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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系”维京人遭遇“内卷”美国
北欧不是神话，如何打造永续幸福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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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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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记者阿努?帕塔宁2008年搬到美国，她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人，有成功的事业和充实的社交生活，可是来美国后不久就变得谨小慎微，充满自我怀疑。她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到为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都更复杂和充满压力。起初，她把自己严重的焦虑归因于自己难以适应自由的新环境。但是随着越来越了解更多的美国人，她发现他们也和她一样倍感压力。为了理解美国和芬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她开始仔细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从政经文化、育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健保、两性关系、工作税制等政策差异优劣，在清晰详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给出具体建议。她澄清了那些说北欧国家是“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养懒人”的常见误解，指出美国社会的金钱至上原则造成公民生活更大的风险性和更强的依赖性，普通人维持基本生计的成本也远比北欧国家更高。北欧生活方式让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自由，这也说明了人类追求卓越的愿望并不像美国人对利润动机的信念所暗示的那样脆弱和软弱。也许生活比金钱更重要，这在全球各地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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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阿努·帕塔宁（Anu Partanen）
1975年生，芬兰记者、专栏作家，曾经做过教师和广播评论员。她从2008年到美国生活， 2009年通过斯坦福大学的创新新闻奖学金成为《财富》杂志的客座记者，并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财富杂志》和芬兰的主流出版物撰稿，同时也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的定期广播评论员。在纽约生活了十年之后，她与美国丈夫、孩子一起搬回了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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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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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在自由之地：成为美国人
第二章 爱的北欧理念：长袜子皮皮的魔力
第三章 真正的家庭观：个体强则家兴
第四章 如何成就孩子：获得学业成功的秘诀
第五章 强健体魄，健康心灵：为何全民医保能给你自由
第六章 吾有、吾治、吾享：去吧，问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第七章 机遇之地：重拾美国梦
第八章 非同寻常的商业：身处21世纪，如何运营一家公司
第九章 追求幸福：是时候重新界定成功了
尾声
致谢
再版后记（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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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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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靠着椅背，视线越过眼镜框上沿，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他一只手握着麦克风，另一只手五指张开，悬在半空。宴会厅里坐满了人，但有那么一会儿，全场悄无声息。
当克林顿开始讲话时，他侧身转向舞台上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橙色头发的女士。“现在，美国有一场大辩论。”他说。此时是2010年的9月，距离金融危机爆发过去将近两年。他停顿片刻，原本悬在空中的手落了下来，自然地垂荡着。“辩论的主题是，在21世纪，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放眼全球，不少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讨论……”克林顿望向他的听众，“很多人的信心被动摇了。”
讲台上，克林顿对面坐着一排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全都属于美国最高级别的精英。比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公司董事长；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主席，该基金会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还有鲍勃?麦克唐纳（Bob McDonald），时任跨国企业宝洁公司的CEO。但克林顿没有在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说话，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旁边这位橙色头发的女士身上。
“你会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给出怎样的建议，”克林顿问她，“从而帮助他们不再沉湎于责备过去，而是尽力去想清楚——就像是明天一早起来，试图去弄明白——当下每一天的晨光里，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
克林顿的注意力越发集中。他转动椅子，身体正面背离了观众，直接朝向那位女士。他的手在空气中猛地划动，仿佛做了一个空手道的劈掌动作，然后继续说道：“我们如何决定政府应当做些什么？私营领域又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制定税收体系？”他边说边把脸转了回来，重新面向台下的人群。“如何调整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何界定我们对较为贫穷的国家所负有的职责？你怎样管理你的国家？你会如何建议人们回到家乡、重新启程？”
说完，克林顿压低麦克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透过眼镜片端详着眼前这位橙色头发的女士。
“谢谢，”她边说边给克林顿递了一个眼色，“都是些小问题。”
听众席传来笑声。然后她重新开口，尽她最大的努力，回答克林顿那些咄咄逼人的提问，同时也回应着那份似乎萦绕在现场所有人心头的忧惧。
这是一个周二早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喜来登酒店里，正在召开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超过一千人从全球六大洲、九十个国家赶来，汇聚一堂，集思广益，以确保21世纪全世界的公民们能够享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参会者中，有不少是现任或前任国家首脑、商业领袖，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主管人员。
一小时前，克林顿走上舞台，欢迎各位莅临现场，然后启动了会议流程。他看起来精神焕发。比起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现在更瘦了一些。虽然他明显比从前上了年纪，但他穿着入时，一身藏青色套装，里面搭配白色衬衫和红色领带，俨然一副爱国者模样。他从容自信地介绍了讨论小组的成员，其中便包括那位橙色头发的女士。他列明她的职业（和他一样，她是一名总统）和部分履历，而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显然使他最为振奋。
“对了，”克林顿继续介绍道，这位女士“所领导的国家常年位于各大全球榜单前五，在教育质量、经济运行、财富分配与机会均等方面都表现突出”。
不久之前，这些赞誉还总是与世界上那些最众所周知的强国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美国，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德国。然而，这位身着简约米色套装的女士，却是一个“小国”总统。受自由世界的前领袖之邀，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站上舞台，置身于全球科技、工业、慈善巨擘之间。她所统领的国家位于欧洲东北角，纬度高，靠近北极圈，名为“芬兰”。
此前十年间，芬兰已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赞，如今，对它的关注则是爆炸性的。一切要从教育说起——芬兰孩子们所取得的成就，引发了这场热潮。自2000年起，国际调查研究显示，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芬兰青少年的表现基本都位列榜首。 于是，各国派出一批又一批代表团，前赴后继去往芬兰“取经”，参观当地学校，采访教育专家。很快，全世界开始讨论起芬兰的“教育奇迹”。
然后，就在“克林顿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杂志发表报道 ，公布了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论。那篇文章——援引其原话来说——旨在解答以下这个“看似简单，其实无比复杂的问题：今天，你出生于哪一个国家最有可能过上健康、安全、经济宽裕且有机会向上流动的生活？”它划定了评估“国民福祉”的五个方面，分别是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经济竞争力和政治环境，并且对一百个国家进行了横向比较。美国和其他一些世界强国或许以为自己有望登顶，但结果却出乎意料。《新闻周刊》宣称，在21世纪初，最适合一个人开启新生命的国度是芬兰。在那张榜单上，美国甚至未进前十，仅位列第十一名。
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里，美誉持续眷顾芬兰。国际生活方式杂志《单片眼镜》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根据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是世界第四大“最具竞争力国家”，并在次年跃升至第三位 ；经合组织 称，在工作与生活平衡度方面，芬兰排在世界第四位 ；而在欧盟（EU）的《创新记分牌》中，芬兰名列四大“创新领导者”之一。
联合国甚至开始评估那项似乎难以量化的指标——幸福。2012年春天，《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出版发行，芬兰被列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国度，距离榜首仅一步之遥。 报告中，“前后夹击”芬兰、分别占据第一和第三位“宝座”的，也是与它毗邻的两个北欧国家：丹麦和挪威。
当欧元危机席卷欧洲大陆时，西欧国家笼罩在一片悲观黯淡的气氛之中，《金融时报》却发布了一篇关于芬兰的特别报道，题为《富裕、快乐并善于朴素生活》 。与此同时，芬兰在一项国际排行榜上是当之无愧的倒数第一，那就是“失败国家指数” 。根据和平基金会的调查结果，芬兰是世界上最不脆弱的国家。说起芬兰在国际上的声誉，还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消息：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其实是芬兰程序员们的智慧结晶。
然而最出人意料的，或许是某英国政客在2012年5月发表的一句评论。英国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欧洲最古老和亲近的朋友，在此前的一百年间，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下，一个英国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简直不可想象。当时，英国工党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Ed Miliband）正在参加一个有关社会流动性的会议。会上，专家们围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否过上了比其父母更好的生活”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来，美国都毫无争议是全世界最具有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国家。“而现在，情况变了。”米利班德表示。“如果你想寻求美国梦，”他在会上调侃道，“就去芬兰吧。”
在各类竞争力与生活质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不仅只有芬兰。就拿《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来说，北欧地区整体上都表现优异。排名上紧挨芬兰的，基本也都是些芬兰的邻国，例如丹麦、挪威、瑞典……某些情况下还有冰岛。它们通常被统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但如果包括芬兰和冰岛的话，对其更准确的定位应是“北欧地区”。
美国作为向上流动和高生活质量的象征，曾激励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如今，不仅只有英国的工党政客对它感到失望。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属保守党，但当他试图加强政府对家庭的支持，提高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数量，提升儿童发展水平，促进整体国民福祉时，他也没有去借鉴“美国经验”，而是转向了北欧国家去寻找灵感和建议。 很快，英国“偏自由市场派”杂志《经济学人》也展示出类似的趋向。它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标题为《下一个超级模范》 ，文章研究探讨了北欧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北欧文化在美国国内也备受瞩目。“瑞典制造”中便包括流行音乐天团“阿巴乐队”，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畅销犯罪小说 [如《龙文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拥有经济实惠的连锁店、打造精致时尚的服装品牌H&M，引领家具零售革命的宜家，更不用说常青汽车品牌沃尔沃了。当然还有乐高，这一无所不在的塑胶积木玩具，由丹麦制造，风靡全球。除此之外，丹麦也开始产出一流的犯罪剧集如《谋杀》；哥本哈根的诺玛餐厅则名声大噪，被誉为“全球最佳餐厅”。趋势逐渐彰显，等到2012年8月，《名利场》杂志终于“正式宣布”，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斯堪的纳维亚旋风”。
这一切都使我倍感喜忧参半。让我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那时塔里娅?哈洛宁刚刚成为芬兰总统，而我则是一名年轻的芬兰新闻记者：二十五岁，初入职场，受聘于北欧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赫尔辛基新闻报》（Helsingin Sanomat）。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芬兰人，我土生土长于这个低调的北方小国，如今则目睹它一跃成为“世界的宠儿”。
但是，正当全世界都在拥抱芬兰时，我却选择了背道而驰；于我而言，这是很美式的时刻——就在《新闻周刊》宣布我的家乡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前不久，我刚刚决定抛下芬兰的一切，移民到美国去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
身处美国的新家，我隔海回望那片生我养我的北欧土地，就像一个体育粉丝为她的家乡队摇旗呐喊一样。我见证了芬兰在国际调查和全球榜单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也忙于应对自己在美国的新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我身边大多数美国人好像也并不太在意——或者说关心——芬兰以及它在北极圈附近的那帮北欧邻居。毕竟，美国人要过好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可能只有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策专家，或者像《经济学人》的编辑，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对芬兰的表现感到兴奋。但说真的，那样一群迷你、寒冷、无关紧要的国家，其中每个人长得差不多，做的事也差不多，还都觉得一盘腌鲱鱼就意味着一段好时光……它们能给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动态的国家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美国长久以来就是闪亮的“世界灯塔”，象征着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机遇。比起自在随性、热爱自由的美国，北欧地区不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糟糕”。不少美国人视北欧为一帮可悲的“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用各种福利项目宠坏了它们的国民，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幸福，反而助长了他们的依赖性、淡漠感乃至绝望感。美国评论家批评所谓的“北欧超级模范”，指出该地区拥有高抑郁率、高酗酒率和高自杀率。
在北欧国家内部，同样也有很多人搞不明白，外面的世界究竟在一惊一乍些什么。我的芬兰同胞尤其以低自尊著称。当《新闻周刊》称芬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时，全芬兰人都认为该杂志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并将芬兰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不少人一想到芬兰人竟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民族”就觉得荒唐可笑。芬兰的冬季漫长、昏暗、苦寒，每年有大段时间都把居住于其间的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酒精上瘾在这个国家也确实是一个问题。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通常比芬兰人和冰岛人更自信一些，但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个北欧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国家”。况且北欧人自己也依然推崇和向往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企业家精神和那些世界级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
当我逐渐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时，美国经济正开始从金融危机的创伤中触底反弹，而家乡芬兰的气氛却变得前所未有的萧条。全球经济衰退和欧元危机给芬兰造成了重大影响，广受赞誉的芬兰经济因此有所减速。芬兰的学生虽然仍旧表现优异，但也不再占据每一份教育调研的榜首。总而言之，如果你在街边询问路过的芬兰人，他们的国家是不是世界的“超级模范”（就不说作为那个世界强国美国的模范了），他们的回应可能会很暴躁——尤其是当天气又冷又阴时——而答案就是一个大写的“不”。
然而，身为一个北欧移民，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些事情。无论芬兰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多数美国人和我的芬兰同胞们都基本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初，离开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前往美国定居，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种非同寻常且无比严酷的时空穿越，意味着“回到过去”。
作为一名移居美国的北欧人，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美国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切本可以更好。
第一章 在自由之地：成为美国人
契机
准新娘正透过窗户远眺。在我的印象里，她身着一袭白衣，但当我回看那天的照片时，才发现婚礼开始的几小时前，她穿的衣服其实是黑色的，而且神情不宁。我记得她的这份焦虑，因为当时电视台的实况播音员正忙着解读她那动人脸庞上闪过的每一个表情。他们没什么其他可说的，只知道新郎新娘马上将在意大利的一座城堡里举办婚礼，到场嘉宾超过一百五十位。摄影组和狗仔队蹲守在城堡外，尽其所能地播报着每一位名人嘉宾的到来、谁穿了什么以及菜单的细节。
我在千里之外的波士顿收看这一切。为了参加一场会议，我不久前才刚抵达这座城市。我坐在宾馆房间里，用遥控器切换着电视频道，除了汤姆?克鲁斯和凯蒂?霍尔姆斯的婚礼外，电视上还报道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收到含有毒饼干包裹的新闻。寄信人“好心”地给每位法官附上一份信件，写明其意图：“我要杀了你”以及“包裹有毒”。那天晚上，我排队取用自助餐时，排在我身后的是一位男士，他也是来参加同一场会议的。他微笑着询问我是否可以大发善心先尝一口食物，帮他看看是否“能吃”。我自然以为他是在拿最高法院的“毒饼干事件”开玩笑，所以向他保证，如果食物有毒，我一定知会他。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于是我试着解释，自己指的是那些被恐吓的法官，但他却显得更加迷惑了。很快我们俩都一头雾水地傻笑起来。原来他那天其实并没看到新闻，也不知道最高法院和饼干的事。晚饭时我坐在他旁边，对彼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两个小时后，在一片大灌木丛的树枝下，我们接吻了。第二天，我便乘飞机踏上了长达十小时的回国旅程。
我那些赫尔辛基的朋友超级激动。“你遇见了一位美国作家！在一场会议期间！太浪漫了吧！”不仅如此，散会后不久，崔佛就打电话过来，表示要来芬兰看我。朋友们听说还有这回事后，简直沸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爱情故事，正在萌发！”崔佛如约抵达芬兰，期间一切顺利，于是我们开始谈起了“跨国恋”。每次约会结束后，都不得不再次分居两地，隔洋相叹。我的朋友们为此叹息道：“你是不是会很想他？”“你没有太伤心吧？”
我确实很喜欢他，但我还不确定自己像我朋友们所确信的那样那么喜欢他。那阵子，崔佛也刚从华盛顿特区搬到纽约，当情势逐渐稳定下来后，我便准备定期去布鲁克林探望他。这时，我的朋友们看我谈恋爱仿佛在看罗曼史电视剧似的。“你们俩就像《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里的戴瑞克和梅利迪斯 ！”“你就像《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里的凯莉 ！”（在芬兰，这两部都是大火的电视剧。）
问题只有一个，我并不打算移居美国。崔佛给我的感觉很对，但难道仅仅因为我恋爱了，就要为此抛下自己所熟知的一切？此前的人生中，我都在探索这个世界。有两年时间，我在国外读书。一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一年在巴黎。成为一名记者后，我跑遍全球七大洲中的六个，也曾亲眼见识过传奇的“纽约城”。而我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就是我想住在芬兰。
我勤勉工作、旅行阅读、尽享人生，坚信女人生来绝非只为照顾丈夫和孩子。她应该拥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事业，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份属于自己的薪水。正如英国女演员海伦?米伦（Helen Mirren）曾经说过，“经济独立是女孩所能拥有的最佳礼物。”我渴望成为一名强大、智慧且富有创造力的女人，而不是当个小女生，为了某个男人就轻易地放弃一切。
然而，我和崔佛交往的时间越长，这一问题就越发使我纠结。当这场“异地恋”满两年时，我们已经在两国间往返旅行了十四次，只为与对方共度时光。他逐渐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成为那个真命天子，有他在场，我的世界便没有乌云。我又怎么能舍弃这份感情呢？
于是事态变得明朗起来，如果我们俩想接着走下去，必须有一个人要将自己过去的生活抛之脑后，而出于实际的考虑，这个人只能是我。理论上讲，崔佛当然也可以搬来芬兰，但是他看起来不太情愿，我也必须承认，这并不合常理。他不会讲芬兰语，而我能说英语；纽约是国际化大都市，我在那儿找工作的话，机会肯定比他来赫尔辛基更多。
况且，芬兰这个国家也很有些“自身特色”，虽然整体生活质量挺高，但我不确定崔佛能应付得了——哪怕他想来。
我列出一张清单，在上面写下搬去美国的好处和坏处。
首先是坏处。
在芬兰，我度过了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一直担任报刊杂志的作者和编辑，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舒适生活——就这点来说，我所有的朋友们也都一样。我总是有足够的税后收入可用于自由支配，外食、旅行、享受生活之外，每年还能存下一笔不小的储蓄。我从不需要为健康保险之类的东西付出额外开支，去医院看病或接受其他医疗服务也只要花很少一点钱，有时甚至免费。如果我在芬兰得了重病，自己不仅无需为医疗费感到担忧（因为完全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还能获得最长一年的带薪休假，岗位绝对为我保留。除此之外，假如我还有其他任何需要，也能随时获得帮助。
如果我打算要小孩呢？在芬兰，我每生一个孩子，就有权利享受十个月足额的带薪育儿假，而且完全不必担心休假期间会丢工作。我的小孩可以去平价但高质量的日托中心，然后，他们可以免费接受世界一流的义务制基础教育；再往后，读大学也同样免费。
和大多数芬兰人一样，每年夏天，我会带薪休假四周乃至五周。尽管我们这儿的冬天黑暗凄惨，可到了夏日，却处处流光溢彩。所以每年暑期，芬兰社会和雇主都认为放假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我并不百分百确切知道这一切在美国是怎样运作的，但我明显预感到那套系统会复杂很多。关键是崔佛并不会成为我在美国生活的“金主爸爸”。他写的书还算成功，他自己也有些积蓄，但身为一名作家和教师，他的现金流基本也只够养活他自己。
况且，我考虑这件事的时间点是在2008年。那时，“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正使美国经济整个陷入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不过接下来是好处。
崔佛很棒。纽约很棒。美国向来是一片“机遇之地”，也是积极能量和创造力永不干枯的源泉。我每天都享受着并生活在这个国家所产出的文化之中——从艺术到科技，从商品到服务。我将获得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中生活的一手经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并脱离北欧为我提供的安全网与舒适区。我将成为那报团取暖、渴求自由的大众一员，投入地球上最伟大的那场社会实验：建立一个真正多元的国度。在那里，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并肩工作，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对于自由的热爱和能够凭借自身能力脱颖而出的机会。对了，我是不是忘记提芬兰的冬天了？还有最重要的……爱情？
我问了自己以下两个“经典问题”。第一，假如我留在原地会怎么样——年复一年、风景不变的日子再过三十年？第二，等到临死之际，我会更后悔自己做出了哪项选择——留下了还是离开了？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但我同样也并非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我视自己为一个很现实的人，而作为“现实主义者”，我相信临终时自己想的不会是幸好“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或者“牢牢抓住了那些物质享受”，而是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活出真爱、彰显勇气，并敢于承担风险。
当年11月，我便辞去工作。然后我卖掉公寓，处理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圣诞节那天，我和家人朋友道别。次日早晨，我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焦虑
恐慌很快袭来。它从我的胃部渗漏出来，化为灼烧的热浪侵袭我的五脏六腑。与此同时，我的胸腔感受到越来越强的压迫，整个头盖骨被一阵隐痛环绕。即便自己不停地做着大口的深呼吸，却丝毫没有感觉吸进氧气，而伴随着每一次呼吸，我都能听见耳边传来“嗡嗡”的鸣响声。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经历类似的惊恐发作。第一次发作时我和我妈在一起，那时我们正在拉普兰的一片森林里徒步。该地区位于芬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我妈突发奇想，指着地图上的一间小屋，建议我们笔直开路、披荆斩棘，穿过森林去到那里。她说自己在那儿待过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她还用雀跃的口吻补充道，那时他们在森林里迷了路，转了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撞见这么一间小屋！这并不是什么能让人安心的信息。我们俩都没有带指南针，但还是直接上了路。
不出所料，还没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迷路了。
我能感觉到焦虑在自己的身体中蔓延开来，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阻挡这种生理性的、如波浪般汹涌的恐惧。我的身体开始颤抖，大脑变得僵化；我感到自己无依无靠、身陷困境。我们的手机都没有信号，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孤立感，我已经开始想着是不是该点起火堆，寻求救援了。但我又告诉自己别犯傻，毕竟我们不可能偏离刻有标识的路线太远，况且，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凉爽、晴朗的秋日啊，理应尽情享受……然而实际上，我最多只能强装镇定，默默感受胃部一阵翻腾。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走向都使我的内心充满恐惧。
我们沿着一排松树行走，偶遇途径的驯鹿，最终来到一个小山顶。站在那里，我们得以目睹太阳正在落山，从而确定了西边在哪里。我们据此调整了前进的方向，很快碰见一处在地图上被标记了的篱笆。不一会儿，我们便回到原定的路线之上，我的焦虑感也在霎时间烟消云散。
我搬到美国后不久，就经历了第二次惊恐发作。虽然并没有从事什么危险活动，但那种生理性的恐慌感与前一次完全相同。起初，我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因为忙着适应在这个新国度的生活而“压力爆表”了。自己每天都操着一门和过去不同的语言，即使在最日常的交谈中，也经常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在发生什么。然而，要“打开”在美国生活的“正确方式”，却让我感觉远比在此前生活过的其他国家压力更大——它本该更加容易才对。毕竟，和过去相比，我不仅年纪见长、人生阅历增加，而且英语口语也已经相当流利。
困扰我的首先是一些很小的事。比如了解在餐馆或理发店究竟要留多少小费，或是学着如何在星巴克点单（它比我在芬兰报税还要复杂）。其次是稍微大点、也更“神奇”的事项——一些在其他国家并非常态，而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专属于美国的现象。比方说，当我想要在银行开一个户头时，不论我把它们的小册子读上多少遍，都没法搞明白那些五花八门的费用究竟是什么。我还收到一大堆纷至沓来的信件，都是美国银行抢着要送我信用卡的。信用卡协议的脚注里列明的利息率堪称“天价”，因此我始终没搞明白，一个人要是真违约了，又怎么可能偿付得起？另外，手机为什么必须从通信运营商处购买？为什么还必须和他们签订长达两年的合约，不论他们之后提供的服务究竟是好是坏？在芬兰，手机公司极少使消费者受困于诸如此类的“捆绑销售”之中，一旦他们试图提出如此不合理的条款，芬兰消费者也绝不会默然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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