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坎贝尔经常说:“艺术是一个漏斗,精神通过它被倾注到生活中。”他深信,艺术和神话一样,有能力打开当代人的心灵,使个体直接体验宇宙永恒的、超越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以身体为基础,我们在梦中探访。根据坎贝尔的说法,艺术家的工作是创造“重要的形式”,搅动现代人断裂的心灵,“向意识提供一个审美对象,同时在无意识中响起弦外之音”。
坎贝尔的艺术哲学深受他 1924 年至 1929 年在欧洲旅行的影响。他在那里接触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的文学,塞尚、毕加索和保罗·克利的绘画,雕塑家安托万·布德尔的作品和教学,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的突破性心理学理论。借助这些不同但又相关的影响,坎贝尔最终形成了他的信念:“艺术家个人必须研究其特定工艺的各种技巧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以及,“这些手段必须与同它们相适配的神话元素联系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完成了使个人心理超越恐惧或希望,将其投向“世界和谐的奇迹,令外太空的球体、原子中的电子和地球的汁液不断循环(无论生活是悲伤还是快乐)”的任务。在他的一生中,坎贝尔耐心地阐述了詹姆斯·乔伊斯口中“适当的艺术”的严格标准和决定性特征。这种艺术能使喋喋不休的心灵安静下来,并通过其具有整体性而和谐的节奏,用美的光芒照亮被捕捉的心灵。他用机智和热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作家、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作曲家、演员、导演和电影制片人等在他们的艺术冥想中寻求光芒。但从这本小书中可以看出,他对编舞家和舞蹈家有着特殊的热情。
我们对坎贝尔最早期的关于舞蹈艺术的思考知之甚少。我们知道,当他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时,他有过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他父亲带着他和他的弟弟查理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野牛比尔”的西部狂野表演。在那里,坎贝尔“被一个赤裸的美国印第安人的形象深深吸引,深陷其中。他的耳朵贴在地上,手里拿着弓箭,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知识”。他是否也在那里初次了解到美国本土舞蹈独特的色彩、形式和节奏?
老坎贝尔也喜欢他所谓的“好戏”。可能他也曾带着乔和查理去看这些杂耍式的表演。7 年轻的男孩们很可能看到了令人惊叹的非裔美国踢踏舞者,以及那个时代典型的女性合唱团舞蹈。斯蒂芬·拉森(Stephen Larsen)和罗宾·拉森(Robin Larsen)所著传记《心灵之火:约瑟夫·坎贝尔的一生》(A Fire in the Mind: The Life of Joseph Campbell)中写到,坎贝尔是很优秀的音乐家和绝佳的社交舞者,但我们不知道他是通过观看还是借助指导学会了各种舞蹈的舞步和风格,从而对舞蹈的某些形式方面心生赞赏。
坎贝尔在他大量的日记或信件中从未提到他看过芭蕾舞,无论是小时候在纽约还是青年时代的欧洲之行。在那期间,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和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on Laban)的学生们都在定期演出——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领军人物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美国人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和露丝·圣·丹尼斯(Ruth St. Denis)也是如此,但没有记录显示坎贝尔见过他们,或见过其他任何在这一时期对艺术形式进行革新的舞蹈艺术家。
但在 1937 年发生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他对舞蹈的理解。当时,坎贝尔正过着他梦想中的生活,在仅招收女性学生的萨拉·劳伦斯学院教授比较文学,同时有大量时间继续阅读和研究世界神话。在他到达该学院的同一年,一个名叫珍·厄德曼(Jean Erdman)的年轻女子也开始在那里学习。
厄德曼在火奴鲁鲁出生和长大,几乎在她能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在家庭聚会和野餐时跳草裙舞。作为新教牧师约翰·平尼·厄德曼博士和夏威夷著名实业家马里恩·迪林厄姆的女儿,厄德曼就读于独特的普纳胡学校,在那里学会了伊莎朵拉·邓肯式的诠释性舞蹈。她在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的霍尔女子学校学习一年后,才情终于被点燃。但当时对舞蹈的清规戒律令她的思想备受困扰——她因为向同学们教授草裙舞而受到了惩罚。于是她带着年轻的热情和探索的精神来到了萨拉·劳伦斯学院。
厄德曼潜心研究现代舞先驱玛莎·格雷姆(Martha Graham)及其舞团成员在那里传授的戏剧性、冲击性舞蹈技巧,暑假也继续在本宁顿舞蹈节学习。她还学习了比较宗教和爱尔兰文化及戏剧。到了大三,厄德曼已决定踏上舞蹈之路,希望将她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包含哲学和美学的范畴。从她朋友对坎贝尔课程的描述来看,在厄德曼心中,坎贝尔教授是校园里的万人迷,是符合她学习兴趣的理想导师。她向他要来了一门私人研讨课。可自选的私人辅导课是萨拉·劳伦斯学院课程的一个突出特点。
雨夜里图书馆的偶遇,变成了在坎贝尔办公室的面谈。正如故事中所说,坎贝尔问她:“你想研究什么?
“我想研究美学。我想研究普鲁托。”她回答说。
“普鲁托?”他问,“你是说柏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