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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文化史家冯天瑜的文化普及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华文化的波澜起伏。
一本书追溯中华文化的根与源，一本书窥见中华文化的新与变。
以史学视角切近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史家笔法勾勒中华文化的壮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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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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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化史的奠基、人文传统的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题，立意深远，论证详明。该书以宏大的构思、丰富的内容，描绘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多姿多彩的生动图卷，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现代转型的发展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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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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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1942—2023），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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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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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讲 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思考001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020
第三讲 中国文化史分期041
第四讲 中国文化的生态与特质061
第五讲 中国人文传统076
第六讲 中华元典的“人文性”101
第七讲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121
第八讲 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135
第九讲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148
第十讲 秦至清是“非封建”社会168
第十一讲 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187
第十二讲 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202
第十三讲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217
第十四讲 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244
第十五讲 中国文化现代转进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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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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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这是登堂入室的前提之一。
“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等语，确需追迹历史的古今推衍。
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囗”，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囗（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天子之都、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里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京师义的“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二如国境之内《诗经·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如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如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时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居“四夷”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其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展延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还更有拓展。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绚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赵世家》。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了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有些朝代又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参见《元史·外夷传一》。。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是在与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开始出现的。而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于是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里，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涵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72—1843）《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之类的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②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④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④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法显：《佛国记》。。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清人魏源（1794—1857）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海国图志》卷七四。近代学人还著文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皮嘉佑：《醒世歌》。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简练称号，当然成为首选。梁启超（1873—1929）、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是“天下之中”的妄见，继续使用这个自古相沿的国名，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民族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第13页：“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现已成为国民共识。“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为国名，交替使用，而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广泛采用。
本文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的广阔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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