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429年5月，法兰西在英法战争中节节败退，国土被英格兰人及其盟友步步蚕食。自1428年10月奥尔良被围困已逾半年，兵临城下，城内守军却几近弹尽粮绝，眼看就要失守。在法兰西王太子的授意下，少女贞德手持王子宝剑横空出世，带领王军攻向奥尔良。世界历史上遂留下圣女贞德的千古之名。奥尔良之围被解，英法百年战争迎来转折点。此后，法兰西人民抗英情绪高涨，约三十年后，法兰西收回所有领土，百年战争结束。
中世纪晚期是西欧各王权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随着罗马教廷大一统的威权和能力下降，各国都希望能够摆脱教宗及其教阶制的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只需诉诸于政治常识便知，以民族为基础的王权国家要能立住脚站得稳，领土完整、经济自主和思想独立是必要条件。尤其是思想因素，不仅需要有相对统一的国家精神，而且要有克服分裂的精神因素。
法兰西在15世纪时的国土面貌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见。那时王室控制的领域非常有限，大概南至纳尔榜，东至里昂，北至布卢瓦，西至拉罗歇尔。西边的波尔多尚不在王室控制范围，勃艮第富强且独立。经济方面，无法从贵族那里获得足够的钱财支撑自己的政治措施，一直是王室展不开手脚的大问题。
1461年，瓦卢瓦王朝的第六位国王路易十一即位。这位抱负伟大的君王一掌权即以雷霆手段对付不顺从的封建领主，企图兼并各方土地。为了挫败反对他的贵族同盟，路易十一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武力。他先后收回了阿朗松公爵领地、阿曼雅克伯爵领地、勃艮第公爵领地、皮卡尔迪、普罗旺斯伯爵领地等，为之后其子查理八世收归布列塔尼奠定了基础。布列塔尼并入王室后，现代法兰西版图开始成型，逐渐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法兰西君主的实权也与日俱增。
从路易十一开始，法兰西王室“不再因征税而召开三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室收入有一定的保
障因而相对更加独立于各大领主。虽然接下去的两任君主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因征战意大利耗费了不少财力，但好在国王的威权得以持续增长。再加上路易十二改革司法体系、为国民减税，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对国王更加爱戴。
王位传至弗朗索瓦一世时，法兰西已经朝着绝对君主国高歌猛进。王室基本上解决了领土与经济问题。但国家真正独立的第三个要素，即达成相对的思想统一，并非易事。恰在此时，西欧大地又出现了新局面：宗教改革开始在各国蔓延。以宗教信仰为名，各国境内的宗教分裂势力、政治分裂势力与统治者的权力斗争越演越烈；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廷也一直不肯放弃对各国政务的管制，斗争变得越发错综复杂。
16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西境内主要有三大派势力：以吉斯家族为代表的较为极端的天主教势力，其后有以西班牙为主导的天主教神圣联盟撑腰，对王室决策有重要影响；以孔代家族、南部纳瓦拉王国和海军上将科里尼为代表的新教势力，聚集了很多贵族和第三等级人物，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手握着国家诸多实业资产，王室不敢小觑；天主教信徒中以掌玺大臣洛斯皮塔尔和巴黎高等法院为代表的政治家派希望调和双方，尽力保住国家的统一，大多数时候得到王室的支持。很明显，在前两派势力的撕扯下，国家面临分裂危机，第三派为了聚合国家在其间努力周旋。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其内部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总有新生力量或异己要素产生，它可以成为促使国家改善的源头，也可以成为分裂势力的肇端。这一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里的矛盾定律早已分析得非常清楚。既然异己要素并非偶发事件，国家统治者和政治家们需要考虑的便是如何建立能够容纳、吸纳或化解这些力量的长效机制，避免威胁到国家的安宁和统一。历史告诉我们，就算是曾经统一西欧的天主教拉丁帝国，内部各种小教派的滋生与摩擦也从未停止过；只是中世纪时期强大的教阶体系一直能吸纳或镇压它们，避免对体制造成太大危害。
显然，16世纪的法兰西在新教萌芽初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在分裂势力刚刚抬头时预见到其可能造成的后续危害。到博丹时代，分裂问题成为法兰西的首要政治危机。
作为政治家、法学家的博丹，思考的正是祖国面临的这场分裂危机：法兰西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支撑和政治策略，才能度过危机？才能成长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博丹诉诸于王权，即希望代表不同利益的三方能在王权的统领下妥协和解。让王权高于教权和贵族权力的依据是什么？博丹告诉我们，是历史。《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下文简称《方法》）便是在这种探索中结出的果实。它并非旨在指导史家写作历史，而是希望教政治家和法学家阅读历史、从历史中寻求资政治国途径的方法。从而我们可以说，博丹同修昔底德一样，“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政治事务是历史写作的首要对象，立法治国是历史研读的首要目的。正如英国史家弗里曼所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离开政治的史学定会丧失价值与目的，最终陷入细枝末节的虚无。因此，我们可以把博丹对史学的态度视为施特劳斯定义的修昔底德式史学，即“政治史学”。本书第一章简单介绍博丹的生平，第二章将通过绎读《方法》第一至四章、梳理西方史学从修昔底德至博丹时代的发展，以明晰博丹政治史学的继承与发扬。
博丹诉诸于普遍历史，目的指向政治事务，为帮助法兰西扫除通向独立王国的重重阻碍。从普遍历史中，博丹发现王制是最好的政治，只有王制能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迅速整合国家资源，做出统一反应。法兰西一直行王制，任何国家若是以一种政体形式延存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说明这种政体形式适合这个国家，有利于该国的存在和发展。法兰西正是如此。本书的第三至五章，通过解读《方法》第五、六章，厘清博丹的立法主权理论的来源与内容，阐述他的国家统治理论，了解他离开学院投身政治实务的远大抱负，以及他对祖国的深情厚望。法兰西如何才能成长？只有诉诸于自己的历史和祖制，坚守自己历时千年的王制经验，将宗教分歧问题置于国家统一问题之下，民才能生、国才能盛。本书第六章将结合法兰西在16世纪面临的政治危机，分析博丹的写作目的及其抱负，揭示他对时局的思考及其理论贡献。
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史学，政治史学在博丹这里获得了发扬。史学与法学在博丹的立法主权中融合，共同为国家主权提供源泉和凭据，从而为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发展服务。作为学者的博丹却没有就此停下。他在《方法》第七至九章把自己的国家理论与宇宙论联系起来，构建出个人灵魂秩序——国家秩序——宇宙秩序的宏大体系，其中不仅囊括对宇宙起源、时间、自然法则等经典哲学问题的探讨，还包括对人的灵性问题的思考。由此，博丹将他的政治史学引向了更高的政治哲学，从而对应了他在《方法》开篇时划分的史学的三个分类。本书第七章讨论的便是博丹的这一上升。同时，作为智识人的博丹，对自己的智识人身份与政治人身份也有清晰的认识，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展示出来。
小书以疏解博丹《方法》一书为线索，对照他的其他主要作品，结合博丹身处时代的混乱局面，展现作为16世纪的智识巨匠，博丹如何坚守自身的精神品质，承担起作为国家公民的重任，为国家面临的政治危机寻求应对之道。
所谓危机，概身在危局亦不乏机会；所谓变局，则既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也不得不警惕后退的陷阱。至于变化的轨迹究竟如何，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更是身在其中的人的意志、行为和德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博丹看到的法兰西危局，是外有德意志地区各领主、西班牙、英格兰，以及罗马教廷的虎视眈眈，内有各派政治势力打着宗教信仰的名义构成的分裂势力；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濒临四分五裂的边缘。博丹看到的契机，是法兰西王权仍在，传统习俗和礼法对人的约束力仍在起作用，不少国家政治人在为着拯救和重振法兰西荣耀竭尽所能，国家的传统资源还没被消失殆尽。若国家中政治人有智识人的学问和智慧，智识人有政治人的克制和审慎，做好充分准备，待天命垂青，出现集智识、胆魄与德性于一身的统治者，国家战胜外敌繁荣兴盛便指日可待。因此，他将主权理论献予王者，历史教育分享同好，这是作为政治人与智识人的博丹面对国家危机时的自律与他的思考成果。这是每个政治人、智识人、政治人暨智识人在面临国家政治危机或变局时应该做好的职分。
作者才疏学浅，遗漏误读之处，望读者能不吝赐教。
第一章.博丹其人
1559年，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博丹（Jean Bodin）已经在著名的法学重镇图卢兹完成了他的法学学业，希望能在这里开启他的职业生涯。博丹就读的图卢兹大学是法兰西法学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从业者的第一摇篮，教宗格里高利九世（Pope Gregory IX）喻之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卢兹作为法学重镇、文化重镇，除了这所最好的大学，还有一所法学学校，且正在筹备另一所文科学校，校舍建设即将完工。
刚刚迈出校门的博丹，或许是留恋这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城市，或许是对自己一直以来从事的兼职教学感到满意，将目光转向了即将竣工的这所学校。
第一节.从重镇到重镇
博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奔走在法兰西的各个重要城市。
一、瓦尔德梅茵街
据说，博丹出生在安茹地区昂热市（Angers of Anjou），昂热是安茹地区首府，博丹的家位于瓦尔德梅茵街（Rue Valdemaine，见图1）。瓦尔德梅茵街不长，却是昂热市的贫富分界线，街背面是贫穷织工们的茅舍，破败不堪；街正面原是一个被遗弃的小礼拜堂废墟，但在博丹出生前后，安茹头面人物波耶特（Pierre Poyet）在此废墟上建立了著名的格朗酒店（h.tel des Granges），此后这条街便日益繁荣。波耶特曾担任了好几届安茹省长，最终成为安茹辖区的中将（lieutenant-général），其幼弟纪尧姆·波耶特（Guillaume Poyet）后来成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大臣。安茹另一显赫家族旗下的杰耶酒店（h.tel de La Jaille）也位于瓦尔德梅茵街。博丹家的房子，一面毗邻圣朱利安（Saint-Julien）客栈。在博丹时期，这间客栈的主人是茹尔丹（Fran.ois Jourdain）的爷爷，茹尔丹后来在法兰西学院教希伯来语，法兰西学院教授希伯来语的教席只有两个，茹尔丹占其中之一；博丹家另一面毗邻的房产属于克利泽（Cerizay）家族，这个家族有安茹最出色的生意人和参议员，其家族成员之一曾任巴黎高院书记员、路易十一的秘书、由皇室任命的镇长。大概在博丹出生前五十年，安茹大学搬进了离瓦尔德梅茵街仅隔几条街的新校舍。
瓦尔德梅茵街往东北方400米是昂热的天主教堂，那里不仅是昂热人民宗教礼拜的中心，同时也是其政治和文化事务的中心。权贵们常常在此逗留，行为怪异、奇装异服的安茹大学学生在此穿梭。顺便提一下，安茹大学历史最悠久也最强的学科是教会法和市民法，神学、医学、艺术等学科不仅建立时间晚，而且在学校的地位远不如法学。大批皇家法庭人员在此地来来往往。16世纪是一个好诉讼的时代，从1350—1510期间，45%的天主教教士拥有高等学位，其中只有6%的教士拿的神学学位，其他人都拿的教会法（13%）、市民法（47%）学位或双学位（35%）。由此可知，教士是智识分子的中坚力量，法学是教士的普及学问。虽然安茹大学的学生很狂暴，常常在昂热市闹出各种动静，但是各大法学系却的确为法兰西培养了最杰出的法学家和最活跃的政治人。
在瓦尔德梅茵街这条著名的、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街上，还居住着各种富裕商人。博丹的父亲纪尧姆·博丹（Guillaume Bodin）是其中之一，这个出色的裁缝娶了方东镇（village of Foudon）杜默泰绅士（sieur du Mothay）的女儿后，便在昂热这条著名的街面买了一栋带小院的房子，把临街的屋子作为裁缝铺，后面供自家居住。顺便提一下，博丹的祖父德拉沃绅士（sieur de La Vaux）是法学学士，安茹地区的辩护律师；叔父是本地神父，负责加尔默罗修会在安茹地区的救济事务。总之，博丹出身在一个富裕且多元的家族，长辈们要么在安茹地区教会和法学界位居要职，要么在商界摸爬滚打；其居住地贵胄、学者云集。另外，博丹的母亲是犹太人，据说她信犹太教，而且影响到博丹的信仰，但一直未发现确凿证据。博丹在其著作中显示出对犹太民族和相关知识的熟悉，很可能与其母亲有关。
博丹是幼子，上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商人纪尧姆完全有能力让自己的家庭过上舒适的生活，也有办法和各种社会关系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资助他颇有学术天赋的小儿子走上职业学术生涯。纪尧姆不仅是裁缝，也从事纺织贸易。那时，皇室和地方政府针对贸易征收各种赋税，因此在博丹家族，税收、贸易、货币无疑是最频繁出现的餐桌话题。据统计，从1500到1592年，法兰西物价增长了十倍；从16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粮食歉收，巴黎地区的食品市场价格逐年上涨，尤其是谷物价格。整个16世纪，欧洲的货币都严重贬值，法兰西货币图尔里佛中的白银含量不断降低，1541年时含量为50%，到1600年仅5%，而货币发行量却在不断增长。a 博丹在1568年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回应马勒斯特罗瓦先生的怪论》（Response au Paradoxe de M. de Malestroit），专门讨论当时西欧物价疯涨的原因，分析货币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后来《国是六书》中所探讨的诸多经济问题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详细阐述和深化。艾伦提到，这本小册子据说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此前没有作者如此清晰地表述过各种经济过程的本质和重要性，也没有明确地将博丹在这方面的思考不能不说与他幼年时期的家庭氛围有极大关系。
与大多数同阶层的同龄人一样，博丹在大约12、13岁时作为见习修士加入天主教加尔默罗修会。加尔默罗修会声称，其创建者是希伯来先知以利亚，其圣阿尔伯特教规强调净化心灵的重要性，规定学徒和会员必须练习“沉思”，培养极高的灵性，以逐渐达成灵修目标——获得启示。修会也同样重视德性教育，引入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教员。加尔默罗修会教员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修会位于巴黎的一所致力于国际研究的分院，建立在欧洲顶尖级大学巴黎大学的北面。成为见习修士大概两年后，博丹被选中前往巴黎的这所分院继续接受教育，研习哲学。与博丹同行的还有一些已经发过愿的修士，他们将攻读其神学学位。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神学显然不是博丹的主要追求，至少不是青年期博丹的主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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