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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明代航海图绘就的全球化图景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伦敦从一个不起眼的羊毛和布料贸易中心，转变为一座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全球性城市。在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众多因素中，伦敦与东亚贸易城市的接触与交流（或暴力、或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探究数百年前那一场东西方交流的起点，则是收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一幅明代航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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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全球史学术著作，研究了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伦敦从一座区域性城市转变为全球化城市的过程。
16世纪50年代，在欧洲最有资格被称为全球化城市的是安特卫普，它是德国与西班牙银币、葡萄牙大米、西班牙糖交易的中心。当时的伦敦只有7.5万人，仅仅算是羊毛和棉布交易中心，正在竭力从黑死病的灾难中恢复。但是到了1700年，伦敦城已经拥有57.5万人，成立了第一批全球贸易公司，并与地中海世界之外的非欧洲国家建立了联系。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令伦敦成为一座全球化城市？
巴切勒认为，伦敦的成功转型并不仅仅是与被大书特书的大西洋定居、市场和经济有关。通过研究塞尔登地图（藏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幅中国古代地图），巴切勒发现了中国商人的贸易航行网络，由此揭示了伦敦的成功转型同样受益于其与东亚贸易城市的邂逅及对东亚贸易的参与。巴切勒指出，在伦敦城的转型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图书、手稿和地图的翻译上，而且体现在跨文化的思想和知识传播。巴切勒证明“翻译”帮助伦敦理解并适应了全球贸易环境。通过观察伦敦的全球贸易谈判，巴切勒将伦敦知识网络的发展，归结为获得了大量国外资源，更重要的是，摆脱了教会与国王的控制，从而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
通过综合有利于伦敦成为一座全球化城市的外部因素和证据碎片，巴切勒撰写了这部关于伦敦城的非欧洲语境的发展史。对于那些对“翻译”具有的文化政治属性、商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英国和亚洲的文化和历史地理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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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罗伯特·巴切勒（Robert K. Batchelor），佐治亚南方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英国史、中国史等。
译者简介：
于振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社会史。
王博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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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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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译亚洲
第一章 全球公司
第二章 国家自治
第三章 历史的价值: 语言、记录与法律
第四章 专制主义形象
第五章 世界体系
结 语 亚洲与近代伦敦的形成 354
致谢
手稿注释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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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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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都市
如今， 在学者们看来， 伦敦是 “全球化都市” 的典范。 据估计， 目前伦敦市区和郊区的常住人口多达 2100 多万人。 9 这座城市是当今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 其居住者来自世界各地。 然而， 1549 年的伦敦还不具备这样的全球性。 大多数伦敦商人还需要依赖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 或通过汉萨同盟等在伦敦定居的外国商人来了解海外贸易的消息。 当时， 伦敦面临的问题几乎不会涉及欧洲以外的地区。 当时的伦敦人对翻译、 语言或者宇宙观的理解还要依赖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 如多瑙河、 莱茵兰和低地国家的讲德语的城市或亚平宁半岛的人文主义者和新 教徒作家， 代表性的人物有彼得·阿皮安 (Peter Apian)、塞巴斯蒂安·明斯特 ( Sebastian Münster)或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如果一个人曾在 16 世纪 40 年代在欧洲范围内寻找全球化城市， 最有可能入选的城市将会是伦敦的重要贸易伙伴——安特卫普。 16 世纪初， 安特卫普是德国和西班牙白银交易的中心， 也是葡萄牙香料以及西班牙白糖贸易的中心。 伦敦最富有的行会——羊毛贸易冒险商人公司——特地设立于此。 不仅如此，1516 年， 托马斯·莫尔爵士 (Sir Thomas More) 就是在这座城市的印刷厂首次出版了 《乌托邦》 (Utopia)。 1540 年， 安特卫普已经成为查理五世时期十三省的文化、 政治和经济中心， 成为连接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帝国城市。 但安特卫普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将自身的关系网外包出去， 这也就意味着这座城市对外的依赖性很高， 无法独立自主。 正如历史学家斐迪南·布罗代尔 (Ferdinand Braudel) 所说: “安特卫普是一座由外部代理机构创造的世界城市。” 安特卫普自身关系网的特性促使在解释这个世界时， 萌生了新的思想和技术， 此处的“世界” 是安特卫普这座城市抽象的产物。鲁汶 (Louvain) 的伽玛·弗里西斯 (Gemma Frisius)和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的著名地图和宇宙学作品， 以及后来的地图集绘制者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 (Abraham Ortelius)， 将这座城市的关系网变得众所周知。 他们的作品常常被视为整个欧
洲甚至纯粹科学的产物， 比如墨卡托的地球仪。
相比之下， 当伦敦对全球空间和时间进行重构时， 原本仅在局部地区显得重要的事物， 也就是 1675 年建立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 (Royal Observatory) 以及 1767 年诞生于此的航海天文历 (Nautical Almanac)， 现如今也都能证明伦敦作为中心地位的持久性。 尤其是新天文台的出现， 表明伦敦在 1549 年到 1687 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航海事业取得了显著发展。例如，1682 年， 这座城市接待了来自摩洛哥、 俄国和万丹的有名望的使臣; 威廉·佩恩留在这里着手与德拉瓦人 (Lenape) 就土地问题进行谈判; 东印度公司从泰晤士河边的仓库中拿出武器， 支持与台湾郑氏家族的商人团体结盟， 这是郑氏家族最后一次不顾一切地抵抗清王朝。 以 16 世纪理查德·伊登 (Richard Eden)和理查德·哈克卢特 (Richard Hakluyt)汇编的著作为基础， 伦敦书商的书架上现在摆满了旅行者、 传教士和商人撰
写的书籍。英国皇家学会 (建立于 1660 年) 的目标是建立一门与全球性相关的学科。 除伦敦以外， 牛津和剑桥此时也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图书馆; 勤勉的陶工们也在努力工作， 试图与中国瓷器和荷兰代尔夫特瓷器竞争; 最初的咖啡馆和瓷器店也应运而生。 从德特福德 (Deptford) 和其他地方扬帆远航的船只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供应， 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为什么伦敦出现了这些变化呢? 最显而易见、 最传统的答案是伦敦崛起了———有时被称为 “简单的范式”。 这座城市在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通过移民逐渐发展起来。 这些移民有的来自英格兰、 威尔士、 苏格兰和爱尔兰， 有的来自低地国家、 德国城市、 法国、 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 还有就是乘船来到伦敦的人， 如人数不多的中国和印度水手、 西非和北非人以及美洲的克里奥尔人。 历史学家们早就意识到， 近代早期的伦敦在英格兰乃至欧洲， 都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 16 世纪初， 当大多数英格兰城镇还在努力从黑死病中恢复元气时， 伦敦已经繁荣起来了。 1550 年， 伦敦已经成为一座拥有 7. 5 万人的城市，
是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人口的 7 倍。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这一人数还是比14 世纪40 年代瘟疫暴发前的人数要少得多。 伦敦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 1600 年人口数量增长到 20 万人， 1650 年增长到 40 万人， 并于 1700 年增长到 57. 5 万人。 尽管 18 世纪伦敦的死亡率还很高， 但其人口增长速度仍然比欧洲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快。 12 直至 1800 年， 伦敦人口数量已达 100 万人， 与当时的北京或江户的人口持平， 后面这两座城市此前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些人认为， 生活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中能够体验现代的人口流动性， 即便是那些从未去过其他地方旅行或没有进行过贸易磋商的英国人， 很可能也体验到了全球化的感觉。
理查德·伯里的 《书林》 是在一个黄金时代的末期写成的，仅仅比黑死病在英格栏暴发早了三年。 人们很难低估这场瘟疫给伦敦乃至整个英格栏带来的创伤。 受黑死病的影响， 英格兰的人口从五六百万人减少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 1547 年的人口数量也只有 280 万人。 据统计， 从 1348 年到 1665 年最后一次大瘟疫之间， 瘟疫至少复发了 16 次。 近两个世纪以来， 在英格兰游历的欧洲旅行家都会描述令人震惊的空旷场景。 多亏了移民， 伦敦才能够恢复得更快， 并在 1550 年恢复到了瘟疫前的人口数量。 然而， 在伦敦以外的地方， 人们随处可见成群的羊。1400 年， 尽管伦敦是最著名的交易中心， 但也仅出口了 30%的原毛和 50%的呢绒。 14 15 世纪， 伦敦逐渐在呢绒出口和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贸易活动都是抵达安特卫普的短途贸易。 16 世纪中期， 出现了呢绒出口的危机， 安特卫普也陷入困境， 这些事情迫使伦敦将目光投向地区贸易之外。 然而， 无论是由瘟疫造成的创伤， 还是羊毛带来的机遇，抑或乡绅阶层的崛起， 都不意味着一种全球性关系的出现。
历史学家们经常认为， 英国文化是由圈地的乡绅创造的。他们甚至凭借着 “种植园” 缔造了一个大西洋贸易世界， 一种由城市商人制定的乡村景象。 从爱尔兰到弗吉尼亚， 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些乡绅在这个贸易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仅如此， 乡绅群体内部还形成了一种民族意识。 据说这种民族意识最初是通过印刷行业而形成的。 因为印刷业的发展推动了书籍的传播， 而通过读书， 乡绅对历史、 法律和政治， 乃至 “帝国”的概念都有了重新认知。 15 此外， 大西洋贸易世界的诞生还要归功于 16 世纪初像约翰·霍金斯 (John Hawkins) 这样在非洲与美洲从事私掠活动的船长们。 因为当时布里斯托尔(Bristol) 和普利茅斯 (Plymouth) 等英格兰地方城市逐渐对外开放， 并且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 国家利益也日益凸显。 霍金斯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发展契机， 构建了一个大西洋贸易世界。与此同时， 由于 17 世纪五六十年代 《航海法案》 (Navigation Acts) 的颁布， 北海经济圈也逐步形成， 这确保了 “英格兰国家对转口贸易的控制”， 从而使得伦敦成为一个 “多功能的大都市”。 16 就英格兰的发展道路而言，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和克里斯·伊塞特 (Chris Isett) 从全球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观点: 英国的发展有别于东亚国家， 这种发展 “并非其国内经济优势的结果， 而是其重商政府和商人公司的独特形式， 使得国家能够获得美洲殖民地的土地、 原材料， 尤其是奴隶劳动力” 。 这种 “英国例外论” 的制度解释与大西洋经济存在着
密切关系， 而这种制度解释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当时的一些人并不愿接受英国国家制度， 包括苏格兰人 (斯密和休谟)、 爱尔兰新教徒、 美洲殖民地的群体 (从加拿大到圭亚那)。 事实上， 这些人群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认同辉格党就英国勤奋和田园般的 “国内经济” 的阐述， 更不用说是否认可托利党将教会与国王比作牧羊机构的论调了。 即使如此， “大西洋世界” 的主题还是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这些成果基于 “英国农牧业例外论” 描绘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学者们的这些观点或许可以用同心圆的形式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 “小英格兰— 大不列颠—英联邦或帝国”。 他们最终暗示了一种计划的而非协商的价值观范式， 即乡绅种植园道德规范， 它对爱尔兰芒斯特和弗吉尼亚的形成至关重要。
乡绅阶层的崛起对英国历史来说意义重大。 不仅如此， 1549 年至 1687 年， 伦敦与亚洲的一些城市建立了贸易关系， 这促使英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而乡绅阶层在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伦敦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这种转变与全球贸易和贵金属积累密切相关。 在某些情况下， 价值观的变化也会为赚取财富以及造船提供必要的条件， 用西塞罗的话来说， 那就是创造了 “竞争的原动力”。 19 自 16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伦敦从美洲和亚洲进口和再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多。 这造成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顺差， 甚至在与亚洲的贸易出现了危险的黄金外流时， 这种有利于英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存在。直至18 世纪， 这种贸易及与其相关的金融结构的发展为19 世纪英帝国的正式形成以及 20 世纪的英联邦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 对于伦敦自身的持续发展来说， 贸易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伦敦的货币和人口实现了高度集中化和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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