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有自己的节奏、需要和生理期望。胎儿的到来部分地将母亲的身体转变为自己的宿主，一旦插入子宫壁，胎儿就会扰动母亲的控制机制，因此有人将胎儿比作控制航天器的宇航员。胎儿决定了其在怀孕和分娩时的位置，事实上也决定了分娩的时间。它有感觉，会回避痛苦的刺激（Goodlin and Schmidt， 1972），表现出惊人的选择能力。胎儿可以主动寻找食物（Bradford and Maude， 2014），事实上早在1937年，就有实验（Bradley and Mistretta， 1975）表明，当羊水中加入了糖精时，胎儿就会吞咽更多的羊水；而注入苦味物质后，胎儿的吞咽频率就大大下降。胎儿可以习惯一开始令其不安的刺激，例如，第一次遇到震动刺激时胎儿可能会动，但之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往往就不太在意了（van Heteren et al.， 2001）。到了8—10周，胎儿的四肢就会活动了。胎儿不是一个惰性的细胞集合体，而是活跃的、有反应的，幸福地沐浴在羊水中。
然而，胎儿还是深刻地受到环境的影响。胎儿会对音乐信号做出反应，随着节奏同步进行运动（Sallenbach， 1993）。在16周时，胎儿的面部表情就会对音乐做出积极的反应（López-Teijón et al.， 2015）。在怀孕头3个月，如果羊水穿刺针碰到胎儿，胎儿就会跳动，并避开医生的听诊器（Goodlin and Schmidt， 1972）；当孕妇吸烟时，胎儿的心率也会上升（Lindstr?m et al.， 2013）。超声波视频显示，胎儿对吸烟和巨大的噪音都有反应，看起来像是在哭（Bellieni， 2012 ; Gingras et al.， 2005）。我们已经看到了天性与养育之间的互动；胎儿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同时又在与外界交流。胎儿能学着识别特定的声音，并在出生后更喜欢这类声音（Krueger and Garvan， 2014）。同时，胎儿的口味也会受到文化影响，例如，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吃了大蒜，那么新生儿就会对大蒜的味道表现出较少的厌恶感（Mennella et al.， 2011）。
当我们在孕妇的胃部施加一个微小的声音或震动刺激时，超声波显示，抑郁的母亲所怀胎儿的心率高于不抑郁的母亲的胎儿。之后，抑郁母亲的胎儿恢复到心率正常基线值的时间是不抑郁母亲胎儿的3.5倍。与抑郁母亲的胎儿相比，不抑郁的母亲的胎儿反应更灵敏，也能更快地平静下来（Dieter et al.， 2008）。这与长期紧张焦虑的儿童或成人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在遇到令人惊慌的刺激后恢复的速度较慢，这提示着他们对自己体验到的世界所做的一些产前适应。
无论是胎儿还是儿童，都不是生活在一个母婴和谐的完美世界里。冲突是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部分，正如精神分析学者和进化心理学者指出的那样：比如，特里弗斯（Trivers， 2002）曾说，子女只继承了父母一方一半的基因，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冲突。通过胎盘传送尽可能多的养分，这符合胎儿的利益，而并不符合母亲的利益。胎儿将激素传递到母亲的血液中，可能使母亲血压升高，有时会引发从小腿肿胀到子痫前期等不同严重程度的症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胎儿自身的营养供应。胎儿会重塑母亲的动脉，让母亲在不至于饿死的前提下，不会收缩供应胚胎的血管。事实上，胎儿建立了对领土的控制权，以保证自身的生长发育。母亲的身体会对胎儿的需求做出自己的反应，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调节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通常情况下是运转良好的。但有时，这种平衡会被打乱，比如孕妇可能在胎盘激素影响下血糖升高，进而患上糖尿病（Hrdy， 1999）。胎儿和母体的关系中充满了这种“拔河比赛”一样的微妙平衡。
父母的影响从哪里开始？生物与心理的相遇
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照护者如何影响儿童的心理和情绪发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孕妇的心理状态可以预测婴儿出生后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行为。霍华德·斯蒂尔（Howard Steele）和米里娅姆·斯蒂尔（Miriam Steele）开展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实验研究（Fonagy et al.， 1991），他们对初次怀孕的母亲进行了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该访谈可以评估一个成年人处理自己情绪历史的能力。母亲的访谈结果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了尚未出生的孩子未来的依恋状况。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安全型依恋的孕妇往往能对出生后的婴儿进行更好的同调（Sohye Kim et al.， 2014），而那些带有创伤性依恋风格的母亲（Bernstein et al.， 2014）则不太能够准确地解读婴儿的面部表情。通常情况下，叙事和自我反思故事连贯一致的成年人，其孩子在1岁时往往会被归为安全依恋类型。如果母亲的叙事是混乱的、前后矛盾的，或者母亲在情感上是隔离的，那么孩子往往会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因此，母亲在怀孕时的心理能力会极大地预测孩子在出生一年后对压力情境的反应。正是母亲对自己和他人情绪体验的敏感性带来了上述影响。
这些发现意味着，对情绪有敏感反思能力的人对孩子的心理状态也会比较敏感，而且母亲在孕期和产后的心理状态很可能具有连续性。
然而，产前经历本身就会产生持续的影响，无论母亲产后心理状态如何。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群忍饥挨饿的荷兰母亲甚至不得不吃郁金香充饥（Lumey et al.， 2007）。这些挨饿的母亲所怀的胎儿出生后，食物短缺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新陈代谢仍然非常“节俭”，更多地积蓄脂肪。上述研究描述的现象被称为“胎儿编程（foetal programming）”，即婴儿还未出生就已经学会了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在上面的例子中，他们学到的就是要节约稀缺的食物。这样胎儿就发展出了一种身体策略，而事实上在战后的荷兰，这种策略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导致了该样本中的很多人出现了身体问题和精神问题。
出生体重等产前因素对个体疾病的预测可以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出生时体重过低，对成年后的各种疾病（如冠心病、2型糖尿病等）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如果排除遗传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出生体重过低甚至可以预测早逝（Barker， 2013）。
然而，出生体重等看似是生理上的因素，却常常反映出心理和情绪方面的问题。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怀孕期间的高应激水平会增加出生并发症和低体重的可能性（Wadhwa， 2005），同时也会影响胎儿的记忆和习惯化（habituation）的能力，而且这种影响在出生后仍然持续存在。皮质醇（cortisol）可能是最为人熟知的压力激素，它会穿过胎盘影响胎儿的发展。恐惧情绪会让母亲的心跳发生变化，通常会导致动脉收缩、输送给胎儿的氧气减少，进而可能影响出生体重（Monk et al.， 2000）。母体和胎儿的皮质醇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Glover， 2015 ），而高皮质醇水平又与低出生体重相关（Bolten et al.， 2011）。宫内应激对健康状况和细胞表达的预测可以持续到成年期（Entringer et al.， 2011）。产前应激会影响免疫系统，在检查胎盘时，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明显迹象（Lan et al.， 2015）。
还有一些我们熟知的对胎儿有威胁的因素，如母亲饮酒、使用药物——其中既包括合法的药物，如抗抑郁药（Huybrechts et al.， 2014）和抗精神病药（Kulkarni et al.， 2014），也包括非法药物（Ross et al.， 2015; Yip et al.， 2014）——这些都会影响胎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与海洛因成瘾的新生儿工作过的临床医生描述道，这些婴儿绝望的抽搐是多么让旁观者揪心（Emanuel， 1996）。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发育中的胎儿来说，最有害的消遣性物质还是酒精，它会对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有些儿童完全患上了胎儿酒精综合征（Mohammadzadeh and Farhat， 2014），其面部具有一系列典型的畸形特征，情绪和心理生活也会受到巨大影响。还有些婴儿没有面部特征的改变，但却患上了“胎儿酒精谱系障碍”（Riley et al.， 2011）。对这些孩子来说，涉及记忆和冲动控制的脑区受到了重大影响，这常常会深深地改变他们的生活（Kodituwakku and Kodituwakku， 2014; Rangmar et al.， 2015）。
即使排除了生物遗传、社会阶层、饮食、吸烟等其他因素，孕妇的压力、焦虑或抑郁对胎儿发展的影响仍然存在（Glover， 2015）。这里再次涉及天性与养育的相互作用。一项研究考察了产前应激的影响，参与研究的孕妇有些怀的是自己的孩子，有些是通过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sation， IVF）怀上了不携带自己基因的孩子（Rice et al.， 2010）。产前应激对孩子日后的行为问题都有明显影响，但对携带孕妇基因的孩子的影响稍大一些。换言之，一些日后的行为确实受基因遗传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和环境都会起作用。
孕妇的压力确实可能导致胎儿出生体重低以及其他问题，但我们绝不能指责经历应激状态的孕妇影响了后代的身心健康。这项研究的视角远超了父母作为个体的责任。压力、焦虑、抑郁以及其他的心理问题并不是随机或凭空出现的；那些在社会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尤其是不平等社会中的穷人（Wilkinson and Pickett， 2009），或者种族歧视（Hilmert et al.， 2014）、家庭暴力、家庭虐待的受害者，更容易面临应激状况。但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原本功能良好的孕妇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如“9·11”事件（Yehuda et al.， 2005）、台风或冰暴（Currie and Rossin-Slater， 2013; Walder et al.， 2014）。经历了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孕妇，其子女的应激反应和皮质醇水平会发生改变。然而，一般情况下，造成应激最普遍的原因还是社会性因素，如贫困或人际创伤。可以说，母亲的压力水平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一个指征。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么责任在于整个社会，而不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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