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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一本了解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民国时期的“职场”是怎样的?公司福利如何?本书通过对企业生态、行政管理、福利保障、工会团体等问题的讨论,全面展现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多重面向。
2.充分体现比较的视野。本书注重对比不同类型企业的劳资关系,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者、不同实业加以深入分析,帮助读者形成对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总体认识。
3.使用了大量一手史料。本书除了大量引用《申报》《大公报》等报刊资料,以及多地档案馆所藏之馆藏档案,还特别援引了《女工日记》等民间史料。
4.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书所涉内容虽然只在民国时期,但从中可见现代职场制度之雏形,其对底层劳工生活状况的生动展现,很能启发读者思考,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编辑推荐一:
本书是一本可以全面了解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书。劳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作者既梳理了主线,又注意到了历史的细节。例如,作者提到在民国时期就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开始实行“三八”制,并且管理者表示,这样的管理制度对企业生产效率、员工的凝聚力与企业向心力都大大有益。近一百年过去了,996、007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否值得我们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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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全面展现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社会史研究著作。作者运用大量一手史料,如《申报》《大公报》《女工日记》等,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者、不同实业的劳资关系加以深入分析,讨论了企业生态、行政管理、福利保障、工会团体等问题,呈现出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纷繁复杂的样态。本书尤其注重在微观上对社会底层劳工生活实情的展现,对读者认识或重新认识民国时期劳资关系有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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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田彤,男,1966年4月出生,籍隶辽宁营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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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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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基本概念
二、学术前史
三、基本思路与方法论
第一章 民初以来的主义话语与劳资关系
一、“五四”前之主义并jin与劳资关系
二、“五四”后之主义更迭与劳资关系
三、主义话语下之劳资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四、阶级斗争与劳资合作
第二章 企业生态与劳资关系
一、车间政治
二、科学管理
三、企业文化与劳资合作
第三章 劳动行政管理与劳资关系
一、人力资源管控
二、工厂检查
三、沪公共租界人力车改革
第四章 保障体系与劳资关系
一、工人福利保障的规范化
二、福利事业的推展
三、福利事业成效及劳资态度
四、资方的经济困境
第五章 劳资团体与社会网络
一、工会与商会
二、劳资团体与党政机关的人脉
三、中间组织
四、基督教青年会与工人社区
五、工人与国际组织
第六章 国民党工运与劳资关系
一、训政下的工运
二、工会与工会法
三、工人训练
第七章 工人群体政治化与工人阶级形成
一、群体与阶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
二、五一纪念中的矛盾与冲突
三、工人的“工人阶级”化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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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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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之实施“三八”制
“三八”制可谓最典型的“减员增薪”办法。战时重庆申新纱厂实行“三八”制,得到工人“要求永久实行”的支持,其工人流动较其他厂为少。申新从中获益颇丰:“做细纱的,有些人每天在12小时制时管18管,现在可以管到22根毛管,有些以前管16根毛管,现在可以管到21根。做绕纱的工人,有些以前12小时内绕30车,现在仍绕30车。做并条的,以前28或29个字,现在可做到33或34字。做钢丝,以前做6个或7个字,现在也可做6个字。”工人因减少工时,“健康情况更形好转,病疾人数由平均20%减到3%”。在重庆申新之后,重庆豫丰纱厂随之也试行“三八”制,三年来,1400多名女工、800余名男工“跳厂的风气是改变过来了,特别是女工的流动也渐渐少起来”。
“三八”制能够在某些地区,主要是纱厂中实施确属特例。立法院劳工法委员会召集人史维焕会同史尚宽,自1935年8月12日起,沿北宁线(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平汉线(北平、长辛店、保定府、定县、石家庄、郑州、开封)、正太线(石家庄、陉县、太原等地),考察劳工工时、待遇、设备、管理等项,尤对于开滦、陉县、柳江等处之煤矿、永利碱厂、耀华玻璃厂,及各地纱厂与北平市地毯手工业等,详加调研。9月初,在返京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史维焕有言:“至于工作三八制,亦不易施行,但改良工厂设备,则为不可稍缓之事实。”重庆申新分厂在战时的1941年能第一个实行“三八”制,“完全”是由于主持人章映芬的“坚持”。当时,有人已经指出:“没有战争,便没有三八制的实行。”在1947年9月召开的经济部纺织工业生产会议上,黄希阁委员指出:“三八制之倡导试验,亦终归失败。”“目前各厂为顾全劳资双方利益,大都以两班十小时工作为标准”,“劳工精力,固难胜任,即产品质量等,不易增进,实得不偿失沉寂制度也”。他因此建议,工时仍以12小时为“一班”,但可划分为10小时工作,1小时教育,1小时休息。出席委员审查后,同意“原案保留”,黄氏的提议得到了同仁们的支持。
同时也得说明,实施“三八”制,实际上是一项综合改革。天津久大、永利自1927年3月起改行“三八”制,仅五个月即节省人力成本。如原一班锅工为7人,每天二班共计14人;改为三班后,每班4人,三班共12人。工人减少,“出产没减少”。工人每天多4小时闲暇,身心既有充分休息,便可参加读书、游艺等活动。支撑“三八”制顺利实施的条件是优厚的待遇。久大工人收入有工资、申薪、奖金、溢盐金、加工津贴等五种。“申薪”即第13月工资,凡入厂一年以上者,“不论工作勤惰”均有此薪酬。唯请事假逾一个月者,须按过期天数照扣。两厂“最纯工资”,除艺徒外,均为每月大洋7元5角。两厂福利“也是国内工厂少见的”。工人医院、工读班和共同贩卖所,由两厂合办。明星小学由久大担费,供两厂职工子女免费入读。久大建有工人寝室40间,病室5间,课堂2间及食堂、厨房、洗衣室、沐浴室、理发室各1间。厂方免费供煤水电灯,按照原价发售日常食品。厂方另建有廉价房屋供家属租住。娱乐方面有户外游戏、新年走会、夏令会、新剧。储蓄、汇款及工友互助会也一应俱全。国企中国电工器材汉口分厂,成功实行“三八”制而无工潮发生。其经理薛程功自信地对记者笑答:“工潮在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的。”他承认实行“纪律和亲爱”式管理,及时“依照物价比例而随时调整”工资,充分保证了工人对企业的向心力。
节选自田彤《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阶级: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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