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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金融时报》2018年度图书！
◎300多封书信里的二战史，重塑对于战争进程和冷战起源的认知。
◎3张军事地图 80张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反映苏美英三国抗击法西斯的斗争。
◎从分析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往来书信的成信背景和“三巨头”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动入手，提供了二战史研究的新视角。
◎解读原汁原味的三巨头书信，为后人了解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提供了高层和原始的素材。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管理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文献部和对外政策档案馆、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密苏里州独立城哈里?S.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等权威部门提供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
◎详尽记录二战进程，包括战时美英对苏援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战后边界划分、卡萨布兰卡会议、莫斯科外长会议、德黑兰会议、组建波兰政府、战后世界秩序、雅尔塔会议、波兹坦会议等。
◎引用的大量书信，以及三国领导人在助手起草的信函上所做修改，充分展现了他们进行战略博弈的智慧与艺术，对于分析和理解现代大国关系中的决策分析与危机管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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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借助于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往来书信，《克里姆林宫的信件》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三位领导人的思想和个性。他们在二战期间只见过两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书信建立的，他们的通信构成了二战战略格局的重要部分。
《克里姆林宫的信件》提供了二战史研究的新视角，并为后人了解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提供了高层和原始的素材，使得若干重要历史事件从中可以找到答案或线索：
◎ 斯大林为何不相信德国会进攻苏联？
◎ 是谁开创了三国领导人之间书信往来的外交模式？
◎ 英美原定于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为何延迟至1944年？
◎ 为什么当时在卡廷事件上美英对苏联采取了模糊的态度？
◎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为何要下榻苏联驻伊朗使馆，而丘吉尔却没有？
◎ 罗斯福是否试图通过冷落、否决丘吉尔，以达成跟斯大林的合作？
◎ 丘吉尔与斯大林是否真的私下讨论过巴尔干“百分比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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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戴维·雷诺兹，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著有10余部作品，代表作有《大英帝国与次世界大战》等。《历史的指挥者：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和写作》曾获“沃夫森历史奖”。
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俄罗斯历史学教授、博士，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欧美国家研究室主任，获得过“战斗功勋”奖章和荣誉勋章。他用俄语和英语撰写了大量关于战时联盟和冷战的著作，代表作有《斯大林、罗斯福和杜鲁门：194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从杰弗逊到克林顿：美国民主党竞选》《美国对外政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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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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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风云际会（1941年6月至9月）
第二章 “两场相对无关的战争”（1941年9月至12月）
第三章 “我能应对斯大林”（1941年12月至1942年4月）
第四章 中间人莫洛托夫（1942年4月至7月）
第五章 丘吉尔的“冰块”（1942年8月至10月）
第六章 卡萨布兰卡：一桌只有两人（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
第七章 第二战场何时开辟？（1943年2月至4月）
第八章 南辕北辙（1943年4月至7月）
第九章 反击：乌克兰和意大利（1943年8月至9月）
第十章 面对面：莫斯科与德黑兰（1943年10月至12月）
第十一章 德黑兰精神消逝（1944年1月至3月）
第十二章 “力量与事实”（1944年3月至6月）
第十三章 东西合击（1944年6月至9月）
第十四章 “只有我们三人”（1944年10月至12月）
第十五章 雅尔塔会议及其后（1945年1月至4月）
后 记
尾 注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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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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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他们三个人，不可能桃园三结义。一个是英国贵族和美国家族继承人的后代，热衷于捍卫等级制度和帝国。一个是来自哈德逊河谷的神秘“乡绅”，政治上进步，痴迷于欧洲帝国主义。还有一个是冷酷坚韧的革命者，现在，决心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逐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和自己国家的威望。然而，在近4年的时间里，“三巨头”领导了历有效的联盟，在1941年至1942年残酷的冬天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到1945年，战胜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权，战胜了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更重要的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三人组合，每一个人都被另外两个人所吸引，真正尝试着以独特的方式建立个人关系。正如本书将展示的那样，他们的三角外交关系，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至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然去世之间，相互往来了682封信。这些信件，有些是冗长的政策性文件，有些只是闲谈，对聊前线的新闻简报，另一些是简短的确认通知、致谢或供应物资清单。《克里姆林宫的信件》刊载了他们重要的往来信函，占信件总数的一半多，包括那些揭示三位伟人性格和他们会面计划的信函，以及关于第二战场、北极护航船队和战后势力范围等核心问题的往来信件。所有信件将会在今后的网络在线版本中展示。
1957年，苏联政府首次出版了三巨头的信件，有俄文版和内容既全面又准确的英文翻译本。这项工作是斯大林本人在1950年发起的，作为他反驳西方“歪曲历史”运动的一部分。但在1951年末，临近出版时，这个项目突然被放弃了，直到赫鲁晓夫时代才出版，由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担任主编。据推测，也许仅仅是因为两位译者都是英国人。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居住在莫斯科，他们对英文文本稍微作了润色。苏联是个出版原始文献的国家，而且译文如此准确，这不符合西方冷战思维下对专制主义的苏联人的刻板印象。莫斯科之所以着急出版这些信件，是因为注意到了丘吉尔和其他西方战争回忆录作者的用意和态度，他们选择性地使用斯大林的信件，弱化在击败希特勒的战争中苏联所起的巨大作用。
然而，这些文献的出版，是“未加工的原始资料”，极少有苏联方面的背景介绍。现在，借助于三国政府的档案，特别是近公开的斯大林档案和外交部档案中的苏联资料，以及私人信件和日记，有可能将这些信件置于完整的国际背景中：约有5000份文件的项目数据库，包括每封信件的草稿，顾问之间或英国内阁等会议上讨论这些信件的记录，以及大使们对三位主角如何传递和接收信件的方式所作的评论。通过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料，这些信件打开了了解这场战争的外交活动的多重窗口。为了揭示这一点，本书辅以相关解说，将原始信件和背景链接在一起，用以阐明它们的完整意义。叙述以时间顺序展开章节，每一章都以简要概述几个月的事态发展开始。这些信件和评论，生动地揭示了丘吉尔所称的“大联盟”和罗斯福所谓的“同盟国”的外交，深入地揭示了在1940年至1941年的世界危机中聚集在一起的三位卓越的但迥然不同的领导人的思想和个性。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很坦率地表示，他们希望与这位迄今为止一直离群索居的苏联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斯大林也很享受他在国际政治高层的新地位，并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与美国和英国的对话者对抗（及合作）感到兴奋。尽管双方交换的一些信息，似乎只是程序化地陈述事实，但很多都具有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私密性。从不同的国家档案中可以看出，这三位领导人在撰写信稿时都很谨慎，仔细思考了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用何种语气说，然后焦急地等待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复制了他们在后续的草稿中所作的更重要的修改。
爱较真的人应该知道，不存在所谓信件的“真实”的文稿。这些信件不仅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大部分信件还是作为秘密电报被传递，这意味着要对文字进行加密和解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同义词取代了原始词，而且词序也经常被打乱，以减少密码被轴心国破解的危险。这就解释了英国首相的不满，丘吉尔曾向他的内阁抱怨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原文的语气往往被破坏了。”在少数情况下，误译引起了误解，甚至是冒犯。比如在1943年10月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英文单词“diversion”（牵制）被克里姆林宫错误地翻译为“diversiya”（俄文意思是“颠覆”或“破坏”）。因此，这本书刊载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用英文发送或接收的信件版本，尽管苏联人的翻译通常很粗糙，尤其是1943年至1944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当时安德烈?葛罗米柯正在适应新大使的环境。这里，关键是要看斯大林的信件是以何种形式呈现给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以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又作了怎样的解读。
对一些读者来说，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枯燥的评注。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说明其中的微妙之处，尤其对熟悉“脸书”的一代人更是如此。在手机、电子邮件、网络电话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在一个战争使国际旅行变得危险的世界里，电报是主要的通信手段。这是三个不太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互相了解对方的途径。事实上，罗斯福和斯大林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的第29个月，才于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会面。他们的第二次会面，也是后一次，是1945年2月在雅尔塔。即使是喜欢四处游历的丘吉尔，也只与斯大林举行过四次会晤，分别是德黑兰峰会和雅尔塔峰会，以及在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他对莫斯科的单独访问。在战争的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三巨头再没有面对面地交流过。
他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书信建立的。这种个人互动交流和内心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历史上有过一些著名例子。人们会想起西塞罗致阿蒂库斯和其他朋友的信件，埃洛伊兹和阿伯拉尔博学多才的激情，或是伏尔泰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启蒙运动的其他杰出人物的通信。事实上，在18世纪，“书信体小说”一度成为受人追捧的流派，这要感谢塞缪尔?理查森、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等作家，他们通过主要人物的信件，展开了他们的故事。当然，本书的书信并不会成为文学的经典。然而，它们值得被铭记，因为这些信反映了20世纪重要的三位国际领导人的思想和个性，而且他们的通信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部分。
1941年的整个秋冬，斯大林都在不断提醒伦敦和华盛顿，与敌人进行战斗的主要是俄罗斯人。然而，对于苏联人能战斗多久，西方仍然争论不休。10月15日至16日，德军距离莫斯科已经不到100英里，首都陷入恐慌，外国使馆紧急撤离到向东约500英里的古比雪夫。因为斯大林和外交部门终决定留在莫斯科，盟国之间的沟通更加困难。
三巨头的信函中并未提及疏散危机，但危机显而易见，并且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影响。丘吉尔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北非，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将遭遇英国的“十字军”行动（“Crusader”）。丘吉尔正用他特有的热情大肆宣传，他要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力挽狂澜，甚至将土耳其也卷入同盟国的战争。他把自己陷在雪茄的烟雾之中，尽情地幻想。在罗斯福和哈里曼看来，丘吉尔对东方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预言，一旦希特勒在俄罗斯腹地稳定了战线，在1942年就不会把英国放在眼里，并且或许会在1943年攻击美国。丘吉尔对苏联的情绪极度悲观，身在古比雪夫的克里普斯对丘吉尔的悲观看法提出严厉的批评。10月30日，克里普斯警告说，如果没有任何真正的合作，就存在“两场相对无关的战争”，这是危险的。克里普斯认为英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远不及1941年春天对注定要倒霉的希腊人慷慨。丘吉尔被克里普斯的这句尖刻的话深深刺痛了，他同意派两名高级将领前往莫斯科进行宽泛的会谈。11月4日，唐突的会谈提议通过信函传达给斯大林，同时还表达了一些抱怨和怀疑，即英国是否真有必要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宣战，这三国的军队正与德军一起围殴俄罗斯。11月8日，斯大林作出回复，此前一天，11月7日，斯大林在白雪覆盖的红场情绪激动地检阅了出征的军队，战士们即将为保卫莫斯科战斗和牺牲。尽管已是山穷水尽，但斯大林并未矫饰言词。他批评说，英国对较小轴心国的政策“令人无法容忍”，并讽刺地说，除非英国的将军们带着具体的军事援助计划，以及为共同的战争与和平的目标来访，否则接待他们毫无意义。丘吉尔气得脸色铁青，大发雷霆。
然而有意思的是，到1941年11月末，这位众所周知的“粗鲁”的苏联领袖开始学习外交语言。得知丘吉尔的狂怒后，在人们的劝说下，11月23日，斯大林主动说了些近乎道歉的话。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一周后，他向丘吉尔的生日致贺。斯大林并不情愿祝福一个资本家兼帝国主义者“生日快乐”，尤其是一个想把“十月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的人。可能是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迈斯基提醒他这样做的，迈斯基面对这一对儿敏感易怒的人——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这二人之间经常扮演双簧角色，他的这一角色会在后面的文章中反复出现。11月30日，斯大林发出的两行字的信，是本章中引人注目的文件之一。丘吉尔则用自己的甜言蜜语作了答复，他们的关系暂时解冻。到此时，克里普斯令人信服的论点和斯大林的愤怒已经影响了丘吉尔，丘吉尔逐渐把苏联看成是一个真正的重要盟友，并努力协调他们的战略和政策。在克里普斯的建议下，艾登被任命为使者。12月7日，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肩负着特殊使命前往莫斯科，而此时，这场动人心魄的战争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9月21日，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让比弗布鲁克亲自送交。丘吉尔把他惯用的明快有力的语言与旨在表明英国固有的地缘限制结合起来。他使用了给比弗布鲁克指令中的材料，强调说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盟军对俄罗斯的援助将主要由英国承担。丘吉尔还强调说，与美国或俄罗斯的人口相比，他的国家的人口较少，这限制了英国陆军的规模。
9月29日，代表团与斯大林第二次会晤的时候，比弗布鲁克递交了丘吉尔的信。前一天的首场见面会进展顺利，但此时的斯大林却面有愠色，焦躁不安，他来回踱步，不停地抽烟，并质疑盟友的善意。他咆哮道：“你们提供的物资数量不足，非常清楚地表明你们希望看到苏联被打败。”丘吉尔的信函也受到了冷遇，斯大林撕开信封，一眼没看就把信搁在桌上，继续开会。会议结束时，莫洛托夫提醒斯大林，他才将信塞回信封，随手交给一名助手。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无法确定整个会议是一场令人不安的表演，还是斯大林压力太大太紧张了。而到第三次会面时，会议则平静而富有成效。过了些时候他们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标准的苏联外交手段的受害者。但是斯大林对丘吉尔信函不屑一顾的态度，可能反映了其他情况，即英国首相给比弗布鲁克的指示，也就是这封信的基础，已经被伦敦的苏联特工抢先一步传递给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事先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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