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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第17章　诗与文人的友谊：白居易和元稹/ 王敖 第18章　李贺—为诗而痴/ 罗秉恕（Robert Ashmore） 宋元 第19章　宋代朋党之争与诗歌创作/ 沈松勤 第20章　以战喻诗：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 周裕锴 第21章　黄庭坚与禅宗/ 钱志熙 第22章　诗词之辨：—李清照、苏轼、欧阳修的诗词创作/ 艾朗诺（Ronald Egan） 第23章　游戏与娱乐—回文词概说/ 张宏生 第24章　诗艺与启蒙：宋元以降的对偶教育及读物/ 张健 明清 第25章　王阳明的良知说与性灵诗学/ 左东岭 第26章　袁枚与女性诗歌批评/ 蒋寅 第27章　晚清民初士人的诗歌生活：以《石遗室诗话》为例/ 胡晓明 內容試閱： 前言：中国诗歌的文化创造力（节选） 蔡宗齐 几千年来，诗歌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直以来，人们常常会把诗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想象成单向的，探究社会和文化如何决定诗歌的创作，或是诗歌如何反映或表达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人们却很少考虑诗歌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诗歌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再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境况，同时也反过来作用于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通过诗歌和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诗人及其读者得以一起深度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和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这一点在其他的文化里是不常见的。在本书各章中，读者可以观察到中国诗歌产生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同时也能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诗歌如何形成一种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并使之多姿多彩。读者若能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深切地感受诗歌与世界的复杂互动，领略中国诗歌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力，将是我们笔耕最美好的收获。 诗歌与国家政治 在早期中国诗歌就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这种情况在其他文化中并不常见。这一点体现在人们选择《诗经》中的诗句并进行朗诵的“赋诗”传统上。《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首诗，创作时间可以追溯至周代早期。“赋诗”指的是周朝各国的官员用《诗经》中的诗句，在外交场合传达自己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立场。具体来说，赋诗人通过把一首或数首诗想象为实际政治情境的类比，试图来影响当下政治的发展。这一传统需要所有参与者都通过朗诵表演《诗经》来进行交流，因此所有政治斡旋发展都围绕着《诗经》进行，政治对立的双方利用“赋诗”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第1 章中，李惠仪教授列举了孔子之前和孔子之时的著名“赋诗”之例。“赋诗”的发起者和回应者都希望能巧妙并有想象力地运用《诗经》，从而对现实中的政治状况作类比。典型的做法是，赋诗者运用诗人或者诗篇主人公的情感和思绪，表达政治往来中自己国家的态度和立场，这样《诗经》原文中的人际交往就和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往来形成了类比。据可信的历史文本显示，这些赋诗者身为外交使臣，发挥时有成败，因而“赋诗”之举对该国影响重大，或好或坏。 因为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赋诗的结果，当时的朝廷官员不仅必须熟记《诗经》收录的三百多首诗，还必须有对它们加以利用的想象力。因此，对于如何学习《诗经》和运用《诗经》，孔子这样说道：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在第3 章中，郑毓瑜教授讨论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赋诗”传统。此处，司马相如朗诵的主要听众是汉武帝。司马相如朗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赋诗”的目的一致，即用诗歌来进行讽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司马相如也想通过对蔬菜水果、花草山河、宫囿园林的描述以及一些亦真亦幻的场景，来给汉武帝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为此宏大宇宙中的万物命名，司马相如意在歌颂汉武帝所建立的伟大汉帝国，并希望能把这个统治推广至“天下”。在朗诵过程中，司马相如也不忘自己讽谏的职责，比如对于奢侈的游猎，他的描绘带有批评色彩。当然，司马相如主要承袭了赋诗的传统，赞颂和讽喻都运用了《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联类”（联结同类）的手法，把文本、事物和汉帝国，以及所有文章中的虚拟人物、武帝和自己，都用类比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汉代之后，很少有人像司马相如那样通过诗歌直接影响国家的统治者。然而，诗歌从其他方面继续影响着国家。在本书的第4 章中，我探讨了《诗经》在汉代的教化功能。在这个时期，《诗经》逐渐成为儒家的经典，被人们阅读、教授，代表了统治者和臣子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把《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这五部被孔子及其追随者尊崇的文本设立为“五经”，为精通这些经典的学者设立了官职。这些官职被统称为“博士”，代表朝廷认可的最高的学术资格和荣誉。成为儒家经典之后，《诗经》主要有四个版本在汉代流传，其中只有《毛诗》被保存下来。《毛诗》的编纂者对诗歌原意并不特别关注，而更在意诗歌如何成为统治者和臣子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行为指南。《毛诗》常会探究某首诗的起源，并把它追溯到周朝某时期某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果某首诗与正面的历史人物相联系，会被认为表达了赞颂之情，但如果与负面人物相联系，则会被认为是讽喻之作。实际上，《毛诗序》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赋诗”传统对诗歌的创意性阐释。和早期的赋诗者们类似，《毛诗》很少关注作者原意，而是把诗歌拆解之后为自己所用。正如赋诗者们的断章取义，《毛诗》常把一首原本表达强烈情感的诗作，解读成缺乏情感色彩的道德说教之作。 不管效果好坏，这种浮泛潦草的解读方法使《诗经》和诗歌的阐释变成简单的道德说教。这种解读方式从汉代到唐代都占据主流地位，持续地巩固了用政治譬喻来解读《诗经》和诗歌的传统。 到了宋代，诗歌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沈松勤教授撰写的第19 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不是上古无名创作的“诗三百”，而是当时文坛领袖的诗作，而国家的政治生态亦截然不同。与春秋战国的封建分封、汉唐的绝对皇权不同，宋代统治者实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因而文人士大夫跃升为参政主体，不少名满天下的诗文巨擘兼为朝廷要臣，如王安石便官至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诗人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质变，自然会导致诗歌“美”与“刺”两种基本政治功能的质变。深深卷入国家政治的诗人，往往不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的原则，很少热衷于主文谲谏、温柔敦厚的政治讽喻。他们拿起诗笔往往就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直截了当地陈述政见、鞭挞时弊。苏轼的《钱塘集》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同样，“诗可以群”则从追求“和而不流”的思想及情感共鸣，几乎演变为建立和巩固朋党的具体举动。以苏门四学士为例，诗人群体往往已经与朋党浑然一体了。诗歌“颂美”的方式也同样从含蓄转变为直接，但其功能变化却与“刺”针砭时弊的情况相反，显示出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在徽宗、高宗两朝期间，为昏君佞臣歌功颂德的谄谀诗篇风靡天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诗歌“美刺”和国家政治如此结合，读诗方法的极端政治化也是必定无疑的。的确，“断章取义”往昔曾是读《诗经》人丰富的政治和艺术想象的呈现方式，而在朋党之争中，则沦为文字狱的实际操作方式。先有神宗朝旧党加罪苏轼、险些让他送命的“乌台诗案”，后有哲宗朝重掌政权的新党炮制的“车盖亭诗案”。诗歌与国家政治如此搅合在一起，按常理必定对诗歌创作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凡事都有其两面，卷入朋党之争的诗作虽然给诗人带来祸害，但谪居处穷的艰辛生活，却让宋代诗人开拓了人生视野，在“瘴疠之地”发现了足以“独乐”的自然风光，从穷愁生活的琐事中找到了别样的乐趣，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淡泊名利、超然旷达的姿态。 这种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在诗歌中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淡泊简雅之美，使得宋诗有别于浓郁的唐诗，自成一格。苏轼独创的和陶诗，以及他首先大量写作的回文词，无不源于他娱悦自我、陶冶性情、化个人精神生活为诗歌境界的实践，进而演变为对今后诗歌创作影响甚大的新诗体、新诗风。张宏生教授在第23 章中对咏物词的研究，就突出地讨论了苏轼对后代回文词发展的巨大影响。 诗和学 《诗经》在汉代被经典化后，诗歌写作越来越为人尊崇。681 年，唐高宗下诏把诗歌写作纳入进士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第12 章，罗曼玲教授探讨了唐人在考场内外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在进士科的考试中，考生必须即兴创作一篇赋和一首律诗（八句、十二句或十六句）。要在考试中发挥出色，考生必须对整个诗歌传统有全面且细致的掌握。对考生而言，真正的竞技场有时也在考场之外，他们被允许，有时候甚至被要求，把自己的诗文作品上呈给当年的考官，即行卷。因此，考生们的竞争在考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法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希望考官能够关注到自己的才华。 尤为重要的是，诗歌不仅是考试科目，也是考生和考官之间联系的纽带。两者之间的沟通，常靠诗歌往来，而诗歌创作也并没有随着考试的结束而终止。考生们在诗作中表达各种的情绪，金榜题名者抒欣悦狂喜，孙山落地者写羞愧绝望。考试结束，中举者忙着写诗感谢考官、推举人和家人，和其他成功的考生建立联系，表达希望担任官职的愿望；而落榜者则通过诗歌来控诉制度不公，表达愤懑情绪。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考生都会出入于风月场所，在那里交换诗歌，与貌美才高的歌妓们分享自己的欢乐或悲伤，有些作品甚至具有色情意味。从一些记录了这类活动的故事中，读者会发现唐代的诗歌写作不仅是地方和中央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也是几乎牵涉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活动，与诗歌有关的人，囊括了掌管科举考试的皇帝、整个士人阶层，以及身处社会底层的歌妓。唐代建立以诗赋为中心的科举制度，不仅让诗歌创作从宫廷文人集团走向大众，为中下层文人开辟入仕的新途径，而且还催生了一种强有力的诗歌教育文化，从文人精英阶层不断地往下渗透，直至幼童的基本教育。 在唐代，诗学一改六朝以来文坛泰斗高谈阔论、专事理论阐发或诗集系统编纂的风气，转变为撰写诗格一类的、更具实用性的书籍，旨在为广大士人群体指点作诗的门路。这种诗艺教育发轫于唐代科举，但一旦形成便能独立存在发展。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废除诗赋科举，改以经义取士，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学堂里的诗艺教育。在第24 章里，张健教授勾勒了宋元时期学校和民间教授声律对偶的传统，并分析了《对类》《声律发蒙》两部最流行的学童教材体例及其重要启蒙功用。 诗性自我和永久名声 诗歌不仅能为诗人谋得一官半职，还能使其名留青史。要建立一个诗性自我，永铭后世，创造性至为关键。诗人可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入传统诗歌的人物形象，也可以通过对传统主题、形象和比喻的独特使用，让作品带上个人的印记。诗性自我的成功塑造，亦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根据可知作者信息，或是通过作品风格特征来考察作品，寻找和感受作者的存在。那些经久不衰，备受重视的作品，都能被读者反复体味，做出全新解读。事实上，正是读者参与的解读过程造就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形象，比如本书第2 章探讨的爱国诗人屈原，第8、9 章中的隐士陶潜，第14 章中的诗佛王维，第15 章中的诗仙李白，第16 章中的诗圣杜甫，还有第18 章里的诗鬼李贺，等等。 屈原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第一位树立起伟大形象的诗人。在本书的第2章中，宇文所安教授探讨了这一形象形成过程中各种独特趣事。后世人们无法确认，屈原作为忠诚的楚国大夫以及《离骚》的作者，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因此宇文所安认为，这个诗人形象实际上是由三位汉代的读者通过想象构建的，他们分别是贾谊、司马迁和王逸。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读者在塑造这一屈原形象时，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贾谊和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他们曾都失宠于皇帝，而且认为儒家道德是最重要的。对于《楚辞》的编纂者王逸而言，屈原这一人物至为重要之处，在于他是《楚辞》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因此，一些不同主题风格的“楚辞”类作品，得以因为屈原而聚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正如屈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巫术歌谣转化为文学作品，王逸对《楚辞》的经典化也把屈原这一历史人物转换为一位文化偶像。从汉代开始，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被富有想象力的读者接受，并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楚辞》在很多方面都被拿来和《诗经》相提并论，屈原也被构建成身怀诸多美德的文化偶像，他品行高洁、忠诚爱国。对屈原的持续崇拜也体现于中国人每年庆祝的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相信粽子可以代替屈原喂饱汨罗江中水怪，而龙舟上击鼓则可吓走水怪。 在屈原之后，也许是因为各种传记资料的盛行，纯粹源于读者想象的诗人形象变少了，他们的形象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与作者生平经历的种种关联。本书探讨的大部分诗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们实际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和屈原不同的是，大部分后世诗人不再热心于用诗歌表达政治隐喻，他们描述的主题也不再是作为象征而出现的仙鬼神祇，而更着重于实际的世界，比如战争、自然、农业生活、边境、娱乐场所和家庭。 诗人形象塑造与诗人群体互动也有密切关系。在第17 章中，王敖教授讨论了白居易和元稹如何彼此帮助，建立深厚的友谊，通过描绘各自所处世界，合力扩大诗歌表现主题，他们不仅“创造”了不同以往的诗人形象，而且发展出崭新的诗歌体裁，即通称的“元白”体。入宋以后，诗人群体发展如火如荼，昔日诗人交往或因趣味相投，在宋代，诗人间的交往形式则一变而为具有明显地域性的、旨在建立诗派门户的正式结社。到了明清时期，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刻书籍日益普及，为诗人和学者创造出一种新的、带有虚拟性质的互动空间。时光再移至民国初年，现代铅字印刷业普及、全国报刊发行系统建立、诗话在杂志上连载出版等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无不彻底改变了传统诗歌和诗学的书写方式，以及诗人群体交往和自我塑造的方式。在第27 章中，胡晓明教授以晚清同光体诗人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为切入点，对传统诗歌文化此种巨变做出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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