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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与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本质主义倾向不同,东亚文化与哲学的内蕴是非本质/不在场的。老庄的虚,禅宗的空,都排除了封闭式、实体性的本质概念,在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无为、自然状态中,打开了新的意义视域,同时也打开了一扇面向陌生者的友善之门。
这种非本质主义或说不在场的文化与哲学,在东方的城市结构和布局、美术作品、建筑风格、舞蹈戏剧、装饰艺术、饮食习俗、园林设计、日常礼仪等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以至于在对待海洋/水的不同态度上,作者都揭示出东方人对水的亲近、崇尚与西方人对水的恐惧、征服之根本差异。
而万物一体、无分别、流动性,灵活的相互转化和过渡,正是东方美学神韵的妙趣所在。在一种不在场的气氛中,自我体会到一种舒缓的轻松和泰然,从而放弃了终极性和僵滞状态的存在,达至一种“无我”亦“无人”的东方式自由境界。
內容簡介:
西方文化遵循的是本质,而本书为您介绍的是一种“陌生的文化”,一种“非本质/不在场的文化”。
在西方,陌生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全力排除或强制利用的对象,它未曾现身于本己的内在之中。那么如今呢?如今还有陌生者吗?现在人们乐于相信,大家基本上都一样。如此一来,陌生者就再次从本己的内在之中消失了。
东亚思想完全朝向内在。道则完全与世界的内在,与事物的“就是如此”,与此地此时融合在一起。在东亚的想象世界里,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于世界的内在之外。如果说道避开了确定与指称,那并不是它太高,而是因为它在流动,因为它像河流一样曲折蜿蜒。它描绘着事物的不断转化,描绘着世界的过程性。
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由作为与行动的决断、意识与反思的高光所决定。相反,人们通过退避到不在场,通过忘掉或清空自己而让它发生,就好像那明亮的房间,正是因为它的空,才有能力接收很多的光。人们追求的不是果断的行动,而是随意与轻松。这大概就是与西方自由观念相对应的东亚自由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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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韩炳哲(Byung-Chul Han)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让韩炳哲对于数字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且富于启发。
目錄 :
前 言 1
本质与非本质——无住 3
封闭与开放——不在场的空间 31
光与影——不在场的美学 45
智与愚——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65
陆地与海洋——思维策略 79
作为与发生——超越主动与被动 103
问候与鞠躬——友善 125
注 释 139
附录 韩炳哲著作年谱 153
內容試閱 :
陆地与海洋
——思维策略
把爱奉献给塔楼吧,因为它们统治着沙漠。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在西方哲学中,冒险航海是一个流行的对思想的比喻。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征服风暴中的海洋就像一种英雄壮举。世界表现为一种需要以行为主义去打破的阻力。因此,黑格尔将思想比作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冒险航行,在那里“所有缤纷的色彩和一切和煦的阳光都被吞没了”。面对大海的宽广和善变,精神感到一种“畏惧”(Grauen)。
黑格尔对海洋及航海所做的地理哲学意义上的评论,相当于一种对希腊—西方思想的隐喻。黑格尔说,人们遭遇大海时,需要带着“狡计”、“聪慧”和“勇气”,因为它是诡计多端的,是最不可靠、最具欺骗性的因素。它的表面是“绝对柔软的”。它不反抗任何压力,“甚至一缕微风也不反抗”。因此,它看起来无比纯真、顺从、友善、温和。但恰恰是这种顺从将海洋翻转为“最危险、最残暴的因素”,其中蕴含着它的欺骗性。显然,黑格尔无法认同水的优点,诸如顺从、温和,无法从中看到一种友善的、温和的思想的可能性。他很快将大海的残暴归咎于水的顺从。它的友善只是一种欺骗:“人类仅用一块简单的木头去对抗这种欺骗,完全依赖于自身的勇气和机智果断,就这样带着自制的陆地,从固定的东西转移到无状的东西上。如海上的天鹅般用灵活而圆润的动作劈波斩浪、自在遨游的船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发明同样更多是给人类的大胆带来荣誉,而非给他们的智力。”
注视着流水,黑格尔或许想到,水本身是具有欺骗性的,其原因是水随时在改变着自己的形式;它根本没有自己的形式,从未和自己保持同一,缺乏一切稳定性。显然,它在黑格尔的眼中是与真理相对立的形象。陆地虽然并不柔顺,对抗着施加于其上的外部压力。但同时,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固的支撑,而海洋却是“无状之物”。陆地有稳定的形状。它身上蕴含着本质的一个重要特征——稳定性。黑格尔对水和海洋的感知始终被对固定之物的强制需求所引导。只有这种以固定之物为导向的做法才让海洋看起来是无状之物,是最危险的因素。
康德也用航海做比喻,来形象地表达其思想。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为了安全起见,将他的船收藏于怀疑论的海滩,而船却在这里开始腐烂。与休谟相反,康德打算将他的船托付给一位航海家,他“备有一张详尽的海图和一个罗盘,将根据从地球知识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则,能够随心所欲把船安全地驾驶到任何地方”。康德的航海术通过将海洋围绕在一个原则体系中,通过将海洋完全绘制在不可移动的坐标上而征服了海洋。西方思想发源于对一个确定原因的需求。恰恰是这种对稳定性、确定性的强制需求,让所有的偏离、变化和不确定性都成了一种威胁。
如果理性作为“真理的最后一块试金石”驶向客观观点之外,那么它就会陷入一个夜晚的空间。它必须在这个“不可度量的”、“被浓重的黑夜所填满的超自然之物的空间”里找到路径。其间它只能遵循它的“需求”,即“必须下判断”。为了得到满足,它需要一个提供最大的恒久性和广泛性的“准则”。该准则需要去照亮深不可测的黑暗。即便是“浓重的黑夜”,若仔细观察的话,也不是实事性(Faktizit?t)。它更多是强制的产物。只有真理律令才会熄灭所有友善的光。这一律令的强制性越高,夜晚就会越黑暗。只有对固定秩序的强制追求才让水显得无状、不确定、有欺骗性。它的温柔与友善被刻意忽略了。
康德关注到了存在的浅滩与深渊,那么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就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说,思考“热爱”深渊。思考得益于“向着根本性的畏的清晰勇气”。思想的开端并非对世界的信任,而是恐惧。因此,思想毅然承受着那“使我们进入深渊的惊恐心情之中”的“无声的调音”。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也能找到关于勇敢承受着思想的深海这一比喻。在希腊旅行途中,他想起那位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据说他把克里特岛称为“驯服海浪的岛屿”或“擅用长桨的故乡”。看来,思想也必须去驯服狂野的海浪,因为它活动于“大海的波涛”中,于“潮水的深渊”里。
精神如“海上的天鹅”般,脚踏“一块简单的木头”,在“自制的陆地”上勇敢地与“无边无际的海洋”斗争,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人这里一定看不到。虽然庄子也谈及船只和大海,但却是关于一种全然不同的比例关系。在《庄子》第一篇中,他讲到了有大鱼生活于其中的北海。大鱼变身为一只巨鸟,翼展横跨千里。单从体型上来说,它已经大大区别于那弱小无助的海上天鹅。尤其是当考虑到其居民的规模,海洋没有任何威胁。与大海的关系被一种全然不同的外观所决定。庄子谈到,一小摊水只能浮起草茎,浅水是无法承载大船的(“水浅而舟大”,《庄子·逍遥游》)。只有深海能承载它,助它起航。名曰“鹏”的巨鸟也要飞得极高,才能被九万里高空中的大风托起,朝着南海飞去。因为它的硕大,强风也不能伤它分毫。它御风而行。微风不具备足够的力量负载它巨大的翅膀(“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此处,比例关系的翻转非常有趣。精神并非海上的天鹅,要去征服浩瀚、充满敌意的大海。相反,它和大海一样大,一样广阔。它与整个海洋交织在一起。如果它就是大海,那么大海对它就没有威胁。包罗万象的精神不会被强风所控制。相反,它主动寻求大风助其九天翱翔。
庄子世界里的居民常常被放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有一个钓鱼者把五十头牛放在鱼竿上作为鱼饵,蹲在一座高山上,将鱼钩甩入东海。捕获的鱼本身就很大,当它用鳍拍打水面,掀起的海水白浪滔天,波峰如山。庄子还讲述了一棵树的故事,对它来说,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庄子拿它来和小蝼蛄做对比。小蝼蛄只能活一个夏天,因而根本不知春秋。这棵树完全超出了它的想象,它理解不了这棵树。庄子还讲述了另外一棵大树的故事,它多疤、弯曲、发育不良,没有任何用处。惠子只看到它的无用。针对惠子的无用论,庄子反驳道,为什么他不可以在这棵颇具艺术美感的树下自在漫步,或者在树荫里小憩一会儿呢?还有那体格健硕、仿佛垂天之云的牛,被庄子用来和小小的狸狌做比较。狸狌随心所欲地蹦来跳去,追逐老鼠,最终自投罗网,命丧猎人设置的机关之中。巨牛有能力做大事,它不会去捕捉老鼠。庄子的话本身也很大,以至于显得没什么用处(“大而无用”)。这些话一意向前,不会折返(“往而不反”)。因此,人们无法对它们做出定论。庄子还谈及一种巨大的葫芦。惠子抱怨葫芦太大,无法制作汲水之瓢,庄子则说,惠子因自己的局限而对如何利用大的东西一无所知。他问惠子为什么不把大葫芦制作成渡江跨海之舟呢?庄子的结论就是:小智慧无法企及大智慧(“小知不及大知”,《庄子·逍遥游》)。
卫礼贤将庄子笔下的大鱼称作“利维坦”,这是不恰当的。这个《圣经》里的名字引发的想象与庄子的世界完全不符。《旧约》中的海怪反抗上帝,反抗上帝的创造。在《旧约》的想象世界中,海洋本身就是威胁神圣秩序的反上帝力量的象征。“利维坦”这个名字所引发的想象是创造与混乱,这对于中国的思想来说是很陌生的。大鱼与希腊世界中的海怪也鲜有共同之处,海怪是残暴、致命以及不可估量的。虽然它们偶尔也与知识和智慧有关联,但知识和智慧被掩盖在神秘与谜题之下。因此,普罗透斯的变化无常,是为了隐藏他的知识。他的本质特征是退隐。人们只有通过狡计与暴力,才能把知识从他手中夺走。塞壬女妖所承诺的知识,也被掩盖在神秘与谜题之下。它与死亡为邻。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也认为“自然”喜欢隐藏自己,尽管他为了“变化”而放弃了“存在”。与此相反,中国的智慧并不隐藏自己,不退隐成神秘。它更多是置身于一种尤其显著的光芒中,置身于光明正大的“如此存在”(So-Sein)中。
庄子笔下之事物的超大维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使物体超过可想象的规模而制造一种崇高感。康德把“全然伟大的”(全然无法较量的伟大的)东西、“超越一切比较地大的”东西称为“崇高”。当物体的大小超出对尺寸进行美学评估的想象力时,崇高感就产生了。想象力无法将其概括在一个画面中。由于无法表现它,想象力就被引导至超越它自己之外的另一种认识能力,即理性。理性因为不依赖于感官而能产生观念,比如无限性的观念。崇高感要归功于想象力与理性、感性与超感性之间的矛盾。它产生于感性超越超感性的瞬间。它是一种垂直的感受,一种超越感。它有赖于内在性与超越性、现象(Phaenomenon)与本体(Noumenon)的二分张力。与此相反,庄子笔下事物的超大规模并未通向超感性或者无限的“观念”。它并没有终止于这一要求:“一切在自然界里对我们来说是大的对象,在和那理性的观念相比较时,将被估量为小。”庄子的超大规模策略更多是一种去局限性(Entschr?nkung)、去实体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清空以及去分别化的策略。庄子的“大”意思是超越僵化的区分和对照,超越所有终极的确定,或说去分别化为一种公正的友善。如世界一般大者,便不会被这世界上任何事物所阻挠、妨碍。有能力去局限性为世界,而不是在世界里居住的人,便不分往与来、上与下、忆与盼、乐与烦、好与恶。“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让位于“世界—存在”(Welt-Sein)。这也正是“将世界置于世界之中”(“藏天下于天下”)的意义。“大”使“此在”(海德格尔)脱离了它的操心结构。这导致了一种对操心的消除(Ent-Sorgung,去-操心)。《庄子》第一篇多次出现巨型生物,而这一篇所讲的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漫游(“逍遥游”)。它讲述了一种独特的“轻松自在”(Mühelosigkeit),这可以是西方的自由概念在东亚的对应物。
黑格尔指出,中国虽然临海,但却与海洋没有积极的关系,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陆地的终结”。与黑格尔的推测相反,中国人绝对与海洋有着积极的关系。当然,从陆地到海洋的过渡并不是“从固定的东西转移到无状的东西上”、能够唤起探险的兴趣或带来恐惧与害怕的过渡。中国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与世界的关系。它的特点不是恐惧,而是对世界深深的信任。
《庄子·秋水》极有可能是一篇关于水和海的文章,其中包含河神与海神的对话,而海神代表的是圣人或“获取知识的人”。开篇是这样的: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由于洪水泛滥,人们无从分清此岸的牛和对岸的马(“不辩牛马”)。有趣的是,上涨的河水消弭了差异,但它却并不被视为威胁。相反,牛和马几乎无从区分,事物流入彼此,这是很美好的。美不是明确的分离,而是向“无分别”过渡。
海边暮色薄,
野鸭声微白。
——松尾芭蕉
在东亚,水和海洋占据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领域。它们象征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与关系。它们经常充当“无分别”的媒介。水自身没有形状,从这一点上说,它就是无分别的。它没有内在。因此,它与本质相对立,本质坚持自我,维持自我的同时又区别于其他,或者对抗着其他。水虽然没有自己的形状,但却绝不是“无形状的”(amorph)。其实它始终在被塑形。因为它接受其他东西的形状,目的是展开自己。它是友善的,因为它并不自我设定,而是可以被设定。它贴合着任何形状。它没有任何硬度,因而它从不实施强制。它是柔顺的、贴合的。它不会撞上任何阻碍。因为它不坚持自我,不做任何反抗,不与任何事物作对,也不争辩(“不争”,《老子》第8章)。所以,最高级别的德性就像水(“上善若水”)。因为它是虚无的,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内在,或说是不在场的,所以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是一切。硬物易碎,激起抵抗。实施强迫者亦遭受强迫。水通过顺从而克服了障碍。它通过弯折而得以舒展。因此,老子写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第78章)
大海象征着无分别的世界内在空间,事物从该空间中呈现出来,又流回该空间。那里虽然蕴含着一种成形力,但它既未导致终极的区分,也未导致僵化的对照。当河神(河伯)问是否可以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时,海神(北海若)是这样回答的:“不可以。物的数量是无穷尽的,时间是不会停止的,得失不是恒常不变的,终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大智之人能够观察远处和近处的一切事物,因而小的东西不觉得小,大的东西也不觉得大,这就是说他深知物量是没有穷尽的。”
……………………
庄子笔下的无分别状态叫作“浑沌”(《庄子·应帝王》)。有趣的是,这两个字的偏旁都指向水。拟人化的浑沌生活在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中央”(Mitte)。他对待南海的统治者“儵”和北海的统治者“忽”非常热情友好。因此,他们便考虑如何回报浑沌。浑沌没有可以看、听、饮食和呼吸的七窍,因此他们决定帮他打通七窍。他们一天帮浑沌凿出一窍,到第七天的时候,浑沌便死了。这个故事内涵丰富。浑沌的友好和善良恰恰源于他没有七窍,也就是说,没有用于区分与判断的器官。作为“中央之帝”,他是无分别的、不偏不倚的。他所居住的“中央”并不是数字或几何意义上的“中间”,不是量的“中间”。它更多地意味着“中介”(Ver-mittlung),发挥着平衡、调谐的作用。七窍,或说用于区分的七个器官,破坏了他的无差异,即破坏了他的友好与善良。
对中国人来说,海洋既不是混乱或深渊的象征,也不是引诱人去冒险的神秘与谜题之地。它既不是奥德修斯之海,也不是康德或黑格尔之海。它更多是一个无分别之地,一个不受限、不枯竭之地。从陆地到海洋的过渡,在东亚地区并不被经验为从固定的东西转移到无状的东西之过渡,而是从有限度到无穷尽和全方位之过渡,是从分别到无分别、从充实到空虚、从在场到不在场、从执着到淡定之过渡。这不仅适用于道家,也适用于禅宗。顿悟的时刻是一个重大过渡的时刻,海洋的感觉由此产生。
突然,广阔的天空变成了废墟。神圣的、世俗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寺庙前,明月高照,风飒飒作响。所有河流的水都流入大海。
对中国人来说,水或海是一种思想或行为的象征,这种思想或行为能够依据情境,去适应和贴合世界的变化以及事物的转变。世界并非深不可测或不可理喻,它只是有着多种面貌而已。世界不是“存在”,而是不断改变进程的“道路”。东亚思想并不围绕着同一的东西。因此,变化和改变不会被视为威胁。它们只是我们必须适应的事物的自然过程而已。它的思考方式是情境式的,或说是在不同的形势下思考,而这些形势是不可能被迫遵循相同的原则的。人们不会根据不变的坐标进行定位。相反,人们需要及时地认清每一种形势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与这种反—作用的(re-aktiv)、反—应的(re-agierend)思想不同,西方思想是积极的(aktiv)、行动的(agierend),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或说刺穿世界。中国的智者并不像那些冒险的水手那样刺穿世界,而是去贴合它。人们要尽量使思想保持如此的贴合,以便接纳多种可能性。东亚思想不拘泥于根据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友善的。它的智慧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