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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这个独特的制度，国王必须保护野生大象免受猎人的觊觎，也要保护大象栖息的森林不被砍伐，还要维护与森林民族的关系。因此，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明。 19世纪，随着英国人到来并统治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人口数量暴增，猎象成为一项运动。战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大象的分布范围随之缩小，种群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一切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關於作者： 托马斯·R.特劳特曼(Thomas R.Trautmann)，美国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历史与人类学荣休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南亚研究中心主任。1997-2006年担任《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主编。著有《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语言与国家》《雅利安人与英属印度》。 特劳特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印度历史、人类学史和其他相关学科，尤其专精古印度梵语论典。他还撰写了有关印度达罗毗荼人亲属关系和美国印第安人亲属关系的大部头著作。特劳特曼常年在密歇根大学为本科生开设印度文明史通识课、专题课，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擅长用通俗浅显的方式讲授印度文明史专业知识。 目錄： 导　论 第一章　大象的退却与留存 印度与中国//004 大象和马//013 亚洲象//024 问题//047 大象与印度王权 第二章　战象 理想的战象//056 国王与大象//073 战象的发明//100 战象和森林民族//107 第三章　用途构成：四军、王室坐骑、作战阵形 四军//116 王室坐骑//129 作战阵形//140 第四章　关于大象的知识 实用性知识//152 象学//155 《政事论》//165 《阿克巴则例》//183 战象习俗的传播 第五章　北印度、南印度和斯里兰卡 摩揭陀的崛起//198 十六雄国//200 难陀王朝与同时代的情况//204 大象和孔雀王朝//210 南印度//216 斯里兰卡//221 第六章　近东、北非和欧洲 阿契美尼德帝国和亚述帝国//234 亚历山大帝国//240 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244 迦太基//259 希腊和罗马//263 萨珊王朝//267 伽色尼王朝//274 第七章　东南亚 印度教化的国家、印度化王国、进行印度化的王国//282 进行印度化的王国和大象//286 东南亚的印度史诗//292 神话中的军队和现实中的军队//298 印度模式的巅峰、终结和来生//309 大象的未来 第八章　维持平衡，展望未来 中国//315 印度和中国的土地伦理//321 战象时代//329 运木象的短暂盛行//334 大象和民族国家//344 可能的未来//348 注　释//354 参考文献//390 译后记//417 內容試閱： 序　言 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1971）的著作《德里苏丹国的战马与大象：军用物资研究》（War-Horse and Eelephant in the Dehli Sultanate：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是我的最爱，也是学生们的最爱。他们从我这里借阅副本后都忘了归还。谁又能责怪他们呢？毕竟，这部著作有令人手不释卷的力量。 这部不朽的著作展示了德里苏丹国在恒河谷和印度河谷之间占据的战略位置，以及其历代国王对马匹东进和大象西出所拥有的控制能力——这正是北印度其他王国的劣势。这部书使我了解到印度诸国王在军事供给制度上的长远构建。根据迪格比书中所述，此一制度可向前追溯至两千年前，延续至大约公元1000年，此时制度已发展得更为完善。在迪格比完成他众多著作中的这部《德里苏丹国的战马与大象：军用物资研究》后，我才意识到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相关记述的重要性：孔雀王朝的皇帝垄断着马匹、大象和军队。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都未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点与吠陀时代截然不同——可以很确定，在吠陀时期，马匹、大象和军队属于武士阶层私人所有。这种对比表明，孔雀王朝军队的力量和制度创新超过当时印度的其他邦国，正因如此，它成功地创建了第一个印度帝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斯特拉博（Strabo）的记述。斯特拉博说，那些记述印度的希腊作家都是骗子，因为他们所记述的内容互相矛盾。麦加斯梯尼对孔雀王朝的记述就与尼阿库斯（Nearchus）的说法相左。在尼阿库斯有关印度的记述中，大象和马匹为私人所有，并且人们会从事一些与役畜或动物驮运相关的工作。斯特拉博没有认识到，麦加斯梯尼所描述的是以恒河谷为中心的孔雀王朝东部区域，在该区域实行着与别处相异的政策，即国家垄断战争资源；而尼阿库斯记述的，则是一种存在于吠陀时代晚期的实行私人所有制的政权，这种古老的制度产生于印度西北地区，即印度河谷一带。我相信，只要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有关印度的不同记述之间的矛盾就会消失。我的这一观点已经发表在《大象和孔雀王朝》（Elephants and the Mauryas，1982）一文中。 可以肯定，这篇文章并不是结束，关于大象和马还有很多可论述的内容——特别是大象和印度王权之间的关系。我一直收集着自己偶然发现的资料，如有关象学的梵语文稿、英属印度时期关于大象管理和保护的文献、阿尔曼迪（Armandi）的早期著作《大象的战争史》（Histoire militaire des éléphant，1974），以及斯卡拉德（Scullard）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在这篇文章中，斯卡拉德做出了重要且严谨的记述。我曾有幸参加已故的著名大象生物学家杰斯克尔·绍沙尼（Jeheskel Shoshani）举办的一日研讨会，当时他还在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教。我加入了美国哺乳动物协会的大象权益组织，方便获得杰斯克尔·绍沙尼编辑的刊物。我一直想撰写一部关于大象与王权以及大象作为军用物资问题的作品。该书构思良久，并带有一种深刻的、始终吸引着我的历史观。 多年来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如今这本关于大象的书终于被提上日程，成为首要的工作。就在那一刻，我无意中发现了文焕然（Wen Huanran）的著作。该书论述了中国野生大象和其他动物的分布，以及从古至今中国文献中这些动物消退和灭绝各阶段的记录。而我了解到文焕然的这部著作，则得益于另一位作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2004）。这是一部优秀的中国环境史著作。该书认为，大象生存范围之所以缩小，是因为中国王权势力和农业范围在不断扩大。这两部著作向我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我所论述的主题只是军需问题的一方面，但是却具有环境史的深刻背景。根据伊懋可和文焕然的观点，我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方向：印度王权与森林及其中“居民”的关系，尤其是与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和大象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在土地使用和动物驯化方面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能够说明印度王权与森林之间的独特关系。 书的著成受益于以下的文献。拉曼·苏库马尔（Raman Sukumar）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本书的完成。拉曼·苏库马尔一生致力于研究亚洲象的生理、环境和行为，他也因此成为该领域的首席专家。其处女作《亚洲象：生态与管理》（The Asian Elephant：Ecology and Management，1989）是他以南印度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撰写的专题著作。这部著作极大拓展了人们对野生大象的认识。同时，殖民时代的相关著作也提供了相关知识。另外，苏库马尔的最新著作《亚洲大象的历史》（The Story of Asia’s Elephants，2011），将人类历史中有关亚洲象的内容进行了大量概述。《亚洲象：生态与管理》是我撰写野生大象生理和行为的标杆与参考。而《亚洲大象的历史》对相关问题已经作了全面探讨，使得我能够进行更为专门的研究，可以聚焦问题的核心，而无须处理次要的枝节。 本书的问世还得益于很多朋友的帮助。 罗宾斯·比尔林（Robbins Burling）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他跟我一样都相信：在出版前直言不讳的批评能够体现真挚的友谊。 因为本书的主题与我擅长的领域相去甚远，所以我很乐于从我所了解并钦佩的学者那里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些学者包括：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雅内特·里卡兹（Janet Richards）和萨利马·依克拉姆（Salima Ikram）有关古埃及的研究；彼得·米哈沃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y）有关亚述帝国和两河流域的研究；迈克尔·哈撒韦（Michael Hathaway，他向我介绍了伊懋可的书）和查尔斯·桑夫特（Charles Sanft）有关中国的研究；央·莫耶（Ian Moyer）和帕特·惠特利（Pat Wheatley）有关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代的研究；罗宾斯·比尔林、约翰·惠特莫尔（John Whitmore）、维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和罗伯特·麦金利（Robert McKinley）有关东南亚的研究；拉曼·苏库马尔、苏伦德拉·瓦尔马（Surendra Varma）、凯瑟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和素密·古哈（Sumit Guha）有关环境和生态学的研究；苏伦德拉·瓦尔马有关圈养大象和象夫的研究；丹尼尔·费希尔（Daniel Fisher）有关大象历史的研究。我要感谢尤蓬德· 辛格（Upinder Singh）、瓦尔米克·塔帕（Valmik Thapar）、迪维亚巴哈努辛·查夫达 （Divyabhanusinh Chavda）、维波德·帕塔萨拉蒂（Vibodh Parthasarathi）、伊克巴尔·汗（Iqbal Khan）、库什拉发（Kushlav）和塔拉（Tara）、肯尼斯·霍尔（Kenneth Hall）、吉恩·特劳特曼（Gene Trautmann）在印度和柬埔寨田野考察期间为我提供的帮助。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他们所有人的深切感谢。还有我的好朋友西奥多·巴斯卡兰（Theodore Baskaran）和蒂拉卡（Thilaka），他们一直以来慷慨地帮助我，鼓励我。 本书的某些部分最初是根据演讲报告尝试写作而成。这些报告会议由以下大学和机构举办：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理工学院生态科学中心（the Centre for Ecological Sciences，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Bangalore）、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环境历史组（Environmental History Group，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德里大学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Delhi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奥塔戈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tago）、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人类-大象关系研讨会（the Symposium on Human-Elephant Relations，University of Canterbury，Christchurch NZ）、威斯康星大学南亚协会（the South Asia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Wisconsin）。非常感谢这些机构，感谢拉曼·苏库马尔、R.德苏扎（R. D’Souza）、尤蓬德·辛格、法里纳·米尔（Farina Mir）、威尔·斯威特曼（Will Sweetman）、皮尔斯·洛克（Piers Locke）的盛情邀请，让我获得发言的机会。 我由衷感谢丽贝卡·格雷普芬（Rebecca Grapevine）。作为我的研究助理，她工作严谨，还教会我如何使用电子设备。我特别欣赏丽贝卡在制作“使用大象进行野战和攻城战的战场分布地图”（见图6.1）时建立数据库的工作，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野战和持久的攻城战。妮科尔·朔尔茨（Nicole Scholtz）不吝时间，以专业的知识绘制出4幅地图的电子版本（见图1.5、1.6、1.7、6.1）。伊丽莎白·佩马尔（Elisabeth Paymal）绘制了所有地图的最终版本。 我的研究由梅隆基金会资助。作为梅隆基金会的名誉研究员，我获得了来自密歇根大学文学、科学和艺术学院的配套基金，对此我甚为感激。历史系教工和时任主席杰夫·埃利（Geoff Eley）对我助益尤甚。感谢他们所有人。 我遇到很多幸运之事，其中就包括《永远的黑色》（Permanent Black）一书的作者鲁昆·阿德瓦尼（Rukun Advani）。他以精湛的编辑能力、友好的待人接物方式给予我宝贵的帮助。该项目还得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戴维·布兰德（David Brend）的关照，我的幸运也因此翻了一番。 部分情况下我会对引用的古代资料进行转述，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原始资料可参见《参考文献》。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上野生大象的数量锐减。大象的生存状况也令人担忧。 统计野生动物的数量本就十分困难，尤其是大象这样庞大的动物。而且，统计结果还会受大量不确定因素影响。但是，我们现有的信息十分确定：非洲象的数量依旧是亚洲象的10倍，据估计分别为50万头和5万头。然而，虽然非洲象的数量远多于亚洲象，但是因为国际象牙市场的需求刺激了偷猎行为，非洲象的数量也在迅速下降。虽然亚洲象受到当地政府更好的保护，甚至在一些地方，其数量还有所增长，但是高昂的象牙价格仍然威胁着亚洲象的生存。非洲象和亚洲象的未来依赖制度上的持续性举措，以保护大象免受各种人为因素引起的破坏威胁。野生大象的生存状况并不确定，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持续、坚决且有效的措施。现在，野生大象的生存状况已受到国家的监护。 鉴于这种威胁，尽可能了解大象退却的原因是很有帮助的。面对将大象推向灭绝的力量，了解大象能够留存下来的原因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本书致力于阐述印度地区大象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着重论述印度的王权，以及受到印度宫廷用象文化影响的地区，包括北非、西班牙至印度尼西亚，还有这种文化对环境的影响。除此以外，本书还分析了大象当前的处境在过去五千年中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与中国 当讨论印度的象文化何时传播至北非时，非洲象是论述的重点。但我的着眼点在印度，所以本书重点讨论亚洲象。首先我们总体概述近代以来亚洲象的数量。不同国家中，大象数量的区间范围按最高估算数字排序可列表如下（见表1.1）。 目前，印度拥有的亚洲象数量最多，约为3万头，而全世界亚洲象总数约为5万头。南印度拥有的大象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西高止山（the Western Ghats）的森林中，即泰米尔纳德（Tamilnadu）、卡纳塔克（Karnataka）和喀拉拉（Kerala）这三个相邻邦的交界地带。第二个大象数量集中的区域位于印度东北部一带，即阿萨姆邦（Assam）和梅加拉亚邦（Meghalaya）。印度大象总数中约有3 500头是驯化的大象。在南亚，印度的邻国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大象。其中斯里兰卡数量最多，不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仅有少量。我们没有巴基斯坦的报告，但其大象数量如今已微不足道。当然，野生大象没有国界线的概念，只要地形合适，它们会反复大规模地迁徙。 东南亚各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象，主要是那些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例如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老挝（曾被称为“南掌”，意思是“万象之国”）、柬埔寨和越南。人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发现了野生大象，但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爪哇岛是否有过野生大象，仍属未知。在加里曼丹岛 、马来西亚的沙巴州（Sabah）和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也曾发现过野生大象。我们了解到，为了满足东南亚王国统治者“进行印度化”的需求，中世纪和近代曾经存在过以驯化大象为商品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一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时期，东南亚诸国国王仍对大象采取印度式的使用方式。特别是在1750年，东印度公司向苏禄（Sulu）国王提供大象，这可能是现在该地区野生大象种群的来源。然而，我们很难将源自海上贸易的野象和当地遥远历史中幸存下来的野象区分开来。加里曼丹岛的个案仍有争议。但是，人们一致同意，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雨林中的大象源自印度，这些大象是驯化大象的野生后代。这些驯服的大象因用于工厂做工而被引入该地，直到1962年这些工厂被废弃。它们的后代则成为野生大象。 中国在这个名单上十分靠后，拥有200至250头野生大象。中国的大象主要分布在与缅甸毗邻的西南山区——云南省；换言之，这里的大象栖息环境类似于东南亚。中国拥有的大象数量太少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样做并不可行，因为有历史记载以来，整个中国都或多或少发现过野生大象。此外，云南已经成为中国环保主义的中心，率先对大象采取了保护措施。 文焕然将过去七千多年时间里中国野生大象的分布情况做了详细记录，也记录了大象退却至云南地区的过程。伊懋可在其论述中国环境史长期情况的权威著作《大象的退却》（2004）一书中，引用了文焕然的研究成果。这两部著作对于目前的研究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与印度进行比较的参照点。 文焕然这部关于大象的著作从属于一项更加巨大的工程，即追踪历史记载中某些动植物种类的分布变化。他的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大象残骸，当时认为这些都是引进自东南亚的驯化大象。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野生大象曾分布于整个中国。明朝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一些来自东南亚诸国王的驯化大象曾被当作贡物敬献给中国皇帝。这大概就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如此推测的根据。7直到后来，在古生物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前文提及的大象曾在中国分布广泛的观点才建立起来。由此，人们才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野生大象在除云南外的中国各省被逐渐捕杀或驱赶。该事实已然得到充分认可，但还不为中国以外的世界所知晓。 文焕然绘制了中国部分地区大象分布图。该地图标注了90个地区的数据点，来表示该地发现了大象遗骸、活象记录或者两者兼有（见图1.1）。根据这些数据点的年代模式，文焕然在地图上添加了特定时间内野象分布极北区域的边界线（见图1.2）。 文焕然还在地图中用线条简单呈现了不同时期的大象分布情况；同时也完整地呈现出，直至今日，野生大象都在持续向中国的西南方向退却，仅有数百头大象留存在云南一隅。中国的野生大象曾漫步于北纬19°至北纬40°的大地上，但现在其分布范围的极北值约为北纬25°。 如何解释大象在中国的退却？文焕然认为，气候是首要因素，人类活动也强化了该趋势，包括毁林耕种和猎取象牙。根据文焕然的观点，亚洲象进化出了一种特性，它们对周围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体形庞大，对食物和水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大象的生殖循环很慢（两年妊娠期、独胎、生育间隔较长），并且不耐寒冷。大象的外形极为特殊，它拥有长鼻子、特殊的牙齿结构（其门齿衍变成长牙，且牙齿数量减少，还形成了四颗大型的臼齿）。同时，大象对温度、阳光、水、食物的要求较高，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却相对较低。依据文焕然的研究，虽然可能存在短暂的逆转期，但是在过去七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较温暖变为寒冷。 这种气候变迁模式符合野生大象生活范围的最北值逐渐南移的趋势。在这个总体南移的大趋势中，最北值有时会因为一些微小的逆转而出现波动。从相当长时间跨度的自然史角度看，文焕然将大象在中国退却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然而，人类活动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导致大象现在处于濒危状态。文焕然认为，有史记载以来，无节制的捕捉和猎杀对大象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伊懋可认同这一观点，同时也认同野生大象在环境史中的特殊地位相当于“矿工的金丝雀” （the miner’s canary）。在其著作开篇，伊懋可就转载了文焕然绘制的地图。同时，除了对气候变化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伊懋可更关注人类造成的环境破坏。因此，文焕然的研究指向自然史，伊懋可则更倾向于人类史。 伊懋可聚焦于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他通过丰富的中文资料（包括典籍文献和官方档案），极其详细地追溯了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的历史情况。他分析认为，人类对大象发动了长达三千年的战争，而大象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在中国古典文明中，周朝文化中就存在着“普遍针对野生动物的战争”。这种观点过分吗？查尔斯·桑夫特分析了从秦朝至西汉的法律，其中便有季节性地限制捕捉野生动物、禁止猎杀处于生长期的动物（尤其是在春夏两季）、在休耕期允许捕猎行为的记载。捕捉小马驹、幼兽和孕期中的动物，捕食蛋卵，破坏鱼鸟巢穴，砍伐树木，通过放火焚烧草地进行捕猎，这些行为都被禁止。虽然伊懋可清晰地指出，这些管控措施未能有效防止自然被破坏，但是查尔斯·桑夫特认为，它们显示了保护自然的意图。这一发现修正了伊懋可的观点——这场“战争”是人类尤其是王室蓄意为之。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伊懋可的总体观点——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在伊懋可的论述中，大象可以充当自然环境总体恶化程度的晴雨表。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要认清大象退却的事实。大象是伊懋可整个研究主题的首要对象：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华文明面前处于衰落的状态。该书将大象的退却作为论据，进而论证了：人类及其活动造成了中国野生动物普遍面临生存困境，大象是其中的典型性物种。与大象的战争分为三条战线：第一，砍伐森林用于耕种；第二，消灭或捕捉大象以保护农民的庄稼；第三，狩猎大象以获得象牙和象肉（象肉被美食家所推崇）、从事战争、参与运输以及举行典礼仪式。就我阅读的涉及中国君王与大象关系的证据资料看，使用大象作战的情况非常少见，似乎只在非汉族群体中有此案例。与印度成熟的战象文化不同，战象从未在中国成为一种习俗。 伊懋可查阅了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和宗教领域中涉及环境的丰富资料，在其著作中用三个章节来论述这些史料中蕴含的自然观点和原始环保主义的态度。他的结论是，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卷帙浩繁的文献记载中，有关环境史的信息资料非常庞大，但其中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这是一个重要且影响广泛的观点，值得详细引用： 最后，本书概述的价值与观念史显露出一个问题，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且影响我们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解。前文考察和翻译的宗教、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一直都是我们描述、观察甚至产生灵感的丰富源泉。但是那些主导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彼此之间常常相互矛盾，对于中国的环境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没有多少解释力。个别案例确实可以解释得通，例如：佛教有助于保护寺院周围的树木；执法带来的神秘性笼罩着清皇陵，使周围环境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解释不通的情况更多。撇开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人为环境是由中国人特有的信仰经过三千多年的长期发展和维持所形成的。或者说，中国在自然世界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与权力、利益追求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在二者互动中产生的技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因此，特有的信仰和观念对中国环境史的影响微乎其微。伊懋可有力地证明了，环境变迁的真正动力是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而这一观点对研究印度的历史学者来说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历史学者参阅的文献资料大多是由宗教学者著述的。也就是说，如伊懋可的书中所述，把中国的土地使用模式同法国或者书中所说的印度模式相比较，中国的模式看起来就不仅仅在单纯地追求权力和利益。如何根据各种需求分配土地似乎才是根本性的选择或优先考虑的因素；我称其为土地伦理，它本身是一种占据主导的观念，尽管文献中可能呈现出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土地伦理问题上最显著的差异并不是在文学、哲学或宗教观念上，而是在君王与大象的关系上。具体说来，印度诸王国和东南亚进行印度化的各王国都会捕捉野象，训练它们作战，然而使用大象作战的制度却从未扎根于中国。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的君王曾经接触过运用大象的战争，但是他们拒绝将其作为战争手段。就此问题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需要考察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种植农业极度依赖大量劳动力，而印度的农业则依赖于家养驯化动物和放牧畜牧动物。我们可以用战象的历史进一步解释中印之间的不同：一方面，大象在中国大规模地退却；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印度和东南亚的野象尽管也在大规模地退却，但却留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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