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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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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大概很难想象，在性命之虞、身心困顿中还要坚持做出版，是怎样一种情境。这本范用先生的传记，就写了许多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至深的出版故事。范用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本书也就围绕着“书”而展开，写他七十余年间的读书、编书、出书、写书、设计书、推广书。世间爱书人有不少，但称得上“书痴”的可不多，范用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书痴”，因着这种“痴”，他催生了那么多经典书籍，泽被后世；在他与一众名家作者的交往故事中，我们也懂得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编辑、一个合格的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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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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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出版家。他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本书即以“书”为线索，呈现其一生的出版风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腥风血雨中的读书、做出版，到新时代波澜中的编书、出书、设计书，再到晚年的写书、推广书，凡七十余年，历经坎坷，唯文化坚守不变。书中披露了《读书》《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的创办历程，《西行漫记》《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等经典图书的诞生始末，也叙写了范用与李公朴、陈白尘、田家英、启功、王世襄、罗孚、丁聪等师友的交往故事。“书多、酒多、朋友多”，其行事为人每每见出人情之美、人文之光。今年是范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书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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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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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明，1953年出生于青岛。1984年进入出版行业，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著有《难忘的书与人》《难忘的书与插图》《爱看书的插画》《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美术给予我的》，编辑《范用存牍》《三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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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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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第一章 时光
最初的梦
父亲和外婆
老 师
买书结缘
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在重庆和桂林
迎接上海解放
《文萃》烈士
来到北平
第二章 书时光
“三联书店编辑部”
《蒋介石言论集》和“灰皮书”
《为书籍的一生》
咸宁批判
《寥寥集》——新的消息
从《新华文萃》到《新华文摘》
《读书》杂志的创办与影响
《西行漫记》与《“我热爱中国”》
“多出些友好人士的小册子”
《傅雷家书》及其他
《干校六记》
“书话书”出版的推动者
发掘老版书的乐趣
杂文系列
《随想录》
第三章 朋友时光
书友田家英
六十年的老友——戈宝权
师恩难忘——陈白尘
衡宇相望——李一氓
王老和启老
《编辑忆旧》——赵家璧
海内存知己——杜渐和罗孚
漫画之大情人也
美妙插曲——《逝去的童年》
自得其乐——叶至善、张允和
范式贺年片
出版同行的来信
相约在书店
第四章 最后的书时光
“书痴”
我爱穆源
泥土 脚印
爱看书的广告
郑超麟及其回忆录
《叶雨书衣》
《存牍辑览》
附 录
我这个人（范用）
出版工作之外的父亲（范又）
范用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文末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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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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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在重庆，范用用了半个月的工资买到“复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宁谟·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中文译本。
……
《西行漫记》中译本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本书对日本铁蹄下的中国读者，尤其对当时苦闷的青年人影响巨大，许多人的命运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改变的。范用虽然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许多红军领导人的情况，都是通过《西行漫记》才了解到的。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十四岁在镇江澡堂里一口气读完的《毛泽东自传》，原来就是《西行漫记》当中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
几十年来，这两本复社精装的大书，始终是范用最珍贵的收藏，保存完好。其间，中国军事博物馆曾为了展览借用过，许多朋友也借阅过。作为出版人，他一直很期望能够按1938
年初版本原样重印《西行漫记》。尽管斯诺1960 年来中国时，这本书作为内部读物重印过一次，横排精装，定价2.20 元，但印数很少，定价高，一般人看不到，甚至完全不知道。由于书中牵扯许多敏感人物和事件，牵扯到中共党史、军史内容，一直难以重印出版。
1972 年初范用从干校回京后不久，得知斯诺去世的消息。他想有所纪念，恰巧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版了斯诺的一本小册子《我在旧中国十三年》。这本小册子是香港《文汇报》摘译自其回忆录《旅行于方生之地》，摘译者夏翠微。范用建议以香港《文汇报》的摘译为底本，在内地出版这本书。他在亲自起草的选题报告中说：“此书……记叙其（斯诺）在30 年代来到中国以后，接触了中国社会，结识了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逐渐变化，自此起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斯诺的为人，也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一个侧面。经与翰伯同志研究，可用此译文翻印一些（先印一万册，由本社内部发行）。以后如有必要，再考虑是否加印交书店内部发行。”最终，这本书被列为“灰皮书”之一于1973年3 月出版了。出版名义是三联书店。书前的“出版说明”也是范用写的。
斯诺去世后，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写了一本回忆录《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由美国兰登书屋于1975 年出版。书中记述了斯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中国医疗小组到达后（斯诺的家在瑞士），他们家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是董乐山。董乐山在社科院工作，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了，曾参与翻译“灰皮书”之一《第三帝国的兴亡》。范用看到译稿后，十分感动，决定出版。他在审稿记录中写道：
斯诺夫人的A Death With Dignity 一书，原来打算摘译附录于《斯诺在中国》。在研究了全书内容后，觉得可以单独出版，公开发行。
这本书写得很有感情，她写了斯诺生命的最后的日子，写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斯诺的关怀，写了中国派去的医疗组的尽心的治疗和护理，写了斯诺和他一家对中国的诚挚的感情。
现在公开出版的翻译书不多，出版这样一位老朋友的著作不无意义。全稿我通读了一遍，译文甚好，不必做任何删节。可以发排。
与对外友协联系，打电报给斯诺夫人打个招呼——此事可待排出清样时再办，免得与出书相隔太久……
范用 1978.4.17
范用根据译者董乐山的意见，拟了六个书名，请大家考虑。他建议用《“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此前的3 月20 日，范用亲笔起草了给马海德和路易·艾黎的信，约请他们为这本书写序，希望他们4 月中交稿。信的落款都是以个人名义：“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两位外国友人、斯诺的朋友如期完成了写作。马海德正在病中，在与马海德夫人的通信中，范用建议在中国度过大半生的马海德写一部回忆录。
《“我热爱中国”》的封面是范用自己设计的，由美术组组长马少展制作完成。一个蓝色的框，像画框一样框在封面封底四周，框内是白地儿。他让美术组的宁成春根据斯诺照片画了一幅线描肖像，放在白地儿的右上角，左侧是竖排的书名。这是不同一般的，因为一般都是把书名放在右侧。封底并无装饰，而是将内容简介和作者简介用六号字排成一栏，用与肖像相同的深棕色印，看上去文字也有了装饰效果。整个封面封底，只有蓝、棕、黑三色，而且除了三联书店的圆形标志，连出版单位名称都没有。他在发给美术组的“内部通知单”里特别注明：“本书可列为今年评选装帧候选书之一”，可见是很满意的。好友姜德明得到样书后致信范用说：“斯诺夫人一书无论从开本、编排到封面设计都别具一格，看后爱不释手。这样搞下去，三联一定会重享盛誉。”以后这类书都用这种风格，比如韩素音的三本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
《“我热爱中国”》选用了一幅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斯诺夫妇的照片，特向外交部美大司申请批准；另外通过对外友协致信驻瑞士大使馆，请他们转告斯诺夫人，准备于1978 年9 月出版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对外友协的具体联系人是资中筠。时任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亲自去见了斯诺夫人。斯诺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一口答应，说“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中国朋友完全可以处理”。
《“我热爱中国”》比原计划晚了半年，于1979 年3 月出版（版权页上仍是1978 年10 月），人民出版社写信给驻瑞士大使馆，请他们转致斯诺夫人，并寄去样书八册，四册交给作者，四册大使馆自存。在这封信的最后特别注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应中国广大读者的要求，正在翻译出版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特此告知。斯诺夫人有何反应，请告。”
《西行漫记》的出版终于提上了议事议程。
其实，1976 年1 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就重印了《西行漫记》；1977 年1 月，香港南粤出版社也出版了《西行漫记》，译者陈云翩。1978 年12 月21 日，人民出版社曾给中国对外友协发去一封公函：
埃德加· 斯诺（EDGAR SNOW）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将在国内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公开发行，系采用原著1972 年版全译，只对其中个别涉及林彪的地方稍作删节。附录未用。拟请你处转托我驻瑞士使馆用适当方式告诉斯诺夫人，并将结果通知我们。
显然是这封公函发出后没有回音，所以在寄送《“我热爱中国”》样书时，又一次提请驻瑞士大使馆转告斯诺夫人。
《西行漫记》的内容分为十二章、五十三小节，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体，都是第一手资料。比如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谈，对红军将领贺龙、徐海东等的描写，苏维埃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游击战术的奥妙等等，尤其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故事，从红军领袖们嘴里讲出来，是那样奇特。
另外，作为一位外国优秀记者，斯诺观察的角度、叙述的方式都与一般记者不同，读来很新鲜，很真实。可是，从采访写作到1978 年，时间已过了四十二年，这样一部关乎历史的书稿，以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眼光，里面的问题很多很多。编辑部提出：
这些问题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改，不加注，保持历史原貌，读者都是可以理解的，出版社自己可以讨论决定的，如书名，主席离婚、结婚，林彪……等；一种是需要改，或加注说明，出版社自己很难定，需向有关方面请示或征求意见的，如外蒙、（中国）台湾、印支、缅甸等，这些问题涉及当前国际斗争和我对外路线，确实需要慎重。
其实，对上述问题的加注、删改，恐怕都不是妥善的办法，是否不加注、不删掉的地方就永远没问题了呢？读者就可以据此书所载作为正确的依据呢？所以，倒不如统一写一个出版说明，作一交代更为灵活，留有余地。这等将来再研究吧。
社里主事的张惠卿、范用也有些拿不定主意，还是上报时任国家出版局正副局长的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陈翰伯最后拍板，只删除个别内容，其他不再加注。
根据范用的要求，胡愈之在百忙中校订了一遍新译书的全稿，写了三部分、十二条参考意见，分别是“关于内容方面”“关于编排格式”“关于文字和标点问题”，认真而全面；他建议为了保留历史原貌，还是以《西行漫记》为题出版，另外，他写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介绍了斯诺和《西行漫记》出版的全过程：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意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1937 年12 月开始翻译，1938 年1 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这本书初版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
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
胡愈之在《序》里，特别引了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的一段话：
从字面上讲起来， 这一本书是我写的， 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 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 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 那种热情—凡是这些， 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胡愈之最后总结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经过一年多的编辑、审核、校订，三联书店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终于出版了。1979 年12 月第1 版，正文四百零六页，照片六十八张，三十二开，横排平装，首印二十万册，每册定价一元三角。这次重译出版，除改正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未作改动。四封是宁成春设计的：封面是一位仰头吹号的战士，封底有斯诺的照片，而且很出格地印上了路易·艾黎写的诗《埃德加·斯诺》。
像《“我热爱中国”》一样，这种在封底印长篇文字的设计方式，既有广告作用，文字版块也可作为设计元素，是范用所喜欢的。
三联版《西行漫记》出版后不到两个月，本店和各地加印的，总计已经超过七十万册。此时距中文版初版，已过去了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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