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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十二讲》字里行间充满了考古人对夏文化探索的“昨天”的致敬与承继，对“今天”的审视与自省，对“明天”的假设与畅想。十二个讲座，包含了有关夏文化探索的诸多问题，对于目前夏文化研究中的谜团、新证、争议也一一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读和阐释，留给读者较多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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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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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十二讲》系对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的十二个极有代表性的有关夏文化探索的讲座的整理，既有较为宏观的夏文化研究概况的叙述，亦有对夏文化学术史的梳理或理论方法的阐释，还有对具体遗址、文化类型等问题的分析，关于海外学者对夏文化的认识也尽量涉及，全面包含了有关夏文化探索的点（代表遗址、文化类型）、线（区域、发展流程）、面（研究概况）的所有问题。全书采用讲座的形式娓娓道来，可读性强，对于从事夏商考古的学生和老师来说，有很好的参考性，对对考古及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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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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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侯卫东，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中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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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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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夏文化研究 王巍 -----1
·第二讲·
河南夏文化考古的新发现与新探索 刘海旺 -----19
·第三讲·
夏文化探索的理论与方法 张立东 -----46
·第四讲·
学术史视野下的夏文化探索 刘中伟 -----59
·第五讲·
新砦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 赵春青 -----92
·第六讲·
二里头都邑的聚落考古研究 赵海涛 -----111
·第七讲·
夏代东方的考古学文化 方辉 -----127
·第八讲·
中原腹地夏商之际的社会变迁 侯卫东 -----140
·第九讲·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 张立东 -----163
·第十讲·
二里头、二里冈文化的礼仪性陶器及其
社会背景 秦小丽 -----187
·第十一讲·
日本的夏文化研究历程 秦小丽 -----210
·第十二讲·
夏文化探讨的形势与任务 刘绪 -----229
后记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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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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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是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部分课堂讲演的合集，是各位主讲老师和负责录音整理的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自 1926 年李济先生的晋西南调查开始，夏文化探索的历史已近百年。在这近百年历程中，夏文化探索的活动有过若干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源自李济先生的晋西南调查及夏县西阴村的发掘。1931 年李济先生的学生徐中舒先生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该学说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第二次浪潮始自 1959 年春夏徐旭生先生主持的豫西“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分别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连续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遗址，还在山西南部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在 1974 年秋开始发掘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次浪潮始自 1977 年的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会议，会后学界对夏商文化分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主要表现为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与郑州商城亳都说的争鸣。1983 年偃师商城的发现更是对此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讨论的格局变为偃师商城西亳说与郑州商城亳都说的论战，原来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者大多转而主张偃师商城西亳说。第四次浪潮始自 1996 年启动、2000 年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等遗址的发掘，关于历史年代和都邑地望的研究，以及关于夏文化年代上限与夏商文化年代分界的多次研讨，都大大推进了夏文化的研究，并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第五次浪潮形成于 2010 年前后，随着公共考古的广泛开展、大学通识课的设立，以及博客、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夏文化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考古学者开始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向公众介绍夏文化探索的成果，也有人非常明确地质疑夏代的存在，最离谱者甚至将夏文化推定在现代中国疆域之外。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开办的。
在大学第三个学期听了先师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课之后，我就立志学习夏商周考古。后来做研究生时，我先是在豫北的淇县宋窑遗址进行发掘，之后是比较漫长的室内整理，最后写出发掘报告及博士论文《论辉卫文化》。所谓“辉卫文化”，就是先师提出的“先商文化辉卫类型”，也就是说，我在研究生阶段专攻的是与夏文化密切相关的先商文化。当时为了推定辉卫文化的性质和年代，我对二里头文化、夏文化颇下了一番功夫，将当时已经发表的所有有关二里头文化（包括被归入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的发掘报告都做了卡片，并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研究，将其分为两期四段九组。在博士论文中关于辉卫文化年代的章节里，我加入了自己对二里头文化和郑州二里冈文化分期的内容，并通过对照两个文化的分期推定了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在分析辉卫文化的性质时，我也对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并将其与辉卫文化进行了对比。
1994 年 4 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后，受师叔郑光先生之邀，我加入了二里头考古队，参加了 1994年秋、1995 年春和 1995 年秋二里头遗址第九区的发掘。1995年秋的发掘刚开始不久，我就被所里调到偃师商城主持工作，直至 1996 年夏天。回到二里头考古队之后，我在 1997 年春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二里头遗址第五区的发掘。之后我将主要精力用于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先商全部、早商大部及东方、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的周边地区的内容，以及撰写“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代课题结题报告和工程总报告（简本）中的夏代及商前期部分，直到 1999 年 9 月 2 日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际工作的五年里，我一直都是围绕夏文化这个中心目标，从事夏文化、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研究。当时我曾想模仿王宇信先生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写一本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考古工作的缘起、过程和影响在已经正式出版的书刊中基本不见，于是萌生了请老先生们写回忆录的想法，后来与大象出版社主持《寻根》杂志的周雁大姐谈起此事，她建议做成访谈的形式，于是我们合作编辑了小书《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访谈的
形式远比最初设想的搜集口述史料要好很多，该书出版之后颇有影响。
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期间，我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世界古代文明、美术史、古代文献、思想史等方面，但一直密切关注夏商文化研究的进展，而且比较注意新学与旧研的结合，不仅整理了一些旧作，还写了几篇与夏文化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中已经以各种形式发表的有《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二十世纪的夏文化研究历程》《夏商成之战补说》《徐旭生与中国考古学》《关于商代积年的初步研究》《钺在祭上：“商”字新释》《郑州战国陶文“亳”、“十一年以来”再考》《偃师商城名“汤”说补考》和《东周货币地名与夏商文化研究》。
2014 年 3 月，我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之后，讲授“中国古代青铜器”课程。虽然此课程对夏文化问题有所涉及，但远远无法全面体现自己在夏商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于是在看到学院办公楼外及网上有关暑期学校、夏令营之类的告示时，我萌发了举办有关夏商文化研究暑期班的想法。2017 年春，我开始给新设立的考古学专业本科生讲授“夏商考古”，学术重心重新回归夏商文化研究。鉴于社会各界对夏文化的讨论非常热烈，于是我决心举办以夏文化为主题的暑期研讨班，其原因有二：一是就夏文化研究的发展而言，此班可帮助青年学子了解夏文化探索的理论、方法及学术史，以免受一些学术噪声的干扰；二是就河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而言，应该寻找一个可以立足学术界的突破口，而无论从当时学术形势来说还是学术地缘来说，夏文化这个主题都是最为合适的。
2018 年春节，王巍先生来到学校，召集院领导和考古文博系的骨干教师在他的办公室座谈，主要讨论如何以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开展科研活动。我趁机向老领导汇报了来到河南大学后办的“三代文明工作坊”系列讲座、“三代文明”微信公众号等事宜，并提出了举办以夏文化为主题的暑期研讨班之事。王巍先生当场表示大力支持，并特别说明可以使用河南大学分配给他的科研经费，在座的时任院长苗书梅教授、副院长张礼刚教授等也都表示大力支持。这一学期进行当中，张礼刚副院长让我填写举办暑期研讨班的申请表，并将他们举办犹太研究暑期研讨班的经验倾囊相告。等到学校批复之后，我就拉着年轻的同事刘中伟、侯卫东两位老师共
同操办起来。刘老师负责场地、食宿、旅行等，侯老师则负责宣传、会场、录音整理等，并请研究生、本科生协助办理各项事务。经过各位师生的共同努力，首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顺利结业。授课老师中有刘绪、王巍、方燕明先生等夏文化研究方面的大家，加上室内讲座与现场参观相结合的课程设计和暖心的食宿安排等，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在校内和学术界都获得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于是该班此后每年夏天举办一届，到 2022 年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
在每届的开班仪式上，我都会讲到前几年制定的关于夏文化研究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大致包括“昨天”“今天”“明天”三个方面：“昨天”是对已往研究的全面总结；“今天”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明天”则是培养未来的夏文化研究者。暑期研讨班就是针对“明天”的一个举措，主旨是“培养未来的夏文化研究者”，希望班上的青年学子能够投身于夏文化的研究之中，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杰出贡献；也希望将来不专门从事夏文化研究的学员，因为对夏文化研究的了解而密切关注、积极支持夏文化的研究，甚或偶尔来场友情客串。
历届的课程内容都是经过认真安排的，以夏文化的推定为核心，涵盖了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根据分工，侯卫东老师组织学生对所有的课程进行了录音整理，前两届的讲座纪要大多先后在“考古河山”微信公众号上推出。本书收入的主要是第四届的十个讲座，加上王巍先生在首届的首讲和刘绪先生在第二届的首讲，其他讲座纪要会在征得主讲人同意后逐步正式结集出版。
本书的出版将永久保存夏文化暑期研讨班的部分课程，以供有志于夏文化研究的学者参考。
借此机会感谢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的支持和帮助！
张立东
2022 年 4 月
第一讲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夏文化研究
主讲人：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讲座时间：2018 年 7 月 16 日
讲座地点：首届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
整理人：张玲? 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 2016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
文明化进程是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研究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的。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分工和分化，进而发展成不同的阶段，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文化和社会共同发展，两者缺一不可。
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正是在中原地区，关于聚落形态反映的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必须从居住形态和墓葬反映的差别两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比较科学地阐述和论证文明化进程。
一、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梳理
（一）文明的起源、形成——初期阶段
约 5800 年前，铸鼎塬中心性聚落出现，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社会分化（图一）。其中河南灵宝铸鼎塬遗址年代最早，该遗址发现了疑似权贵阶层居住的场所，总面积近500 平方米，且发现了目前最早反映中原地区出现社会分化的墓葬（图二、三、四）。这是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面积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人口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社会开始出现分化，文明起源处于加速状态。现了目前最早反映中原地区出现社会分化的墓葬（图二、三、四）。这是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面积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人口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社会开始出现分化，文明起源处于加速状态。
在铸鼎塬集中出现大型聚落的时代，中原地区文化开始向周围地区施加强烈影响，主要表现为彩陶文化的扩张。彩陶文化的扩张，其意义远远超出艺术的层面，可能具有原始宗教的意味。此时中原地区第一次发挥其中心作用，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炎黄集团的兴起。约距今 5500 年以后，中原的核心地区由豫西转移到郑州一带。在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大型聚落，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有三重环壕，内环壕包围着大型居址（图五），该遗址年代为距今 5500 —5300 年。
距今 5300 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社会分化加剧，带有防御性的城址开始出现。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西山城址平面近圆形，城外有壕沟环绕，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有 20 余万平方米，年代距今 5300 —4800 年。西山城址正处在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绕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具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并体现了明显的杀婴祭祀信仰。
（二）文明的发展——从初期阶段进入王国文明阶段
大型城邑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在距今 4000 年左右，中原地区大型城邑相继营建，如新密古城寨遗址、新砦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其中二里头遗址已经进入文明的新阶段——王国文明阶段。
古城寨遗址
古城寨遗址位于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城内面积近 18万平方米，四周环绕护城河。在古城寨遗址内的东南部，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在城内中部偏东北发现了中原龙山时代最早的宫殿基址 F1（图一○、一一）。遗址始建于距今 4200—3800 年。
登封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两城东西并列。大城复原面积为 34.8 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有高等级的建筑，很遗憾目前考古人员没有对高等级建筑的形制及功能性设施进行追溯。由大城规模可知，该城址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中规模首屈一指，应是当时的都邑遗址（图一二）。王城岗大城的测年：上限为公元前2110 —公元前 2045 年，下限为公元前 2070 —公元前 2030 年。目前，有不少学者根据大城年代、规模及文献记载，认为其是禹都阳城。
新密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的年代基本上衔接登封王城岗遗址。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乡，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城址（图一三、一四）。该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在新砦期重建，废弃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其性质虽有争议，但被视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城址应无疑义。新砦遗址有百万平方米的规模，有三重环壕、大型建筑，且同时期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能与它匹敌的中心性遗址，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夏代前期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的东郊偃师，城址总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图一五、一六）。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具有中轴线及左右对称、前后相连的布局理念，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图一七）。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车辙，是东亚迄今最早的用车证据，该车可能用来搬运手工业物品。宫城外发现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手工业作坊，是目前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在三号宫殿院内发现了几座墓葬，其中一座出土了长达 60 多
厘米的用 2000 多片绿松石镶嵌而成的龙形器，暗示墓主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图一八·6）。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这应当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王权的出现和强化密切相关，是中华文明进入新阶段——王国文明阶段的标志。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论证了在距今 5000 年前后，有一个古国文明阶段，与二里头文化存在区别，是文明初期阶段。夏后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王国文明阶段。确切进入王国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都城——二里头大型遗址；（2）高级贵族居住区——宫城；（3）官营手工业作坊；（4）成熟的礼制（宫室制度、器用制度）；（5）墓葬与建筑所体现出的等级、阶级分化明确；（6）以铜器冶铸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文化对外的强大辐射。
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成套礼仪所用的玉石器具（图一八），礼制初步形成，开始进入王国文明阶段，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逐渐显现。二里头文化后期、商代初年，夏王朝礼乐制度的代表——牙璋向八方辐射，表明华夏族创造的一系列的先进理念及制度被周围地区吸纳，这对促进周围地区社会的发展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夏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探讨
通过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进行梳理，我们确认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的核心地位。夏文化是夏代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类共同体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最主要的是陶器的形制和组合，还包括建筑形制、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的组合形制、礼器制度等方方面面。
（一）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代都邑还是商代都邑？
重要的论据首先是其年代，二里头遗址中二里头文化遗存测年的下限是公元前 1550 年左右。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到了公元前 1550 年左右，四期晚段时宫殿仍旧在使用，仍有人居住，甚至他们还修葺了新的宫殿，最后的修建使用的阶段已经进入商代，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的都邑。“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公元前 1600 年只是一个相对的数据，不是公元前 1600 年这一年确实发生夏、商文化的分界。碳十四测年的结果只是一个时间段、一个范围，以公元前 1600年作为二里头遗址是商代都邑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把二里头遗址遭到破坏、人群的消失作为夏、商分界，显然绝对化了。商王朝建立后，夏王朝的都城应该没有被废弃，高等级的人群应该还保持着一定的生活权利，守护夏人宗庙。因为在二里头遗址附近 6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真正的商城——偃师商城，其文化面貌是典型的商文化。偃师商城是夏王朝灭亡后，为了监视、控制夏人而建立的军事性的城邑。偃师商城在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周围出现，代表着王朝的更迭。王朝的更迭，文化会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很难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具体的某一时刻，但偃师商城在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出现，这始终是不可忽视的。
陶器能反映生活习惯、生活习俗，夏族使用的陶器或者说以夏族为主体使用的陶器是有共同特点的，商人使用的陶器也是有共同特点的。当年有些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把夏、商文化分期简单归纳为使用鬲为炊器和不使用鬲为炊器，把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开始使用陶鬲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准，这在一定意义上太过绝对化了，忽视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夏王朝时期，商可能是大联盟的一分子，但是仍以夏都为主体，商人活动的区域与夏人活动的区域同属于夏王朝，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可以有交流的。
二里头遗址宫殿的方向是北偏西，偃师商城宫殿的方向是北偏东，这两个前后衔接的王朝，宫殿的方向完全不同。宫殿的方向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指标。总的来说，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
（二）如何判断夏文化？
怎么判断夏文化？首先是时间范围，时间范围不是指公元前 1600 年或公元前 1550 年等具体数字，是总体的时间范围，大概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550年。其次是空间，在伊洛河流域或者是以河南中西部为主要活动区域。在这一区间内分布的当然主要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重要的是它的上限，现在根据测年及遗物特点来看不早于公元前 1800年，夏文化历时 400 年左右，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前的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800 年。河南范围内发现的新砦遗址是
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目前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800年这个时间范围内规模最大，它有可能是夏代前期的都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符合时间、空间的目前来看是王城岗遗址。
因为没有发现文字，所以从考古学上来看，判断研究夏文化只能从时间、空间和文化内涵来推测。考古学家的强项就是通过发掘、分析一批材料，研究其反映的文化面貌，跟科学的测年相结合，来判定大致的时代，再通过考古调查来研究它的分布空间。
（三）如何研究夏文化？
没有发现文字，就不能对夏文化下定论，但是不是没有发现文字，我们就不能讨论夏文化、夏王朝呢？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史记》记载的商代文献已经被考古证实，而《史记》中也比较完备地记载了夏王朝。《史记》及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是值得去探讨、探寻的。不能因为所谓的严谨、所谓的科学来否认考古学家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线索和近 60 年寻找研究夏王朝和夏文化的考古工作。考古学家的本领是研究人类遗留的物质文化，比如陶器、陶器组合、陶器制作工艺、陶器纹饰等。陶器是区别各个不同人文集团的重要符号和标识。陶器是能够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前提下，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序列、谱系、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族系、前身及不同人群集团关系的。
考古学家要用考古资料来说话，不管是承认还是否认，都要从分析考古资料入手展开研究。漠视实际的存在，认为没有文字就不能谈夏文化，便忽视了中国考古学几十年的积淀，忽视了几代人通过二里头、新砦、王城岗，尤其是偃师商城遗址的发现对夏文化一系列研究的深入与进步，更重要的是忽视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陶器的研究、谱系的研究，甚至是城址分布方向的差异。
新时期的今天，作为考古专业人员，对陶器要有足够的信任、足够的认识。去研究某一区域某个文化的某一方面，必须对它的陶器、陶器的组合、陶器的分期及该区域的文化谱系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当然，研究陶器、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是要在研究陶器的基础上研究它的社会、环境、工艺技术及原料的来源等。
总之，我们应从考古资料入手，依靠考古资料进行缜密的研究，不能没有经过对考古资料的缜密研究就盲目地“信史”，不能借标榜“科学精神”的旗帜而恣意地怀疑。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足够的资料去研究，希望刚刚踏入考古之门的青年学子能有一个正确的路线，重视田野考古，重视对田野考古资料的分析，重视对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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