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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维也纳黄金时代尾声的学人群像
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一方面大众处在货币贬值、心绪不安的境地；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文艺、政见都走上了新高度，活跃在讨论室、沙龙、咖啡馆、博物馆等空间之中……追求成为世界公民的新型犹太人，更是其中的代表乃至枢纽型人物，他们憧憬着进步和平等，甚至吸引来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其中的代表性群体，就是反对旧形而上学、倡导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维也纳学圈”。
笼统而言，维特根斯坦是这个学圈（以及凯恩斯）的神（罗素是施洗约翰）；学圈领袖石里克，这位普朗克的高足、爱因斯坦激赏的后辈，是维氏的虔诚门徒。宽厚的石里克也是波普尔的博士答辩导师，但认为波普尔“为人粗鲁，哗众取宠，是个不容异说的恶霸”；尽管如此，石里克并不在意波普尔批评乃至挖苦自己——但挖苦维特根斯坦可不行！学圈骨干还有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后者对维特根斯坦不以为然。维特根斯坦性格糟糕，表达独断，精神不稳定，但跑路嗅觉敏锐，为数很少的一生交好有拉姆齐和卢斯。同样和建筑界（包豪斯）有良好关系的，还有博物馆主、社会改造者、超聒噪大型“社牛”纽拉特。英国青年数学家拉姆齐曾亲至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的长时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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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如果一座城市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波普尔、哈耶克、克里姆特、卢斯——和希特勒——那么其中显然发生着重要之事……他们都渴望革除陈腐，以踏实、务实的新风取而代之。他们都不敬传统，但崇尚科学，拥抱进步，也都在推动统一化的议程……一切势利的旧时代等级制度都要一扫而空。”
“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预见到了事件的走向。要离开奥地利，有着各种理由，包括事业的发展；但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想法依然看似荒谬，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受着积极看待事态发展的诱惑，就比如弗洛伊德。 1933年，当听说自己的书在柏林被付之一炬时，他说：‘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本人 ；如今，他们烧我的书就满意了。’”
“人在流亡中，往往都做着回家的梦。但如果离别非常痛苦、屈辱，使还乡几乎不堪想象，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会不会考虑回维也纳？’‘不，决不会！’……离开奥地利后，学圈成员生活的一大惊人之处就是他们适应英语的速度……亨普尔告诉女儿，他做梦都是用英语做的……用英语交流代表着与过去的心理决裂，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本书从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一批科学、哲学界知识分子们形成的“维也纳学圈”切入，勾勒了前后约70年的相关“硬文化”兴衰嬗变，既涉及我们熟知的罗素、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哥德尔、波普尔、包豪斯，更有纽拉特、卡尔纳普等枢纽性人物……他们一起点亮的旧大陆文化盛焰已在时代风雨中熄为余烬，四散的星火是否已然燎原？这幅宏大画卷不但覆盖欧美，包含科学与文艺的新气象，更有风云骤变，以及战后新哲学的硬核……性格决定命运，也与个人文化观暗暗相连。其中颇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也许就是温良的豪门学术明星石里克，唯一一个被无端刺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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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 哲学博士，牛津上广（Uehiro）实践伦理学中心高级副研究员，哲学的公众传播者，播客Philosophy Bites的联合创办人。（合）著有《维特根斯坦的火钳》《卢梭与休谟》《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等。
译者简介
许振旭，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为文档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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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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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致 谢 5
1 序 章 11
2 小公鸡和大象 17
3 逐渐扩大的学圈 31
4 秃头法国国王 52
5 维特根斯坦施魔法啦 60
6 红色维也纳的纽拉特 85
7 咖啡与学圈 97
8 建筑与沙发 110
9 石里克不喜欢的礼物 129
10 外国的陌生人 144
11 漫长的仇恨 161
12 红色维也纳的黑暗岁月 180
13 哲学论争 199
14 非正式反对派 225
15 喂，你这该死的混蛋 234
16 学圈活在心中 247
17 出 逃 255
18 辛普森小姐的“孩子们” 270
19 战 时 282
20 流亡后的岁月 306
21 遗 产 335
出场人物表 351
年 表 358
注 释 366
部分参考文献 383
专名对照表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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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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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咖啡与学圈
就像石里克之于维也纳学圈那样，门格尔也是数学讨论会的领导者。虽然各个学圈往往是松散的聚会，但通常只有学圈召集人才会发出邀请。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学和学圈之外，另一类无需邀请、无需门票、无需资格的维也纳“机构”，对这个城市的繁荣如此关键。
* * *
这类“机构”就是咖啡馆。在这里，人们可以读报、追八卦，可以独处但不会寂寞，可以和朋友坐坐，下棋、打扑克、玩多米诺骨牌，可以做生意，可以卷入激烈的政治争论，可以仔细琢磨曲线理论。维也纳的公寓供不应求，而且一般都狭小、阴暗又寒冷 ；咖啡馆提供了一个比家里更吸引人的选择。当然，它们各不相同，不是所有咖啡馆都有大理石桌子，都有深色的皮椅和沉重的吊灯。它们供应自己的独门糕点。然而，所有的咖啡馆都按类似的路线经营，受一套类似的非正式规则控制。随咖啡本身，还有一杯水奉上。报纸堆放在竹架上，有时可选范围惊人，连外国报纸都有。 1933 年，一位来维也纳的游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威廉· 贝弗里奇——坐在一间咖啡馆里，在晚报上读到一篇犹太学者在纳粹德国被解雇的报道。这篇报道将促使他成立一个救生组织（后文再加介绍）。咖啡馆白天和晚上都开放，忙人和闲人都惠顾。只要愿意，你尽可只慢慢呷一杯咖啡，而不会招致服务员的愤怒。想要放纵一下？那可以听听服务员报上菜单，用一块苹果卷或萨赫蛋糕来犒劳自己。
在当时的一本维也纳小说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是否厌倦了在咖啡馆里混日子，后者说完全不会 ：
在咖啡馆里坐着，是对强制性活动的对抗，正是这些活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痛苦……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在错过一些无可挽回的东西……仿佛有一堆活计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这 ] 在我们这个拜物时代，这个体力劳动和先进科技的时代，可是有害影响……但进入咖啡馆的那一刻，你就放假了——枷锁从你的肩上解除，断成两半。
一位高傲的英国游客把维也纳的懒散归咎于咖啡馆 ：“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比维也纳更适合愉快地坐下来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毫无疑问，这就是到头来，这里的居民做得如此之少的原因。”但奥地利小说家斯特凡· 茨威格却把维也纳咖啡馆尊为“一种只花一杯咖啡钱就能买到入场券的民主俱乐部”。
这里面略有不实之处。工人阶级往往光顾自己常去的酒馆，而非咖啡馆，尽管咖啡馆之间也有贵贱之分。咖啡馆往往是中产阶级光顾，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空间，但收银员（Sitzkassiererin）是个例外，她通常是一位女性。 19 世纪维也纳的一本旅游指南这样描述女收银员：稳坐在吧台之后，在酒樽杯盏之间，是更美的那个性别的使者——收银员。她总是和蔼可亲地代表着她的性别。”
维也纳大可夸耀它的咖啡馆不止千家。关于它们有很多记载：对于这座城市，它们不仅象征着城市生活的活力和创造性，还是城市的连通管道。就我们的故事而言，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对维也纳学圈所起的特殊作用。维也纳大学的研讨班、讲座课以及学术薪酬为城市的学术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石 ；然而由于制度的繁冗和氛围的窒闷，由于其中的反犹主义和保守主义，最令人振奋的讨论经常发生在大学的墙外。
不同的咖啡馆因特定的领域和职业而闻名：魏格胡伯咖啡馆（Weghuber）在男女演员中很受欢迎 ；兰特曼咖啡馆是弗洛伊德和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碰面的地方 ；格林施泰德咖啡馆（Griensteidl）直到 20 世纪初关闭之前，都有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等作家常来光顾——第yi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转投罗伯特·穆齐尔和约瑟夫· 罗特喜欢的贵族庄园咖啡馆（ Herrenhof），尽管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更喜欢博物馆咖啡馆（Museum）。1907—1912 年间，维也纳学圈的先驱（哈恩、弗兰克、纽拉特，以及不经常参加的冯· 米塞斯）相聚之际，有着美丽穹顶和拱门的中央咖啡馆（Central）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地点，尽管他们可能太过沉迷于相对论带来的哲学问题，而没太注意这里的常客 ：其中有论战家卡尔·克劳斯、建筑师阿道夫·卢斯，以及流亡的俄国人列夫·布朗斯坦，他在那里下棋消磨时间，回国以后他变得更为出名，那时候他化名为托洛茨基。
后来，在维也纳学圈正式成立后，咖啡馆仍是其成员在周四的工作之余继续晚间讨论，或是学圈有外国友人在城里时他们聚会的地方。帝国议会咖啡馆（Reichsrat）、 苏格兰门咖啡馆（Schottentor）、 拱廊咖啡馆（Arkaden，在帝国议会街上）和约瑟夫咖啡馆（Josephinum）都很受欢迎，尤其是靠近玻尔兹曼巷的约瑟夫咖啡馆。作家们的偷闲所在——贵族庄园咖啡馆——也是纽拉特的最爱，他开玩笑说，咖啡馆的气氛值得观察和分析，就像“某地土著人的生活”值得人类学家观察分析一样。
在贵族庄园咖啡馆，每周都能看到纽拉特好几次，结果它也开始吸引学圈的其他人。它有一种现代感，照明好过中央咖啡馆。学圈的一位国外访客，挪威哲学家阿尔内·内斯回忆说，咖啡馆里的谈话比在玻尔兹曼巷的学圈会议上更加活跃。“我要在快速的讨论中插嘴并不容易。有时我会突然出乎意料地用德语说，‘恰恰相反’。然后会有一秒钟惊讶的沉默，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继续了。”诗人彼得·阿尔滕贝格表示自己的地址是“维也纳第yi区的中央咖啡馆”，而咖啡馆也有“常客桌”（der Stammtisch）的传统，按照惯例，这一桌在某一天的同一时间会为同一批人保留。这些团体可能是封闭的，有点小圈子调调。但更一般的氛
围是友好的 ：在这里，个人在社交上一般不会被孤立。“交融”对咖啡馆中的知识孕育至关重要。在这里，数学家可以与记者交换故事，商人可以和历史学家交谈。在“中欧”（Mittel europa）的许多地方，咖啡馆都是社会的黏合剂，能将不同的个人和团体联结起来——而维也纳无疑是个中之最。咖啡馆提供了一种环境，在咖啡的热气和香烟的烟雾中，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交换理论。
这种开放性对维也纳的犹太人特别有吸引力。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咖啡馆是“犹太会堂（synagogue）的世俗版 ：犹太男子可以在去过犹太学堂（Shul）之后在那里碰面，而后越来越多的人干脆只去咖啡馆”。 16 一份关于维也纳及其他州咖啡馆的全面研究报告指出，在维也纳咖啡馆里，“主要是新犹太人或说第二代犹太人”。 咖啡馆里面的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界公民乌托邦的形象，其中种族或宗教背景不是参与社团、获得工作的障碍。在咖啡馆的围墙内，外界的等级不复存在。学生和图书馆员可以与领薪水的教授平等地辩论数学、逻辑、语言和哲学。
谁又能反对咖啡馆呢？还有什么比这更无害的呢？但实际上，“纤弱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抽象的争论中消磨时间”的这一形象，同时引起了反犹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满。 1898年，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诺尔道，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畅想了一幅肌肉发达的犹太人在圣地的田间劳作的未来景象，以取代流散的“咖啡馆犹太人”。同时，对保守派来说，咖啡馆里飘荡的抽象思想可远非无害。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 20世纪前三十年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世界观颠覆现有秩序的时期。逻辑经验主义即与这场后被称为“现代主义”的运动有关。而右翼，即社会及政治的保守主义者，将其视为一种威胁。
8 建筑与沙发
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阿诺德· 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尽管现代主义的展现会因这种种艺术表现形式而异，但共同的主题都是一种自觉性，即创作行为与其自身形式的自觉结合。现代主义小说家不再满足于只是尽力描绘世界，而是对小说本身的构造方式产生了兴趣，继而开始针对这种结构展开实验。现代主义音乐家、诗人和艺术家都变得内省，掀开引擎盖，审视自己的艺术形式是如何起效的，进而决定向听众、读者、观众暴露艺术的内在运作方式。
维也纳学圈并非直接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毕竟，逻辑经验主义相信科学、逻辑和理性。尽管如此，它与现代主义的联系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感兴趣的不仅是做哲学，还有优先级更高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他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变得更加自觉。传统上认为，形而上学应该对感官企及范围之外的世界有所洞察 ；逻辑经验主义者拒斥这一点，如此一来，他们就重新设想了哲学的性质、作用和限度。
另一个因素是语言。至少在维也纳，现代主义极为关注语言及其使用。特别是记者卡尔· 克劳斯，这位杰出的文体家和无与伦比的论战家，对语言的使用遵守严格的准则，并极度蔑视那些不能或不愿遵循他的标准的人。说句公道话，他对自己也很苛刻。据悉，他会为一个逗号的位置而苦恼。重要的是，语言要清晰，要剥去不必要的装饰。
……
维也纳学圈的态度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与克劳斯一样，都专注于语言、痴迷清晰性。他们之所以以一些哲学敌手为标靶，正是因为后者文风晦涩，用黑话来裹覆其论证的“尸斑”。因为表面上的深奥，敌手们的文章也许看似动人，但更多的时候，它们缺乏深度和内容。克劳斯的影响在维也纳社会蔓延。
* * *
现代主义在建筑上也有其表现，而相关运动的影响同样能在学圈中看到。
维也纳最著名的街道“环城大街”附近的建筑建于19世纪下半叶。建设之时，这些建筑都不甚顾及协同齐一，却又无不傲慢夸耀。维也纳人一直喜欢拱门和立柱，喜欢色彩斑斓的湿壁画。在环城大街之外，建筑特别依托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风格。楼宇繁复、华贵，内外墙壁都被视为可以装点的画布。
建筑中的现代主义冲动是对所有这些的回应。在维也纳，建筑师阿道夫·卢斯的卢斯大厦是现代主义的最杰出表现，它的对面就是精美的霍夫堡宫。这座大厦于1911年建成，充满直线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非常讨厌它，以至于对着它的那扇窗户都不拉开窗帘，至少传闻如此。
……
1926年12月，纽拉特出席了一所艺术设计学校的开园式，学校位于德国中部的德绍，名为“包豪斯”，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创立。包豪斯外观的特点是线条简洁，缺少装饰，并秉持功能决定形式的观念。纽拉特有两次回德绍讲学， 第yi次在1929 年，讲的是图形统计学，以及如何用简单的图像传达复杂的信息。
同年，他也鼓励费格尔去参观。后来，卡尔纳普也在那里办了讲座。卡尔纳普当着一屋子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演讲，题目是“科学与生活”。演讲的开篇是：“我在科学领域工作，你们在可见形式的领域工作 ：两者只是同一种生活的不同侧面。”两个包豪斯的学生前往维也纳，去纽拉特的博物馆获取工作经验，这加强了维也纳和德绍之间的联系。
对于包豪斯来说，意识形态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建筑材料来之不易，很少有人买得起新建私人住宅，所以谴责浪费空间的动因，来自美学和实用两方面的考虑。包豪斯认为，设计应该适于大批量生产。阿道夫· 卢斯对未来建筑的愿景与此相同，他的一个口号就是“让我们不断地重复自己”。卢斯一次著名演讲的题目是“装饰与犯罪”（Ornament und Verbrechen）。
大批量生产有一个弊端，就是开启了“异化”的新时代，因为工业化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逻辑经验主义和包豪斯学校彼此同气相求——尤其是1928—1930 年间，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内斯· 迈耶在任之时。双方都渴望革除陈腐，以他们踏实、务实的新风取而代之。他们都不敬传统，但崇尚科学，拥抱进步，也都在推动统一化的议程。一些有影响力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致力于统一各门科学，而瓦尔特· 格罗皮乌斯则提出要统一艺术与工艺 ：所有艺术，包括建筑，都要被带到同一个比喻性的（毫无疑问是扁平的）屋檐下。未来的建筑物，将体现出各种技能的平等融合，将是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和工匠共同努力的产物。一切势利的旧时代等级制度都要一扫而空。
耐人寻味并且绝非巧合的是，实证主义典籍中的一份核心文本，即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便是自下而上的架构（卡尔纳普是从基本经验出发塑造他那复杂的逻辑体系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是如此。 维特根斯坦和卢斯也彼此熟识，皆引对方为同道。在姐姐赫米内50岁生日之际，维特根斯坦送了她一本卢斯的签名书（《言入空谷》）。卢斯曾对维特根斯坦说：“你就是我。” 这不仅仅与他们各自学科有类
似的方法有关，尽管二者确实类似。《逻辑哲学论》是一部“瘦骨嶙峋”的作品，很不耐烦于解释。可以认为它是在追求某种“无装饰”的语言，在其中，每个元素都表达语言的逻辑，从而表达世界的逻辑（不像日常语言，日常语言会用许多冗余——或说装饰物——来掩盖自身的结构）……纽拉特也赞同这种新美学，尽管他在参与维也纳公共住房改造时，对居家的舒适不持这么严苛的态度。但这种美学在其他地方出其不意地体现了出来，比如大胡子不再是时尚（à la mode）了，而被看作毫无必要的面容不整。待纽拉特确信了装饰大体是令人反感的之后，他就觉得有义务剃掉自己的胡子（同样的理由或许也能解释哈恩的髭须神秘消失的原因）。
* * *
前面已经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现代主义的影响。弗洛伊德并不是第yi个提出人类受无意识动机驱使的人 ；有几位前人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观点，包括叔本华和尼采。但弗洛伊德是第yi个系统地研究这一现象的人。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心理问题会通过病人和分析师间的对话得到缓解或解决 ；作为这场运动的奠基人，弗洛伊德提出的几种观念，至今还在为精神分析领域的论辩提供讨论框架，包括性欲在我们的感受和行动中的作用，以及梦的功能（弗洛伊德将其解释为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还塑造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引入了病人的沙发和技术，如“自由联想法”，鼓励病人讨论脑海中出现的任何东西，以便让无意识层面显露更多，使受压抑的思想浮出水面。弗洛伊德自己也办了一个学圈。周三晚上，一群（ 大体）忠实的追随者在维也纳第九区伯格巷19号聚会。弗洛伊德在1891年搬到了伯格巷，而四十七年来，这里不仅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场所。正是在伯格巷，他安设了他那张短小舒适的沙发，上面铺着东方式的毯子，他的病人就躺在上面。为了避免目光接触，他会坐在一侧与他们交谈。
到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已经蜚声国际，但他最有名望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家乡城市。1924年，他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称号。两年后，在他70岁生日之际，所有的主流报纸都用长篇文章向他的开创性成就致敬。 30年代时，市议会甚至考虑将伯格巷更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巷，这个动议让弗洛伊德本人都觉得荒谬。
他的态度反映了他与维也纳的复杂关系。他或许是受到了城市的尊敬，但他对弥漫在城市中的反犹主义非常敏感；大学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授予他显然应得的正式教授职位。他的成功也没有保护他免受经济动荡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让名人也深受其害，他的储蓄也像所有人一样荡然无存。在纸币几乎变得一文不值的情况下，他要求一家匈牙利期刊用土豆来支付一篇文章的稿费。他开始接待更多外国病人，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他们付得起钱，而且更好的是，他们的货币不会在每次座谈从开始到结束之间就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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