事，像她想听到的那样，还是那种她从不关心的陈旧的哲学话题。梭罗看着她，陷入思考，我看出他正试图相信自己有适合她和她兄弟的内容，如果演讲对他们口味，他们会认真去听。
他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实践者——生来就是，也因此不断陷入戏剧性的境遇中。在任何事件中，所有旁观者都很想知道梭罗将会持什么态度，说什么话。他也不负众望，对每一突发事件都有新颖的评价。1845年，他在瓦尔登湖畔修建了一间小木屋，独自生活了两年，边劳动边研究。这种行为对他来说很天然、很适宜。了解他的人不会责备他有做作之嫌。他的思想比他的行为更加与周围人不同。他用尽了这隐居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1847年，由于不满财政支出的某些用途，他拒绝缴纳镇里的课税，被关入监狱。一个朋友替他缴了税，他才获释。来年，相同的麻烦又找上门。但是，因为朋友们不顾他的抗议仍旧替他缴了税，我相信他停止了抵抗。任何反对或是嘲笑，他都不以为然。他冷静而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不假装相信它也是大家的意见。即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持相反的意见，那也没有关系。有一次，他去大学图书馆借几本书，图书管理员不借给他。梭罗先生去找校长，校长告诉了他借阅的章程和惯例：允许借书给住校研究生，本校毕业的牧师，以及学校周围方圆十英里的居民。梭罗先生向校长解释道：铁路的出现颠覆了原有距离远近的概念，所以按照校长的章程，不但图书馆没有用了，而且连校长和大学也没有用了；他从大学获得的唯一益处就是图书馆；此时，他不仅急切地渴望读书，而且需要读大量的书。他明确地告诉校长，他，梭罗，而不是那位图书管理员，才是这些书最合适的保管人。简而言之，校长发现这申诉者令人敬畏，而那些章程看起来也如此之可笑，便终于准许梭罗享受借书的特权，这特权在他手中变成了无限的。
经济篇
当我写下后面的记录，说得确切点，写下其中的大部分时，我独住林中，距离任何邻居都有至少一英里之遥，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岸上，我亲手盖的一栋房子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度日。我在那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生活中寄迹了。
要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东询西问，我本不会如此冒昧描述自己的经历，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认为询问这类事不恰当，可我却不这么看，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倒是十分自然而又恰当的。有人问我当时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出于好奇心，想知道我把收入中多大的份额捐献给慈善事业，而那些有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要是我在本书中尝试对若干此类问题作答，务请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多加包涵。在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被省去；可是本书却加以保留；这一点，就自我意识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通常很容易忽略：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要是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老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浅薄，只能囿于这个主题。再者，就我而言，我要求每个作家迟早要能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朴素忠实的描述，而不只是写他道听途说得来的别人的生活；这种描述要仿佛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因为要是他过着诚实的生活，那一定是在于我很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记录格外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其余读者，则可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干撕开缝线穿衣裳的事，因为衣服只有合体，才会穿起来舒适。
我乐意谈的，与其说是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上居民的事，不如说是和你们有关的事，你们是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里的外部境况，或者说是环境，我要谈谈它的现状，谈谈是否非得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度日，是否它已到了无法改进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旅行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不论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所有的居民在我看来全都是在用千百种令人惊异的苦行赎罪。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毫无遮掩地坐在四面皆火的地方，眼睛直盯着太阳；或者身体倒悬，头垂在火焰之上；或者侧着身子转望天空，“直至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时除了液体外，别的任何食物都无法通过扭曲了的脖子输入胃中”；或者终生用一根链条拴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那样，用自己的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者用一只脚站在柱子上面——甚至这类有意识的赎罪行为，也未必比我每天目睹的景象更加难以置信，更加令人惊讶。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比较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有个尽头，可我总也见不到这些人宰杀或者擒获任何一头怪兽，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们也没有伊俄拉斯这样的朋友，用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烧灼九头蛇的头颈，所以割去一个蛇头，便又长出来两个蛇头。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我的同乡，他们的不幸在于非得去继承农庄、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不可，因为这些东西是得来容易摆脱难。要是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场上，由狼喂大，那就好得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看清自己得在怎么样的一片土地上劳动。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忍辱过活时，他们又怎么会享受60英亩地的出产呢?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坟墓呢?他们必须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进，尽力之所及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碰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死的灵魂，几乎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进，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谷仓向前去，还有一座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王的牛棚，100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不必缠身于这类继承下来的牵累，也觉得不拼命干活，便无以安抚和养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是在一种错误的笼罩之下劳动的。人的大半截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去，化成肥料。正像一本古书所说的，人受到一种看似真实的、通常称为“必然”的命运的指使，总是把金银财宝储藏起来，接着，蛀虫和铁锈便来腐蚀，小偷则入室盗窃。这便是蠢人的一生，生前他们未必清楚，但一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站，就会恍然大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雷利用铿锵的音韵译成的诗行：
从此人变成了硬心肠，忍苦耐愁，
证明我们的身躯，生来铁石结构。
对错误的神谕一派盲从，把一块块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它们掉到哪里连看也不看。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较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也由于无知加上错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些人为的忧虑，干的全是些不必要的耗费生命的粗活，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去采摘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干苦活过度而笨拙不灵，颤抖得格外厉害，要采摘美果已无能为力。的确，从事劳动的人无暇日复一日地使自身获得真正的完善；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一进入市场便会贬值。他除了充当一部机器外，没有时间做别的。他如此经常动用他的知识，又怎能想起自己的无知呢?——而这是他成长的需要。对他进行评价之前，我们有时还得免费供应他吃饭、穿衣，并用提神的饮料使他恢复精力。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质，一如水果上的粉霜，只有小心轻放才能保全。可是，我们对待自己也好，彼此相待也好，都不那么体贴。
大家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贫困的，度日维艰，有时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阅读本书的人当中，有的确实吃了饭而无力付还全部饭钱，或者无力偿付那些快要或已然磨坏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从债主那里挖走了一个小时，用这段借用或偷来的时间阅读这本书。显然，你们许多人都过着十分低微卑贱的生活，这个我靠磨炼出来的经验一眼就看得清；你们老是处于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想要着手干点营生，设法摆脱债务，而这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泥坑，拉丁文称之为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因为古时有些钱币是用铜铸造的；你们仍然靠这个别人的铜币活着、死去、埋葬掉；你们老是答应明天要偿还，明天要偿还，可今天却死掉了，无法偿债；你们老是设法去讨好人家，求人照顾，使尽各种方法，只要不是犯罪进监牢；你们撒谎、阿谀、投票，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礼貌的硬壳里，要不就自己膨胀起来，笼罩在一层浅薄浮夸的慷慨大方的气氛之中，这样才能使左邻右舍相信你们，让你们给他做鞋、制帽、做衣服、造马车，或替他添置杂货；你们把钱物藏在一口旧箱子里，或藏在一只外面涂上泥灰的袜子里，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藏在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库房里，无论藏在什么地方，也无论钱物是多还是少，你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积蓄点钱物来应付生病的日子，殊不知反而把自己累病了。
有时令我惊奇的是，我们竟会如此轻浮（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去专注于这种虽然罪恶却多少是从外国搬进来的黑奴苦役形式。我们有着这么多又精明又阴险的奴隶主，把南方和北方一齐囊括起来奴役。和一个南方的监工打交道已不容易；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就更加困难；但最坏的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你在谈人的神圣吗?请看看公路上那个赶马的人吧，他日夜兼程直奔市场；难道他的内心还激荡着一种神圣之感?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照顾马匹吃饲料和喝水。他的命运，同运输的赢利比较起来，还算一回事吗?难道他不是在替一位名声赫赫的老爷赶马吗?哪里还有他的神圣，还有他的不朽呢?你看他那副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的样子，整天都弄不清在担忧着什么，哪里是什么不朽或神圣，而是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和囚徒，这是他靠身体力行给自己赢得的名声。公众舆论同我们的个人意见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个软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有着怎样的想法，这决定了他的命运，确切点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要在西印度地区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有哪个威尔伯福斯在那边去实现它呢?再想想那片土地上的妇女吧，她们在编织着梳妆用的坐垫，等待着临终之日，对自己的命运不显出过于青嫩的关心!仿佛是可以消磨时间而又不会损害永恒。
大多数人过着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无非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们总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并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游戏和消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模式化而又不为人察觉的绝望。在这类游戏中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是随工作而来的。须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特征。
当我们应用问答教学法的语言来思考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时，看起来仿佛人们特意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原因是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不过，他们确实相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清醒健康的人永远牢记：太阳升，万物明。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世上任何一种思想方法或行为方式，不管它多么古老，如不经证明便不能信赖。今天每个人视为真理而随声附和或予以默认放过的事，明天可能被视为虚假，纯属空言，可有些人却曾把它当作一片祥云，以为会化作甘霖洒落在他们的田野上。老年人认为你们办不到的事，你们做了努力，发现自己办得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可能一度不很懂得添点燃料便可保持火种长燃不熄；新人却把一点干燥的木头放到水锅下面，他们绕着地球转，像鸟飞得那么快，真是那句成语说的：“有点要气死老人的味道。”年增岁长未必就更适于充当年轻人的导师，因为所得往往不及所失。我们几乎可以质疑，最聪慧的人又能否从生活中学到点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实说，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十分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他们本身的经验残缺不全，而他们的生活明摆着已是一场场悲惨的失败，他们对此谅必心中有数，无须明言。可能他们心中还留下一些与那经验不相一致的信念，只是他们没有以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约莫三十年，还从未听到过我的长辈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诚恳的忠告。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什么东西，也许无法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面前摆着的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切身的体验，但于我并无助益。要是我拥有什么我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的话，那我确信我的前辈导师们对此连提也没有提过。
有个农夫告诉我：“你无法光靠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不能提供任何长骨骼的东西。”因此，他虔诚地把每天的部分时间用于给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边走边说话，跟在耕牛后面，这些耕牛靠吃蔬菜长的骨架，猛拉着他和他那副重犁前进，不顾那一个个障碍。在某些环境里，例如对于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某些东西的确是生活必需品，同样这些东西在另一些环境里只能是奢侈品，而到了又一些环境里却成了完全陌生、一无所知的东西。
人生的一切境界，上至高山之巅，下至低谷之底，在某些人眼里似乎已为他们的先辈踏遍，而所有的东西也无一不为前人关注所及。根据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则做出决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土地上去捡掉下来的橡实而不会犯侵害罪，橡实中多少份额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还留下了医疗说明书，指导我们如何剪指甲：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的人生化为乌有，这种单调乏味而又无聊之感和亚当一样古老。可是人的能力却从未获得估量；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能够做些什么，因为至今为止他尝试过的事是很少的。不论至今为止你有过什么样的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有谁会指定你去做你迄今未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用一千次简单的试验来测验我们的生命；例如，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同时照亮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球系。要是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便可以防止一些错误。我为豆子锄草松土时还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光亮。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种各样的星宿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个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大自然和人生正如我们不同的体制那样各不相同。谁说得准，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个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一瞬间的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时代；唉，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像这样阅读别人的经验更让人惊异和增长见闻。
我的邻居视为好的那些东西，我灵魂深处却相信大部分是坏的，要是我还对什么事感到后悔，那大概就是我的循规蹈矩了。是什么魔鬼迷住我的心窍，让我的行为这么规矩?老年人，你可能会说出你能够说出来的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也有过某种荣誉，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不去遵循你所说的那一套。一代人放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现在所信赖的多得多。我们少为自己操点心，便可诚心诚意地在别处多给他人以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适应于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整天没完没了，忧心忡忡而又过度紧张，这几乎形同不治之症。我们都生来喜欢夸大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没有做的还有多少呀!还有，要是我们病倒了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多么的警惕!下定决心不靠信仰生活，只要能够避开；我们整天处在警惕之中，到了夜晚不情愿地做祷告，把自己交托给变化莫测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极其精打细算，极其真诚，崇敬我们的生活，否定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之道；可是，生活之道多种多样。正如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不过那是时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第十七章。当一个人把他想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他所知的东西时，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经济篇
当我写下后面的记录，说得确切点，写下其中的大部分时，我独住林中，距离任何邻居都有至少一英里之遥，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岸上，我亲手盖的一栋房子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度日。我在那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生活中寄迹了。
要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东询西问，我本不会如此冒昧描述自己的经历，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认为询问这类事不恰当，可我却不这么看，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倒是十分自然而又恰当的。有人问我当时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出于好奇心，想知道我把收入中多大的份额捐献给慈善事业，而那些有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要是我在本书中尝试对若干此类问题作答，务请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多加包涵。在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被省去；可是本书却加以保留；这一点，就自我意识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通常很容易忽略：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要是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老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浅薄，只能囿于这个主题。再者，就我而言，我要求每个作家迟早要能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朴素忠实的描述，而不只是写他道听途说得来的别人的生活；这种描述要仿佛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因为要是他过着诚实的生活，那一定是在于我很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记录格外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其余读者，则可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干撕开缝线穿衣裳的事，因为衣服只有合体，才会穿起来舒适。
我乐意谈的，与其说是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上居民的事，不如说是和你们有关的事，你们是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里的外部境况，或者说是环境，我要谈谈它的现状，谈谈是否非得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度日，是否它已到了无法改进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旅行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不论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所有的居民在我看来全都是在用千百种令人惊异的苦行赎罪。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毫无遮掩地坐在四面皆火的地方，眼睛直盯着太阳；或者身体倒悬，头垂在火焰之上；或者侧着身子转望天空，“直至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时除了液体外，别的任何食物都无法通过扭曲了的脖子输入胃中”；或者终生用一根链条拴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那样，用自己的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者用一只脚站在柱子上面——甚至这类有意识的赎罪行为，也未必比我每天目睹的景象更加难以置信，更加令人惊讶。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比较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有个尽头，可我总也见不到这些人宰杀或者擒获任何一头怪兽，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们也没有伊俄拉斯这样的朋友，用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烧灼九头蛇的头颈，所以割去一个蛇头，便又长出来两个蛇头。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我的同乡，他们的不幸在于非得去继承农庄、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不可，因为这些东西是得来容易摆脱难。要是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场上，由狼喂大，那就好得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看清自己得在怎么样的一片土地上劳动。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忍辱过活时，他们又怎么会享受60英亩地的出产呢?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坟墓呢?他们必须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进，尽力之所及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碰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死的灵魂，几乎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进，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谷仓向前去，还有一座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王的牛棚，100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不必缠身于这类继承下来的牵累，也觉得不拼命干活，便无以安抚和养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是在一种错误的笼罩之下劳动的。人的大半截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去，化成肥料。正像一本古书所说的，人受到一种看似真实的、通常称为“必然”的命运的指使，总是把金银财宝储藏起来，接着，蛀虫和铁锈便来腐蚀，小偷则入室盗窃。这便是蠢人的一生，生前他们未必清楚，但一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站，就会恍然大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雷利用铿锵的音韵译成的诗行：
从此人变成了硬心肠，忍苦耐愁，
证明我们的身躯，生来铁石结构。
对错误的神谕一派盲从，把一块块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它们掉到哪里连看也不看。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较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也由于无知加上错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些人为的忧虑，干的全是些不必要的耗费生命的粗活，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去采摘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干苦活过度而笨拙不灵，颤抖得格外厉害，要采摘美果已无能为力。的确，从事劳动的人无暇日复一日地使自身获得真正的完善；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一进入市场便会贬值。他除了充当一部机器外，没有时间做别的。他如此经常动用他的知识，又怎能想起自己的无知呢?——而这是他成长的需要。对他进行评价之前，我们有时还得免费供应他吃饭、穿衣，并用提神的饮料使他恢复精力。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质，一如水果上的粉霜，只有小心轻放才能保全。可是，我们对待自己也好，彼此相待也好，都不那么体贴。
大家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贫困的，度日维艰，有时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阅读本书的人当中，有的确实吃了饭而无力付还全部饭钱，或者无力偿付那些快要或已然磨坏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从债主那里挖走了一个小时，用这段借用或偷来的时间阅读这本书。显然，你们许多人都过着十分低微卑贱的生活，这个我靠磨炼出来的经验一眼就看得清；你们老是处于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想要着手干点营生，设法摆脱债务，而这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泥坑，拉丁文称之为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因为古时有些钱币是用铜铸造的；你们仍然靠这个别人的铜币活着、死去、埋葬掉；你们老是答应明天要偿还，明天要偿还，可今天却死掉了，无法偿债；你们老是设法去讨好人家，求人照顾，使尽各种方法，只要不是犯罪进监牢；你们撒谎、阿谀、投票，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礼貌的硬壳里，要不就自己膨胀起来，笼罩在一层浅薄浮夸的慷慨大方的气氛之中，这样才能使左邻右舍相信你们，让你们给他做鞋、制帽、做衣服、造马车，或替他添置杂货；你们把钱物藏在一口旧箱子里，或藏在一只外面涂上泥灰的袜子里，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藏在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库房里，无论藏在什么地方，也无论钱物是多还是少，你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积蓄点钱物来应付生病的日子，殊不知反而把自己累病了。
有时令我惊奇的是，我们竟会如此轻浮（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去专注于这种虽然罪恶却多少是从外国搬进来的黑奴苦役形式。我们有着这么多又精明又阴险的奴隶主，把南方和北方一齐囊括起来奴役。和一个南方的监工打交道已不容易；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就更加困难；但最坏的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你在谈人的神圣吗?请看看公路上那个赶马的人吧，他日夜兼程直奔市场；难道他的内心还激荡着一种神圣之感?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照顾马匹吃饲料和喝水。他的命运，同运输的赢利比较起来，还算一回事吗?难道他不是在替一位名声赫赫的老爷赶马吗?哪里还有他的神圣，还有他的不朽呢?你看他那副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的样子，整天都弄不清在担忧着什么，哪里是什么不朽或神圣，而是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和囚徒，这是他靠身体力行给自己赢得的名声。公众舆论同我们的个人意见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个软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有着怎样的想法，这决定了他的命运，确切点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要在西印度地区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有哪个威尔伯福斯在那边去实现它呢?再想想那片土地上的妇女吧，她们在编织着梳妆用的坐垫，等待着临终之日，对自己的命运不显出过于青嫩的关心!仿佛是可以消磨时间而又不会损害永恒。
大多数人过着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无非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们总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并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游戏和消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模式化而又不为人察觉的绝望。在这类游戏中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是随工作而来的。须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特征。
当我们应用问答教学法的语言来思考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时，看起来仿佛人们特意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原因是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不过，他们确实相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清醒健康的人永远牢记：太阳升，万物明。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世上任何一种思想方法或行为方式，不管它多么古老，如不经证明便不能信赖。今天每个人视为真理而随声附和或予以默认放过的事，明天可能被视为虚假，纯属空言，可有些人却曾把它当作一片祥云，以为会化作甘霖洒落在他们的田野上。老年人认为你们办不到的事，你们做了努力，发现自己办得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可能一度不很懂得添点燃料便可保持火种长燃不熄；新人却把一点干燥的木头放到水锅下面，他们绕着地球转，像鸟飞得那么快，真是那句成语说的：“有点要气死老人的味道。”年增岁长未必就更适于充当年轻人的导师，因为所得往往不及所失。我们几乎可以质疑，最聪慧的人又能否从生活中学到点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实说，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十分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他们本身的经验残缺不全，而他们的生活明摆着已是一场场悲惨的失败，他们对此谅必心中有数，无须明言。可能他们心中还留下一些与那经验不相一致的信念，只是他们没有以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约莫三十年，还从未听到过我的长辈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诚恳的忠告。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什么东西，也许无法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面前摆着的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切身的体验，但于我并无助益。要是我拥有什么我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的话，那我确信我的前辈导师们对此连提也没有提过。
有个农夫告诉我：“你无法光靠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不能提供任何长骨骼的东西。”因此，他虔诚地把每天的部分时间用于给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边走边说话，跟在耕牛后面，这些耕牛靠吃蔬菜长的骨架，猛拉着他和他那副重犁前进，不顾那一个个障碍。在某些环境里，例如对于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某些东西的确是生活必需品，同样这些东西在另一些环境里只能是奢侈品，而到了又一些环境里却成了完全陌生、一无所知的东西。
人生的一切境界，上至高山之巅，下至低谷之底，在某些人眼里似乎已为他们的先辈踏遍，而所有的东西也无一不为前人关注所及。根据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则做出决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土地上去捡掉下来的橡实而不会犯侵害罪，橡实中多少份额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还留下了医疗说明书，指导我们如何剪指甲：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的人生化为乌有，这种单调乏味而又无聊之感和亚当一样古老。可是人的能力却从未获得估量；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能够做些什么，因为至今为止他尝试过的事是很少的。不论至今为止你有过什么样的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有谁会指定你去做你迄今未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用一千次简单的试验来测验我们的生命；例如，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同时照亮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球系。要是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便可以防止一些错误。我为豆子锄草松土时还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光亮。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种各样的星宿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个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大自然和人生正如我们不同的体制那样各不相同。谁说得准，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个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一瞬间的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时代；唉，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像这样阅读别人的经验更让人惊异和增长见闻。
我的邻居视为好的那些东西，我灵魂深处却相信大部分是坏的，要是我还对什么事感到后悔，那大概就是我的循规蹈矩了。是什么魔鬼迷住我的心窍，让我的行为这么规矩?老年人，你可能会说出你能够说出来的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也有过某种荣誉，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不去遵循你所说的那一套。一代人放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现在所信赖的多得多。我们少为自己操点心，便可诚心诚意地在别处多给他人以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适应于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整天没完没了，忧心忡忡而又过度紧张，这几乎形同不治之症。我们都生来喜欢夸大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没有做的还有多少呀!还有，要是我们病倒了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多么的警惕!下定决心不靠信仰生活，只要能够避开；我们整天处在警惕之中，到了夜晚不情愿地做祷告，把自己交托给变化莫测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极其精打细算，极其真诚，崇敬我们的生活，否定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之道；可是，生活之道多种多样。正如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不过那是时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第十七章。当一个人把他想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他所知的东西时，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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