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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作者李硕的勇气之作！一场思想之旅，一部学术自传
行读万里，不为自己设限的学术探索，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法制史、边疆史、考古学，多维视角看历史；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东晋江南、华北蠡县、北魏洛阳、上古关中、玉门关外、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霍布斯时代的不列颠，都纳入视野范畴。
☆有洞见的学术思考，人性最难写，历史的灯火阑珊处竟然这么颠覆想象！
周幽王宠爱褒姒，背后暗藏了怎样的王朝政治大洗牌？魏孝文帝偏爱士族，寒门李彪为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有多拼？拥有帝国最强头脑的东晋官僚，为什么会被“修道者”拖入政治“杀猪盘”？在缺乏退出机制的古代，女性一旦有婚外的感情，究竟得付出多大代价？当拉铁摩尔与晋商的驼队同吃同住，他又发现了商行怎样的经营密码？以及，游牧与农耕这两种文明，在所有时空之间，真的不能相容？
☆12篇导读，一次性将未曾透露的学术独白都讲给你们听！
本书包含12篇导读，将李硕性情的、孤勇的、有态度的、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心路大公开，一睹史学鬼才是如何炼成的。李硕如是说：“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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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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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史界鬼才李硕的勇气之作，是一场思想之旅，更是一部学术自传，视野广阔，兼顾政治史、社会史、法律史、思想史诸多领域：从周幽王的上古世界，到林则徐的晚清帝国边疆；从《真诰》中的“仙人”和修道者，到孝文帝时代的悲剧官僚；从一个个隐入尘烟的饮食男女，到法律史中危险而愉悦的禁忌之爱；从拉铁摩尔的北部行旅，到霍布斯政治学说吊诡的成因；从蠡县大食堂，再到荒野之中河西走廊尽头的汉代城郭遗址……从史实出发，12段学术游荡，史料爬疏与故事构建之外，更洞察人心，努力还原时间深处鲜为人知的幽微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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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硕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博），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著有《翦商》《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俄国征服东亚战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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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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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验的残次品
大陆旅程无尽
内亚与多维度历史——对拉铁摩尔学术的解读
交汇点上的学术与人生——从拉铁摩尔反思美国汉学的歧路
一桩后现代的史学文字狱——谈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走进那个熟悉的世界
《红楼梦》中的一镜到底
春秋的前传
周幽王国变原因及对春秋早期政局的影响
计划经济年代口述史的野心
追寻一个县城的大食堂记忆
作业偶得
性、恐惧与极权膜拜：霍布斯政治学说的成因
人性最难写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时代
刑案里的古中国
评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大明成化：嫖娼的僧人和军官们
“强奸子妇未成”和“拒奸伊翁成伤”
杀死奸夫：人类“杀奸法”的历史研究
史书校勘两篇
《晋书》《宋书》《南齐书》《南史》《魏书》理校十一条
《宋书》《南齐书》《梁书》标点商榷四则
仙人们都很关心你
《真诰》中的仙人、灵媒与学道者——兼从“灵媒更替事件”论《真诰》文本的真实性
私家考古记
汉长城西端新发现城址与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
附录 玉门关外：寻找大煎都烽燧
安多，百年时空穿梭
埃克瓦尔与安多部落往事考证
部落之外：传教士记忆与官方档案
两种时差
林则徐记录的新疆另一面
后记 生如雪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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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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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验的残次品
大约在2016年，曾有编辑朋友问我：是否考虑把单篇文章结集出书？我将当时已有的若干论文汇总起来，发现它们的主题过于分散、芜杂，涉及好几个学科领域或专业方向：上古史、中古史、文学史、边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连归纳出一个书名都很困难。那位朋友也是这种感觉，于是编个集子的想法便搁置了。
直到2023年2月，我突发急病，中断了在巴基斯坦的背包旅行。回国之后，经过半个多月住院检测，会诊结果是已无手术可能，存活期不超过一个月。
当时我想，在已经出版的几部专著之外，那些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还可以汇总成一本书。再看一遍这些论文的题目，感受却和七年前大不相同：一个学人，怎么能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出领域跨度这么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 简直是行为艺术啊！
也许，人之将死，看到的风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准备），这些文字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放置在一起。
更幸运的是，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医学手段，后面几个月里， 我的症状逐渐减轻，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胆汁的情况下，还有体能完成文稿整理。
于是有了这本书。它收入的，是我从2005年以来写作的若干篇学术论文，有些论文的构思时间，始于20世纪末我还读本科时。部分论文尚未刊发过。另外，凡在我已出版的书中使用过的，不再收入本文集。
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后，我曾经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我把这些解释写成了导读，放在每篇（或每组）论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区别。这些导读可能比论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开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以及论文何时写作等等，涵盖了我从本科时代至今二十多年。所以这里就不再做流水账编年史式的罗列，只从“方法”上聊聊，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它们。
我在中学时就喜欢看书，想搞点关于人的“研究”，当然，那时看书条件太有限，只能是县城少年的自娱自乐。到1996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我想考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或社会学系，但不巧， 那年北大在河北省的招生目录里，这两个系都没有，斟酌一下，我觉得中文系离这两个专业还算近一点儿，于是就进了中文系。
开学报到几天之后，老师告诉我们：北大搞了个“文科综合试验班”，文史哲三个系的课程都要学，这三个系的新生都可以报名。于是，我报名后参加了个小考试，好像有一段古文断句翻译， 再写一篇作文。然后就进了文科试验班。
北大办文科试验班，我们是第三届，前两届都是保送生。到这第三届，有二十名保送的，还有十名是高考入学之后又考进去的。
后来听说，办文科试验班的创意来自季羡林先生。他说，现行的学科体制是模仿苏联而来，专业分得太细了，导致学生们知识面都比较窄，当了学者也只能搞很窄的学问。所以应该“打通文史哲”，号称要培养通才或“国学大师”，所以这个班也俗称“大师班”。
大学时候，时而遇到有人拿“大师班”打趣，或者羡慕。我解嘲说：大师都是基因突变出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出一个，怎么能像孵鸡一样，一窝孵出三十个？
文史哲三个系联合开课，其实也只是把三个系各自最基础的课程，像卤水拼盘一样放到课程表里，开课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培养所谓大师，和之前开课都是一样的讲法。
而对我来说，因为早早接触文史哲这几个学科，就觉得它们真没太明显的界限，基本都是一回事儿，还有其他跟人相关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实质性的樊篱。因为研究作为社会人的人（而不是医学眼里作为生物活体的人），关注点、切入点都很接近。后来我做过文字记者，还曾用非虚构方式记录旅行，甚至尝试拍摄纪录片，其实都是对人、对人群的观察和记录。
简单说，从文科试验班开始，就“学杂了”。
我写的文字里面，可能缺少关于哲学方面的，其实当初的哲学课程对我有很直接的影响，甚至和我后来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是用尽量日常的语言，清晰简洁写出一件事、一个人，不习惯讲理论、讲道理、讲应该如何如何，把思考和发挥的空间留给读者。这还涉及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程。
西方哲学大都很抽象，制造和使用很生僻的术语，这风格也影响了有些周边学科，像文学理论、影视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中，都有些学者喜欢用很专业的词汇，模仿西文句式写很长的句子，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不够学术。但对西方哲学的历程多了解一些就会知道，到20世纪他们也有反思，出现了“语言哲学”，专门研究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大词”能不能有效传达信息。这方面影响我最深的，是所谓“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它的大意是：讨论和人有关的问题时，那些由少数人人为定义、制造出来的“概念”，生命周期短，也容易产生歧义，反倒是日常语言中使用越多的词汇，才越有生命力，传达意义越准确。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写东西就尽量使用日常语言，不使用太生僻的学术词汇，而且尽量做个案的研究，用事例说明问题。
在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什么算是“打通”。跨学科的通， 是一个维度，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就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和现实都要有点了解。陈寅恪书中常有“深思好学识古通今”之说，可能也是此意。
我关注的学术问题跨度有点大，可能有人会不理解，我到底是怎么找到“问题意识”的？我自己的感受是，我都是在读“第一手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这也是本科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
本科时，有些老师会在课堂上讲自己最近出的书，鼓励学生们去读。我们的班主任，中文系的钱志熙先生，有时到我们学生宿舍去坐坐聊聊，给我们一点指导。看到有同学在读本校老师的著作，钱先生说：“你们现在是本科阶段，还不应该读这个，应该读原典，读第一手的东西，把基础打好。”国学班的原典，就是四书五经、史书文献、经史子集等。当然，还有其他人类文明中的原典，如《圣经》和希腊哲学对话录，等等。
钱先生这个告诫对我影响非常深。而且，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原典已经足够多，一个学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穷尽，这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不同的研究者，对原典的把握程度、解读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所以写出来的第二手研究著作，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晚辈学人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在理解原典的基础上，借鉴参考前人的二手著作，才能形成扎实可靠的想法和知识体系。如果没有对原典的直观理解，只读二手研究，很容易产生“误读”，甚至以讹传讹， 再写出来的东西就属于“三手”，除了引注的来源汇编，基本无价值了。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原典都问世几百上千年了，无数人研究过，我再读也读不出新想法，甚至读不进去，只能看现在大佬们流行谈什么，这有什么办法？
我的感受是，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阅历，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时代的新生活、新环境，这些亲身积累，都是我们阅读古籍原典的新“视角”，就像看一座山，“远近高低各不同”，人所处的位置变了， 视角变了，自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这就是文史之学能够常新的根源。
所以，关键就是自信一点，从自己已有的积累，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对二手著作，都要用批评的思维去审视。
关于这些治学的经验，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我就不多重复了。当然，严耕望先生治学的方式和我很不一样，他思维严谨而专注，偏重史料的整理编排，作品的资料性比较强，治学铺开的摊子也是不大不小，基本限定在一个领域之内。我思维比较发散，容易产生各个方向的联想，所以会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风格的不同， 不必强求一致，或者争论孰高孰低。我在本书中写的那些导读文字，也是解释我何以会想到那些问题，只要解释清楚，别人也容易理解。
要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识，不仅适用于治史，也包括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对边地人群的观察认知，只听城市精英（如当地学者、官员）的描述，就属于二手知识；如果能跟老乡们交上朋友，到他们家住一住，过过日子，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们的总结不正确，而是应该两者对照才会更深更全面。这些调研方法，其实前人已经有过很经典的总结文章，这里不多说。总之，“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础，也是判断“二手”“三手”知识价值高低的坐标系。
文史哲被称为人文学科，不算是科学，因为结论都很难验证真假。关于历史，现代人不可能穿越回去看看，而关于现实的论断，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如何衡量作品水平、价值的高低呢？我想过很多，但一直没形成答案， 所以这里也不多涉及。
最后提醒一点，就是我前面谈的这些治学心得，从现实角度而言并不实惠，要想在现在的学术圈里找工作、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分房子，还不能太凭自己兴趣来，该尊重的规则和潜规则都要尊重。这方面我只能提供教训，没有经验。如果追逐自己的兴趣，就要有被冷落、靠边站的准备，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我这里收入的论文，很多都没发表过，或者发表了也没变现出课题经费等实际利益，因为领域跨度太大，哪个圈子都不是， 没空去拜码头、参与利益分配的排队。从这角度讲，季老“打通” 的创意也算不成功，水土不服，或者说时代变了。
病中力衰，诸事潦草，书中各篇论文，我多数没有精力重新审读修订一遍，这种工作别人也很难代劳，所以会存在很多错漏之处，希望读者用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这部“二手”作品集子。
人性最难写
这篇文章可能写于2007—2009年间，是我准备博士论文（后来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的一个小副产品。因为读北魏一朝历史的过程中感到，魏孝文帝可谓魏收所著《魏书》的最核心人物，孝文帝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在为他的出场做铺垫；孝文帝身后的历史，则都是他事业的尾声余韵。魏收生于魏孝文帝死后第九年，经历过北魏王朝的动荡、崩溃与消亡，他这一代人回望北魏王朝，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魏孝文帝巨大的、笼罩一切的身影。
本文写的是魏孝文帝在构建士族门阀世袭制度时，朝臣们表里并不如一的反应。多数高级臣僚口头上反对世袭原则，但事实上却努力利用新制度为自己家族牟利，尽量占取高位，代代相传。本文主人公李彪，则是被满朝君臣当成了“低门第”的代表，最终导致他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爆发”，更让自己成为门第游戏的焦点话题。而且，按我的解读，著史者并未点破那场冲突背后的真相。
事实上，类似的“门第焦虑”现象，在魏孝文帝之前二百来年的西晋武帝一朝也曾出现过，一个表现就是，个别门第偏低的朝臣，担心自己（及家族）会被迅速固化的门第制度关闭在“起跑线之外”，于是在上书中迫切表达一种言不及义的焦虑。我感觉其他治史者极少注意到此点。
在博士毕业（2013）之前的十余年里，我治中国古代史关注的真正重心，都是世袭制度。已出版的书里，从第一版的孔子传记（《贵族的黄昏》，2010），到宋武帝刘裕的战记（《楼船铁马刘寄奴》，2020），都是2009 年写就的，前者写在夏季，后者写在秋季，分别聚焦春秋贵族寡头家族和东晋士族门阀的末路，所谓“历史的出口”。这些用心，读者未必都能体察，因为世事纷纭，变化太快，文稿变成书的速度则要慢得多。
目前史家关于魏孝文帝的研究论文、传记已经很多，但我觉得，对魏孝文帝的讨论还可以更深入，本文也算一个例子。再如， 魏孝文帝在祖母冯太后（无血缘关系）的严密监护之下长大，冯太后去世、孝文帝掌权之后，有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孝文帝逃离祖母阴影的努力，过于强调孝文帝的“拨乱反正”。而我认为，孝文帝掌权之后倚重的几乎所有高级臣僚（本文中登场的也有很多），都是冯太后掌权时期选定的班底，这方面，孝文帝几乎全盘继承了下来，而且在其掌权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变更。从历史上看，如此全盘继承前任臣僚班底的情况也极为少见，哪怕孝文帝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宣武帝，上任之后不久就清洗了父亲留下的几位顾命大臣。这样看来，冯太后和孝文帝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外人”很难完全体验和解释。
再如，孝文帝的改革、迁都、南征萧齐，看似大刀阔斧，其实都部署得极为谨慎，严密防范一切意外。在南征前线，有些战区将领向皇帝紧急求援，引起孝文帝斥责：你这是让我调拨我的兵力增援你，我自己的安危又怎么办？
这种万全心态，处理内政应当，但在战场上，就很难打出出敌意料的奇袭，往往变成胶着的消耗战。孝文帝这种心态，可能和他成长期间的经历有关，缺少安全感。另外，他很可能专门研究过前秦皇帝苻坚的成败，因为他们的背景很像，占据中原的“蛮族”皇帝；怀抱的理想也近似，但苻坚过于轻率大意，导致兵败淝水，王朝土崩。孝文帝不可能不重视这个百余年前的巨大“殷鉴”。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近三百年历史，登场人物纷纭，有很多值得细写的人和事。从史料素材的数量看，有两个人最值得写传记， 北方是魏孝文帝，南方是梁武帝。魏孝文帝这个人，分析越深，就越是感受到人性的复杂、矛盾、纠结。我很难预想这本书会如何钻探到人性的最深处。
梁武帝比魏孝文帝年长三岁，但他当皇帝已经在孝文帝死后三年了，梁武帝长寿，子女众多，晚年还有侯景叛乱带来的天翻地覆（如果魏孝文帝同样长寿，恐怕也将目睹自己改革积累的恶果爆发）。相比孝文帝，梁武帝的传记应该更富有喜剧色彩，特别是他的儿子们—比“龙生九子”更千姿百态，太平时代已经有很多滑稽记录，动乱年代里，皇子们更是各有自己的挣扎命运。关于梁武帝这本书，似乎比魏孝文帝更容易构思，我预想的书名为《梁武帝和他的儿子们》。
很多事，没工夫做了，畅想一下也是好的。
本文于2011 年刊发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二十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如果有机会增订，我想补充一些关于李彪的职务“御史中尉”的分析，这工作负责监察百官，在讲究君臣一团和气但又要有所作为的孝文门第时代，属于替皇帝“干脏活”的角色，比较适合门第不高、自甘下流的人，李彪和孝文帝君臣都明白。李彪在朝廷里的心机和隐忍，都和这个职位有关。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时代
在“复古”理想的推动下，魏孝文帝开启了一个门阀士族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寒门出身的士人又会有何种际遇？李彪一生的经历，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真切的个案。
李彪出身寒门，有才智、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奋斗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鲜卑豪门和汉族门阀主导的北魏政坛，在极端崇尚门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标签一样贴在李彪身上挥之不去。他可以终生忍受歧视，但作为一个父亲，不忍子女也沦为门第政策的牺牲品。高傲的个性、对子女命运的焦虑和时代氛围的压抑，最终酿成了李彪的悲剧结局。通过李彪的一生，我们能更深切地认识改革家孝文帝和他所开创的时代。
出身与早年奋斗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生于公元444年。他的名字是后来孝文帝改的，原名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李彪少孤，出身寒微，父、祖的情况都不详。
和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样，李彪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学习。他师从一位同乡的学者，勤奋学习文化。对李彪来说，求学的意义不仅是学习知识，也能结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学成后， 他与士族子弟渔阳高悦等人交游。高悦后来早卒，但哥哥高闾一直在朝廷任职。高氏兄弟家中颇有藏书，李彪在高家尽力抄读。后来大概是因为要完婚，李彪回到了家乡。
这时，年轻的鲜卑贵族—平原王陆叡改变了李彪的人生。大约在献文帝时期（465—471），陆叡娶妻路过相州，见到李彪，很钦佩他的学问人品，视为师友，带他一起回了平城。李彪在陆叡家中做家庭教师，陆叡供给他衣、马、僮仆，待遇很优厚。
献文帝后来禅位给年幼的孝文帝，朝政实际控制在冯太后手中。高闾经常向同僚谈起李彪的才华，李彪因而受到了李冲的青睐和礼遇。李冲出自凉王李暠家族，比李彪小六岁，但较早得到冯太后宠信，任内秘书令。李彪地位寒微，又不甘折腰事权贵，本来没机会从政。但李冲非常欣赏李彪的才学，对他礼敬有加，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经常向冯太后推荐，最终使李彪被任命为中书博士， 给宗室和权贵子弟授课。这时的孝文帝不足十岁，李彪三十多岁。
李彪任中书博士长达十几年，工作兢兢业业，学问、人品都是公认的楷模。担任博士日久，他的行政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开始得到冯太后的信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齐武帝萧赜即位第一年，这年七月，李彪受命出使南齐。这是南齐建立四年来，南北间首次通使。此后，魏、齐之间通使频繁，八年里李彪出使南齐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元旦，孝文帝年满二十岁，正式亲政。但冯太后权力欲极强，仍继续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聪颖好学，是儒家复古理想的忠实信徒，既然不能在内政外交的大事上做决策， 就把兴趣放在研究礼乐制度上。此后不久，李彪由中书博士调任秘书丞（正四品下），负责编修国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时断时续，成效甚微。李彪积极从事修史，改编年体国史为纪传体，增设纪、传、表、志等体例，数十年后魏收作《魏书》时，还在感叹李彪的功劳。年轻的孝文帝此时还为李彪改了名字，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司马彪作《续汉书》，现在改名为“彪”，也是希望他能在修史上做一番事业。
李彪最后两次出使南齐时，冯太后已经去世。这期间南齐皇帝一直是萧赜。本来在通使之初，萧赜想给北魏使臣一点下马威， 专门安排在玄武湖进行军事演习，在战舰上会见李彪。但随着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钦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萧赜喜欢诗文，经常和李彪赋诗唱答。李彪最后一次到南齐时， 萧赜赋诗伤怀，感慨流连不已，亲自为李彪送行，直到长江边的琅邪城。这种君臣际遇，却是李彪在自己的乡邦难以奢望的。
逐渐遭遇门第歧视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升李彪为秘书令（从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后的诏书大都是亲笔所作，任命李彪的诏书为：
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荫，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
这个诏书很明显地表现了孝文帝对门第的看重，和对出身寒微士人的偏见。他声称“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但又念念不忘地指出李彪“宿非清第，本阙华资”，虽然严谨聪明、学识渊博、辛劳奉公，但这个提拔还是属于常例之外的“特迁”。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决意迁都洛阳。翌年底，李彪调任御史中尉（正三品上），负责监察百官。不久，孝文帝开始第一次亲征南伐，赵郡王元干受命都督内外诸军事，留守洛阳。元干贪淫不法，对李彪的告诫不以为意。李彪遂向孝文帝弹劾。孝文帝此时正在班师途中，读完报告大怒，命元干到行宫待罪，最终命杖一百，解除官职。这是李彪在御史中尉任上初露锋芒。
太和十九年（495）夏，孝文帝第一次南征归来，开始构思宏大的改革官制计划。在他的复古思维中，周代的“世卿世禄”大概就是周礼的体现，所以他把当前的门阀士族看作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希望高官都由士族担任，这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调。
此时的满朝官员虽然几乎都是宗室、门阀出身，对于孝文帝这个理想色彩十足的想法，也没人敢公开表示赞同。孝文帝曾和大臣们进行过一次气氛轻松的讨论：门第和做高官是否应该有必然联系？孝文帝先指出了一个魏晋以来的普遍现象：一直存在门第高低贵贱之分，这决定着士人的仕途。他自称对这个现象既赞同又保留，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发表意见。
尚书左仆射李冲首先发难。他质问孝文帝：“自古设立官职， 是为了让豪门子弟养尊处优，还是为了帮助君主治理天下？”孝文帝自然承认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问：“既然如此，那陛下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不命令各地选拔寒微人才？”孝文帝解释说：“普通人如果才能出众，自然会脱颖而出；门阀子弟即使没有才能，但肯定德行敦厚，可放心使用。”李冲继续追问：“商周时候的傅说、吕望，难道也是依靠门第做官的？”孝文帝辩解道：“傅说、吕望这种人是不世之才，只能看作特例。”
李冲大概不想光自己一个人唱反调，于是向其他臣僚戏言：“希望诸位来援助我！”李彪接过话头说：“我这里兵力不多，难以救援。不过心里的话，也不敢不表白：如果陛下专门看重门第， 那么以孔子为例，不知道是鲁国的三卿优秀，还是孔门四科优秀？”这是暗示世族政治的弊病，即势力强大的贵族会威胁君主统治。孝文帝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刚说过了。其实孝文帝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许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也许是觉得李彪出身卑微，干脆不和他讨论。
中书侍郎韩显宗以前就批评过孝文帝“贵古而贱今”，他也继而发难：“现在陛下规定，中书省、秘书省的监、令之子，一入仕就可以担任秘书郎。本朝历任监、令很多，他们的儿子难道都能胜任秘书郎工作？”大概前代监、令的儿子多有不成器的，韩显宗才会这么问。孝文帝的回答是：“现任监、令的儿子们总胜任吧？”这又把球踢给了群臣，这些人总不好说自己的孩子不合格。最后，孝文帝象征性地做了点承诺：如果真有高明出众的英才，我也不会埋没人才。
这年十二月初一日，孝文帝在光极堂召见群臣，发布刚刚制订的官员品令制度。这套制度大概比较明确地规定了门第评定标准和高门任官特权。孝文帝在朝会上说：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 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 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 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凯。
可见这还是和众臣论战时的论调：如果有特殊的贤才，也可以不拘门第，“起家为三公”，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讲究门第。
门第压力没有使李彪萎靡不振。他性格刚直果敢。在御史中尉任上，这种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弹劾不避亲贵，不法宗室、高官都有所收敛。孝文帝将他比作汉武帝的直臣汲黯，经常称呼他为“李生”。汉武帝虽视汲黯为能臣，但对其粗率无文也颇不满。李彪比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还要大十岁，此时已经五十多岁。“李生”这个亲昵称呼的背后，隐含着一丝轻亵的意味。重其才干，用而不亲，这大概就是孝文帝对李彪的真实心态。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李彪因为安抚汾州叛胡和告发废太子谋反有功，被孝文帝升为散骑常侍（正二品下），仍领御史中尉职务。但第二天，孝文帝就对这个任命后悔了。魏晋以来，散骑常侍都是清要之官，惯由高门士族担任，李彪的出身显然不够格。正巧散骑常侍郭祚在身边，孝文帝对他说：“我昨天错授了一个官职。”郭祚劝他已成之事就不要再改。孝文帝还是不甘心，当时授官惯例，臣下都要上书谦让一下，他希望等李彪上书时趁机改授。李彪大概也体会到了孝文帝的心思，索性上书坦陈心迹：“散骑常侍之职我渴望已久，不敢虚伪辞让。”孝文帝遂无可奈何。
这年夏天，孝文帝与群臣在流化池宴会。席间，他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国家人才之基础。”这是他对李彪的最高评价。但在宗室、高门看来，李彪始终是和他们出身不同的异类。年轻的远支宗室元志担任洛阳县令，在路上遇到李彪车队，两人互不让路。官司打到孝文帝前，孝文帝让二人同样待遇，分路而行。二人出门后，孝文帝对身边人夸赞元志的血统气质：“这年轻人不错，正是所谓王孙公子，不用雕琢自成大器！”
压抑与爆发
孝文帝时期，乃至整个北朝，“门第”虽然是为官的重要因素， 但从来没有过一套严格的、可操作的标准。只要父亲、祖父辈担任过高官，就可以算有“门第”出身，声称远祖是汉代、魏晋的某位高官也是一个办法。“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讲究地域平衡，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门大姓。《魏书》中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汉魏晋时某高官，其实他们往往只是同乡、同姓而已， 年深日久，无从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认了。不幸的是，李彪出身寒微，而家乡顿丘还有一个李姓高门—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实在攀不上亲，前代的顿丘籍李姓名人， 自然也轮不到他认作祖先了。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诸帝的门第观念尚不太重，只要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识，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会受人歧视。冯太后当政时，很多宦官都受到宠幸，仕至尚书、常侍、将军、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按照南朝的门第观念，这都是一流高门才能担任的清要官职。冯太后死后，这些宦官年老资深，依旧很受孝文帝礼敬。
到李彪这一代人进入中年之际，正逢年轻的孝文帝按照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拟的门阀制度，大概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划分门第，由门第决定出仕时的官职。选官制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面，就问题重重，何况涉及数十年前的“历史问题”。所以直到后来的世宗、肃宗朝，朝廷数次清定姓族门第，一直纠纷不断。这种情况下，那些门第不是特别显赫的士人， 更感觉压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过排斥、贬低出身更低的人，来显示自己的门第。这样，李彪顺理成章地成了寒门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划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门第的最好办法。
李彪和广平宋弁交好，他们都是相州（顿丘、广平同属相州） 人。宋弁祖父宋愔，太武帝时担任过中书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些。宋弁个人的从政资历比李彪浅，李彪任秘书丞时， 宋弁是他下级的著作佐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门第受到孝文帝赏识， 迁都洛阳后，仕至散骑常侍，兼领相州大中正，负责划定本州籍官员的门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旧把李彪定为寒门。这样做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无私，不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产生和自己竞争的同乡门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会做何感受。退一步说，李彪可以对自己的仕途不做太多奢望。毕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他从寒微书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子李志，十余岁就能作文了，女儿也自幼教习文字、儒书。李彪对这对子女非常喜爱和自豪。日渐严重的门第压力，使他常为孩子的未来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谈、宴会场合，都要向同僚们称扬夸赞一番。孝文帝对此难以容忍，还专门批评过他。
太和二十一年（497）八月，孝文帝开始了第二次南征。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阳，李彪兼任度支尚书，共同负责后方事宜。李彪请求吏部尚书郭祚给李志任命一个官职。郭祚称李彪门第不够格，没有同意。李彪对此深为愤恨。郭祚的理由是： “你和宋弁是同乡至交，是他压低了你的门第。你能不责怪他只埋怨我吗？”
五十三岁的李彪此时完全失去了克制。他对“门第”的一腔愤怒无处发泄，最终竟然酿成了一场和李冲的冲突。这用常理颇难解释。李冲是最早赏识、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冲性格柔顺，上下级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有过正面冲突。
但从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与宋弁、郭祚这些在门第问题上伤害过他的人翻脸。那样只会显得他是一个谋取私利不遂、转而打击报复的小人，使他和当前的门第政策，和满朝高门官员彻底决裂。李彪不敢这样。当初李冲对他的援引帮助，在此时的李彪看来，却逐渐变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舍。李冲一帆风顺的经历、游刃有余的个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为整个高门阶层的成功代表。原来李彪在御史台工作，李冲在尚书省，碰面机会不多。现在李彪兼度支尚书，和李冲整天共事，满腔怨愤逐渐无法克制，变成了对李冲的抵制抗拒，恶语怒目。
《魏书?李彪传》称，宋弁曾受到李冲压制，遂怂恿李彪攻击李冲。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态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阅历，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利用，何况此时宋弁正随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阳。李彪只是对李冲表达愤怒，并非政治斗争的揽权争利，或者收集证据告黑状。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 这种公开对抗没有任何好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门第压力下，李彪积累了多年的紧张、愤怒情绪彻底爆发，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行为。李冲大概也不理解李彪何以行为失常。他当面斥责李彪，“尔如狗耳！为人所嗾”，仍是怀疑宋弁在背后怂恿（《魏书?宋弁传》）。李彪的反常行为使李冲完全失态，他数次与李彪争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断桌案。
毕竟李冲是李彪的上级。他征得任城王元澄支持，逮捕了李彪及御史台诸侍御史，上书孝文帝要求罢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书中，李冲指出，李彪“昔于（在）凡品，特以才拔”。为了证明他与李彪没有私人恩怨，李冲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为公，成效卓著。关于李彪的罪错，李冲举出来的也只有昔日会审犯人时严酷刻急，最近行为乖张失常而已，没有政治斗争常用的贪污、谋反等罪名。
李冲性格素来温和，与李彪的争执使他精神错乱，一病不起， 病中还在胡言乱语，责骂李彪是小人，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孝文帝在悬瓠城的前线指挥部看到李冲上表，也惊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冲死讯传来，孝文帝在悬瓠城为之举哀，哭泣不能自持。有司判处李彪死刑，孝文帝予以赦免，只给予免官处罚。李彪不久就回到顿丘家中。
修史余生和子女的际遇
太和二十二年（498）十一月，孝文帝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第二次南征，抱病北还，到达相州治所邺城。李彪在邺城南拜迎车驾。孝文帝接见了平民李彪，对他说：“我当初对你期望之高，希望你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报国尽身。近来看到报告，实在违背我的期望。你自己说，你今天到这地步，是我在整你？是执政大臣整你？还是你咎由自取？”
李彪此时已经从狂躁中安静下来。李冲之死恐怕是他永远难以解脱的包袱。他说：“臣的罪过都是自己招致，既不是陛下，也不是执政无端给的。臣罪至此，早应正法，不该来烦扰陛下。只是听说陛下身体不适，所以前来问安，不敢为谢罪而来。”
宋弁一直找机会给李彪说好话，孝文帝也准备重新任用他。就在这时，有人告发李彪在担任御史中尉期间的一些问题。孝文帝相信李彪的清白，派人安慰李彪，命不必给他上刑具，待随车驾一起回洛阳候审。
因疾病缠身，孝文帝在邺城度过了新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初，车驾返京，在洛阳城外途经李冲之墓。病中的孝文帝卧在车内，遥望新坟，掩泣良久。他不会意识到，这场悲剧的总根源， 居然是他自己的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
李彪被带到洛阳不久，就遇到赦令，免除了官司纠纷。三月，孝文帝第三次南征，不久病逝于途中，时年三十三岁。年轻的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按孝文帝遗诏，由尚书令王肃、任城王元澄等五大臣辅政。
李彪不甘心废罢，积极结交王肃等高官，希望靠他们帮助复任修史之职。得到王肃承诺后，李彪上书朝廷，称孝文帝一生功业卓著，朝廷应该为之修史立德。自己十几年前修过国史，现在如果让新人负责，恐怕不了解当年的修史体例、工作方法，因此请命为朝廷修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李彪多次提到修史是父子相传之学。他引用了“相门有相，将门有将”的谚语。可以想象，深受门第歧视之苦的李彪，对这个谚语会有多么大的反感。现在，他却要用这个谚语说明“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为了证明史官应当世袭，他又引用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作《史记》，班彪、班固父子合力作《汉书》的先例。
这是何故？大概李彪还在为儿子的出路焦心：李志到此时还没有一官半职。他可能希望李志和自己一起修史，积累这方面经验，以后继续担任史官。修史之职貌似清要，但无权无钱，实惠不多，高门子弟未必热衷，在“门第决定一切”的官场上，也许是李志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角落。朝廷批准李彪以平民身份在秘书省修史，但没有提到李志。此时李彪没有官爵和俸禄，生活艰难，王肃等人都曾给他些经济上的帮助。
景明二年（501）正月，世宗解除了辅政诸大臣的权力，开始亲政。任城王元澄外调雍州刺史。李彪专门到元澄家，请求他给李志安排一个职位。元澄本来和李彪不和，此时却爽快地答应了，报请李志为自己的军府行参军，获得时论好评。
其实，此时元澄已经感受到世宗的猜忌，而李彪则被列入了重用的名单中。世宗刚刚解除了辅政诸王的权力，正需要提拔可信赖的得力官员。依常理，李彪白衣待罪，如加以提拔，肯定会感恩戴德，效犬马之劳，且李彪颇有人脉和行政能力，这是世宗的东宫亲信们不具备的。世宗任命李彪兼通直散骑常侍（正四品下阶），代理汾州刺史事。
大概是儿子的“出路”已经解决，李彪此时对现实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恳切上书辞让。世宗不许，连续派人敦促他赴任。李彪还没来得及上路，就病重不起，于这年秋天病逝于洛阳，年五十八岁。
史书中没有李彪妻子的记载，大概也不是高门出身。李彪之女名字不详。李彪死后，世宗闻知其女贤淑，迎娶为婕妤。李婕妤在宫中，常教授世宗诸妹文字、经史，后宫都奉她为师长。李婕妤大概没有生育子女。世宗死后，她出家为尼，由于熟谙经义，常开讲佛理，高僧们都尊重叹服。
李志后来靠能力逐级升迁，到胡太后专权的熙平年间（516— 517）已升至从三品。正光二年（521）五月，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叛逃萧梁，当地兵灾损伤严重，李志被任命为南荆州刺史。
普通四年（523），梁武帝二十岁的皇子萧纲任雍州刺史，和李志南北相临（《梁书》卷四《简文帝纪》）。萧纲很有文采，曾写信给李志劝降。《艺文类聚》卷二十五收了这封劝降书。有趣的是， 萧纲在信中称李志“门世英华，中州旧族”。诱降书自然会用些恭维词句，但这也说明，当时的所谓门阀制度并不严格，如果父亲做过高官，到儿子辈还能做高官，也就能用高门旧族来恭维了。
李志大概对萧纲的劝说有所动心。此时的北魏王朝已经进入兵乱四起的动荡之中。到武泰元年（528）四月，尔朱荣带兵进入洛阳，在河阴屠杀朝臣，北魏全境大乱，大量宗室、官员逃奔梁朝。六月，李志也拥南荆州叛逃梁朝，此后的事迹就不见于史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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