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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世纪俄语文学巅峰之作全译本全新上市
翻译家黄秀铭潜心多年打磨译文 译文精到考究 最大程度还原原文意蕴
全景再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忠实记录普通人在被大时代裹挟时的困境与勇气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世纪诗史《生活与命运》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斯大林-希特勒时期的《战争与和平》。
——《明镜》周刊
《生活与命运》不仅是一本大胆而聪明的书，还是以契诃夫式的巧妙写就的。
——《展望》杂志
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
——《外交政策》杂志
格罗斯曼是严肃的，悲剧性的，纯洁的……
—— 德米特里·贝科夫
瓦西里·格罗斯曼是苏联的托尔斯泰。
——马丁·艾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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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人生在世，是动物般地生存，还是要有尊严地生活，甚至为之而不惜牺牲性命？在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是俯首听从命运的安排，还是起而抗争，甚至掐住命运的咽喉？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史诗巨著《生活与命运》，围绕老革命家沙波什尼科夫的遗孀亚历山德拉和她的三个女儿及其各自的家人，再加上与这个家族枝蔓相连的上百个人物，讲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军将帅、战士、民众的生活与命运。整部小说充满悬念，高潮迭起，但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在一个被战争和意识形态纷争撕裂的世界，人们怎样生活，他们如何选择，以及他们的命运怎样被这些选择所改变。
柳德米拉是亚历山德拉的大女儿，她丈夫施特鲁姆刚刚在核物理研究中做出了重大突破，却因为“异己的、非苏维埃的观点和情绪”而受到批判。如果拒不“悔改”，他可能被逐出研究所，甚至被投进监狱。在巨大压力下，他应该违心地检讨、认错，还是不允许任何力量“夺走他心中的正义”？
柳德米拉的前夫阿尔巴丘克在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中被逮捕，关进了苏联劳改营。一天晚上，一个无辜的难友被同囚室的刑事犯杀死。尽管阿尔巴丘克已经被驱逐出党，他还是认为党性要求他揭发罪犯；但他又很清楚，如果揭发，刑事犯的同伙不会放过他。揭发还是不揭发？
叶尼娅是亚历山德拉的小女儿，在苏军发起反攻前夕，她的前夫（职业革命家）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而男友（坦克军军长）在反攻中被授予重大任务。她应该去卢比扬卡探监为前夫提供道义支持呢，还是应该接受男友的邀请去前方看望他？
女军医索菲娅是叶尼娅的好友，她被德军俘虏，和孤独的小男孩达维德一起被押送到集中营。她应该报出自己的医生身份而暂免一死，还是和达维德一起走进毒气室？
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的前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 - 莫尔日在得知挖基坑是为了建毒气室后，是应该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儿，还是冒着被立即处决的危险而罢工？……
《生活与命运》被认为是20世纪俄语文学的巅峰之作，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媲美，自从被译介到国内以来，一直备受读者推崇。此次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全新译本是由翻译家黄秀铭根据莫斯科苏维埃作家出版社（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年版本无删减译出，译文经过多年打磨，精到考究，兼顾准确性与文学性，最大程度还原了原文的意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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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 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Иосиф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苏联作家、苏军战地记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为了正义的事业》《人民是不朽的》等。
格罗斯曼1905年出生于今乌克兰城市别尔季切夫的一个笃信哈斯卡拉（犹太启蒙运动）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属于孟什维克。
格罗斯曼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其后在顿巴斯当工程师时，仍未放弃写作。他于193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引起了高尔基和布尔加科夫的注意，两人鼓励格罗斯曼继续写作。苏联著名电影《政委》即改编自这部仅四页长的小说，该电影1967年被克格勃查封，1987年被解封，在1988年莫斯科电影节展映，并于该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罗斯曼放弃了工程师工作，全身心投入写作。到1936年，他发表了两本小说集，并在193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在“大清洗”期间，他的一些朋友和近亲被逮捕，其中包括妻子奥尔加。格罗斯曼为解救妻子持续努力了好几个月，不断向有关单位写申诉书，终于在1938年使妻子获释。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后，格罗斯曼的母亲被困在别尔季切夫，最终和数万犹太人一起被德军杀害。母亲的遭遇在格罗斯曼的巨著《生活与命运》中得到反映：小说主人公施特鲁姆的母亲安娜身陷德寇占领区，被杀害之前，她给施特鲁姆写了一封诀别信。格罗斯曼的母亲也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这封信格罗斯曼后来一直随身携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战”期间，格罗斯曼获准免除兵役，但他自愿前往前线，从1941年8月到1945年1月在前线度过了一千多天，作为战地记者为备受红军官兵欢迎的红军军报《红星报》工作。他描绘了许多重大战役，如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巴格拉基昂行动、柏林战役。除了战争通讯，格罗斯曼撰写的小说如《人民是不朽的》也得以发表。格罗斯曼于1950年所写的小说《斯大林格勒》（后被改名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以他被围困期间的亲身经历为素材。
终其一生，格罗斯曼只有很少几部作品得以发表。格罗斯曼于1959年完成了代表作 《生活与命运》，但当他于1960年将其提交给苏联大型文学期刊《旗帜》编辑部后，克格勃搜查了他的家。《生活与命运》的原稿、副本、笔记本、打字机副本、打字机色带都被“逮捕”。在赫鲁晓夫治下的“解冻期”，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在其中这样说道：“这对我有什么用，我的肉体得到自由，但我为之献出了生命的书却仍旧被封禁……我不放弃……我为我的书要求更多的自由。”
苏共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对格罗斯曼说，他的书至少要二百年后才可能出版。
格罗斯曼于1964年去世，临死仍然不知道《生活与命运》将来是否会被人阅读。
1974年，格罗斯曼生前好友利普金将一份幸存的《生活与命运》手稿拍摄到缩微胶卷上，在讽刺作家沃伊诺维奇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帮助下，缩微胶卷被偷运到国外。1980年，《生活与命运》初次在瑞士发表。在戈尔巴乔夫执行开放政策后，《生活与命运》在1988年于俄罗斯出版。《生活与命运》的原稿共计大约一万一千页，最终由俄罗斯秘密警察于2013年7月转交给莫斯科国家档案馆，并对公众开放。
评论界认为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堪与托尔斯泰描写第一次卫国战争的不朽作品《战争与和平》相媲美。1998年，索尔仁尼琴也表达了对格罗斯曼这部“富有耐心、矢志不渝、影响深远的作品”的“极大敬意”。
译者简介
黄秀铭
生于成都，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工建筑专业毕业。从事过除水工建筑外的多种工作，包括管工、电工、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小学教师、中学教师。1978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1982年入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后转入计算机系），获博士学位。俄-中、英-中译作曾在《音乐译文》《中外文学》《科学文艺》《华夏地理》《天南》等杂志上发表，并有《门德尔松》（与黄秀全等合译）《预测未来》（与汪玮琳等合译）《变化中的世界》《我的诈骗生涯》等译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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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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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第一部
263 第二部
515 第三部
735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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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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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1
起雾了。公路旁的高压电线，不时被汽车前灯照亮。
夜里并未下过雨，但黎明时分的地面沾上了露水，禁行的信号灯一亮，潮湿的柏油路面上就映出一个模糊的红色光斑。集中营的气息许多公里之外就能感受到。电线、公路、铁轨，都朝着集中营汇聚，越来越密集。这是一个由直线构成的空间，大地、秋空、薄雾被一条条直线割裂成无数个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处传来悠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一长串卡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与一列似乎没有尽头的货运列车平行前进，有时速度几乎一样。身穿军大衣的卡车司机对并排行驶的货运列车不屑一顾，对车厢里那些苍白、模糊的面孔，也毫无兴趣。
雾霭中，逐渐显现出集中营的围栏——拉在一列列钢筋混凝土桩上的一排排电线。集中营棚屋一路排下去，形成宽阔的长街。单看棚屋千篇一律的形状，就知道别想指望这座庞大的集中营有什么人性。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乡村木屋中，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任何生命物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人或两朵野蔷薇，竟然会一模一样……如果用暴力扼杀生命的个性和独特性，生命本身就会消亡。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既随意又留神地看着一掠而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带玻璃圆顶的混凝土岗楼。玻璃圆顶里面，能看到手握机枪的卫兵。司机向副司机递了个眼色，机车随即鸣起汽笛。灯火通明的岗亭、停在条状拦木前的卡车、红色的信号灯一闪而过。
远处传来迎面驶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来的是楚克尔，听他那牛气冲天的汽笛声就知道了。他卸完了货，正开空车回慕尼黑呢。”
空车与开往集中营的货运列车交错而过，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被撕裂开来，车厢之间闪过一片片灰色空隙。片刻之后，广阔的空间和秋日的晨曦又融汇在一起，撕裂的碎片化为律动的画布。
副司机掏出一面口袋镜，照了照自己脏兮兮的脸颊。司机打了个手势跟他借镜子用。
“老实说，阿普菲尔同志，”副司机愤愤地说，“要不是给车厢消什么毒，我们晚饭前就能到家，哪会像现在这样，累得要命，不到凌晨四点是别想回去了。难道在咱们枢纽站就消不了毒？”
老司机不耐烦再听他没完没了地拿消毒说事儿。
“长拉一声汽笛，”他说，“咱们不进备用站台，直接去卸货总站。”
2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知识真正派上了用场，这可是自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头一回。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与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想起侨居伦敦和瑞士的岁月，那些日子里，革命同志经常聚在一起，用好多种欧洲语言交谈、辩论、唱歌。
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迪告诉莫斯托夫斯科伊，集中营里关押的囚犯来自五十六个民族。
命运，面色，穿着，沙沙的脚步声，一成不变、用大头菜和俄罗斯人称为“鱼眼”的人造西米熬的汤——对于集中营各个棚屋中数以万计的居民而言，这些全都一样。
集中营当局凭编号和缝在人们外衣上的布条颜色来区分囚犯：红布条是政治犯，黑布条是怠工者，绿布条是小偷和杀人犯。
因语言不通而无法相互理解的人，被共同的命运维系在了一起。声名卓著的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与目不识丁的意大利农民和克罗地亚牧羊人睡在相邻的硬板床上。当年惯常吩咐厨师第二天早上准备何种早餐、不时抱怨胃口不好而弄得女管家提心吊胆的人，如今跟吃了一辈子腌鳕鱼的人一起上工，木头鞋底同样敲在地面上咔嗒作响，一起眼巴巴地张望：送饭的人怎么还没来？
就集中营囚犯的遭际而言，相似之处正由彼此的差异而生。回忆过往，无论想起的是尘土飞扬的意大利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的阴沉喧嚣，还是博布鲁伊斯克郊区领导干部住宅中的橘黄色纸灯罩——所有囚犯，无一例外，从前过的日子都美着呢。
一个人关进集中营前的生活越艰难，他为美化往日生活而撒的谎就越离谱。撒这种谎其实没什么实用目的，只是为了赞美自由而已：集中营外面的生活，怎可能不幸福？
战前，这个集中营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罪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囚犯被关到这座集中营，只是因为在与朋友交谈时批评了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了个政治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加入地下党派；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是：这一切他们都有可能干。
将战俘关押在政治犯集中营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项创新。在这里，除了在德国上空被击落的英、美飞行员之外，还有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盖世太保逼迫他们提供情报，与德方合作、出谋划策，或者在想得出来的种种声明上签字。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试图擅自离开军工厂或建筑工地的人。将出工不出力的人关到集中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又一项创新。
外衣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囚犯是从法西斯德国出逃的移民。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创新：任何离弃德国的人，无论在国外表现得多么忠于德国，都是政治上的敌人。
外衣上缝着绿色布条的人是小偷和窃贼，他们是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的特权阶层，当局依靠他们来监督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来管制政治犯，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又一项创新。
有些人的际遇如此奇特，当局竟然想不出该用什么颜色的布条来代表其过往。他们当中有一个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学习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个来自中国的物理系学生。不管有没有布条、布条什么颜色，国家社会主义反正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床位、一饭盒的汤和沼泽地上一天十二小时的苦力活儿。
日日夜夜，一火车一火车的人陆续来到死亡营和集中营。空气中充斥着车轮的隆隆声、机车的呼啸声和数十万囚犯前往工作场所的脚步声。每个囚犯的衣服上都缝着一个五位数的蓝色数字。集中营不断成长，不断扩张，俨然成了新欧洲的新城市——街道和广场，医院和跳蚤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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