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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history，2007）、《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The Palaeolithic Societies of Europe，1999）。2005年，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授予甘布尔里弗斯纪念奖章（Rivers Memorial Medal），以表彰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 目錄： 专题目录 / 001 图目录 / 002 表目录 / 006 致　谢 / 009 术语表 / 012 关于头骨化石和石器的网络资源 / 017 第一章　人类深层历史的世界 / 001 人类重聚 / 001 人类想象力的进化 / 004 深层历史的6个时空 / 011 思维的延伸和扩展 / 020 人类脑进化与定居全球的路线图 / 026 关于深层历史的问题 / 042 第二章　 气候和环境的驱动因素：第0—第2时空，10Ma—50ka / 045 气候和大脑 / 045 变化的驱动因素：地球轨道和地壳构造的力量 / 047 地壳构造与物种形成地理学 / 059 这为什么重要：选择的模式 / 063 与多变性共存 / 072 技术与扩散 / 080 游荡之脚，游荡之心 / 097 第三章　 气候、环境和人口的最新表象：第3—第5时空，50ka到现在 / 099 全新世表象 / 099 表象一：气候 / 101 表象二：生态 / 111 表象三：人口 / 122 在全新世，什么是创新性的？ / 138 第四章　 沿着地壳构造轨迹行走和奔跑：第0时空，10Ma—3.3Ma，第1时空，3.3Ma—1.8Ma / 143 轨迹和节奏 / 143 人族蓝图 / 147 第0时空：在进化脊上行走 / 164 第1时空：沿着地壳构造轨迹奔跑 / 174 第1时空的界限 / 185 第五章　 跨越生物潮汐世界的三大步：第2时空，1.8Ma—50ka / 190 移动中的人族 / 190 跨越第2时空的三大步 / 193 第2时空：第一大步1.8Ma—0.8Ma / 217 第2时空：第二大步0.8Ma—0.2Ma / 228 第2时空：第三大步200ka—50ka / 247 第2时空的界限 / 255 第六章　人已远，但保持联系：第3时空，50ka—4ka / 260 美丽新世界 / 260 什么必须改变？ / 263 东向路线80ka—50ka / 276 扩散方向 / 283 扩散的时间和频率 / 290 扩散的节奏 / 301 第七章　北方的呼唤：第3时空，50ka—4ka / 312 人类扩散的粮仓和宝库路线 / 312 一路向北 / 319 向西半球的北向路线和海岸路线 / 330 欧　洲 / 350 扩散的方向 / 362 扩散的时间和频率 / 367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扩散的节奏 / 374 北极地区 / 378 第八章　放眼地平线：第4时空，4ka—1ka / 386 耕种世界 / 386 太平洋 / 391 扩散的方向 / 400 扩散的时间和频率 / 404 扩散的节奏 / 406 非洲的岛屿 / 408 大西洋岛屿 / 415 第九章　回首人类重聚：第5时空，1400 AD之后 / 427 殖民普洛斯彼罗之岛 / 427 人类的想象力与人类的进化 / 429 扩散、取代和散居 / 432 巨大的大脑和巨大的世界 / 438 人类的深层历史：一个展望 / 442 参考文献 / 445 索　引 / 486 內容試閱： 人类深层历史的世界 人类重聚 对黄金的期许把他们带入了深山。他们是一片未经勘探土地上的开拓者，在结束一天陡峭的攀爬时，一片巨大而肥沃的山谷横亘在他们面前。那天晚上，当这支由17个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队伍看到远处有火时，他们开始变得担忧起来。第二天，他们遇到了许多扛着石斧的人。 在过去的600年里，这种相遇的故事可能在许多地方都持续发生着。其中的勘探者可能有过葡萄牙探险家、西班牙士兵、英国水手、荷兰香料商人、法国毛皮猎人、俄罗斯捕鲸者、丹麦渔民、阿根廷牧场主或巴西伐木工人。而这一次是在1930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俾斯麦山脉（Connolly and Anderson 1988）。两名澳大利亚勘探者和他们的15位当地背夫拥有前往那里的官方许可。此外，他们还希望发现新的人群。为了能够安全通行，他们带有大量用于贸易的斧头和玻璃珠。但让他们的队长米克·莱希（Mick Leahy）没有预料到的是，竟有如此多人在新几内亚山区。他的小巡逻队就这样与100多万高地人不期而遇。 80年前的这一首次接触，见证了两种像大陆板块一样彼此离合交错的人类历史：殖民扩张和部落统治，来自黄金的钱财和来自贝壳的财富，步枪和长矛，钢斧和石斧，布短裤和缠腰布，太阳帽和羽毛头饰。要不是存在着种种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外在差异，以及北方白人和热带黑人之间的肤色对比，则这次相遇的确可算是一次人类的重聚。这场相遇的双方都起源于一个大约在6万年前（60ka）开始走出非洲进而定居全球的非洲人子群。这些非洲人每遇到新的栖息地，便会随之做出适应当地条件的改变，而由于人口稀少，加之流动的生活方式和频繁的分离，加剧了各种微遗传的变化。这些来自遥远年代的微小差异包含了对人类共同基础的记录。这里的证据可以通过基于来自第四纪科学的环境和气候数据的考古学、遗传学和古人类学研究而得到。这些方法共同揭示出一种关于人类地理扩张的深层历史，这一历史正等待着得到阐释。 回到人族 然而，不管是这些被历史记载下来的第一次接触，还是更早之前非洲人的扩散，依然存在着一个更古老、更深层的历史，构成了这些事件的背景。这一历史的起点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所说的人不是“人类”（humans）而是“人族”（hominins），这个人族群体包括我们自己（人类）和所有我们已经灭绝的祖先，如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和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另一个分类学的群体——人科（hominids），将人类和人族，以及非洲和亚洲的类人猿（apes）都包括在内了。然后，灵长目又加入了新旧大陆的各种猴子，如狒狒（baboons）、长尾猴（vervets）和卷尾猴（capuchins）以及它们的化石祖先。 人族和人科一样，都只定居在旧大陆。更准确地说，他们被限制在非洲、亚洲及欧洲的特定地区达300多万年之久。与60ka开始的那场走出非洲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人族因不愿涉水爬山而被局限在旧大陆。他们对经度、纬度、降雨量和温度给生长季节和食物丰富程度造成的影响也更为敏感。正如可能发生的那样，当两支人族相遇时，他们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他们所携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婴儿、长矛和石器——而在于他们大脑的大小或他们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在这漫长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中，他们大脑和社会生活的规模和程度都在稳步增长。正如考古学家约翰·高莱特（John Gowlett 2010：357）所言，人类进化有一个永恒的三角，它的三个顶点是饮食变化、详细的环境知识和社会协作。一些进步，如火的使用或动植物的驯化，改变了这些关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放大了它们，其中一些变化又帮助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使得他们扩散到新的土地上。 任何对人类深层历史的探究都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大脑增长，即脑进化；另一方面是全球定居的扩大。前者导致人类大脑是与我们相同体型灵长类动物大脑预期大小的三倍——这种脑进化过程早在非洲人发起全球扩张之前就发生了。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后者竟出人意料地发生在人族进化的相当晚期。在50ka之前，地球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已经有人族定居。剩下的四分之三，当对照人族四百万年的进化史时，在经过这段时长的大约百分之一后才首次被人族踏足。本书的目的是检视人类深层历史中的增长和变化这两项指标，并探询它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想象力的进化 本书的主题是对与时间、地点和变化交织在一起的人类深层历史的考古地理学考察。考古学和地理学利用我们想象其他世界并据此想象其人们的能力。正是这种最独特的人类能力——想象力，是我将要利用全球范围内的材料和认知证据来探索的。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过去，也没有超越嗅觉、触觉、味觉、视觉和听觉等易逝感官体验——这些人类情感的触发器的记忆存 在了。 虽然人类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官经验，但它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经验，转向了关系。它通过使用象征（symbols）和隐喻（metaphors）建立起复杂的联系实现了这一点。前者用符号代替意义，而后者则表达我们如何根据另一个事物得到关于一个事物的体验。这就是一把手斧何以代表一个看不见的化石祖先，以及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所描述的那样，上溯一条遥远河流的旅程为何也会成为追溯我们历史源头旅程的原因。 在我们的深层历史时期，发生了几次人类想象力的大发展。不分先后地，我们的想象力开始与不在场的人联系起来，并表现得好像他们在场一样。然后，在某些时候，我们开始用和对待人相似的方式来对待物体。这种关系创造了一个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之间的双向中介，这让我们如此着迷，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最后，人类不断进化的想象力创造出关于其他时空的地理空间：伊甸园、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柯勒律治的“仙那度”、爱丽丝的“奇境”、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詹姆斯·卡梅隆的“潘多拉星球”，以及一个共同的旧石器时代的过去。 这些发展为我们考察人类想象力的进化提供了出发点，此外还有构成本书考古地理学核心的三个紧密相连的元素： 人类全球扩散和扩张的时间，在这里，为亲缘地理学中的迁移研究打下基础的考古学和遗传学可为我们提供洞见； 脑容量的增长，在这里，结合认知科学、进化心理学和古人类学来解释人类的脑进化； 塑造了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的不断变化的环境，这是第四纪科学和古生态学的领域。 关于环境问题，本书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把它与进化和认知模型一起进行了回顾，而考古、遗传和化石证据在第四到第八章中给出。专题1.1列出了可访问的证据来源，并且在第三章里，我特别关注了近年来产生的遮蔽、歪曲了深层历史的表象、数据和假设。 本章概论的其余部分将介绍人族定居地球的绘图学成果，以及人类思维延伸和扩展的路线图。 深层历史的6个时空 当研究人类的深层历史以及脑进化和全球定居的主题时，我们的想象力需要一定的边界来避免坠落。在这里，我利用关于人类不断变化的时空分布的考古学证据，划分了6个人族世界，我统称之为时空（Terrae）。因此，这6个时空的边界（图1.1）是根据出土物的年代来划分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忽略它们的定居者制造的工具类型或者他们头骨的形状和大小。当然，这些时空只是对当前研究现状的一种简述；随着新证据的积累，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边界可能会发生变化（表1.1和1.2）。构建它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份关于灵长类迁移和变化的深层历史。 第0时空：10Ma—3.3Ma（第四章，在进化脊上行走） 这是包括森林古猿（dryopithecines）在内的中新世猿类，以及包括南方古猿在内的上新世（Pliocene）各种人科和人族的世界。中新世（23Ma—5.3Ma）开始于一段全球温度升高的时期，此时热带森林栖息地扩展到旧大陆温带地区的大部分。非洲、南亚和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些森林条件的类人猿化石。然而，在11Ma之后，全球变冷的趋势见证了这些栖息地的减少和草原的扩张。 第0时空的关键事件不是脑进化，而是两足化（bipedalism）。直立行走的进化，标志着人类在生存环境和生态方面的重大转变，并对社会群体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有迹象表明，至少对人科来说，这种全新的运动形式产生于中新世末期（6Ma），属于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的一根股骨的形状就表明了这一点。在随后的上新世（5Ma—2.5Ma），更多的化石记录出现了，发现于埃塞俄比亚、有4.4Ma之久的拉密达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无疑是一种两足动物，但仍然保留了对树栖的适应能力。在坦桑尼亚的拉托利（Laetoli）发现的出自3.7Ma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其两足化以一份保存至今的脚印痕迹和同时期四肢骨骼化石的形式为人所知。人们的兴趣还集中在他们是如何从猿类以水果和树叶为主的饮食，过渡到人族包括了更高质量食物（如肉类）的饮食的。这种转变对采集食物的家域范围（home ranges）的大小产生了影响。 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具备两足化能力的化石都只在非洲发现。然而现有的证据是稀少的，未来对整个第0时空的发现可能会呈现人科进化的一个高度不同的阶段。最后，在埃塞俄比亚迪基卡（Dikika）发现的南方古猿儿童化石在年代上已经很靠近第1时空的边界。与这些化石遗骸来自同一沉积物的，还有一些带有切痕的骨头，这可能是3.3Ma使用石头工具的最古老证据，尽管造成这些切痕的人工制品仍有待发现。 第1时空：3.3Ma—1.8Ma（第四章，沿着地壳构造轨迹奔跑） 第1时空从面积上小于第0时空（图1.1）。其范围不仅限于非洲，还包括通过北部裂谷伸进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延伸区域。地壳构造活动和人族分布之间的这种联系并非是偶然发生的（G. N. Bailey and King 2011）。对于古人族来说，这些地区呈现出有利的破碎地形，而风化的沉积物使得古人类学家能够系统地搜寻人工制品和化石证据。 在地质年代学中，第1时空见证了从上新世到更新世的过渡，现在国际上公认将这一界限精确地定为2.558Ma。这种地质世代更替，以及从新近纪发展到第四纪（表1.2）的意义，在于彰显了全球气候持续冷却和干燥的趋势。第一个小型的极地冰盖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第1时空已经有了石器。最古老的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纳（Gona），年代为2.5Ma（Semaw，Renne，Harris et al. 1997）。然而，这条基线在时间上可能要向前移动，而且可能已经移至迪基卡。人族的大脑容量此时超过了400立方厘米，这是一个重要的阈值，因为除了体型庞大的大猩猩之外，没有一种现存的类人猿超过这个阈值，且第0时空的人科也没有。 至少有三个人族属群成功地向着小于900立方厘米的小脑容量方向发展，他们是与南方古猿共存的早期人属。他们化石遗骸和石器的分布，确定了第1时空的北部边界。 这些最早的人属体型很大，导致了搜寻食物的家域范围的扩大。这种大容量人脑与身体的结合要求一种包含肉类的更高质量的饮食。 第2时空：1.8Ma—50ka（第五章，跨越生物潮汐世界的三大步） 旧大陆界定了第2时空人类定居的范围，该时空持续了近200万年，并横跨了三个巨大的时间区间，分别是：1.8Ma—0.8Ma，0.8Ma—0.2Ma，200ka—50ka。第2时空的人族已经主要来自人属（the genus Homo），至多到1.2Ma还有最后一种南方古猿相伴。在第2时空早期，人类脑进化的下一个重要阈值被超越，此时大脑容量超过了900立方厘米。只有人属才有这种转变，而当600ka出现大脑容量超过1200立方厘米的人族时，又一个阈值被超越。 肉食成为满足这种身体庞大、脑容量巨大的人族能量需求的必要饮食。在第2时空期间，人族制作了各种各样的石器，显示出一些处理体积、对称性和顺序性的灵活概念性技巧。在最后一个时间区间中，还出现了成套的装饰品和骨器。 要不是有这些发展，第2时空就只是一个矛盾和分离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存在着技术停滞，人族定居也严格遵守着自然环境边界。技术变革虽有发生，但步伐缓慢。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他们穿越了水域，但其中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新大陆开辟了定居点。在北纬55°以上，很少发现这个时期的人族定居点。 然而，伴随这一停滞的，是表明脑进化大大增长的证据，特别是在600ka之后。出现大脑容量的人族是第2时空的一个特征。我们的直系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当他们在至少200ka第一次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之处。更大的脑容量不会自动导致地理扩张或技术创新。这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在简单预期和考古证据之间的重大脱节。对智人在人族进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过分强调，在我们的故事中出现得要晚得多。 第2时空见证了更新世气候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地球轨道和旋转倾角的变化（第二章）驱动的，因此，在1Ma之后，地球的最小和最大环境条件之间的长期循环在时长上从4.1万年增加到10万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对比条件被广泛描述为暖期（间冰期）和冷期（冰期）。此外，随着整个气候循环周期的加倍，“暖-间冰期”和“冷-冰期”之间的振幅变得极为显著。在北半球，冰川作用此时是一个主要因素，当冰原锁住水分时，大陆架就会在这部分周期内暴露出来。结果就是，整个大陆出现了又消失了。在东南亚，巽他（Sunda）大陆架和中国大陆架会暴露出共计400万至600万平方公里的额外陆地。这些陆地在下一个间冰期又会被淹没。这种淹没和暴露的模式，给人族的扩张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生物-潮汐地理模式；反映了人族定居在时空尺度下所发生的消长。 第3时空：50ka—4ka（第六章，人已远，但保持联系；第七章，北方的呼唤） 第3时空中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进化中是不同凡响的。首先，人类取代了之前第2时空中的所有早期人族，因此，到更新世末（表1.2），只有一个尚存的人族物种——智人，也就是我们自己。以前，总有几个分化在不同地区和大陆的人族物种存在（往往共存）。如遗传史所证明的，有些甚至见过面。然而，当人类从他们在非洲的物种形成中心迁移到第2时空的所有地方，并取代当地的居住人口时，这种古老的模式突然结束了。 接着，这些新人类超越了人族定居的古老边界进入第3时空。人类远渡到澳大利亚和近大洋洲的岛屿。他们遇到的是萨胡尔（Sahul）大陆，也就是当海平面下降时出现的连接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陆地。在另一个方向上，他们通过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环境，扩展到西伯利亚无人居住的腹地。这是当时通往白令海峡150万平方公里裸露大陆架、从而进入西半球的跳板。（当他们到达美洲后）最多有42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近30%的土地可供定居。面对这个新大陆生存机遇的人们，就像第3时空中大多数人类扩张中的情况一样，主要依靠渔猎采集（fishing，gathering and hunting，FGH）生存，人口密度很低。 流动性和适应的可塑性是第3时空人类的标志性策略。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使人口适应波动的资源、分散风险，并协助人们扩散到新的领土。适应的可塑性反映在我们独特的地理表型中，其中我们的肤色、体形、头发样式、面部结构和物质文化上都随着我们的祖先分散到各地而极其迅速地多样化。 第4时空：4ka—1ka（第八章，放眼地平线） 人类在第3时空中开拓大量的定居地，但仍然没有达到遍布全球的水平。人们只触及太平洋的边缘地带，而这个1.55亿平方公里海洋中的许多岛屿和群岛仍然无人居住。第4时空的独特之处在于，驯化的作物和动物对全球定居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依靠他们用作保险的东西，去对抗他们将要发现的东西。 当然，所有的太平洋岛屿都必须乘船到达。其中一些，如新西兰和夏威夷，面积很大。印度洋面积不到太平洋的一半，但也有从马达加斯加到塞舌尔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等小岛的许多大小不一、没有定居的岛屿。在更小的尺度上，地中海的一些小岛，特别是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中的小岛，在第4时空中也有了定居者。远在北大西洋的冰岛在公元874年被从挪威来的人定居，这是驯化导致扩散（domestication-led dispersal）的另一个例子。 第4时空是一种我们需要透过它去观察更古老时空的表象（第三章）。这主要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考古证据保存条件的改善，以及考古证据的指数增长。这部分是由于全新世温暖的间冰期环境——标志着从11.5ka最后一个寒冷阶段向暖期的过渡。第4时空也见证了全球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第三章），这同样是基于那些刺激了全球定居进程的驯化作物和动物。更大的人口数量将影响文化传播和多样化的模式，这在第4时空的考古学中表现明显。当我们考察更早的几个时空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过滤效应，以及它会如何扭曲我们对早期人族的描绘。 第5时空：1400 AD之后（第九章，回首人类重聚）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深层历史还是浅层历史（专题1.1），此时前所未有地几乎不再存在还没有人涉足过的土地。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第5时空始于1430年代葡萄牙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此时葡萄牙在加那利群岛发现了第4时空的人，而60年后哥伦布在加勒比地区遇到了第3时空的定居者（Fernandez-Armesto 2006）。大西洋岛屿很少，其中的大多数，如特里斯坦-达库尼亚（Tristan da Cunha），都极其偏远。殖民势力的到来发现了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百慕大群岛（Bermuda），圣赫勒拿岛（St Helena），阿松森群岛（Ascencion）和亚速尔群岛（Azores）。印度洋的情况也是如此，毛里求斯是第5时空的发现。与第3时空和第4时空的收获相比，第5时空在以位于南极洲的南乔治亚岛（South Georgia），位于北极荒地的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或南印度洋荒凉的凯尔盖朗（Kerguelen）为代表的地球的尽头所取得的回报是多么微不足道。相反，第5时空的历史是由已被定居的世界内的许多政治驱动的取代（displacement）和散居（diaspora）的情形所推动的。 最后，为了完成这个简短的概述，我必须加上1969年的登月事件。对于所有生活在第0到第4时空的人族来说，月亮不像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那样，它总是可见的。虽然它对人类想象力的吸引就像潮汐一样强大，但只有在人类完成了完整的全球旅程之后，才有人能够踏上这片土地。 思维的延伸和扩展 第0到第3时空包含了一部脑容量扩增的历史，即人族脑进化的趋势，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我们将之作为一个进化问题进行讨论。但我最初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将大脑转变成能够想象和处理复杂社会生活（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全球定居）的思维？ 这里有两种模型。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实用主义、逻辑化的思维模型，这种思维在第5时空中对我们帮助极大，因为它支撑着科学、医学和其他健康和幸福方面可度量的进步。这就是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在17世纪所描述的理性和思考的思维。笛卡尔建立了一种强调二元对立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心灵-身体，主体-客体，自然-文化，这里所举的几个二元论的例子在后来不断被研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思维模式将思想置于情感之上，会带来不幸的后果，正如人类学家戈弗雷·林恩哈特（Godfrey Lienhardt 1985：152）所说，“将个人心灵和身体的结合体一分为二，并驱逐后者的本能”。然而，尽管明显地具有分析式的精神分裂缺陷，实用、理性的思维依然是存在的。特别是使用基于计算机的明喻，来将它的工作方式解释为一系列的模块，每个模块处理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时。这种模块化的方法已经被考古学家广泛应用于他们关于思维进化的证据之中（Mithen 1996）。 第二种是关系模型，它与将头脑视为理性机器的观点相反，聚焦于在空间和时间上建立连接和联系。它源于认知科学的一些洞见，并由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 1999：3）进行了总结，这些洞见为以下发现提供了证据： 思维天生是具身（embodied）的 思想大多是无意识的，以及 抽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metaphorical）的 这些发现塑造了我在全书中使用的思维模型。我认为思维是具身的，并延展（extending）到我们皮肤的边界之外，将物体和环境纳入其中（Dunbar，Gamble and Gowlett 2010a）。换言之，因为思维是具身的，因此大脑和身体之间的二元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由我们的感觉方式构成的。此外，因为思维是延展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分布式的认知，它并不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仅仅包含在个人的头脑中。相反，正如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所说：“万事相融。”（A. Clark 1997；A. Clark and Chalmers 1998）我们不是与世界分离，而是与世界（地点、风景、事物、物质和人）相融合。正如考古学家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所说，这一起点导致了“大脑-身体-世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Gosden 2010a）。这些元素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思维就像我们坐在其下的树，我们喝水的玻璃杯，或者我们大脑中享受愉悦的神经元。关键是，我们不需要把我们头骨中的灰质视为一种特殊的东西，一种思维。 正如心理学家路易斯·巴雷特和彼得·亨齐（Louise Barrett，Peter Henzi，2005）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分布式认知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把对不同物种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的是社会大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第二章），该假说认为灵长类和人族的大脑之所以容量更大，是由社会因素，而不是仅仅由与获取食物有关的生态因素选择的。换言之，我们的社会生活推动了我们非凡的脑进化。在这些社会因素中，个体人际网络的规模以及记忆、互动和对他人适当行为的认知负荷，被认为对脑进化至关重要。更大的群体规模，或者至少是关系网络伙伴的规模，对于任何社会性动物来说，在减少捕食压力方面都有回报，这种压力是优胜劣汰的进化动力（图2.10；Dunbar and Shultz 2007）。 一个具身的、延展的思维，其大部分运作都依赖于无意识思想。我在其他地方（Gamble 1999：ch.3；Gamble 2007：ch.4）详细讨论了这一点，区分了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以及用更广泛的惯习（habitus）的概念，也就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习惯性实践和表现——可以粗略地翻译为“游戏感觉”（the feel for the game）（Bourdieu 1977），总结了这一立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假思索的。这很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为了走路而迈出的每一步，或者我们咀嚼食物时的每一个动作，我们就会在认知过载中崩溃。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964）在他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识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中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记住所感知到的一切，树上的每一片叶子，花园里的每一种气味，我们将不再是人类。相反，正如他所说：“思考就是忘记差异，去概括，去抽象。” 认知科学最终发现，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这与博尔赫斯关于抽象的观点是一致的。隐喻是基于经验的。它们有三个来源：语言性的，音乐性的和物质性的。第一个是最常见的，就像日常用语中的“我今天感觉有点低落”或“我心情很好”，这两句话作为隐喻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指的是我们被压抑和封闭的身体体验（Lakoff and Johnson 1980，1999）。相比之下，对音乐性的隐喻进行定义是非常复杂和棘手的。它们具有情感共鸣，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Leach 1970：115）将其描述为“既可理解又不可翻译（being at once intelligible and untranslatable）”。当然，音乐以一种违背理性解释的方式引导我们的情绪，但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具身的反应又是可以理解的。 物质性隐喻不太受重视（Tilley 1999），但比那些来自语言或音乐的隐喻更古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人类最初的认知是物体，而不是单词或音符。我承认两种主要的物质隐喻：工具和容器（implements and containers，Gamble 2007）。前者如长矛和钢笔，是我们四肢和手指的延伸。它们改变了我们手臂和手的形状，我们通过身体的这些部位去握住和触摸它们。工具是第1时空最古老的人工制品，根据威廉·麦克格鲁（William McGrew 1992）的说法，它们也构成了黑猩猩技术的全部内容。而容器是另一大类物质隐喻。在这里，我们所得到的体验是被封闭的感觉，比如在房子里或车里，或者被衣服包裹着。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世界中，包装是一项主要的活动，无论是准备圣诞礼物，还是用集体的意义来包装我们，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的纹身或珠宝，还是从概念上讲的亲属分类和礼貌准则（Hendry 1993）。容器以记忆盒子或者安全之地的形式，作为一种保存设施而存在（Hoskins 1998）。我们从它们的内容中，也从源于我们与保存完好的事物的关系的幸福体验中获得愉悦（Miller 2008）。 容器在第2时空的第三大步（见第五章）中变得很重要，并且在第3时空中支配着我们的物质隐喻。这里举一个人类全球定居中的例子就足够了——船。对于人类来说，因为要跨越开放水域，要想在50ka到达澳大利亚，这个容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船只的存在并不是发生人类全球扩散的充分理由，更晚的第4时空中人类对马达加斯加的定居就表明了这一点（见第八章）。重要的是它们如何被放入诸如社会等富有想象力的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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