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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古代中国的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钱有什么用？马克思说：“货币天然是金银”，为什么中国古代铸币是青铜？破解殷周之变、周秦之变背后的财政密码探寻自殷商以来中国货币变革的源头脉络看清中国价格革命昙花一现的底层逻辑，开创古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新范式
本书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观察维度，深入挖掘王朝权力结构、中央财政制度、基层社会治理到基本经济组织的联系互动，解决古代中国的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钱有什么用？三大母题。
长时段：两千余年的帝制中国走出了一条与金银币世界完全不同的路——青铜世界。
中时段：跨越殷周之变、周秦之变的1000年间，权力、经济、社会的变化、选择如何作用于贝壳、仿贝、青铜块、称量金银、金银铸币和青铜铸币等五花八门的货币竞争之上，并因何最终归于一统。
短时段：列国纷立，秦何以独强？货币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隐秘作用？秦又何以速亡，汉何以迭兴？直至汉武帝时代，经济全面崩溃，却“有亡秦之失，无亡秦之祸”，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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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通过引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字材料，以及钱币学研究、统计的成果，借鉴布罗代尔历史人类学中的“三时段”观察视角，重新勾稽自殷周直至汉武帝时代的货币、财政、制度、政治史实，以贝壳、仿贝、青铜块、称量金银、金银铸币和青铜铸币等五花八门的货币产生、竞争、统一为纲目，将春秋战国、秦亡汉兴、楚汉争雄、直至汉武帝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短时段史实，置于跨越殷周之变、周秦之变1000年间的中时段里，置于2000年帝制中国的长时段中，立体化地剖析早期帝制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发掘“中国何以如此不同”深邃母题的历史源代码。
本书以货币为纲，重述帝制中国早期经济、财政制度发生、发展、定型的全过程，无疑开创了古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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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三解，历史研究者，关注制度史、财政史研究。
著有《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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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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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历史的十字路口
铜钱世界与金银币世界的对峙
柏拉图、凯恩斯的东方同志
西风东渐的货币起源故事
信仰不同，让海贝曾拥有黄金的魔力
第一章 先秦时代中国的经济版图
周人眼中的国族
族内公有制下的经济秩序
点对点统治的王朝
周道，周人世界的脐带
交换使用权的特色商品经济
第二章 当周人的青铜砸向殷人的海贝
贝币衰微，西周对殷商文化征服的一部分
西周，一个缺铜少锡的青铜大国
江南铜锡贸易，最古老的战略性垄断
东周，王朝衰落伴随着贝币的复兴
青铜仿海贝：遍布周朝全境的自发通货
第三章 大变革时代，中国法定货币的起源
麻布，铸币出现前的古老货币
古籍中的“布”是麻布还是金属
周景王改铸“大钱”替代的正是麻布
没有水路物流升级，就不会有金属铸币
物流革命带来商业革命
最早的青铜法币：服务于朝贡体系的“票证”
第四章 列王的纷争，货币的竞争
狭小的周王畿聚集了 200多种标识地名铸币
先秦铸币上的地名真的是铸造地吗
青铜铸币，战国七雄中央财政的秘密武器
姗姗来迟的黄金
楚国金币的背后是一个独特的商业文明
关东六国殊途同归的货币进化之路
第五章 笑到最后的秦国
不足值的秦半两，实际上的信用货币
秦半两的信用保障：不用则死
“一国之币为三等”不是秦始皇的创举
《商君书》《管子》的同频：货币是政府全面
控制经济的工具
第六章 货币，秦一统天下的关键助力
蜀地金铜，秦国富强的胜负手
在秦人社会经济中“隐身”的黄金
占有黄金是一种身份特权
秦国保留麻布货币的根本原因
秦国货币的本质是“一般债务凭证”
债务关系，全新的政权合法性逻辑
第七章 秦亡于债务危机
伪装成公权力的债务寻租
秦始皇版“大放水”
大循环中的寻租良机
债务无限扩张导致通货膨胀
秦二世的货币改革
大崩溃！赖账最终毁灭基本盘
第八章 刘邦的货币战争
挨饿的关中人
楚汉战争中的水陆物流
秦朝的关键遗产
楚汉货币战
刘邦允许民间自由铸造的不是“荚钱”
直径，合格钱币的新标准
中国史上首次“令民铸钱”只维持了 4.5年
汉承秦制，以钱币直径调节流通货币量
第九章 出尔反尔的汉高祖
“算”，西汉公共财政制度的革命
汉高祖从未放弃恢复秦朝秩序
百姓不离战国之苦
刑徒生产线再开工
为什么汉高祖比秦二世更恨商人
辱商的目的：让商人放下武器
困商的逻辑：强化产权私有的“幻觉”
秦汉政权承认的私产有多可怜
第十章 汉惠帝，秦政的掘墓人
寻租空窗期
赦与不赦，秦汉政治的又一分野
大赦，刑徒经济的毁灭者
名同实异的秦汉军功爵
“身份等级收益”置换“身份特权”
军功爵的商品化
货币化财政，帝国行政成本的新来源
公共化财政，汉官的新饭碗
汉惠帝最伟大的遗产
第十一章 吕后的选择，保国还是保家
关于吕后时代的几个谬误
分封诸吕的玄机
“八铢钱”，改定币制赎买勋贵
货币是身份等级收益制的枢纽
权贵工商业的繁荣避免了亡秦之祸
“五分钱”，敲响吕氏家族的丧钟
第十二章 汉文帝的“阳谋”
贾生之论
西汉初年的铸币体系有多混乱
汉文帝允许百姓自由铸钱的假想敌
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标准铸币
钱文分型法确定铜币年代的局限
铸钱不是暴利行业，垄断铜山才是
体制内寻租新模式
第十三章 恐惧自己不得善终的仁君
汉文帝的成功是宣传的胜利吗
功业并不完美的帝王
第一位把人视为人的皇帝
“财富搬运工”的短暂胜利
系统性残酷下的人民只能“忘恩负义”
大灾荒之下的人性闪光
第十四章 拜金主义盛宴的高潮
功利主义主导下的丛林社会
“弛”，可以随时关门的自由放任政策
七国之乱，汉景帝遭遇“信任危机”
汉景帝终结了对民间的让利
文景之治的最大功绩：货币财政终于成型
汉王朝的“自己人”重新洗牌
第十五章 汉武帝的三、四、五
“三铢钱”的秘密
“三铢钱”和“三分钱”：由重量到钱径的回头路
四铢半两钱的末日
汉武帝为什么改革钱法
围绕五铢钱的考古争论
三官五铢，开启两千余年的铜钱时代
第十六章 为什么金银货币之路走不通
黄金参与“非对称交易”寻租的模式
汉武帝之后，黄金、铜钱、粮食价格已锁定
汉初的黄金仍是上层阶级与商品经济间的屏障
汉武帝之后，黄金仍有阶级属性
金有三等，黄金、白金、赤金
白金三品不是足值货币
赤侧钱，不足值的行政货币
汉武帝的贵金属铸币：“非对称交易”
寻租的工具
第十七章 失败的货币经济，成功的
社会变革
汉武帝的敌人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调用
社会资源
汉文帝的悲悯 秦始皇的野心
汉武帝为什么总在大灾之际征伐匈奴？
汉武帝为什么对繁荣的商品经济不满？
最早的统一大市场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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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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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货币史?？
“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凯恩斯《货币论》
1994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黑田明伸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华帝国的结构与世界经济》。在这一著作中，他从清代货币制度史的角度检验了封建中国晚期的经济结构，他发现，尽管基本上在封建中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但是，有一个“地域通货”与“地域间通货”的双重结构。在这个双重结构下，农产品的交换使用地域通货（铜钱），而地方市场上的支付安排则依赖于白银，白银适于作为资产来积累。结果，封建中国晚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基于一价原理支配的均衡市场的经济体系。通过将它与以集中的价格和单一通货体系为特征的“世界经济”比较，黑田明伸将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称为“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模式”。
在《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一书中，黑田明伸教授将上述观察拓展到了全球范围，从市场、通货制度角度将东西方历史类型化，提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涵盖东亚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远达马六甲的铜钱世界与之外的金银币世界是两个使用不同类型“手交货币” 的经济体系，铜钱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一价原理”或称“对称性交易”原则的违背。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初的中国长江流域某地的农民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买方商人要支付价值1300文铜钱的1枚银币，农民却要求用1000文铜钱来支付，也就是说，在高面额货币与低面额货币的实际兑换中存在着多种定价逻辑。c 通俗地解释，1元等于10角，但在实际交易中它的购买力却低于10枚1角硬币，这也打破了“物无二价”的基本原则，同一件商品以银币衡量是一个价格，以铜钱衡量是另一个价格，两个价格又各自受通货供需因素的影响，两种通货在市场中的角色也无法互换。为了解释这种矛盾，黑田明伸教授将货币区分为“地域流动性”和“地域间结算通货”。“地域流动性”的舞台是小农经营构成的农村，受农业季节性限制，农产品销售的通货需求在收获季形成周期高峰，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货币制度最底层的存在形式，满足交易需求的通货并不限于法币，实物货币、集团内人与人的信用（如记账、钱票等）或是手交货币都可以成为备选，只是其功能范围基于地域，价格生成机制也受限于地域。在此基础上的是“地域间结算通货”，顾名思义是为了满足地域间交易而诞生的货币，它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替代“地域流动性”，而是在各自分割的地域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可兑换、可转移的货币通道。问题是，面向近代中国数以十万计的“地域流动性”兑换，“地域间结算通货”的价格产生机制只能随行就市，制造出数以十万计的兑换比价，这种乱象在近代国门洞开之后非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小农生产的市场化程度提升，更加频繁地利用本地市场，激发本地市场去创造和组织“地域流动性”，阻击“地域间结算通货”向下的渗透。
在此条件下，对称性交易尚且是一种奢望，近代西方所代表的“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单一通货、集中价格基础上建构的近代金融体系和信用机制在中国就是无根之木。真正彻底的改观已经是人民币通行之后，我们亲身经历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当我们从市场、通货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时至今日，中国人真正摆脱诸如代币、票证、价格双轨制等一物多价的非对称性交易的时间，不过短短的30年，前现代经济形态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如果我们将观察的尺度拉得更长，如凯恩斯所说，以货币为主线来探讨中国经济史，就会发现，由于各种“地域流动性”的多元存在，就连科学测算各个时代的通货总量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于货币总量增减与物价涨跌之间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的“货币数量论”自然无从着手，意味着我们赖以分析货币、价格、经济三者关系的关键工具完全失效，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中国货币史、经济史的认知大厦。那么问题来了：（1）黑田明伸教授提出的“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模式”究竟始于何时？（2）铜钱的世界和金银币的世界在何时真正形成？（3）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两个世界的彻底分流？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一个人物—汉武帝。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奉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了长安，这次长达13年的出使历程中，张骞亲身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四国，又根据传闻信息了解了接壤的五六个大国，一并将地理、物产、风土汇报给了汉武帝。 其中，一个名为“罽宾”的国家“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罽宾国大致位置在印度西北部，包括阿富汗的喀布尔地区，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和之后的希腊化王国巴特克利亚统治。钱币是希腊式货币的变种，确切分类是印度-斯基泰人国王的货币，典型特征是国王骑马/希腊保护神。临近罽宾的乌弋山离国又有不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 这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中最常见的“国王头像/骑马的狄俄斯库里兄弟（希腊神话中的双子座）”。另一个叫“安息”的国家明确以银为钱，没有提黄金，“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安息又称帕提亚，地处伊朗高原，是曾与古罗马争霸的400年帝国，它的货币也延续了希腊式货币的传统，一面是国王头像，背面往往是神像或君权神授的场景，早期为希腊神祇，如宙斯等，后期有东方神祇提喀，最常见的却是代表游牧传统的牧人授弓坐像。所谓“夫人面”则多有争议，因为《史记·大宛列传》并无此语，是《汉书·西域传》新增的词句，符合条件的只有公元前2年即位的安息王弗拉阿塔克斯的铸币，他在背面添加了母亲（兼妻子）穆萨的头像，应该不是张骞使团带回的讯息，而是两汉之交流传的新故事，才由班固增补
进了史书。
显而易见，当张骞回归长安时，西亚、中亚以“枚”为单位使用的金银货币对于汉武帝而言已经不陌生，青铜铸币的世界已经与金银铸币的世界直接接触。也正是在这一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与公卿开始议论“更钱造币以赡用”，具体措施之一就是“黄金为 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的币制改革，黄金就是我们熟悉的黄金，白金则是银锡所造，赤金则是红铜。在汉武帝一朝，白金币的创制最早，铸造时间为元朔六年（前123年），次年，即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获白麟”后，分赐诸侯王，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冬，“白金三品”正式成为市场流通的货币。赤金币的铸造次之，元鼎二年（前115年）行“赤侧钱”（《汉书》作“赤仄钱”），特点就是以赤铜为外郭。黄金币 铸造最晚，到太始三年（前94年）才更铸麟趾金、褭蹏金以协祥瑞，分赐诸侯王，并未进入市场流通。
其中，既是金银材质，又曾进入市场流通的货币，只有“白金三品”，形状分别是圆形、方形、椭圆形，纹饰分别为龙、马、龟。其中龙币称“白选”（《汉书·食货志》作“撰”），也最为特殊。甘肃灵台县康家沟村等地出土的实物显示，龙币形状内凹外鼓，外表面饰有龙纹，背面有两个方形戳记，应为篆字“少”，代表少府所出，靠近外沿处有一圈符号。这圈符号，自1913年郑文焯在《腊丁金盘文》一文中率先提出应为希腊字母之后，学界多有关注：一派观点认为是汉武帝所仿外文，因希腊化货币常有“万王之王”“爱希腊者”“施恩者”之类的赞美之词；一派观点认为是计数、天文、祭祀相关的符号。古文字学家黄锡全教授在将甘肃灵台县出土的272件龙纹铅饼符号拆解后发现，共有符号32个，淘汰重复，剩余单符16个，接近古希腊24字母者有9个（16符），接近早期拉丁21字母者有6个（13符），能用中国古代数字解释的只有三四个（10余符），确有外文的可能。不过，由于字母连缀为单词后解读存在困难，也有学者提出新说，“龙纹币上的符号与西安交大汉墓天象图，不仅二十八宿方位完全相同，而且西安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日、月之位，在龙纹币上则似是用两个戳印‘少’字来表示。”这种解释当然也有破绽，若符号为二十八宿连线，却难以对照识别，且“少”字戳印在马纹币和龟纹币的正面、背面均有出现，其上并无日、月的位置。
综上所述，汉武帝受到张骞的西域见闻影响而计划改铸金银币的可能性很大。此后，他陆续铸造了黄金（麟趾金、褭蹏金）、白金（白金三品）、赤金币（赤侧钱/赤仄钱）也是事实，并有过短暂的白金币、赤金币的流通尝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两种货币信用崩塌，最终代之以青铜铸造的“五铢钱”和定值称量黄金（1斤黄金=1万钱）的二元货币体系。元狩五年（前118年），终结了长达200余年的半两钱流通，开启了绵延700余年的五铢钱时代。c 至此，以“枚”为单位的流通性金、银铸币基本绝迹，昙花一现的“白金三品”也成为长达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青铜铸币时代的小插曲。
直到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铸造银币承安宝货，白银铸币又一次出现，行用不过3年，在承安五年（1200年）被迫停铸。又过了300年，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舶来白银终于敲开了青铜货币世界的大门，曾经壁垒分明的东西货币圈再次交汇。不过，顽强的青铜铸币一直到近代仍是法定货币，白银只是作为大额的称量货币流通。事实上，仍是“乾隆通宝”“光绪通宝”在定义白银的价值，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进口银圆和自铸银圆固然畅行无阻，却长期与银两并行。中国真正完成与金银币世界的对接，要到1933年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令”之后。当时世界的主要国家已纷纷进入“金本位纸币”时代，中国的经济仍旧承受着无处不在的“非对称交易”的磋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币彻底统一了市场，方才创造了今时今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要素之一—“单一通货”的物质基础。问题是，各种形式的小农经济，长期的政治文化传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各种基于地域市场的本地通货仍旧被自发创造，票证、代币、兑换券乃至实物交换，一直与建立集中的价格和单一通货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直到改革开放。
这一切，其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尝试失败之后放弃以“枚”为单位的金银铸币方案时，就已经确定了剧本，黑田明伸教授所观察的清代经济样本与时下我们触目所及的现代化迷局，都只是这个剧本的分幕。在这出长达2000多年的戏剧之中，货币当然不是主角，却是贯穿情节的主线，更是无数变革的见证者。
正因如此，本书并没有重新撰写中国经济史的雄心壮志，也无意以史册之中“流水的演员”故事为纲目，而是回归历史的原初，一寸寸摸索中国经济这个“铁打的舞台”轮廓，探寻货币变迁中暗藏的文明伏脉，挖掘汉武帝创建“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模式”的根源，为“历史何以至此”这个经典问题提供一个反常识却不反科学的答案。
推荐序一
李炜光
著名财政学家，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亚当·斯密说，人天生具有交换的倾向，具有彼此公平交易的欲望和本领，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分的重要标志。他在《国富论》第二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两条狗会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个动物以肢体或语言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想与你做个交易。’”斯密是哲学家，他对人性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人类迟早会发明出货币，并且实际上，货币出现确实很早，至少比国家要早得多。历史学家估计，应该有上万年乃至数万年的历史了。
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中自发的和自由的市场过程。人们在物物交换的框架中面临着需求的双重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和物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两个交易难以达成的关键要素。人们在交易的不便之中探寻方法和机会，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发现了某种可以使交易过程变得简明和高效的商品，当这种“最有用的”商品作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被人们广泛应用于交易过程并逐渐形成“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的时候，货币（money）就诞生了。货币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飞跃。
如果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的五个功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每种功能背后都有一段长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认为，货币本质上体现的不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种“社会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说货币介入到全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货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有关，与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撰写这样一部货币史或者说货币角度的经济史的难度可想而知，而
刘三解先生的新著《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货币为主线撰写的中国经济史。
苏格兰经济学家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认为，货币的基本性质就体现在它是一种债：“它的基本用途就是衡量和记录债，并帮助债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只要是为了这个目的，不管采用何种手段，也不管它是金、银、纸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它就是货币。”中国经济学家韦森也指出，把货币的本质看作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刻的理解”。从公元前500年到现在，任何国家和政府发行的铸币、纸币等，“实际上都是向全社会发的一种债，是一种欠债”。他并引用柏格雷的话予以强调：“货币的基础是政府的负债，而政府借钱，主要是为了支付战争经费。”
货币是债的思想在本书所叙秦国-秦朝的货币史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秦帝国的基本政策是耕战，力图把每个人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编织严密的邻里组织中，但同时又实行“轻罪重罚”的法制约束，结果在帝国内部制造了成百万远离土地、远离乡里组织的流动人口，形成了一支脱离专为维稳而设计的“什伍”连坐体系的劳作大军。因无法用货币兑现日益累计下来的政府债务，刑徒成了帝国最难控制的政治经济变量，这就是书中反复提到的“刑徒经济”，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国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债务凭证”，秦民与县廷、县廷与县廷、县廷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债务关系”，原来被束缚得铁筒一般的社会就因这个因素的影响而快速松弛下来。
以往的研究者们总是把秦朝的二世而亡归结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和独断专行，而忽略了秦朝为运作它所建立起来的皇权专制体制而必须支付巨额费用这个财政性因素，它所承担的制度费用，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货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和市场两方面的需要。秦之速亡，亡于它无法支付庞大无比的制度费用，亡在它难以继续背负沉重的货币欠债，亡在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刑徒、士兵等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秦之速亡，并非亡于苛政，而是亡于它的经济萧条。这是只有从货币史的角度的分析中才有可能得出的结论。
货币兼具“社会性”和“中心性”特性，如《人类货币史》的作者戴维·欧瑞尔（David Orrell）和罗曼·克鲁帕提（Roman Chlupaty）所指出的：“货币和文字都是用符号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为沟通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具有社会性，并且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货币与文字一样，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至少早于国家的产生，二者密切相关。这两个同时兼备的基本特性，在本书所叙汉代货币史中有很好的体现。
汉初接受秦朝的教训，转而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不再利用帝国强大的组织调动力量反复征用民力，人们受到的干扰少了许多，而有了更多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这就出现了汉代的国家规模虽然跟秦朝相差不多，但费用支出规模却相对较低的格局，这就给“刑徒经济”的退出创造了条件。无为而治的国策在汉前期70年间总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个政策大背景下，国家盐铁官营政策中的一部分分利权，由中央下沉到了郡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因国家重获统一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此期间失却了山海之利的专有权，也就无法垄断货币铸造权并从中获利，所以汉文帝时期不得不实行“令民纵得自铸钱”的政策，承认民间私铸货币的既成事实，只不过附加了一条“四铢钱”为“法钱”的规定。可是钱禁一放松，地方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话语权随之也大为上升，这便与中央集权的皇权体制发生了矛盾，此后发生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以及汉武帝出台一系列集权措施也就不难理解了。
秦帝国是一个事实上的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这一点福山早就指出过，而西汉则是同时包含科层制和封建制的国家，这种体制给汉武帝之前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汉武帝时期于是着手克服制度弊端，设计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相权之外设立中朝制度，使得专制皇权向绝对化方向发展。政策上无为向有为转化，同时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经营特许制度，由中央政府自行经营盐铁事业，实行对经济资源实施全面管制的体制，地方郡国并行制因缺乏实质性权力而逐渐消亡。接下来是国家的赋税的基本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汉朝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货币化。从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朝的适应战时体制的、以实物和力役结合的赋税结构，转换为实物、力役和货币三位一体的结构，书中提到的“货币财政”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将实物与人力征收转换为货币，是需要借力与市场的。由于实行国家的专利垄断，盐铁及许多乡村和城镇居民生产经营和生活所需之物，都转入钱、物交易的轨道，且价格不断升高，其他物品都不得不转换为钱与物的交易。在货币财政的带动下，汉代的商业经营活动和市场也繁盛起来，货币的“社会性”由此得到体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几乎全部被卷入了市场，这才有了国家财政来源于货币的部分大为增加的现实，相当大一部分实物和力役之征转换为货币之征。货币进入财政系统的好处是更加灵活和富有商业气息，合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货币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集中体现。“京师
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应是当时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
盐铁业归国家经营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了对匈奴的作战经费，并有权力向社会经济生活全面渗透的效应，接着发生的事必然是，既然盐铁资源已转为中央控制，收回民间铸币权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而也就为五铢钱的登场铺平了道路。五铢钱以迫使其他货币退出为目的，因此它必须保持面值与实际价值相符，以区别于其他货币。五铢钱的法定面值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价值相当接近，形制甚为精巧，加上铜材已被国家垄断和严厉的法禁，仿造既难，又无利可图，对盗铸者可谓釜底抽薪，有利于五铢钱法定地位的稳固。所以作者在书中充分肯定了五铢钱的地位和作用。
五铢钱是中国铸币的代表，其发行成功，其他杂牌货币自然退出流通领域，铸币所具有的便于携带、不易损坏、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得到市场的认可，得以持久而广泛地流通，并且使政府征税也变得便利起来。西汉货币自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期，这对于进一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奠定稳固的国家财政基础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一个帝国欲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从其臣民那里取得“强制性合作”（compulsory cooperation）和“强制性普及”（coerced diffusion），即同质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帝国疆域内的精英层面得以普及。在曼的论述中，罗马帝国是达到了这个层次的，但正如著名学者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中指出的，帝制中国在强制性普及方面达到了比罗马帝国更高的层次，而本书的研究更可进一步证明，在货币方面，这种强制性合作和强制性普及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以后，货币总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总是作为一个国家税收单位的时候，才具有真实的意义，中国的货币经济也就比其他民族和国家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合作和强制性普及的意义。作者在第四章中谈到周王室、晋国回赐诸侯国铸币，允许在以洛阳为中心的王畿或晋国都城附近购买物资代替贡物，以制造物资需求，再由洛阳、新绛的商人远赴各国贩运物资，王都则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商人的租税和远方的物资，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官商利益共同体”。作者认为，这种标识地名的青铜铸币，就是一种仅限于王都和目标地兑现的“支付凭证”。这种货币的首要目的不是自由流通，为民间交易提供便利的通货，而是为了更顺畅、更经济地获取财政收入，应属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行政货币”。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展示的，是国家权力之手而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支配着货币运行的方向，到战国晚期，齐、魏、楚等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兑换定值的行政货币，自此行政货币才开始全面向民间渗透。
这种倚仗政治强权通行的强制性合作和强制性普及的货币特性，在秦和汉武帝以后的历史时期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秦的货币信用完全凭借政府强制，西汉货币则多次出现彭信威指出的“减重”问题，甚至相对规范的五铢钱在汉末也发生了“减边”现象，始作俑者也是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也是这个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经常会成为货币经济的削弱、破坏的力量，战乱严重时甚至还会退回到物物交换的阶段。当然，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性也表明，这种削弱和消除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货币终究还是会回归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如魏晋时期北方十六国的情形。
朱嘉明先生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中指出：“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比起政治和其他若干领域的定于一尊、极权专制来，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虽然总体上带有较强的政府主导和强制性，也有另一面的表现，即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多元、多样、区域化的特点，市场、多方合作和共同治理与货币的联系也并未全然中断。这是我们观察理解中国货币经济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本书所叙春秋战国和汉代武帝改制之前的七十年，就是货币多元、因地而异、急剧变化、彼此竞争却不乏合作的时代。这种合作与竞争为货币经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得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对具体表现形态多有变化，但总体上却呈现出一种制度的“超常稳定性”，并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在叙事方法上，本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颇为考究的将政治体制与货币发展演化结合起来的写法，同时又将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穿插其中，三者相互印证和互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种立体的和颇为讲究逻辑推理的社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作者的这种研究思路比单纯就货币而论货币的著述显然高明了不少。在他笔下，货币为经，财政为纬，政治军事体制为纲。事无巨细，环环相扣，一一涉及到位。且作者叙事常“漫出”货币视界，把与货币相关的问题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如在第十三章中对汉文帝诏书的如是评价：“他所表露的关注都是关于‘人’的细节，他把‘民’当作‘人’，他由家族的家长、小集团的首领升格为天下的共主，所有汉朝人的皇帝。”我相信读者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作者写作本书，其对古代文献和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把握、运用和分析能力是相当出色和值得赞扬的。
以前就知道凯恩斯的“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这句话，但一直不大理解其中的含义，当我读过这部著作后多少有了一点感悟。作者所关注的春秋战国至汉代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货币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货币经济已经具有了决定中国的未来走向和命运的价值。通过对货币史的梳理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历史奥妙，视角、分析侧重点都不一样，也就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么，作者致力于探寻的蕴藏在中国货币史里的“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有着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不同的是，商人阶级在中国的帝国体制中并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b，秦汉以后一直到帝制中国终结时的近代都是如此。所谓“强国家传统”在中国货币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商品货币经济也就因时常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干扰而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和影响。
但货币终归是市场创造的而不是国家创造的，其价值是在市场交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这种价值存在，就应该受到尊重，不应受到来自政府权力或其他强权的干扰和威胁，不能完全根据政府的意愿而任意改变。按照洛克的理解，货币应当属于一个更高的领域—自然，货币应当具有潜在的政治哲学的意义 。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中一直在试图揭示货币的这层最基本的意义。
货币天生就有朝向统合、单一方向走的特性，越是固定权威单位发行的统一货币就越受欢迎。所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各式货币在客观上也有助推统一的效用，这也是阅读本书后的感悟之一。先是各国内部趋于一体化，继而整体上走向统一的态势愈加明显。已有研究表明，秦国自西向东征服六国的过程，与黄金和圆形方孔钱币的流通范围之一步步扩大的态势基本一致。在此过程中，秦国常以黄金贿赂各国政要以瓦解其国力，也是货币统一趋势加速秦统一天下进程的表现。如今，这种对货币统一价值的认识仍未过时，有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价值。现代社会未能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货币究竟发行到什么规模、什么程度就会进入危险区，这是现代经济学仍未拿出有充分说服力答案的疑难问题，所以相关理论和政策的探讨也在进行中，而货币史的研究能在其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理论上说，货币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但这必须以货币具有起码的独立性为前提。作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中国，货币常常是缺乏独立性而作为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存在的，是国家支配性权力的一种。当代也有经济学家持近似观点，如小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和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等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而存在的。
作者比较善于由货币的历史演化推理出某些影响至今的奥秘，如其在“前言”中指出的颇有启示意义的一点：“中国人真正摆脱诸如代币、票证、价格双轨制等一物多价的非对称性交易的时间，不过短短30年，前现代经济形态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虽是货币角度，却是一种大历史观的应用，对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大问题作出解释。
我与作者素未谋面，但此前读过他的《秦砖》，近日又获赠他的新著《汉瓦》，在佩服他的博学多产之余也向他提出，这部货币史若只写到汉武帝，便是中国货币史的“半部书”。《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我建议他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大航海时代明清时期货币经济与世界货币经济的合流，写到中国近代货币国家化的制度更张。他似乎点头同意了，所以读者诸君可以跟我一样，期待着作者继续中国货币演变史后半程的写作，撰写完成一部属于三解的、以货币为主线的完整的中国经济史。
推荐序二
杨斌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是一本另辟蹊径的中国史著作。它以中国早期货币的衍变为切入点，上溯至商周时期，在汉武帝时戛然收尾，别出心裁地解剖了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特点、局限与失败。此书引证丰富，辨析缜密，知识渊博，用力极深。考古发现、出土简帛与上古典籍，书中随处可见，颇费心血。
全书一开始便提出了黑田明伸（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总结的中华帝国市场经济之“非均衡模式”，也就是“地域通货”与“地域间通货”并行的双重结构（见“前言”）。简单地说，前者是铜钱世界，后者是（黄金）白银世界，两者在中华帝国形成初期就没有合流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以后当然也没有。
在秦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权下，虽然区域市场内部的小额交易数量惊人，非常活跃，但跨区域的常态化的大额交易却局限于上层的社会精英手中。这一方面形成了政治权力塑造商业的模式，使得商业成为政权的附庸与工具，高面值的金银货币也即成为一小撮人敛财的捷径；另一方面商业失去了与市场和资本的结合，无法服务于大众，低面值的铜钱苟且偷生，不能催化技术革命与价格革命（见“结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资本、技术得不到市场的培育，无法发生现代社会产生所必需的化学变化，只能停留在朝代更替的物理循环当中。这是很有力量的分析。以笔者的理解，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在政府之内”
这个传统，而不是“政府在市场之中”。
《青铜资本》有许多“三解（解疑、解颐和解语）”之处。如货币不可与财富混为一谈，因此上古中国的海贝并不是货币；如秦政以控制交易双方的人身安全来迫使他们自愿接受政府的债务转移；又如岳麓秦简记载了从老百姓中遴选、奔赴边徼镇压盗匪的“奔警”；而吕后时期禁止“盗铸钱”也就是禁止民间铸钱，更值得一说。在中国的传统当中，铸钱是政权的特权和禁脔为其合法性之象征，王朝由此垄断了货币的来源、生产与流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控制了市场。国家垄断铸币这个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区和社会则并非如此，后者呈现了与秦政中国大不一样的市场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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