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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1
本书展现了晚清时期西南社会中丰富有趣的细节，如马帮、背夫等的行旅日常，官员的服饰，沿途景色与各族居民，富庶家庭的生活方式，商业都市的热闹街市等，还介绍了中法官员的日常交往，是一本相当贴近生活的研究著作。从考察团队兴致盎然的观察、记录，以及作者的详细考证中，读者可以一窥西南地区安宁而热闹的社会景象。
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其塑造了鲜明的地域特色，长期的相对和平又使其得以向近代化平稳过渡。翻印东南地区所译“新图新书”，发展手工业、商业与近代交通运输，自开商埠，维护利权，改善城市建设，西南地区均不落人后。作者强调，本书所述历史与一般晚清史不同，尽管西南地区同样承受了来自英法等列强的压力，但当地官员和民众积极谋求自身发展，最终不仅维护了自身利权，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文明洗礼之下实现良性进步的实例。
编辑推荐2
从《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中，我们可以读到西南地区社会生活中丰富的细节。这些细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且贴近日常生活，读来轻松有趣，将那个时代展现得更为生动。
重庆街头
重庆街头清晨就出现众多人流，“重庆居民天明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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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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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在1892—1910年开埠通商和开展“新政”期间，呈现出怎样的生机？本书作为一部研究晚清西南社会发展的区域史著作，以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等史料为依托，通过外国人视角，展现了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丰富有趣的社会细节，如妇女“天足运动”、富商生活、马帮行旅、近代教育等，介绍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种植业、丝绸业、盐业、采矿业等，从多个角度展示晚清时期西南地区富有地域特点的社会发展与变迁，让我们得以一窥西南社会和平发展的热闹景象，对全面认识晚清西南社会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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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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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小玲（屈超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人类学与人类学博士，先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从事科研、教学。主要研究著作：《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国文明与文明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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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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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西南地区交通路线与商贸运输
第一节 法国人考察团队西南地区考察路线考略
第二节 陆路交通与省垣贸易
第三节 水路木船与运输状况
第二章 蒙自开埠与云南本土经济
第一节 越北红河—蒙自“与中国的新商路”
第二节 云南本土农业经济及其他
第三节 昆明拜访：官员、省城首富
第三章 四川都会乡村与本土手工业
第一节 商埠重庆与都会生活
第二节 省会成都与成都平原经济
第三节 四川手工业现状
四川十年“新政”（1901—1911）
第一节 桑蚕、栏杆辫子丝业及新工业
第二节 贡院乡试与“新政”举措
第三节 妇女缠足与“天足运动”
第四节 成都“新政”改良种种
第五章 西南交通近代化进程及其他
第一节 川江客轮开启四川近代航运先声
第二节 广西中法关系及龙州铁路筹建
第三节 云南铁路建造契机及云南近代化发展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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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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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西南地区进行考察的历史背景
法国人在1892年第一次出现了从越南红河进入中国云南蒙自海关小城，专门考察进口商品市场的活动，并在1893年出版了考察笔记。此后在1895—1910年间，法国人进入云南或西南地区的考察活动与随之出版的考察笔记较多出现，1910年以后此类考察活动基本结束。这种现象与西南地区在晚清成为法国和英国的商业利益竞争市场，因而导致清末西南边疆的云南蒙自、广西龙州，以及四川重庆约开商埠，同时法国兴起向外扩张热潮的历史背景有关。因此笔者选取了1892—1910年的法国人考察笔记作为考察研究对象。总而言之，法国人考察团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考察，有其时代背景。
（一）清末英法两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竞争商业市场促进了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
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之间自古就有一条“蜀身毒道”（《史记·西南夷列传》）。南诏国时期云南通过陆路、水路与缅甸、印度进行过商业贸易活动。近代英国、法国意欲开启进入云南的商业通道，进而开拓商业市场，两国对西南地区的商业市场进行的利益竞争，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政权时期即已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长江流域增开镇江、九江、南京、汉口为商埠。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政权被攻克，长江流域航运恢复。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政权正处于后期，在迤东一线开展战事。法国、英国在此期间已经先后派出探路队，意欲与杜文秀政权接触，接洽与云南通商事宜，均未果。法国湄公河探路队在云南府昆明获知从越南河内红河可直航中国滇南蔓耗进入云南省，因而发现一条从越南红河通往中国蒙自的“与中国的新商路”。探路队继续北上进入川南，考察连接长江上游的通道。1873年，法国商人堵布益从越南河内经红河航行至中国云南蔓耗往返成功，因此法国运用军事手段最后占领河内，获得河内红河的通航权。英国1874年因云南杜文秀大理政权被镇压，秘密派出上海领事馆随员马嘉理，从汉口穿越湘黔滇官道，在云南边境接应从缅甸八莫来的英国伯郎上校的云南商路考察队，因此有了马嘉理在返回云南边境时被当地土人杀害事件。英国借处理马嘉理一案，在1876年中英谈判达成的《烟台条约》中，争取到在长江中游宜昌开埠（1876）的权利。宜昌与四川重庆之间建立了子口贸易关系，英国的商业触角伸展至长江上游地区。
清末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开启了当地的对外开放进程。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广西省和云南省成为西南地区边疆省。1885年中法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约定在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通商，法国商人可住。因此清政府1889年分别在越南保胜以上的云南蒙自小城、越南谅山以北的广西龙州府开埠设关，并设领事馆，正式向法属印度支那开放通商。英国于1885年占领上缅甸，将其划入英属印度联邦，云南省又成为与英属印度联邦接壤的边疆省。继云南蒙自和广西龙州开埠之后，1890年3月31日英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于1891年3月1日在长江上游重庆开埠。英国、法国在西南地区的商业竞争关系随着英国在重庆开埠变得更加敏感。1892年即有法国人首次从河内进入蒙自海关，考察进出口商品市场及蒙自本土资源，考察者是上海海关总署的法国医生皮雄。以上反映出清末英法两国交替在中国西南地区争取开埠通商市场的竞争局势。
（二）法国的工业成就和持续发展使其对远东殖民地利益加以重视
1852—1870年的法国处于拿破仑三世建立的第二帝国时期。它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发展金融资本，在工业革命和经济生活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国力强盛。1870年在法德战争中失败后，法国回归共和政体。在工业化以及海外扩张的殖民政策方面，法国依旧沿着第二帝国的道路向前推进。以下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法国工业和经济的主要成就。
铁路建设。法国铁路线在1871年已经达到17 700千米，铁路经营权也从多家中小企业集中到6家大型铁路公司之手。
采矿业。法国的钢产量1869年时已经达1 014 000吨。
海上运输。从海上木帆船发展为大吨位的蒸汽商船船队，速度、吨位都有极大增长。
在经济生活领域，完成了巴黎都市改造。改建后的巴黎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现代都市，出现了繁荣的大商场。巴黎博览会进一步促进了法国国内商业发展。
法国在1870年后的第三共和国期间，在交通运输方面继续发展。1895年巴黎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有轨公共汽车，第一批公共汽车也投入运行，1900年建成了第一条地铁。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进入了发展大农场、农业机械化阶段。
以铁路线为例，英国、德国、法国三国之间可以增长速度和拥有量为指标做一比较。在1891—1911年的20年间，英国铁路线从26 600千米增至32 600千米，增长速度趋缓；德国从43 800千米增至61 200千米，增加近50%，在这一阶段铁路线增长迅速；法国从36 600千米增至44 400千米。法国的增长幅度虽然不及德国，但铁路线总量已经超过英国。这反映出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铁路交通发展速度仍然较快。此处的考察时段1891—1911年，与本书所研究的法国人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的1892—1910年的时间段基本一致，借此可以认识这一时期法国的铁路建筑状况。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国虽于1885年、1886年、1887年相继签订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与法属越南边界通商细则的条约，但除了1889年落实了在保胜以上与谅山以北开埠设立海关的条约规定，使双方有了进出口商业贸易关系，其他条约规定并未真正实施。1894年法国新任驻北京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1852—1922）带着清理以前签订条约的落实状况，以及寻求拓展法属印度支那重要商业利益的使命到北京赴任。途中施阿兰专门在罗马停留，拜访了位于梵蒂冈的教宗；在法属印度支那西贡停留拜访总督；在法属河内拜访最高军事负责人。这些均与其赴华使命有关。施阿兰抵达天津时，特意停留几天拜访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并明确表示这次出任驻北京公使，就是要具体落实法国与中国政府1885年以来签订的条约，以及推动法属印度支那同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
（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南地区的进一步开放
法国公使施阿兰1894年4月抵达北京后，立即与总理衙门展开各项谈判，但此后不久即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清政府与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约定日本在中国新增四个商埠，其中之一即是重庆，重庆进一步对日开埠通商。因此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商业利益，在英法竞争中又增加了日本势力。
法国公使施阿兰与总理衙门就清理以前条约的落实情况开展了一年多的谈判，双方的谈判在清朝忙于与日本交战的甲午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施阿兰谈判的首要任务是，“保全和维护所有的既得利益”，这指的是清理和落实从1844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条约，直到1887年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新增任务是迅速与中国政府继续谈判“划定自红河右岸至湄公河的最后边界，并在这条边界上开展印度支那与中国间的商务关系”。施阿兰在北京谈判中，参与了俄国、德国干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法国公使因此受法国外交部长指令，借此机会敦促清政府于1895年6月20日签订了中法10年换约的《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两个条约，在落实以往条约的同时，进一步争取到一些新的利益，如在滇南增开思茅、河口为商埠，两地领事受蒙自领事馆管辖；沿边三省广东、广西、云南允许法国企业和工程师优先洽商矿藏开采；同时还争取到“在取得双方同意后，可以将安南境内现有的或已订有建筑计划的铁路，延伸至中国境内”的权益。
以上历史大事记反映出清末西南地区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特点，使之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区域社会。中法新签订的条约，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商务渗透产生了一定影响。印度支那与中国西南地区的连接，对于法国来讲是“从印度支那设置了一条深入这个辽阔无际的帝国西南地区最直接的捷径”。自1892年法国医生皮雄从越南红河进入蒙自对“与中国的新商路”进行考察以后，中法1895年6月20日签订的商务条约，开启了新一轮法国人考察团队从越南红河航道进入西南地区的考察活动。自1895年到1910年，分别有法国贵族、军官组建的地理探险队，法国几大工业地区商会联合考察团，法国矿业和铁道线路勘测队，旅行家、记者、摄影师、作家等不同身份的考察者和考察团队进入西南地区考察，留下众多考察笔记。同时还有云南法国领事的书信笔记，法国驻北京公使、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相关回忆录，以及云南的法国传教士对本堂区本土居民的田野考察研究等文献资料，各自留下了对这一时段的内容丰富的记载。
这一时段是西南地区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交替时期。笔者选取1892—1910年间的法国人考察笔记作为考察研究对象，意在梳理、考察这一时段西南区域社会及其地方性特点，还原历史上的西南社会及其变迁原貌。
里昂商会考察团在云南考察期间，在省城拜访了当地首富王炽。王炽是兼营多种业务的金融巨头，主要从事的是出口贸易和开钱庄、票号，出身贫寒，却抓住了对外开放的时代机遇，最终成为当地首富。里昂商会考察团对其生活方式的记载，则体现了中西方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编者按
（云南）省城首富的住宅及生活方式
里昂商会考察团上门拜访王炽，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宅院，提供了对其家居生活的认识，“他不拘礼节地接待了我们。因此，我得以目睹了一名家产估计高达五六百万银两的中国人的内宅”。“五六百万银两”属于巨富之列，王炽的宅院却是一座简朴的住宅，“像大部分中国住宅一样大门斜开”。第一层院子里栽种了很多盆景，第三层院子是女眷的住房。考察笔记只对第二层院子做了详细描述：
第二层院子的正面堂屋是客厅。房主人就在堂屋右首的一间屋内接待我们。屋里没有任何奢华之物。只有一张带简单天盖的雕花大木床。木床白天可以当作抽大烟的大沙发。还有几把扶手椅，从木料到式样都很笨重。几何窗格的木窗上糊着薄薄一层白纸，以替代窗玻璃。窗旁安放着一张桌子。唯一两件吸引人目光的物件是一架美式座钟和一张由主人的儿子拍摄的房主人的肖像照片，……房主人的儿子是位大“秀才”，长着一张娃娃脸，肥头大耳的，会见时也在场。
王炽业务范围广泛，饶有财产，但其三层院落的住宅，摆设并不富丽堂皇。客厅里可作吸鸦片烟沙发的雕花大床、扶手椅、糊上白纸的几何窗格，都是一般稍有资产家庭的基本家具。一座美式挂钟，属进口高档商品。墙上挂着一幅主人的儿子给他拍的照片，照相机也是进口奢侈品，这两样是西方文化进入主人家庭的标志。墙上没有字画，厅堂没有屏风，表明主人不爱附庸风雅，也不讲排场。王炽家居简朴，应是与其出身贫苦靠个人努力成功创业有关。
考察富商财富和生活方式，显然从属于里昂商会考察团在西南地区的经济商务考察目的：
为此我们在想，像我们这位房主人一样富裕的中国富人究竟是怎样花销他们巨大的财富的。妻妾成群，儿女众多，亲戚无数，奴婢如影随形，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其庞大的开销。几天后，房主人在他的山庄设宴款待我们时，我们才从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主人那次宴请，是在里昂商会考察团抵达四川旅居重庆期间，参加巴县县令为重庆海关署长举行的饯行官宴时提到：
……先前在云南，主要是在那位开钱庄的富商家做客时，应该说我们是欣赏那些佳肴的，也正是在那里我们算是见识了中国人餐桌上那套怪异可笑而又灾难性的吃法：刚刚咽下了一道油淋淋的烤猪肉，随即又端来甜腻腻的蜜饯；更有甚者，逼着你灌进一大杯甜腻腻的“柑香酒”，同时又叫你咽下刚才说到的那种油水流淌的烤猪肉。……他们认为一席人一顿饭吃上十盘猪肉是很自然的事，这个数据是我们在王家得来的。
考察笔记回忆了在云南府的那天晚上里昂商会考察团受王炽邀请参加晚宴的情景，有嘲讽王炽不懂得如何高雅生活的意味，因此认为找到了部分答案：大吃大喝也是富商消费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王公兴斋府君行状》介绍，省城首富王炽虽未为官，但在中法战争期间，在云南地方政府急难时“垫军需，乐输捐款”，资助官军抗击法国侵略者。中法战争之后，清光绪十三年（1887）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王炽曾被委任为云南矿务公司总办。因其筹划振兴云南铜、锡矿业出力甚多，“叠蒙大府褒奖”，王炽获朝廷先后赐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荣誉。同时也在地方从事捐资修桥建寺，资助贫苦读书人的公益事业。王炽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3）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68岁，归葬家乡滇东弥勒。作为富商，其一方面要回报国家乡梓，另一方面要为个人及家族荣誉付出。商人为国家出力获得朝廷“诰封”恩赏，这种中国富商的传统，法国人未必能够理解。
1892年、1895年各种法国人考察团队进入云南时，已经历了20年左右战后重建和经济振兴。省城首富王炽发迹于19世纪60年代长江流域开放，并得力于云南本土经济战后重建，以及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蒙自向法属印度支那开放。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这位省城首富。或者说，是这位贫苦人出身的省城首富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选自屈小玲《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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