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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
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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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0余部;诗学专著多部;诗歌作品《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作品获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俄、西班牙、瑞典、意大利、越南等数十种文字。
近作《独药师》《我的原野盛宴》《寻找鱼王》《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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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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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儒释道
中国士人对儒释道往往兼收并蓄,而且多数得到助益。三者皆在中国文人的现实生存与文学写作中打上了深刻印记,只是因时因地而变化浓淡,各有功用。它们往往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三者混合,或者是某几项的折中。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无法消除的现象,是生命存留之方,少有例外,更是中国人实际生活和精神道路的体现。它们作用于文学艺术创造则各有不同,利弊互现,对于生命力的消长,不同情状之下将起到不同的作用。
就儒释道的影响来看,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儒家最为深入人心,影响最大。它强烈的入世精神、民本主义、对人之怜惜,都是建立在爱与仁的基点之上。我们平常所说的儒家面目,往往单一模糊,刻板固定,是一种相当概念化的思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呈现一种固化状态。实际上真正的儒家是由孔子和孟子等共同完成的。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虽然它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等定义,但在当时已经是极其接近的学说了。孟子继承发展孔子的“仁”,并做出进一步厘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非常现实化、社会化,有力地补充了“仁者爱人”的具体内容。还有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观点,此说尤其重要,是儒学思想通向现代的最有力最深刻的一次精神与思想的远航,真理作为最终目标,它的边界,得到了肯定,标划出求真求道至高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孔子和孟子的这些论说,应该视为真伪儒学的分界线。
纵观历史,真儒强大的爱人热情、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无可比拟的。那种超越当年所有学问的现代品质,至今还在感动我们。这一切综合的思想高度与道德力量,以及它所蕴含的无可比拟的理性主义,打动了一代又一代探索求真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辨析儒学之真伪,真儒乃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其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的言行,给人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古往今来仁人志士追求的无畏的“浩然之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的牺牲精神,是生命力的发挥和张扬,是冲击客观世界的锋利的思想触角,是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共同价值所在。但是,经过封建专制统治阶层改造和歪曲的儒家则当作别论,它将极大地束缚人性自由,将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化思想强行塞入“儒学”。这种“伪儒”无论对艺术还是社会人生,皆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封建士大夫文人中那些真正的入世者,其心中的“真儒”与“伪儒”界垒分明,水火不容。有时候他们身处庙堂,貌似有一些经过改造和妥协的说辞,但这仅是策略而已,一些最杰出者的实际行为、还有他们的诗文,仍然燃烧着寻求真理的不竭的激情。就文学而言,没有比“真儒”更能给予攀峰登巅的强大精神助力了。
佛教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用来应对、思辨和解脱生之痛苦。人生必须面临诸多纠缠不清的复杂而沉重的问题,那些堆积如山的困厄与烦恼,有时候需要运用智慧进行深刻的梳理与排解。而在这种时候,灵魂需要升跃到很高的维度上辨析和思考,并且需要不断地切换视角。佛教具备这样的功能,这种智慧最依赖的还是人的升华力、感悟力。这种力量愈高愈大,人生便愈能得益,其思想艺术便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超越姿态。但就一般意义来讲,佛学仍然与艺术家极力入世、追求真理的执著大有不同。许多时候它是以消极和迁就的方式出现的,力避人生与社会的冲击,所以许多时候佛家思想还是大多为权力者所容忍,并加以利用。在这种深不见底的思辨与极其放纵的想象力面前,一般的个体是无力进入的。佛学就像经过封建统治者改造的“真儒”一样,日渐变成一种肤浅而概念的思想,被导入众生和现实之中。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混淆和屈服,混沌和漠然,都是非常可怕的。
就文学艺术来讲,艺术家常常只有“偏执”、有钻牛角尖之顽固、有某种悲剧性格,才具有深刻的生命之美。而一般意义的表面化肤浅化的佛教普及与人生引导,虽然不能说完全消解了诗性艺术,在多数情形下只能是无益的。当它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极致化的美学格调时,才会焕发出一些审美魅力。这种美在民族性、地域性的结合中,会表现得极其特殊和鲜明,比如日本岛国的艺术,像俳句,还有一些诗、散文、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生出一种清美,而这种清美大致也可以说是受益于佛学。
诗人王维深受母亲和大照禅师等人的佛学影响,但我们并不能认为其思想艺术是对佛教简单化、概念化的引用。他的家学传统和知识渊源无比丰厚,完全可以有深入而高阔的领悟,将佛学智慧与个人的生命经验加以融合,使精神发生飞跃。可是其深刻的贯彻性并非时刻如此,这又会与激烈的政争、混乱的社会局面,以及回避和退让的人生策略加以结合。这个时候妥协的不仅是儒家思想部分,还有佛学部分。在这种状态下,佛学之于诗人就不是一种助益作用,而是一种消解生命力和探究力的不良因素。它的负作用当然是有后果的,最终的情形,还需要进行极其细致的诗学、写作学以及思想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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