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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凯塞林元帅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极具指挥能力的军事将领之一，德国将领中颇受欢迎的一位，以指挥才能和成就赢得了盟军的尊敬。 ?丘吉尔称凯塞林“是一名良将，又有一批能干的参谋人员”，哈罗德·亚历山大认为“凯塞林在战场上和我们总体上是公平较量的”。 ?作为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从德国高层的视角来回顾在当时的局势下战场上的决策是怎么制定的，动机又是什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来回顾“二战”。 ?凯塞林对于德国在“二战”时期多个战场上的失败，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例如：轰炸英国的“海狮行动”被取消在于目标不明确，在苏联战场未能尽早占领莫斯科，北非战场是由于没有优先占领马耳他岛以及意大利军队的无能…… 內容簡介： 凯塞林少年参军，“一战”期间，曾就职于炮兵部队，后任参谋，又参与了德国空军的组建工作。“二战”初期，凯塞林作为空军指挥官，主要职责是配合装甲部队开展闪电战。在德国空军横扫欧洲大陆后，作为元帅的他开始指挥空袭不列颠和突袭苏联。当德军在意大利战场出现颓势后，被调至罗马配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开展南线战斗，并作为南方战区总司令独立指挥此地的三军部队。 凯塞林对于德国在“二战”时期多个战场上的失败，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例如：轰炸英国的“海狮行动”被取消在于目标不明确，在苏联战场未能尽早占领莫斯科，北非战场是由于没有优先占领马耳他岛以及意大利军队的无能，等等。 關於作者： 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 1885—1960），德国空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颇具指挥能力的军事将领之一，曾获德国钻石橡叶带剑骑士铁十字勋章。 目錄： 出版者序 译者序 序/ S. L. A. 马歇尔 前言/ 阿尔贝特·凯塞林 部分　战争与和平年代（1904—1941年） 章　在巴伐利亚皇家陆军和魏玛防卫军的服役经历（1904—1933年） 第二章　在魏玛防卫军中的光辉岁月 第三章　转型空军 第四章　在航空部任职 第五章　担任空军总参谋长 第六章　在柏林担任第1航空队司令 第七章　波兰战役（1939年） 第八章　休战期（1939年冬至1940年） 第九章　西线战役中的第2航空队 西线战役阶段 西线战役第二阶段 第十章　转折前夕（1940年夏） 第十一章　“海狮”行动与不列颠之战 第十二章　苏联战争（至1941年11月底） 第二部分　地中海战争（1941—1945年） 第十三章　地中海战场（1941—1942年） 第十四章　马耳他还是埃及？（1941年11月—1942年10月） 第十五章　盟军登陆北非与突尼斯战役 登陆之前 北非战役（1942年11月—1943年1月） 突尼斯战役（1943年2月—5月） 第十六章　转战西西里岛 第十七章　墨索里尼倒台与意大利倒戈 序幕拉开 我在墨索里尼被捕后的行动 希特勒的反应 我为局势稳定所付出的努力 “轴心”行动 投降之日——1943年9月8日 卡瓦莱罗的结局 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第十八章　萨莱诺战役与构建罗马南部防线 第十九章　卡西诺、安齐奥—内图诺与罗马之战（1943年秋至1944年初夏） 桥头堡与卡西诺 罗马之战前夕 春季攻势 第二十章　防守意大利（1944年夏至1945年春） 1944年6月至8月中旬 7月20日事件与意大利战局 1944年8月 亚平宁战役后的意大利北方 1944年冬至1945年初 意大利战争的简要总结 第二十一章　意大利游击战 游击战的发展 游击队的组织结构 游击队的手段 与游击队作战 游击战的扩大与滥用职权 第三部分　无条件投降与审判 第二十二章　西线总司令 我的任命 当时的局势与初步的措施 再次前往元首总部 普法尔茨失守 奥彭海姆渡河战斗及结果 鲁尔要塞 盟军突破莱茵河下游 3月的莱茵河上游局势 回顾与展望 我与希特勒及国防军统帅部的关系 德国中部的战斗 第二十三章　战争结束 德国南部 城市争夺战 桥梁的拆除 阿尔卑斯山要塞 1945年4月中旬的局势 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宣告结束 我获得全权授权 战争结束时的领导问题 投　降 第二十四章　我的战后经历 监禁初期 对我的审判 对意大利平民和文化的保护措施 审判之后 索　引 內容試閱： 我个人对凯塞林元帅的看法可能与其他美国人不同，原因其实很简单。 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对于作为欧洲战区历史研究部主任的我而言，这似乎是个契机。要想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就需要逐步吸收大部分敌军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参与我们的工作。理由毋庸赘言。大多数德军记录已被我方所缴获，并且不会再归还。德国作为被占领国，绝不被允许书写自己的作战历史。如果能把敌人的战场行动与我们的行动进行对比，就便于我们了解发生在自己部队身上的事情及其发生的原因、时间和地点，因此在对敌军行动进行再现时，就需要在我的主导下由双方合作进行。 我的上司起初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要么置之一笑，要么直接反对。然而，我在战争部的对手们却对这种需要有着深刻的理解。我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赞成，因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激进的。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而且当时也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需要创造性地采用一些方法来同常见的行政偏见作斗争，然而现实却并非总能成功。 于是，我带着复杂的思绪去找了一些敌军指挥官，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看是否有可能采取必要的合作措施。冯·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表现得疲倦、冷漠，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但他相信，如果有个问题能够引起他的同僚的职业兴趣的话，大部分人随时都能做出响应。 肯尼斯·W. 赫克勒（Kenneth W. Hechler）少校是我的一名参谋，也是我在探索活动中的得力助手，他与曾是德国国防军的作战指挥官的瓦尔特 · 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将军进行了交流，瓦尔利蒙特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可行。如果我们愿意，他（瓦尔利蒙特）愿意成为参加我们工作的人。当我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对这个情况进行报告时，引起的笑声比总司令说的玩笑话所引起的笑声还要夸张。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努力。敌军指挥官正在我们的几个战俘集中营里受到严酷对待，这让所有美国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始终秉持法治精神，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体面、有秩序、有条理地进行。我正式提出抗议，指出这种方式是严重错误的，我们实际上是在摧毁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人，他们并不亚于我们已经接收的那些德国科学家。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他们只提醒我要注意局势的演变。渐渐地，在走了很多弯路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正轨上。在开始，有10名敌军高级指挥官被置于我们的暂时监管中。此后，这一群体稳步扩大。我们和这些军官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我们虽然把他们当作战俘，但同样认识到他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一点物质享受，让他们得以安心工作，我们自己掏钱包给他们买了烟草、糖果、剃须皂之类的东西。我们还设法通知他们的家人，告知他们还活着，这是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待遇。 除了这些简单的措施，我们还有 5 名忠诚、热情、能干的美国年轻军官，包括霍华德 · 哈德森（Howard Hudson）少校、弗朗西斯·P. 哈拉斯（Francis P. Halas）上尉、弗兰克 · C. 马欣（Frank C. Mahin）上尉、詹姆斯 · 斯科金斯（James Scoggins）上尉，以及上面提到的赫克勒少校。他们都全心致力于这个项目，认为它必定能够取得终的成功。而且 5 个人都富有同情心，这是非常宝贵的品质。 我们发现这些新“同事”的性格、精神和反应各不相同，与其他组织群体是一致的。有的人喜欢取悦他人，表现得甚至有些卑微。因此，他们的工作需要额外的留意。有的人做事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就像他们在以自由的身份处理日常事务一样。这是好的一种，他们甚至可以指导他人的工作，比我们做得还好。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郁郁寡欢，满腹怨怒，沉默寡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在家人和邻居之间也是个麻烦。 这是一段生动的回忆。回顾那段经历，我发现唐纳德·汉基（Donald Hankey）对战场的描述恰如其分：“我看到了人类赤裸裸的灵魂，剥去了所有外界干预……我看到了谁在被人奴役，谁又是自由之身；谁是狼心狗肺，谁又是正人君子；谁是其心可鄙，谁又是品格高尚。”随着军衔和名誉的提高，以及对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的恐惧，在这场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中，真正的将军从那些刚刚授衔的菜鸟中脱颖而出，也许这就是领导力的本质。在潜意识中，我们都承认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强大自控能力的人更加优秀。 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是一个多面手。没有哪个伟大的德国指挥官能在一场战争中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任务。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众多毁誉参半的公众评价：指挥官！被判有罪的战犯！希特勒的走狗！客观的军人！……根据这些观点，凯塞林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军事干预者、重刑犯、值得尊敬的对手、军事天才、难以捉摸的滑头、兢兢业业的老黄牛、靠不住的软骨头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这些事实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认为真相在哪里并不重要，不过很显然，如果我不尊重凯塞林，尤其是他的为人，我就不会提笔写他。此外我认为，他在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对自己生活的反思，相比起法庭和评论家们给出的片面裁判，通过本书对他进行评价可能更加全面。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没有遮掩，也没有谢罪，文风特点符合他的性格表现。根据他的描述，读者有可能会把他贬为一个对希特勒主义俯首帖耳的爪牙，进而全盘否定掉他所有的美德。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微笑的阿尔贝特”，这个称号在战争期间就为我们所熟知，而并非来自 1945 年下半年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德国将军。他在战争后期开始指挥西线战事，我们初的计划是针对一场真正的战争危机。几个月后，我们打探到他在纽伦堡（Nürnberg），又被我们两个年轻的西线军官——马欣上尉和斯科金斯上尉——带到位于阿伦多夫（Allendorf）的历史研究营地。在此时，德国人对这项工作已经逐渐冷淡。他们退出合作是由于在纽伦堡滋生了大量的诽谤。凯塞林刚刚离开了那个充满非议的中心，因此他持有的立场要么会让其他人永远反对这个项目，要么会引导他们理性行事。 他没有倒向我们这边，他对分寸的把握十分准确。他天到来的时候，微笑、庄重、平静，我们心中的天平很快就倾斜了。他对追求良知的人和冷若冰霜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意义甚至比他对意大利和西线战役历史所做的重大贡献还要重要。一方面这是由于他以身作则的熏陶；另一方面是他把温和的说教与坚实的逻辑进行了融会贯通。每当有顽固不化的人想要阻碍方案实施时，我们就把这一问题抛给“微笑的阿尔贝特”，而他总能把对方拉拢过来。 当英国人即将在意大利对他进行审判的消息公之于世后，这成了对他的影响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阿伦多夫的大部分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停止写作，因为他们认为他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凯塞林在营里通过一些美国人搞不懂的技巧，说服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简易工作台上。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尊严，尤其那些妄自菲薄自怨自艾的人更是深有体会。 在他被审判和定罪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美国，重新开始编辑工作。我对判决的看法发表在 1947 年 5 月 10 日的《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上，内容如下： 判决的结果似乎是，凯塞林在报复行为中越界了。但是界限在哪里呢？这在法律中并无规定。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军人的职责永远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 不合格的军人可能早就放弃，或者不战而降。可以想象，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之后在敌人的法庭上，越明智的人越能判断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才是合理的。但我对此表示怀疑。相反，我认为凯塞林是受累于当时已无可更改的局势，任何一位称职的指挥官，如果被置于此种境地，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许多人也有同样的疑虑，怀疑这位敌军指挥官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公平对待，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善之根本。几位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抗议。但凯塞林始终置身事外，他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死亡和公众的羞辱。我的一位同事曾给他写过一封表示遗憾的信，他回复道：“这就像一场战斗。总有一天，指挥官会听取所有人的建议，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权衡和把握。但是别忘了，要深入审视自己的内心。” 他在这本书中所讲述和总结的很多东西也体现着同样鲜明的基调。将军们喜欢使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但这往往不会反映出作者的内在思想。而说到凯塞林这个人，只要知道他的生活即为他的信仰就足够了。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心的平静，向外散发着真诚。 那么，如何将这些个人美德与他对纳粹德国的愚忠奉献联系在一起呢？军人忠诚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极其复杂的问题。一个军人是应该盲目地效忠他的上级，还是必须能接受职业范围以外的思想和行动？一种观点是，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因为义无反顾的结果也可能是变成恶魔的帮凶。另一种观点是，如果没有的忠诚，一个军队系统就会变得混乱而无秩序。 对于凯塞林这样的人来说，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这也是他的天性。他不会像7月20日事件中的军人那样倒戈，不会像隆美尔（Rommel）那样性情乖僻，不会像伦德施泰特那样龟缩不出，也不会像古德里安（Guderian）那样反复无常。他的任务就是纵横沙场，他的职责就是坚持到底。这种目标的单一性在他体内催生出了一种适合任何伟大事业的、令人钦佩的力量。同样正确的是，秉持尽职尽责理念的军人，往往对于美德也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凯塞林便是如此。也许从狭隘的美国视角来看，他的优点也正是他的缺点。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正如他现在所叙述的职业生涯一样，都是他性格的体现。他在书末所写的一句话或许更适合作为开场白：“我想对年轻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努力做正确的事，而所谓的完美无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我相信他的这种信念就像北极星一样指引着他。他的指挥才能不仅在他的对手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而且定会被后来者们充分研究。他早已在内心深处战胜了自己，这一点使他始终能够以高昂的心态，从容面对在战后岁月中更残酷的考验，决无丝毫畏惧。 L. A. 马歇尔 欧洲战区历史研究部主任 1953 年 12 月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1941年11月28日，我抵达罗马，当时我的参谋团队还没有到。不久我便发现，要组建一个联合指挥部，面临着重重困难。墨索里尼完全按照我的意见改组了意大利空军统帅部，任命我的一位老朋友福吉埃中将担任国务秘书，他曾在佛兰德斯（Flanders）战役中负责指挥意大利空军；但意大利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伯爵（Count Cavallero）不愿意向我移交所有的意大利陆军、海军和空中编队，因为他已经策划了一场新的攻势。他抗议说这种安排等于放弃了独立指挥部。他的让步是把他的空军划给我指挥。 这种折中的做法毫无益处，所以我决定抛开希特勒的指示，放弃整体指挥权，作为交换，我坚持要求意大利方面在联合行动中要采取比初计划更紧密的合作。卡瓦莱罗向我保证，如果没有我的口头或书面同意，意大利统帅部不会向非洲战区的意大利军队发布任何作战命令，这是他们的承诺。现在来看，当时的谈判关乎着意大利的国家声望及其高度的自豪感，我做出的这种让步成了我们成功合作的主要基础。我一直赞成基于相互信任的自愿协作而非强迫性的服从，因为后者必然会引起怨恨。在我们与意大利海军统帅部（Supermarina）、空军统帅部、统帅部及其内部负责陆、海、空部队的军官等部队和个人的接触中，意大利军人向德国同行们展现了同志般的助人精神，这样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当我们与海军统帅部的交流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海军上将里卡尔迪（Riccardi）和海军上将圣佐内蒂（Sanzonetti）的大力指导。在层面上，我与卡瓦莱罗伯爵的合作充满了友善和忠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 1943 年安布罗西奥（Ambrosio）将军接替他之后，这份合作就转向了阴谋和欺诈。至于我本人的上级，只有国王和“领袖”（Duce）墨索里尼。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我提出了一个条理清晰、类似于德国国防军模式的组织结构。所有三军部队都隶属于总指挥官巴斯蒂科（Bastico）元帅，隆美尔也不例外。但这只是纸上谈兵，注定无法付诸实践，因为隆美尔和巴斯蒂科一直处于争执状态，并且隆美尔寸步不让，哪怕这会惹恼了敏感的意大利人。隆美尔的声誉很高，后来更是达到顶点，这成了引入变革的绊脚石，但与此同时，它又有助于摆平某些微妙的情况。 在1941年11月底的军事行动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我们的跨地中海通信系统难以胜任。我们每天都能更清晰地看到英国军队在这些水域占据着海空优势。事实上，非洲战役对于隆美尔来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他正在对德尔纳（Derna）以东的敌军大举压上，但主要由于意大利师的战斗力低下，作战行动一波三折，甚至我们都不得不考虑终是否要撤离昔兰尼加（Cirenaica）。 与此同时，马耳他岛作为一个战略要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初期的主要目标是拿掉这个马蜂窝，来保护我们的补给线。这样我们就需要时间在西西里岛建立地面设施，前移我们的空中编队，调配摧毁马耳他海军和空军基地所需的物资，并确保意大利空军在我们的进攻中予以合作。就当前而言，除了能够对重要的运输队加强空中掩护外，无法采取更多的行动。 隆美尔的部队不断提出要求。我们已在德国南方司令部和意大利空军统帅部之间，以及在非洲战区空军总指挥官和意大利北非航空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联络，但这都无法减轻德国空军在战斗中所面临的主要压力。沙漠中的装甲部队抱怨说，我们孱弱的中队虽然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就，但对他们的支援仍然十分匮乏。不过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空军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隆美尔的军队很可能在苏尔特湾（Gulf of Sirte）还要继续撤退（例子还包括 1941 年 12 月 24 日在阿格达比亚和1942年1月13日在马尔萨·埃尔·布雷加等）。 应卡瓦莱罗元帅的要求，我的第二项任务是消除在战场上意德两军指挥官之间反复出现的基本分歧。 德国三军部队的战斗力都是流的，只是数量不足。他们装备精良，在很多方面都优于敌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于战术需要而以多取胜。此外，由于在海上运输过程中存在巨大损失，本来就很有限的补给品就不得不尽量满足各个地方的需求，因此到了各部队手中已所剩无几。每一场战争都会面临全新的纯地理问题。在北非，我们的部队首先必须习惯那里独特的气候、地形和植被。他们必须在战斗战术方面学会适应大自然以及新的敌人。一旦部队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就能胜任任何任务。 总体来说，我们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同志情谊还是很好的，只是我们的这位盟友在参谋业务和战场行动方面效率低下，时常使我们感到恼怒，破坏了友好的氛围。 虽然这场战争是由罗马直接指挥的，但意大利军队对此毫无感觉。战争给我的印象就是，意军没有认真履行他们对前线士兵应承担的责任。在紧急情况或需要齐心协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敷衍了事。 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意大利人不愿充分发掘他们的战争潜力。对于我的抱怨，墨索里尼经常回应说，意大利人民在漫长和疲惫的殖民战争中流了太多宝贵的鲜血，现在已经变得厌倦了。我们两人的说法可能都是对的。但到了1944年，我感觉意军似乎在公然抗拒动用他们的人力储备。 卡瓦莱罗和安布罗西奥在同我交涉时，都以缺乏物资作为借口，为他们没有向军队提供合适装备以及没有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进行大声的辩驳。这也许是真的。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了一种故意囤积物资的政策，这让我完全无法理解。在 1943 年意军倒戈时，还有大量未曾使用的战争物资被发现，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一政策的抠门。 他们的动员机制既不适合百万大军的需要，也不适应长期的紧急状态。我发现了太多现成的例子，即使在战争危急的时期，平时的工作状态仍然占据上风。尽管卡瓦莱罗接受了全面战争的思想，并在开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各个民生部门拼接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战争机器，但这个机器很快就垮掉了。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意大利人民在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我认为，他们是随着战争不断拖延，并且不断遭受空袭和领土损失，特别是在北非战区的失利，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意大利城市与德国城市的差别迥然，以致我需要想办法才能抹去对它们的印象，例如我只有在职责所需时才会前往意大利的城镇和村庄。我永远忘不了在安齐奥战役和内图诺战役期间罗马依旧歌舞升平的场面。如果墨索里尼不能激发国民的战争精神，他就应该早早放弃参战的想法。不过后来，意大利游击队对德国国防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从中倒可以看出意大利人民并不是完全缺乏战斗精神的。 意大利军队的表现并没有超出我们对于南欧人的意料，他们的训练更像是花架子而非为了战斗。他们的军营不适合作战训练；他们潜艇的潜水表演和空军的特技飞行都不适合真正的实战。他们也没有足够重视小型编队到整个军种的合同作战训练，当然后者也是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共同缺点。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他们缺乏大型训练场地。而更糟糕的后果是，在战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仍缺乏良好的武器和装备。因此，要求一名士兵在只装备了 4 厘米反坦克炮和仿真坦克等低劣装备条件下去阻止重型坦克的进攻，或者驾驶装甲过薄、火力不足的坦克去冲击敌人的现代化部队，或者在与敌人现代化舰队作战中操作没有夜战设备或仪器的船只去定位并攻击潜艇，或者使用速度较慢、弹药不足的战斗机去与配备功率发动机的飞机进行战斗等，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在城市中，甚至连装样子的防御力量都不存在，只有一些中世纪的火炮和一个形同虚设的空袭防御系统（其中没有雷达，没有相应的通信系统，也没有便捷的防空洞），这实在是高估了个人勇气和平时纪律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不加区别地谴责意大利士兵素质低下或不适合长期顽强战斗，那是错误的。墨索里尼及其和平时期的国务大臣们必须为此负责。如果他们了解这些严重的缺陷，初就应该远离战争。他们的另一个错误是太依赖于意大利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却从来没有生产过，他们应该采用经过战火洗礼的德国武器，并获得许可进行生产，例如德国型号的坦克和 9 厘米防空炮。 尽管意大利军营明显缺乏作战训练设施，但他们的军队纪律远远达不到我作为一名德国军官所持的标准。只要简单地观察一下卫兵的换岗，就会发现意大利士兵对他的职业毫无热情。也许身为一名完全不同的北方人，我用来判断的标准是错误的，但我认为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把这种令人不满意的情况首先归因于官兵之间缺乏接触。意大利军官的生活与部下互相隔离，并且由于对部下的需求一无所知，他就无法在必要时满足他们，因此在危急情况下也就失去了控制。意大利列兵的口粮，即使在战场上也与军官大不相同。口粮的数量与军衔成正比，更不用说，随着数量的增加，各种珍馐美味也会越来越多。军官们单独吃饭，常常不知道他们的士兵吃了多少或吃了什么。这破坏了同生共死的战友之间应该普遍存在的同志情谊。野战厨房车有助于消除这种差别，却无法受到意大利军队的青睐。我经常向卡瓦莱罗指出，这种现象会严重影响士气，但没有得到全力支持。事实上，我自己发现，我们德军的野战厨房车已经完全被意大利士兵所包围了。另外，当我在意大利军官餐厅里接受款待时，那里伙食标准比我自己的参谋食堂提供的食物要好得多。1944 年，格拉齐亚尼（Graziani）元帅被迫采取果断措施，确保其他所有军衔的军人都能按时获得全额薪水。在我看来，这件事毫无疑问是需要特别干预的。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不是要夸大意大利军队的错误，只是为了说明他们的部队经常出现的问题。我并不是说，他们的官兵关系无论如何都处不好。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错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意大利的普通士兵天生正直，并且可以成长为一名坚强而优秀的战士。我见过太多由意大利部队或个人缔造的英雄主义事例，如在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中的“福尔戈雷”（Folgore）空降师，在突尼斯（Tunisia）战役中的炮兵部队，在海军突击艇和鱼雷艇上奋战的船员， 在鱼雷轰炸机编队中英勇的飞行员等，都令人无法忽视他们拥有的信念。但在战争中，起决定意义的并不是这些孤立的英雄主义行为，而应该是军队的日常训练和战斗精神。另外，意大利采取了中欧军事强国普遍运用的战略原则。我见过许多三军指挥官，他们都是一流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我发现意大利军种部门的工作制度与其他国家都是一致的。当时有个普遍观点，认为意大利初级军官基本不了解军种的规章制度，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进行印证。我并不认为他们在运用这些规章方面缺乏实践，相反，我认为是统帅部的活跃直觉与执行单位之间存在不协调，这应该是造成大量失败的原因。行政工作也许制定得很细致，但执行情况却很糟糕，无疑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他们南方人的性格特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居然严重忽视了岛屿甚至是本土的沿海防御工事，而在巴尔博离开之后，现代化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也变得停滞不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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