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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本书讲透鲁迅晚年精彩的战斗岁月，叙述鲁迅与胡适、邵洵美、施蛰存等人的恩怨，与曾今可、崔万秋等国民党爪牙的惊险周旋，也有与许广平的温情，与瞿秋白、陈赓等人的惺惺相惜。
作者持续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二十多年，在他看来，鲁迅的思想对当代文化建设有着越发掘越深厚，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本书参照鲁迅的日记、书信、杂文等，对晚年鲁迅的经历进行论述，可以帮助读者快速、准确地认识晚年鲁迅，从而清楚地了解鲁迅晚年的政治思想和智慧。
“鲁迅研究”系列迄今已出版6本，是鲁迅思想与文化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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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鲁迅晚年的创作极为精彩，也因其深刻复杂的政治议题、爱憎分明的立场而引发了很多论战和争议，影响延续至今。《晚年鲁迅与民国政治文化》重点叙述鲁迅在1933年与胡适、邵洵美、施蛰存等人的论争，以他进入《申报》隐身在上海租界进行文化活动为主线，勾勒出1930年代左翼文学、自由派和其他各种文化派别之间的交锋与协商的文化图景，进而从细处刻画鲁迅的文化形象。
作者深入论战的历史语境，爬梳史料，分析文本，描摹出鲁迅晚年鲜活的样貌，揭示鲁迅论战背后依据的深厚文化资源、文明自信力和现实根基，充分展现鲁迅犀利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该书稿重点叙述鲁迅在1933年与胡适、邵洵美、施蛰存等人的论争，以他进入《申报》隐身在上海租界进行文化活动为主线，勾勒出1930年代左翼文学、自由派和其他各种文化派别之间的交锋与协商的文化图景，进而从细处刻画鲁迅的文化形象。书稿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结合文化研究方法，对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思想发展进行了有说服力的研究，是鲁迅研究领域中新的突破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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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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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庆军，现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传媒。出版专著有：《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等。迄今在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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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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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上探母 1
一、左右为难 2
二、北上探母 7
三、两次密谈 14
四、北平五讲 21
五、南下之后 29
第二章 隐身发声 35
一、文禁如毛 36
二、匿名写作 39
三、 新班底 45
四、批评当局 50
五、鲁迅预言 56
第三章 迎击论客 63
一、戳痛当局 64
二、遭到围攻 71
三、戏仿论敌 76
四、迎击论客 82
第四章 批评胡适 87
一、早有裂隙 88
二、王道诗话 95
三、对日态度 101
四、批评胡适 107
第五章 隐蔽战斗 111
一、大陆新村 112
二、内山书店 118
三、租界生活 125
四、文化空间 130
第六章 出版情书 137
一、也是战斗 138
二、隐语种种 143
三、人性幽暗 151
四、缓解窘况 157
第七章 秘密工作 161
一、成为“盟主” 162
二、交往陈赓 170
三、视如同怀 174
第八章 痛批富婿 183
一、泥腿文坛 184
二、“皮鞋脚”圈 188
三、洵美骂人 193
四、鲁邵之争 198
第九章 反抗殖民 203
一、两个上海 204
二、透视洋场 213
三、踢踏生命 217
四、揭秘治术 221
第十章 打壕堑战 225
一、壕堑策略 226
二、巧用传媒 235
三、批评时政 239
第十一章 扶持木刻 245
一、提倡木刻 246
二、策划展览 252
三、扶持新人 256
四、走向世界 261
五、奖掖后进 268
第十二章 鲁施论争 275
一、政治幽灵 276
二、两封来信 279
三、事发突然 282
四、错位之争 288
五、文化魅影 294
注释 300
后记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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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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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1.晚年鲁迅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文化困境，左右为难：他很想做一个学者，写几本学术专著，但遭到了胡适、刘半农等“学界领袖”的联合抵制；他名义上是“左联”的精神领袖，但又受到周扬、田汉等人的逼迫和压制。
他想退一步，遭到来自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他想往前走，却发现左翼阵营里暗箭四射，鞭影重重。
年岁愈长，困境愈甚，尤其是过了五十岁之后。鲁迅形容这种困境，就像穿了一件湿布衫：既不舒服，又
脱不下，难得爽利，被束缚得难受。
2. 钱玄同与鲁迅都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同人，为什么到了三十年代却渐行渐远，甚至势同水火？
这方面的原因说来话长，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原来与黑暗战斗的人，为了稳稳地把住饭碗，与黑暗同流合污，甚至变成黑暗的一部分；而有些人为了高升，则成为政府的帮闲或帮凶，五四时期好好的一场恶战，变成了“要升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闹剧。除了钱玄同之外，还有刘半农、胡适等人，都对鲁迅在北平的活动进行了抵制和破坏。
3.在编辑杂文集《花边文学》的时候，鲁迅常常慨叹自己的笔像有毒似的，只要刊登他的稿子，基本逃不掉停刊的命运。他说：“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
4．王平陵虽然被鲁迅痛骂，但也因此“一骂成名”。
这里有两则故事可供参考。
其一是说王平陵遭到鲁迅的揭露和回击之后，久久没有发声，却获得了国民党当局的称赞和表扬，称他为“文艺斗士”。后来，国民党政府成立“电影剧本评审委员会”，王平陵因此被任命为评审委员。1936年，陈立夫通过国民政府教育bu成立“中国电影协会”，委派王平陵主编《电影年鉴》。王平陵因此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实权人物。
另一则故事更耐人寻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王平陵随国民党败军退入台湾后，一时找不到固定工作，便以卖文为生。为了便于卖文，王平陵向人声称“鲁迅曾骂过我”。这一宣传颇见成效，许多人因此对他刮目相看。1950年5月，王平陵被《半月文艺》看中，担任专稿撰述委员，获得了一份体面且收入颇丰的工作。
5.1933年2月，曾今可出版了诗集《两颗星》，其中有一篇署名崔万秋的“代序”，极尽吹捧之能事。而奇怪的是，在7月2日、3日的《大晚报》和《申报》上刊登了崔万秋的启事，说《两颗星》的“代序”不是本人所写，乃是曾今可自己杜撰。这无疑是一件十足的丑闻，上海文艺界一时议论纷纷。
7月4日，曾今可在《申报》上刊登一则启事，说“代序”虽然不是崔万秋特意写的，却是摘录自崔氏的来信，集束而成，竭力为假借他人之手吹捧自己的丑事辩解。曾今可知道崔万秋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不是好惹的，于是他在启事中装可怜，充当弱者，但又绵里藏针，讽刺崔万秋以势压人，他说：“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
这样的启事实在是太有意味了。曾今可一面说自己是弱者，没有背景，没有党派，一面说自己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朋友要求，因此获罪。鲁迅在《序的解放》一文中讽刺道：“我们倘不知道这位‘文学家’的性别，就会疑心到有许多有党派或帮口的人们，向他屡次的借钱，或向她使劲地求婚或什么，‘无法满足’，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这位曾今可真是一位可恨复可怜的文人。他在崔万秋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用崔的名字给自己的诗集作序，自吹自擂，已经算厚颜无耻了；被崔万秋登报揭露时，便改口说这篇序言是对方来信中夸赞之词的集合，还暗示对方以势压人，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才登启事揭露自己。
这还不够，更令人咋舌的是曾今可随后向一家不知名的小报匿名投稿，揭崔万秋的老底，题目是《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曾今可投书告密的行为被神通广大的崔万秋获知。更为可怕的是，曾今可的原稿也落在了崔的手里，可谓是捉贼捉赃。尽管匿名，但是字迹和手书却不能作伪。要说崔万秋也是个厉害的角色，他不动声色地把曾今可的告密稿子制成了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上给精印了出来，这下全上海都知道了，曾今可马上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冒名作序在先，投书告密在后，还有什么人格可言，有何脸面再在上海文坛混！
于是，曾今可在7月9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篇启事：“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污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原本在一起围攻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崔、曾二人，因各自挟私，反目成仇，闹得不可开交，联合阵线不攻自溃。
6.胡适很早就有做“帝王师”的情结。1922年5月，这位新文化领袖“拜见”了逊位的宣统帝。这件事在胡适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即日因与宣统帝约了见他，故未上课。”为了见皇帝，胡适不惜翘班，可见他对此极为重视。
日记中继续写道：“十二时前，他（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着厚帘子；太监们掀开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坐在前面放了一张蓝段垫子的大方凳子上，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富人的天下，文学界里有一批“玩文学”的人，多出身官宦和士绅之家，他们的文学观倾向于保守或唯美，邵洵美和梁实秋等人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文学是高雅的事业，只配有钱人或上等人来操作，穷人是不能或不会登上文坛的。换言之，他们瞧不起穷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
邵洵美在《文人无行》中说得很清楚：那些没有职业的人才来做文人，他们“但求闻达，不顾羞耻”，是永远在文坛里胡闹的“这般东西”。
这种侮辱和谩骂式的话出自绅士邵洵美之口，令人诧异，遭到鲁迅的痛批也在情理之中。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引述了邵洵美的这番话后，讽刺道：“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
前言/序言
后记
这是我关于晚年鲁迅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距离2007年博士论文《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
1933—1936》一书出版已经16个年头，而关于晚年鲁迅的研究其实才刚刚起步。
准确地说，《晚年鲁迅与民国政治文化》这部书只能算是这个总题下的第一卷，集中论述了鲁迅在1933年的思想变化和剽悍出击。而到了1934年，鲁迅面对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国民党当局加强了“文禁”，改进并加强了书报审查的措施，作家在强压下纷纷逃避。提倡性灵文学和小品文成为时尚，很多偏向右翼的作家开始鼓动风雨。与此同时，“左联”内部也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比如“四条汉子”崛起，鲁迅被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刻意边缘化等，这些都是鲁迅不得不面对，且需花费心力处理的重要问题。当然，还有更为严峻的1935年和1936年。政治形势和各种纷争日趋白热化，鲁迅面临着前后夹击、内外交困的局面，他不得不选择“横站”。
从以上这个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这部书只是为下一步的研究起到奠基定调的作用。写作这样一部不算厚重的小书花去了我整整八年的时间，可见本人做事情不讲效率。如今卸去了一些额外负担，可以稍稍集中精力于研究和写作，学术步子可能会迈得更大，或更快一些。但也未必遂愿，因为随着对晚年鲁迅研究的深入，我越发感觉吃力和沉重。一则材料与另一则材料的反复比较爬梳，某一种说法与之前相似提法的前后比照考释，稍加用心便会耽搁许多时日。鲁迅研究的百年历史已经积起海量的学术成果，需要做精微细实的考证。尤为重要的是，“晚年鲁迅”充满变量认知的客体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理论旋涡和叙事风险，我不得不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开始梳理，一点点啃噬和咀嚼，一处处辨识和求证，以便更进一步地接近和窥探命题的核心。
倘非要指出这部书有何可取之处，私以为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些许探究：通过设置一个个小的问题，对其进行“盾构式”的勘测与突破，由外而内，逐层破解，使问题的核心部位在掘进中自然暴露，问题意识从内部穿越而出。
当十几条洞隧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再巨大的山体，再坚固的岩层也会在洞穿、分割和撞击中逐一瓦解。比如为了理解鲁迅在新的文化钳制和政治高压下如何工作，本书设置了十二个小问题，分别从北上与南下、隐身与发声、化名策略、批评胡适、迁居与隐居、《两地书》出版、结交中共高层、批评富家女婿、解构上海迷梦、掌握文化领导权、扶持新兴木刻、鲁施论争等角度，解读鲁迅在整个文化实践中采取灵活的文化策略和斡旋手段，看他如何突破文禁、灵活发声、取得主动，使得左翼文化在艰苦环境下仍掌握着文化话语权和领导权。当然，由于自身的研究功力有限，有些问题远远没有很好地解答，我只是把问题和方法摆在读者面前，有待学界同道在我将来的研究中给予帮助和匡正。
持续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二十多年，越来越觉得鲁迅的思想对我们当代文化建设有着愈发掘愈深厚、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这些年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潮的笼罩下，鲁迅思想中的政治倾向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而鲁迅的政治倾向性和他的政治倾向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被庸俗化和简单化了。重新认识和发现鲁迅的政治思想及其生产机制，尤其是对他在晚年时期越来越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对今天如何看清我们的道路和方向，在工作和生活中选择怎样的立场和采取何种方式至关重要。
十几年前我曾提出“鲁迅研究重返政治场域”的话题，多年坚持，一直未易，希望越掘越深，在“政治鲁迅”研究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践和研究。可能由于此路寂寞，于今尽管有同道深表理解，也恐只身犯难而应者寥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这个方向上坚持研究，并勉力继续深挖下去，期望尽早让这个系列的研究成果面世。在此更感谢鲁迅研究界的同道多年来的抉择提携，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的学术激励和后期资助，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文系帅文霖老师的无私帮助和本书责任编辑玲子老师的精心编校。
郝庆军
2023年4月30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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