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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经济学阅读和写作指南：探究经济学的修辞技巧，看顶尖经济学家如何用好故事和隐喻；防经济学家忽悠手册：看出哪些是糟糕的故事，识别出“砖家”，摒弃包治百病的建议； 跨学科经典：经济学与语言（语言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 內容簡介： 受实证主义影响，当下经济学将修辞局限在事实和逻辑上，但这远远不够，经济学还要依赖更古老的修辞艺术——故事和隐喻。本书通过多位经济学名家的文本，分析了其所使用的故事和隐喻，以及两者的融合，如舒尔茨用农民抚养小孩上大学的故事来阐释什么叫“人力资本”。作者认为，使用故事和隐喻，除了更有文采，还经得起理性的检验，更有说服力。 而故事有好有坏。在糟糕的故事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号称包治百病的“万金油”，比如对未来某个商品价格的预测。本书告诉你如何抵御这种诱惑：看出经济学家的故事和隐喻，并认识到，经济学家虽然有智慧，却没那么聪明——如果那么聪明，他自己为什么不富有呢？ 这是一本经济学阅读与写作指南、防忽悠手册，更是一本帮你建立经济学批判性思维的书。 關於作者： [美]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英语、传播学教授。在芝加哥学派辉煌年代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讲授价格理论。她以思想深刻而语言辛辣风趣闻名学界，著有《经济学的修辞》《芝加哥大学写作课》《价格理论的应用》《企业家的尊严》等。 目錄： 序言 经济学家在讲故事，这没什么不好 绪言 现代主义使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变窄了 第一章 用经济学的方法讲故事 第二章 经济学中的情节和体裁 第三章 历史经济学故事的政治 第四章 经济学修辞对故事线的帮助 第五章 学者的故事 第六章 隐喻与故事相互批评：混乱和反事实 第七章 魔法的诗学和经济学 第八章 美国问题：如果你那么聪明，为什么没钱呢？ 第九章 批评的极限 第十章 与经济学家同行 第十一章 公共福利和经济学故事 內容試閱： 绪言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就像诗人一样，会使用隐喻。这些隐喻叫作模型。经济学家说，纽约的公寓市场，就像黑板上的一条曲线。但迄今为止，还没人看到这么一条实实在在的曲线飘过曼哈顿的天空。这是隐喻。 有个类似的说法虽不确切，但却是真的。这个说法是，经济学家就像小说家一样，会使用或者误用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很穷，接着资本主义大发展，现在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有的经济学家则会讲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故事。但只要是经济学家就会讲故事。当然了，事实和逻辑也会出现在故事中，而且往往非常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非常不错的学科。但是经济学中的严肃论证也会用到隐喻和故事——这么做并不仅仅为了修饰或者说教，而是为了这门学科本身。 但就像别的艺术和科学一样，经济学会用到全部四种修辞法宝：事实（fact），逻辑（logic），隐喻（metaphor），故事（story）。仅用其中一部分是不够的。四样法宝中的所谓科学的两个——事实和逻辑，在经济学中是远远不足的，甚至对研究岩石和星球的科学而言也是。而所谓人文的两个也同样不能满足经济学的需求，甚至不足以对形状和颜色加以批判。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最好既重视事实又讲求逻辑。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他们最好也有文采。科学家最好能够熟练运用隐喻和精彩的故事，来描述宇宙最初三分钟或者经济崩溃前最后三个月是什么样子。如果一个科学家只有两样法宝，学问肯定会做得一团糟。 要抓到经济学家（作为优秀的科学家）在研究中讲故事是再简单不过了。外行更容易看出这一点，因为经济学家往往被训练到自认为自己是在使用隐喻而非讲故事。经济学家执迷于飘在空中的供需关系模型。 经济学家往往花上大量时间重述非经济学家讲的经济故事。比如，很久以前，经济似乎还不错，但当时有个不明显的货币问题未得到重视；不久，这个货币问题爆发了，因此，每个人都变贫穷了。而经济学家彼此之间则讲这样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不均衡的生猪市场，然后卖方降低生猪价格，结果，市场回到均衡状态。很久以前，政府自作聪明地认为，为了实现完全就业，应该降低税率，但公众已经提前预见政府的举措，结果是，自作聪明的政府未能斗过聪明的老百姓。很久以前，某个东亚国家很穷，然后这个国家努力学习，存了很多钱，同时吸收外国投资和先进理念，最终自身也变得富裕起来。这些故事并不是要和《李尔王》或者《圣经·新约》这样的图书争夺市场，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故事。 讲故事的是人而不是上帝。故事并不是大自然创造的种种既定事实。故事的技法并不使故事显得随心所欲，而只是让故事更多种多样。古生物学家受到真正发生在生命上的事件的限制，以及他认为相关的逻辑与隐喻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古生物学家还是能够基于同样的事实，讲出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渐进主义的，或者是突变主义的，就像用慢镜头一帧一帧地放电影和像卡通片那样连续不停一样。在地理学中，地球板块运动的故事在成为主流之前，是由无数被忽视的疯子执着讲述的。同样的事在经济学中也屡见不鲜。故事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一样好或者一样重要。事实、逻辑和隐喻也一样。然而，要评论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你就得知道人们是怎样讲这些故事的。 故事会出问题，这也不足为怪。我们每天都沉浸在骗子、没水平的人和自以为是的人所讲的烂故事里。在经济学中，坏故事还有一种尤其危险的形式。我管它叫万金油，也就是号称包治百病的良药。消费者总指望经济学家是永远正确的预言家，讲最简单也最引人入胜的经济学故事：很久以前有个读报纸的人很穷；后来她读了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的专栏，与其他两百万读者一样得到了宝贵的建议；现在她变得十分富有。或者：很久以前有个王国的老百姓不学无术，只喜欢吸可卡因或者看音乐录像；后来国王请来一位学识渊博的社会工程学专家；再后来这个王国的人民变得富裕了，当然，他们并没有经历痛苦的学习过程。 也就是说，经济学的万金油十分畅销，是因为公众渴望得到它。公众之所以渴望，是因为魔术师和术士一直以来都用这种把戏消除人们心中的某种恐惧，也因为公众并不知道讲经济学故事的局限。即使那些并没打算走上兜售万金油之路的经济学家，也因为所受的训练而对这局限一无所知。这些经济学家并不知道他们在讲故事，因而也无力辨别好故事和坏故事。 换句话说，关于现代生活的一个坏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些专家（比如那些分析下月利率暴涨的专家）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快乐。最近已然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快乐的物理工程学的类比真是让人难以抗拒。社会工程师则承诺用神明般的专业知识来处理经济、战争或者文化事务。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瞎胡闹的故事，一个恶毒的童话。而且说实话，专家讲的社会工程学故事简直不可思议。它甚至没法回答人们最简单的质疑：如果你那么聪明，为什么会没钱呢？ 人们指望经济学家像政府顾问或者社会哲学家那样，但他们讲的魔法故事与在自己学问里的隐喻，说好听点是令人尴尬，说难听点是惨不忍睹。同样，这些隐喻在合理的故事面前都站不住脚。如果经济学隐喻用过了头，就像有500个方程的美国经济模型那样，经济学故事就会变得很荒谬。而像美国从全球第一的经济地位上跌下来这样的故事，也与我们认为正确的经济成熟和国际分工的隐喻相违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用得很糟糕的500个方程隐喻容易让我们相信巧妙的政策，而不再相信明智的制度。正如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美国崛起和衰落的那个坏故事，可能会让美国与“竞争对手们”陷入言辞上的战争甚至真刀真枪的战争。 这个经济科学中的文学问题的文学答案是：用故事和隐喻来彼此批评。修辞四法宝中的每一种都对另一种的过度使用进行了限制。如果你对故事本身或者隐喻本身特别狂热（或者逻辑本身，或者事实本身），那么你很可能会开始在其他领域讲起傻话或者做出危险的事情来。用这个世纪最普通的故事使用过度的例子来说，雅利安人的故事其实很需要批判。类似的没那么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关于越南人身体、心脏和头脑进行有条理的叙述这一隐喻。我们最好恰如其分地、有理有据地对事实加以观察，同时遵循确凿的逻辑，讲述真实的故事，并与建构真实的隐喻相结合。这样一来，故事可能会乏味而节制，但却是真实的。修辞四法宝中的一种会检验另一种的分寸。这种组合会给科学带来真理，给政策带来智慧。 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说他希望有一天他能肆无忌惮地演一出尖刻的幽默剧来反对无节制。他想表达的是，温和的多元主义主张和一元论的偏激格格不入（自柏拉图以来，大多数好的观点都是一元论和偏激的）。至于它是否尖刻还不好说。无论如何，他的提议是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知识应该使用人类理性的所有资源，和修辞的四样法宝。而偏颇地让我们仅仅使用四法宝中的一种，已经让我们承受了损失。它误导我们，让我们建起高耸的贫民窟和高利率经济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的破坏性越发凸显。 自那个狂热的时代起，经济学就已经坚信将自身修辞局限在事实和逻辑上。经济学后来也采取了暂时窄化的西方文化，即“实证主义”（positivism）或者“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的根基可追溯到柏拉图和笛卡尔，但全面的现代主义很契合“现代主义”这个名字。在1920年左右的西方世界，一些哲学家突然开始相信他们整个学科可以局限在一种人造的语言中；一些建筑师突然觉得他们可以把整个学科局限到一个方块中；一些画家突然觉得他们的整个主题可以局限在一个平面上。在这种限制过程中，本应出现一些洞见和定见。 洞见（insight）确实出现了［唉，可惜不是定见］。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哲学里，我们对没有讲话人的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中，我们对没有屋顶的建筑有了更多了解。在现代主义之后的绘画中，我们对没有景深的画作有了更多了解。现代主义的消息在1950年左右传到经济学这门学科中，也带来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洞见。在现代主义之后的经济学里，我们对与现实世界毫无联系的各种经济学模型有了更多了解。 但总体而言，这种限制的尝试收效有限。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现代主义不值得尝试。这当然也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应该摒弃事实和逻辑，平面和方块，或者向凯尔特曲线和无理数投降。不管从包豪斯、维也纳学派或者改道驾驶２身上学到什么，我们都愿意珍惜这些经验。现代主义的失败仅仅表明我们应该回到手头的工作上来，把修辞的四大法宝——事实、逻辑、隐喻和故事全都用好。 这个现代主义试图与所有人类理性能力相协调的试验让我们不禁想到美国中西部的一句俗话：“不怎么灵光”。意思是愚蠢的，不理性的。现代主义企图以理性的名义限制我们的思考的做法就是不怎么灵光的。承认在人类思辨（reasoning）中使用隐喻和故事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做并不会让人们变得不理性或者不讲道理，也不会让我们穿皇袍或者到达“新的维度”。恰恰相反，这样做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讲道理，因为这样做让那些可以说服严谨之人的说辞更好地接受审慎的考究。而现代主义仅仅关心思辨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对其余大加挞伐。 伯特兰·罗素是哲学现代主义的大师，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乔治·桑塔亚纳３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素，评论他不加思辨（reason）的博闻强记： 这信息，即便准确，也必定是片面的，而且用在了偏颇的辩论中；他不可能无所不知，也拒绝无所不知；这样一来，他那些通常建立在这些片面信息上的判断，实则受到狂热偏见的启发，总是有失公允的，甚至有时是疯狂的。比如，他会说，主教们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他们在军火生意中投资了。（Santayana，1986：441） 哲学或者后来经济学的现代主义者没办法与他们大多数对手讲道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现代主义者只会大喊大叫或者嗤之以鼻。他们会说：要是你不觉得在建造达拉斯市中心的时候形态应该服从于功能，那你就是个不讲科学的傻瓜。或者说：要是你不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只剩下数学，那你就是个无知的混蛋。我们当下需要超越现代主义的轻蔑，而对这些说法持更加严谨和理性的态度。 现代主义抓住“科学”这个词大做文章。现代主义者一直用“科学”做托词，对不想听到的观点大加挞伐。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说英语的人们一直以特有的含义使用这个词，比如在英国学术词汇中，“艺术和科学”指的是：文学和哲学这些“艺术”（arts），与化学和地理学这些“科学”（sciences）相对。英语中的历史地理学家是个科学家，而政治历史学家则不是科学家。英语词语的用法会让意大利母亲感到困惑，因为意大利母亲会夸赞自己的儿子是“我的科学家”，也即我的有学问的孩子。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韩语、印度语和泰米尔语）在使用科学这个词时仅仅用来表达“系统的探究”。只有英语，而且只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英语，才使得物理和生物科学像附录描述的那样，“是一般用法中的主要意思”。回到从前“科学”这个词的用意可能会有利于表达理性和严谨的观点。 换句话说，英语和现代主义的错误在于认为科学和文学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这种说法并非能从星星中读出——命中注定，却十分常见，而且得到院长们的提倡。一位大型公立大学的研究院长很多年前发表讲话，她说人文学科是科学（物理和生物）以及社会科学之外剩下的东西，且极尽修辞之能事。在她看来，人文学科描述的都是神秘和难以言喻的东西。这位院长认为自己的评价还是善意的。而对人文学科充满恶意的各方所做的评价就更恶毒了：我们提到隐喻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倒向一种文绉绉的非理性；而我们提到逻辑的时候，则近乎偏向科学的自闭。 我们很想把持有这两种看法的人摇醒，警告他们严肃一点。各种科学，比如经济学，在本学科之中都要用到人们所说的人文方法；同样，各种艺术和人文学科在自身实践中也需要用到事实和逻辑。牛顿用过逻辑和隐喻；达尔文用过事实和故事。科学是文学的，在日常研究中需要用到隐喻和故事，而文学也是科学的。 当然，若从文学角度看待科学，比如经济学，新近且让人倍感负罪感的等级制度则很容易受到颠覆。一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一直试图将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划分开。这样做其实十分诡异，因为科学毕竟还是一门论证艺术。论证的古老分类还是可行的。 我们应该在一个完整的心理学体系中认识故事；因此，我们也应该在完整的现代主义之后的经济学中认识故事。徒弟问师父，地球在宇宙中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师父信口答道：“是巨大的乌龟用背驮着。”徒弟先是对答案感到很满意，但很快意识到有问题。乌龟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师父犹豫了一下，说：“靠大象驮着。”很好。但徒弟又有了其他疑问：“那么大象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师父思考了很久。说：“最上面的大象是靠脚下的大象驮着，脚下的大象靠的是再下面的大象驮着：你看，自始至终都是大象在驮着。”把科学建立在龟背上不是什么好主意。科学自始至终是修辞，是人的辩论，一以贯之。 甚至，有些非常普通的论证有时也会用到在外行看来完全不能理解的修辞工具，以及用古代修辞学的词汇所表达的“特别话题”等。律师会使用只有他们明白的案例，数学家则会使用各种特别的定理。所有科学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不能用“行话”将它们一笔带过］，也有自己的特别话题。 然而在论证的其他地方，律师和数学家也会使用别人一目了然的工具，即“普通话题”。诉诸先例在法律中十分普通，它在法院和法律刊物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同样，数学家几乎每天都引用权威理论和观点，而不是数学家的人也会诉诸权威。经济学中有些部分会使用特别话题，但有些最好的观点是普通话题。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也同样会用到人类思辨。 在我自己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历史研究中，我也有很多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去使用新古典、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量化和数学方法等来讲述故事，比如19世纪晚期英国经济衰退的故事，并将这个故事与美国最近发生的事联系起来。对此，我的马克思主义、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和非芝加哥学派以及非经济学家的朋友们并不总是赞同我的这种做法，而当我理解了他们的故事时，他们在某一点上说服了我。但是，除非我们意识到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在讲故事，要不然会觉得它们没什么道理。我们也无法知道我们是否那么聪明。而那号称能够在华盛顿或者得梅因治好我们所有疾病的万金油，也将一直是致命的隐秘毒药。 经济学也离不开隐喻与故事 螃蟹的蜕皮腺很大，这让螃蟹成为研究腺体的好对象。我们可能只有两种了解螃蟹腺体和其他部分的方式：要么通过使用隐喻，要么通过讲故事，有点像用诗歌或小说。当人们问生物学家，为什么螃蟹的蜕皮腺分布在那个特定部位的时候，生物学家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用一个螃蟹内部器官位置的模型——一个隐喻或者明喻来说明蜕皮腺分布在那个位置将使其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他还可以讲一个故事，用现实或者虚拟的方式，讲讲改变了蜕皮腺位置的螃蟹是如何死掉的。要是这个生物学家在使用模型的时候走运的话，他会发现有一个简单解 的方程组；要是这个生物学家在讲故事的时候走运的话，他会发现螃蟹蜕皮腺位置偏离造成损害并死去的真实历史证据。遵循事实和逻辑原则的隐喻和故事，模型和历史，是回答“为什么”的两种方式。 隐喻性的问题和叙述性的问题能够为彼此提供解答。假设生物学家首先使用隐喻，也即他想象和假设的螃蟹将身体的一部分移到另一个地方，来寻找蜕皮腺的最佳位置。听者仍感到疑惑并问“但为什么呢”，生物学家就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新问题。他说：“腺体之所以必须处在合适的位置上，是因为如果螃蟹的腺体位置不恰当，时间久了会导致它们灭绝。”故事可以回答模型的问题。 但类似的，模型也可以回答故事的问题。如果生物学家先给出生物演化的故事，那么听者会问：“但为什么呢？”生物学家接着用隐喻回答道：“螃蟹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在螃蟹生命中的紧急情况下，位置不当的腺体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腺体的位置不当：这就是原因。 在不同的科学里面，隐喻主要应用在物理学中，而故事则主要用在生物学中。二者可以加以融合；只要人们认为隐喻和故事可以回答彼此的问题，那么就能保证它们得以融合。孟德尔在19世纪60年代基因学上的思考是生物学单纯建模的一个罕见例子，将遗传想象成“就像”掷骰子那样。几十年之后，他的隐喻由一个更常见的故事得以回答，后来人们都开始信服他的遗传学思想。1902年，沃尔特·萨顿终于从蚂蚱身上观察到一对同源染色体。“为什么孟德尔的基因模型有用？”对于这个向隐喻提出的问题，萨顿用一个故事来回答：“因为，首先基因是由一对对染色体构成的，而我已经观察到这些染色体分裂和变换的小故事，子代从双亲中各获得一半染色体。” 这种论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得到更大程度的平衡。在解释美国内战前南方棉花种植的成功时，经济学家用的是静态模型化的语言（他会说，1860年，美国南方在棉花种植上具有比较优势），或者用动态讲故事的方式加以理解（他会说，1860年的情形其实是对这些地区更早期的成功案例的一种自然选择）。而最好的经济学会将静态模型和动态故事，也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融合在一起。 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隐喻有其固有的比较优势。在预测大海中的波浪和市场中的短缺现象 时，隐喻再合适不过了，它们能模拟出非现实世界中的情形。17世纪时，物理学家抛弃了故事，转而对模型青睐有加，他们放弃使用故事这种叙述性方式解释重力如何拉动物体下落。他们会说：根据这样或者那样的方程式，重力就会拉动物体下落；让我给你看看这个模型吧。同样，经济学家可以论证，对公寓价格加以管制会造成短缺。不要接着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会说：根据这样或者那样的方程式，价格管制就会造成短缺；让我给你看看这个模型吧。 另一方面，在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时，讲故事十分合适，比如螃蟹的演化或者现代企业的发展。达尔文式的故事广为人知的特点是缺乏模型，因而也缺乏预测。孟德尔的模型通过隐喻提供了对豌豆和人的后代性征的解释，而不是使用故事，所以他的模型尘封了数十年，而那几十年间，自然选择论大行其道。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模型是隐喻，是经济学的“诗学”。一个隐喻使“两个独立的领域融合为一个认知和情感的关联，而方式就是用直接适用于其中一个领域的语言，作为观察另一个领域的透镜”（Black，1962：236）。另一方面，故事按时间顺序将一个领域中各种原始经验陈列出来。这是一种“有时序的或与时间相关的经历的呈现，这经历能够补充、重组、加强或者诠释未经叙述的生活”（Booth，1988：14）。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尝试野心勃勃，也更令人满意。一则寓言能够结合隐喻（乌龟和兔子就像拟人化的赛跑选手一样）和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乌龟和兔子赛跑，后来兔子停下来睡了一觉，结果行动缓慢但一直不停向前爬的乌龟赢得了比赛）。例如，经济学总体而言就是一则有关自利（self-interest）的寓言。 经济学家生活中的故事可以勾勒出经济学在发挥作用时所具有的诗的美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度过了一段时间，他调查了当地的农民。有一天，他采访了一对穷困的农民老夫妇，并惊讶于他们对生活的满足。“你们生活这么贫困，为什么会感到如此满足呢？”他问道。他们回答说：“你错了，教授。我们并不贫穷。我们用自家农场的收成供四个孩子上大学，我们把肥沃的土地和满满的牲畜圈变成了法律知识和拉丁语知识。我们很富有。” 这对父母对舒尔茨说，他们所拥有的有形（physical）资本（这个概念，经济学家本以为他们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像教育的人力（human）资本。孩子们现在拥有了这种资本，因此，父母二人也就拥有了这种资本。曾经这种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牲畜圈的围栏和篱笆，或者猪圈，或者他们圈养的驴。而现在，这种资本存在于孩子们的头脑中，成了人力资本。这对农民夫妇确实是富有的。 资质平平的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们理解之后，才会接受对人力资本的发现，这也是很多科学和学术发现实际上为人们所接受的常态。一个理念就这样以隐喻的形式（或者随你怎么叫——类比、明喻或者模型）被人们接受了。舒尔茨教授会对别的经济学家说，猪圈“就像”拉丁语入门课（Latin 101）一样。而别的经济学家将不得不承认，这样说确实有道理。不管猪圈还是拉丁语课程都是由储蓄来支付的。二者都是获得收入的宝贵资产，而“收入”的意思，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一股“满足流”。春去秋来，猪圈和拉丁语带来的满足感，就像从水库流出的水一样源源不断。二者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会随着猪圈的破败和掌握拉丁语的大脑的死亡而枯竭。而一些“资本”会变成别的形式。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因为自己在奥本大学获得的农业学位，进而有机会获得银行贷款去盖猪舍；等他的孩子长大了，他可以卖掉农场上的猪舍来支付孩子在初中或者奥本大学读书的费用。 这样看来，经济学家和诗人一样，会在自己的学问中使用隐喻。经济学家是诗人/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与之相似的主题是，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小说家，而且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正如文学批评家彼得·布鲁克斯在《剧情阅读》一书中所写的，“我们的生活无休止地与叙事交织在一起，与我们讲述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而这些都在我们对自己讲的自己的人生故事中得以重建……我们沉浸在叙事中。”（Brooks，1985：3）或者正如历史学家赫克斯特所言，讲故事是“一种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Hexter，1986：8）。 经济学家还从没能离开过故事，从来没有过。故事就像“文化的手段”（Nash and Warner，1989）。或许经济学和小说差不多诞生于同一时间并非巧合。或许科学的现代主义故事随着信仰的退潮而涌现也不是巧合。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故事不知餍足的时代。 史密斯博士，给我讲个故事吧。当然可以了： 给国家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中，“雇主要负担一半的费用”。在法律中和工人的工资单上都写着，工人需要把工资的5%缴纳到养老金计划中，而雇主要缴纳另外的5%。这个例子是律师和经济学家间辩论的最典型的案例。如人们所言，一个法律被设计出来并通过，就是为了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效果。而律师的头脑只能想到这里。对律师而言，在养老金计划中，工人获得了5%的好处，不花分文就得到了一半的养老金。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会在养老金计划这个故事的第一幕打住，也即律师和立法者通过设计立法来平摊费用。人们所说的免费的东西总能让经济学家产生怀疑。她会更进一步研究养老金计划的这个小小闹剧。她会说：“在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之下，雇主会选择雇用更少的工人。而接下来，法律造成的后果开始消解。以前的工资水平上加上养老金成本，会带来比雇主想雇用的人数更多的工人。工厂外会排起长长的求职队伍。工人之间的竞争会使工资下降。而在第三幕和最后一幕，‘雇主’要负担的养老金成本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都会转嫁到工人自己身上，其形式则表现为更低的工资。法律的意图”，这个经济学家会自鸣得意地总结道，“终将背离初衷。” 因此，当人们提议对雇佣劳动征税的时候，记者会问谁会缴纳这个税。市议员托马斯·基恩（他后来进了监狱，虽然不是因为挪用经济学知识）宣布芝加哥市在制订此法律时十分谨慎，以确保只让雇主缴纳这项税款。基恩说：“芝加哥市永远不会对工人收税。”啊，对头！ 因此，1987年，当特德·肯尼迪议员提出一个让工人和雇主分担医疗保险成本的计划时，当地报纸报道说肯尼迪估计“总成本将在250亿美元左右——其中200亿美元由雇主支付，另外50亿美元由工人支付”。肯尼迪议员绝不会向工人征税。美国商会的雇员关系经理说（他显然同意肯尼迪议员对税负在哪里会下降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认为所有公司都……有能力负担如此慷慨的医疗福利的想法简直荒唐极了。”美国商会绝不会向公司征税。 这个案例阐释了有关经济学故事的一系列要点。它说明经济学家在未知后果和棘手结果之中获得的巨大乐趣，而其他社会学家也分享着这种乐趣。它表明经济学家为了吸引眼球而对故事情节进行刻意选择：一个会计或者政治学家会很想听到养老金的钱到底从哪儿来，因为资金来源的细节虽然在经济学家讲故事的时候看来无足轻重，却会影响到政治家和商人未来的行为。它还说明经济学家为了讲故事，在典型的情境中获得灵感——比如工厂门前排起的长队，以及在典型的隐喻中获得启发——比如能够像商品一样买卖的工人。 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故事是如何支撑经济学观点的。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就着迷于这些分析性的小故事（这种上瘾甚至有个名字，叫“李嘉图恶习”）。经济学家说：“没错，我知道故事是怎样从第一幕开始的；但我看到了戏剧化的可能性；我看到了一开始的情形如何发展成各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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