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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以财政史和财政社会学为视角,考察大分流同期明朝的实际财政问题,详述商人扮演的角色和行为,呈现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财政国家的转型路径,助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內容簡介:
本书重点从财政史和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紧紧抓住两条主干脉络,其中一条全方位地考察明朝时期国家在应对其核心财政相关问题,包括国营专卖、商业税、对外贸易、货币与消费等时,如何构建其财政制度和推行财政政策,以及当时的学界相应提出的意见和政策建议。本书的另一条脉络以商人群体为切入点,研究其在明朝财政制度下的角色和行为。两条脉络共同绘制出财政视角下以明朝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财政国家的转型之路上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本书适合高校科研院所财政经济学师生、税务机构负责人、财务从业人员,以及对于明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關於作者:
华腾达 90后青年学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同济大学工程管理学士,曾为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现为上海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西方财政制度、财政史。已出版的学术成果有英语专著Merchants, Market and Monarchy、德语专著Handel im Chinesischen Imperium der Frühen Neuzeit、译著《茶业战争》等。其论文曾获得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ESHET)2020年度最佳青年学者论文奖。
目錄 :
目录
绪论 1
“李约瑟之问”等问题都好奇为什么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无疑,一国的财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其中是占有不少分量的。
一、为什么研究大明帝国的财政? 3
二、相关研究概述 6
三、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明代的财政制度和商业环境 19
公共品如道路网和驿站的建设,民用只是其次的。其最主要的目的,仍然是服务国家和国家财政。明代中后期,频频出现财政危机,张居正是借此节省开支,改革后全国邮驿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
一、明代的政治制度 21
二、明代的财政制度 26
三、明代的商业环境 33
四、纵横向比较 47
第二章 明代国营专卖中的财政与商人 59
明帝国商人在国家与商人的合作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在看似其角色必不可少的表象之下,明朝商人的存在完全是为帝国财政服务。而且,商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当时掌管国家财政的官员手中。
一、明代关于国营垄断和商人的财政观点 62
二、明代商人与国家的合作: 以食盐贸易为例 72
三、明代食盐专卖: 财政观点 78
四、附论: 明廷对商人的利用 85
第三章 明代商业税中的财政与商人 93
明初洪武帝和永乐帝创造的一些用于打击逃税的创新举措收效甚微,以至于到了明中,商人的逃税现象日益猖獗,而且很多基层的税收官员也并不作为。明朝末期,万历帝的矿税和加派税吏,以及之后魏阉集团的政策,短暂地增加了明廷的财政收入,却让商人怨声载道。
一、明代的商业税征收与商人 96
二、明初的商业税 98
三、明中期的商业税 101
四、明末的商业税 105
第四章 明代农业税和非税收入中的财政与商人 113
商人的地位虽然仍远不及士阶层,但和固守土地的农民和难以创收的工匠相比,明帝国商人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功成名就的商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大量购置土地,并发挥和乡绅类似的职能,甚至成为乡绅,为村民们修建祠堂、改善基建等,从而在自己的家乡和老乡中博得好名声。
一、明代农业税收与农商关系 116
二、明代土地交易与商人 128
三、明代其他非税收入与士商关系 133
四、附论: 明代的士农工商关系 140
第五章 明代对外商贸活动中的财政与商人 147
利用外贸发展沿海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在贸易上补短板,被认为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思考的出发点并不是站在维护商人权益的角度。
一、明代关于对外商贸的财政观点 150
二、明代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与商人 162
第六章 明代对内商业活动中的财政与商人 181
明代徽州商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可能除了盐业之外,也就是典当业占有着重要地位。他们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
一、明代国家和商人的高利贷活动 184
二、明代商人的消费与国家财政 193
三、明代皇室内府的商业活动与国家财政 205
结语 明代的财政与商人 215
对于国家财政而言,商人兼具“贡献者”和“参与分配者”两个身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和士人阶层一样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一、明代财政制度: 商人视角 218
二、结语: 大分流视角下的明代财政和商人 225
参考文献 232
內容試閱 :
绪论
一、为什么研究大明帝国的财政?
(一)反观大分流同期的中国实际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在3至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的提问是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好奇为何中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很薄弱,为何能在古代创造出众多伟大的科技成果,但在坐拥这些极重要科技成果的同时却又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而更进一步,我们也不禁想要追问,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同时期的中国发生?
自这一问题提出伊始,众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比如可能是所有解释里最出名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比较了工业革命前夕东亚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并以当时的江南地区和英格兰的比较举例。不过,无论是何种解释,科技的飞升与工业革命的推进总离不开一个因素: 原始积累。而这正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毫无疑问,财政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然而其重要性却毋庸置疑,对明帝国来说亦是如此。从财政上看,“帝国依托于君主的土地所有权建立统治权,用君主对个人及家族的关心,激励并约束他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为”。
选择明代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和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基本处于同期,而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外扩张。一些学者喜欢对中国与欧洲在财政制度上的异同进行分析。这个研究思路无疑是合理的,对明代财政制度的讨论亦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不过,在财政制度之外,很多学者的分析却鲜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商人这一重要的群体,或许商人阶层历来都不是财政史研究关心的主要群体。在近代欧洲的发展史上,商人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小觑的。那个时期的欧洲商人有权放贷给国王,能支持国家出兵与外国打仗或进行殖民侵略,亦有相当多的创新,比如现代商业法律雏形的创立,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银行的创建,汇票、信用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商人还能直接接管国家财政,比如在拜占庭帝国后期,中央政府由于缺少资金,直接把国家重大项目的专营权和税收权都交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威尼斯商人。
反观大分流同期的明帝国,总体上,之前的不少学者均认同明帝国财政趋于僵化,而明代的商人群体毫无话语权。从当时中西方大分流的结果来看,这一论断应该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然而,我们肯定不能只得出这么一个“单一性论断”。很多研究中所体现的思想桎梏是颇为根深蒂固的,“一些人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广大民众被沉重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一些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这种质疑是合理的:明帝国是否真的只是皇帝一人独大的专制?明帝国的统治阶层是否真的“残暴荒淫”?明代的财政制度是否真的僵化?即使真的是僵化,其原因是否是财政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执行不力,还是有其他因素?明代的商人群体是否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权是否随着明代商业发展而有所改变?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在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前,都是无法妄下结论的。
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本研究最关心的是: 明代的财政制度与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两者如何互相影响?明代商人为明代国家财政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书将详细解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