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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采访式悬疑爱情故事，在记忆中拼凑死者生前的最后一天。
★所有人都在撒谎，每个人都看似有嫌疑。
★获得瑞典2015年度八月奖（August Prize，出版商协会自1989年以来每年颁发的年度瑞典文学奖，该奖项颁发给年度最佳瑞典书籍）。
★瑞典图书馆协会（Swedish Library Association）评选的瑞典2015年度最佳小说奖。
★瑞典广播公司（Sveriges Radio）评选的瑞典2015年度最佳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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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所有的遗忘》是一本采访式的悬疑爱情小说。
一位瑞典年轻人塞缪尔车祸身亡，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自杀？小说开端，塞缪尔已经死亡，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各处寻访塞缪尔身边有关联的人：他的邻居、前女友、祖母、母亲、童年时的伙伴等，想要还原他在世最后一天的状态，重构出塞缪尔的形象，并通过采访，探知这些亲近的人如何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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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尤纳斯·哈桑·霍米利（Jonas Hassen Khemiri）
出生于1978年，在斯德哥尔摩长大，在巴黎学习经济学。他写小说也写剧本，自认小说是真爱，剧本像艳遇。他于200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Ett?gar?tt（One Eye Red）在瑞典的销量超过20万册，并被改编为电影在2007年上映。目前他已经出版了5本小说，他还是第一个在《纽约客》上刊登短篇小说的瑞典作家。新书《我所有的遗忘》(Allt jag inte minns)获得瑞典文学最高奖项August Prize。 王梦达，1984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瑞典语言文学学士及欧洲语言文化硕士学位。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讲师。曾作为访问学者多次赴瑞典交流进修。翻译《罗兹挽歌》《荒废的时光》《爸爸条约》等多部瑞典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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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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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上午
房子
寓所
通信
柏林
第二部分 莱德
客厅
厨房
阳台
第三部分 下午
自述之一
自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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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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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帕说，塞缪尔走出电梯的时候，他就快要下班了。当时是九点半，塞缪尔的外婆七点就醒了，每隔十分钟就要问一次他到了没有。现在，塞缪尔总算到了，她倒睡着了。
“她情况怎么样？”塞缪尔问道，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今天看起来应该还不错。”我说，“你这是要搬进来吗？”
塞缪尔笑了笑，低头看了看手里拎的塑料袋，塑料袋鼓鼓囊囊的，像只垃圾袋。
“这倒没有，就是从她家里收了点东西。都是些旧物，我想着留一留总是好的。”
“对你还是对她？”
“对我们两个都好。你听过这张经典专辑吗？”
塞缪尔从塑料袋里翻出一张CD唱片，封面是一架透明的玩具钢琴，里面塞满了糖果。
“《糖果八音盒之七》？”
塞缪尔点点头。
“是拉什·鲁斯的专辑。他的《糖果八音盒》系列，从一到六都是大师之作。我小时候，外婆常听他的歌。”
塞缪尔转身去电视房里找他的外婆。他外婆坐着打盹儿，脚上一双白色鞋子，身穿一件单薄的米色外套，下面搭配了一条我记不清颜色的裙子。旁边还放着一只旅行箱。我努力和她解释说，她就是去趟医院，很快就回来，根本不需要带行李。可她说什么都不听，非要随身带着。要说这些年我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她只要打定主意，任你怎么劝都没用。“我这人不固执，”她常这么说，“可我从不放弃。”
*
好吧，放轻松，别管简历那些了。我对你合作过的出版社没兴趣，也不在乎你都写过些什么。我就是好奇，你有什么人格魅力，得以成为讲述故事的合适人选。还有，你为什么单单想写塞缪尔？
*
古帕说，塞缪尔站在一旁，静静地注视了外婆好几分钟，然后才叫醒她。她打着鼾。她就那么坐着，嘴巴像这样（他用力张大嘴巴，仿佛在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给喉咙深处做日光浴）。她的旅行箱就放在脚边。塞缪尔一打开：几只烛台、一把蛋糕铲和两只遥控器纷纷掉落出来。
塞缪尔拍了拍她的脸颊（他闭着眼睛，用手摸了两次自己的脸），她一惊，揉了揉眼睛，然后看着自己的孙子。有那么一两秒，她似乎对他失去了记忆，然后她开始又哭又笑起来（他展开胳膊，模拟机翼的形状）：
“可算把你盼来了！”
接着又是一句：
“真是意外之喜！”
他们回到她的房间。出来的时候，塞缪尔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棕色毛皮帽子，一手拎着旅行箱和塑料袋，另一只胳膊搀着外婆。
“我们走了。”她冲我招了招手，喊了一句，“碰到你还真挺巧的。”
她满脸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流露出悲伤的神情）。
*
好吧。我明白了。抱歉。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
古帕说，塞缪尔的外婆搬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责这里所有黑皮肤的工作人员都是惯偷。她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入夜后潜入她的房间，顺走了她的珍珠项链。她的孩子和孙子无数次地告诉她，她的珍珠项链就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绝对安全，但是没用。我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珍珠项链，不过她总会把首饰盒藏在床底下，然后过两小时按下呼叫按钮，声称她是另一起抢劫案的受害者。她的家人替她道歉，说她以前从不这样。他们说起她的往事：她曾在贫困地区当老师，并在教区内组织慈善协会，筹集数十万瑞典克朗，在非洲兴建学校；她会去跳蚤市场兜售东西，用旧床单做成医用绷带，捐赠给罗马尼亚的医院；有一次，拉脱维亚的一所孤儿院需要转运一车冬衣，联络人找不到卡车司机，她直接让大儿子代劳，自己随行。他们两个人一路开到拉脱维亚，将一箱箱的衣服送进孤儿院。一段时间以后，听她的亲戚列举种种这些事实，着实有些诡异。我总是从不同的家庭成员口中反复听到同样的故事，
感觉他们总想有所补偿，就好像他们并不理解我们专业人士的身份。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我们有自己的规矩。这里的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位神志不清的老年男性或老年女性，当他们按下呼叫按钮，声称浴室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不速之客时，我们就用一张床单遮住镜子；当他们抱怨其他老人透过窗户偷窥自己时，我们就拉上窗帘；我们不准他们自己刮胡子，因为一旦放开，第二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就会出现几个刮光眉毛的倒霉蛋；消毒酒精必须严加看管，不然很快就会被喝得精光。塞缪尔外婆的情况绝不是最糟糕的，不过她的情绪是最反复无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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