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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马克思的政治学及其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与他的伦理学紧密联结在一起,他既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但也不是道德论者。理解马克思的伦理学,进而理解其革命实践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书在梳理过去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发展的基础上,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融通性,并从历史的具体而现实的总体性出发,试图建构以集体自我决定的自由和团结的美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內容簡介: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欲望与革命》( Marxism and Ethics:Freedom, Desire and Revolution)是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激进社会政治理论丛书””中的一册。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可读性很强的入门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丰富而复杂的发展史。作者保罗·布莱克里奇认为,马克思的自由的伦理学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批判的基础。在他看来,最好是透过黑格尔对康德式的与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观的综合,来理解马克思的能动性观念。马克思对道德论的拒斥并不像粗陋的唯物主义解读所表明的那样,否认行动包含自由的、有目的的、主观的维度。对于马克思而言,自由既是反对异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也是它的目标所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分离并争取真正的民主的运动,构成了现代自由的具体形式。同时,本书也为当代政治哲学作出独的贡献和评判。
關於作者:
作者 保罗·布莱克里奇(Paul Blackledge) 英国伦敦南岸大学政治学教授,山西大学教授。曾出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社会政治理论的贡献》《佩里·安德森、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反思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合编《美德与政治》《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革命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唯物史观与社会进化论》。
译者 曲轩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曾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理论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译文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目錄 :
导论 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缺失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政治哲学
伦理学转向及复归
回到马克思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作为问题的伦理学
马克思与现代道德理论
当代道德话语
超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伦理学
现代道德理论的危机
结论
第二章 马克思与道德观
导言
马克思与道德
资本主义、异化与自由
异化与阶级斗争
美德与工人阶级斗争
结论
第三章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导言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赞成与反对康德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列宁、卢卡奇和格罗斯曼
革命伦理
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结论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非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导言
寻求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学:法兰克福学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的革命伦理
结论
第五章 麦金太尔对一种合乎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超越汤普森式的马克思主义: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超越悲观主义
结论
结语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
革命政治
参考文献
索引
內容試閱 :
近年来,针对当代很多政治理论与社会和政治渐行渐远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批评中,雷蒙德·格斯(Raymond Geuss)有些异乎寻常地指出, 如果“政治哲学希望在根本上关切对政治的严肃理解,从而成为行为导向或指南的有效来源,它就需要从当前保守的(reactionary)新康德主义形式回到类似‘现实主义的思想———或者稍微换个说法,回到新列宁主义’”。格斯具体指的是列宁的著名发问“对谁有利(who whom)”,或正如格斯展开来说的“谁为了谁的利益对谁做了什么”。如果对于列宁和格斯而言,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把假定的价值判断重新构思为对客观性的诉求,那么可以说,与这一进路相关的问题已经在学院派那里得到充分阐述。例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也译作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就认为,列宁主义往往退化为对它意在反对的资本主义伪专业化管理的一种拙劣模仿。被列宁主义者和管理者反复提及并为麦金太尔所强调的,正是现代政治在更一般意义上的缺陷———它无法超越尼采把虚无主义的局限作为人类境况的普遍特征这一(错误)断言:“原来旨在作为客观性来诉诸的东西事实上是主观意志的表达。”
人们往往假定,通过马克思口中的阶级斗争以“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为特征,以及“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的论断,能够无可争辩地推论得出掩盖虚无主义实践的伪客观主义幌子。 例如,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可靠的道德基础而对其提出批评。他认为,当今时代不仅要面对战争、贫困和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还使人“感到传统选举政治是无关紧要的”,类似的历史情境产生了两种不幸的反作用:消极的或积极的虚无主义。追随尼采,他认为消极的虚无主义者只专注于通过“特定的快乐和计划来完善”自我,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则承认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即“不是坐下来思考”,而是试图以“摧毁这个世界并促成另一个世界的诞生”来对抗道德危机。克里奇利指出,列宁的先锋主义(vanguardism)再现了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形式,这种虚无主义反映出“人们在马克思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所发现的对于伦理的缄默或敌视”。为克服这些反作用的限制,克里奇利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种伦理观念,它从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动机性缺陷开始,但是并不采纳消极的或积极的虚无主义”。
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连贯性, 上述看法无疑反映出当前学界的一种共识,即使在当代少数认真对待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理论家中也是如此。杰里·科恩(Jerry Cohen)英年早逝前,或许可以说是这一趋势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表。在他看来,马克思阐发了“政治实践的分娩式概念”,据此可见,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助产士一样,没有考虑她想实现的“最终目标”,而是更显平淡无奇:“接生的形式是在现实中发展出来的。”科恩承认,对这一思考进路 的两种批评是致命性的。首先,它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结果的必然性并不确保它就是人们想要的。其次,它认为,马克思许多重要的科学预言已被历史证伪。由此科恩指出,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也会看到,对于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当代唯一现实的政治选择就是接受马克思所否定的空想社会主义。
有趣的是,一些同样受马克思影响的当代理论家既不同于科恩,对根本性变革的可能保持乐观,又同科恩一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感到不安。因此,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把“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性定位上拉回来,恢复其作为乌托邦思想或更确切地说即伦理学的可能性”,而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则是同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更强大的工人自我解放的传统,以及恩格斯和列宁将其还原为机械唯物主义形式的伪科学性企图。
接下来我会证明,这种对马克思和列宁视野中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相反,列宁和马克思都致力于一种自由的伦理学,它指向一种令人信服的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针对20世70年代以来普遍的“向伦理学回归”的理论转向,我认为最好不要把马克思努力避免道德理论的无能的尝试理解为在虚无主义的意义上否弃伦理学,而应更狭义地理解为拒斥现代自由主义的假设。康德对这种假设曾有如下绝妙阐述:道德行为包含基于无形的理性概念来抑制我们自然的利己性欲望。与这一理解模式相对,马克思认为,新兴的工人阶级通过反对剥削和异化的集体斗争,既表明了康德所谓普遍原子化的个人所体验过的(不)自由的历史(资本主义)特征,同时又孕育出指向超越康德道德论述狭隘界限的团结的美德。与康德主义相对,马克思的伦理学相当于现代版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中,实践为那些使个人得以在共同体内繁荣发展的美德奠定了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假定存在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自然转向———“研究人类至善的科学即为政治学”,马克思也从系统阐述一种关于人类的善的理论模型,转向为这一理论模型争取政治内涵。如果说对于马克思的许多学术对话者和他的一些政治追随者而言,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这一转向或许略显仓促, 那也可以说,最好把《资本论》理解为对人类自由的潜能及其限制的拓展性研究这一事实表明,否定这一转向的第一步———伦理学,抑或否定整个转向的统一性,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旦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曲解(caricature)并予以充分重构,就会为支持一种合乎伦理的政治实践提供资源。这种实践能够超越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所包含的消极性,走向替代资本主义的积极的社会主义方案。马克思所阐明和证明的绝非某种形式的阶级还原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体性观念,其中,争取自由(真正的民主)的斗争不仅是自由的能动性的必要条件,它还植根于“新兴的”工人阶级克服异化的迫切欲望,即通过表征阶级斗争高潮的具体形式的集体斗争和团结来克服异化。在论证这个问题时,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既与传统右翼批评家针对马克思的观点相左,也反对左翼批评家针对他所提出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