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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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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松溉镇志》的历史文献及一群四零后五零后老人的口述史，还原及建构过去百年古镇的生活图景，探讨时代变迁下的人、事、物的变化，为小镇20世纪生活史留一段记忆，使更深刻理解川渝地区小镇的生活景观文化及其演变逻辑。这为长江沿岸乡镇20世纪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补充了一个鲜明的个案，丰富了松溉古镇的记忆遗产内容，提升了古镇的文化内涵，为重庆的古镇旅游开发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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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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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追溯川渝沿长江传统聚落空间20世纪变迁的微观史。本书聚焦重庆历史名镇一松溉古镇的时空演变，借助场镇的生活主体一-老人的口述历史建构场镇过去百年的生命历程。在本书中，作者首次探讨了长江中上游曾以商贸为主导的小型聚落空间20世纪以来的兴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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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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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斯颖，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现为重庆文理学院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四川大学在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与文化、文化遗产、社会性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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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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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第一章变迁的环境与时代因素/
一松溉的地理环境/
二松溉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
三鼎盛时期的松溉（20世纪20—40年代）/
四由盛转衰的松溉（20世纪40年代中期）/
五改革开放后的松溉（1980—今）/
小结/
第二章古镇的空间变迁/
一古镇昔日的空间范畴/
二“十里长街”的兴与衰/
三主要街巷的变迁/
四街名的变迁/
五教育空间的变迁/
六宗教空间的变迁/
附录1：松溉现存的宗教场所/
七休闲空间的变迁/
附录2：松溉古镇景区内的老茶馆/
附录3： 松溉古镇新街（景区外）的茶馆/
附录4：针对游客的茶馆——临江茶馆/
附录5：现代的地标性休闲空间——江岸小憩园/
小结/
第三章时代变迁中大家族的命运/
一水井湾消失的大户人家/
二付之一炬的秦家大院/
三罗氏家族清明会的重现/
四陈家大院的启示/
附录6：陈家大院的空间景观/
第四章百年变迁中的个体命运/
一一个出身富农家庭的孩子的还债故事/
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船老板/
三从码头苦力到文化使者的方大文/
四古镇的“40后”“50后”们/
第五章手工行业的变迁及手艺人境遇/
一手工行业的历史变迁/
二时代变迁中的手艺人/
小结/
第六章赶场：百年变迁未间断的风景/
一集市溯源/
二松溉昔日的“场”/
三老而不休的商贩们/
四赶场的观察总结/
附录7：松溉的赶场景观（2022年）/
尾话/
附录8：消失的风景线/
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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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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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古到今，知识是用脚步探索出来的。10万年前古代智人从东非大草原出发跨过红海，经过几万年的迁徙，足迹遍布除了南极洲外的六大洲，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创造出多样的文化。随着语言符号系统的进化，不同地域的先人们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和地区文化。每个人、每个地方对于他人而言都是待探索的“他者”。
对于他者，如何深入腹地去看到景观表象之外的真实之景，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特别是在大众旅游市场主导的时下，景观多被包装，普通游客是很难接触到戈夫曼所说的“后台”，而后台才是这个地方本有的日常生活。唯有进入后台，你才能触摸到这个地方的文化，才能看清楚卸下面具后的“它”的真实面目，才能理解它现在时态的生活景观及生活逻辑。但能否进入后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运气。在2022年5月的重庆古镇之旅中，一座位于长江中上游、重庆西部的江边小镇给了我一次深入其后台的机会。
这座古镇离我所在的城市仅60千米的距离，但我对这个常出现在电梯视频旅游广告中的古镇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它名“松溉”，是渝西城市永川的唯一出水口。我第一次与它邂逅是在2017年的冬天，因工作之需每年至少去一次，但每次只停留一两个小时，看到的景观大同小异。几年下来，我对它的印象仍停留在长江边上一个平平无奇的旅游型小镇层面。“去了不等于看得见”，走马观花至多只能得到浅层次的印象观感，留不下可书写的印象。2022年5月的这次再访，我终于“看见了”，是因为用了心。这次进入古镇不再是漫无目的地走马观花，而是带着一个探索主题进去的。出乎意料的是，田野过程犹如一把打开了解这座古镇的密钥，我有一种揭谜般的兴奋感。
为我打开松溉“后门”的第一人是茶倌方大文。那天，正逢“五一”，天气不好，游客不多，这对于田野工作者反倒是好事，因为更容易搭讪，街道两边店铺的经营者更有时间，也更有耐心来接受你的采访。我和学生漫步在临江街，如寻找猎物一般找寻合适的访谈者。我们看见了位于临江街中段的 “传统古法榨油体验坊”，便走了进去，看馆的工作人员正好是打扮成榨油工的方大文。话题本是围绕古法榨油这门技艺及作为技艺传承人来探讨，在被告知油槽坊及榨油工在松溉古镇已经是过去时的事实后，我突然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即便是在乡镇这一最基层的下沉市场也近乎是“博物馆的陈列物”了。撇开了“老手艺人”这个限定词后，“他是谁？”“他都经历了什么？”成了我对这个古镇探索的新主题。换了探索主题后，我的信息人范围更广了，几乎每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老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猎物”，因此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让我惊喜的是，当我坦诚告知就想听听他们的个人故事后，此地老人多不设防，有的甚至主动给我提供线索。老人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地方的开放和自由度，这或是水码头的环境孕育出来的民情、民性。
“他/她”的故事累积了一些后，这个小镇的20世纪生活图景的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那些街道曾经的模样、那些小巷里弄曾经的大户人家、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些在纸面文献里看不到的很多历史和故事仍然藏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尽管有的业已模糊。这次宝贵的田野经历使我意识到，20世纪古镇兴衰的社会记忆持有者和口述者们已步入耄耋之年，这些信息若无人记录保存，那么这些能唤起家园感和身份认同的社会记忆信息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带进土里。作为一个有幸的聆听者，我应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为古镇留下一段20世纪的生活史记忆，这是我创作此书的一个动机。
本书主要通过《松溉镇志》的历史文献及一群“40后”“50后”老人的口述史，还原及建构过去百年古镇的生活图景，探讨时代变迁下的人、事、物的变化，为小镇20世纪生活史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能更深刻理解川渝地区小镇的生活景观文化及其演变逻辑。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探讨古镇变迁过程的长时段影响因素——自然地理环境，中、短时段影响因素——历史沿革及20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第二章探讨古镇人文空间景观，包括街巷、宗教、教育、休闲空间的变迁情况；第三章还原古镇几大家族在20世纪的历史境遇；第四章通过口述史揭示“40后”“50后”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境遇，通过他们的个人经历透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第五章探讨手工行业的变迁，并探讨商品化、现代化背景下的老手艺人的生存现状；第六章展示20世纪社会变迁过程中一道不间断的风景——赶场，通过对当下场集的观察及赶场老人们的口述历史揭示川渝地区乡镇的经济交流空间状貌及农民的生存之道。
◇第一章变迁的环境与时代因素◇
第一章变迁的环境与时代因素
这一部分主要交代松溉的地理环境因素、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以及过去百年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样书写主要受布罗代尔的新史学理论启发。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新史学认为时间有三个层次：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其分别对应的历史时段是“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唯有把研究对象置于长时段的时空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现在时段状貌的演变逻辑。
作为一个外面时空的“他者”，在任何一个“他境”看到的只能是现在时段的场景。关注现实是社会学的视角，而探讨此景背后的因则是史学的视角。若按佛家的“因果”理论，此景乃前因的果业，也即理解现在时段的场景不得不从过去时段的时空中去洞见。
一 松溉的地理环境[1]
地理环境要素是历史结构中最稳定及最恒久的要素。这是理解20世纪初松溉为何能一跃成为川东重要场镇及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保存文化、经济薪火的避风港的原因之一。
松溉的名字取自它境内的一座山和一条江。此“山”为松子山，此“江”名溉水。本名松子溉，简称松溉。
地理空间上，它是长江中上游段的一个江边小镇。位于渝西中心城市永川的南端，历史上是永川地区唯一的出水口。距永川城区40千米，顺江而下到重庆143千米，逆江而上到四川宜宾229千米。与江津石蟆镇隔江相望，东接江津区朱杨镇，西靠永川朱沱镇，北临永川的何埂镇。
松溉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季风气候显著，日照少，湿度大，多雾。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年均降水量约1000毫米。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比较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的。在松溉的自然灾害史的文献记录中，干旱、风灾和暴雨是其主要自然灾害，但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的频率并不高。据载，明代松溉发生旱灾的次数为4次；清代发生各类灾害的次数为10次，其中旱灾次数5次，水灾2次；民国时期各类灾害有文献记录的为9次，多为旱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记录的自然灾害较多，亦多为旱灾，对农作物损伤较大，但均未损及人命。
松溉镇地形为低山和丘陵：主要山脉有巴岳山脉，境内最高峰海拔405米；最低点位于长江边，海拔199米。植被稀疏，多为红山秃岭。松溉中坝属河漫滩，长300—400米，宽100—150米。长江沿岸区域属一级阶地，海拔210—220米，呈狭长带状断续分布，宽100—150米，长500—1000米。松溉人的地理识别系统中，把河滩分为三段，以东端作为水码头首端，每隔约500米作为一个码头区段，以“上码头”“中码头”“下码头”作为地理标识，街巷亦围绕这三段码头展开。三段码头中以“中码头”为行政、商贸及文化的中心点。
水文环境方面，松溉长江段整个流长是75千米，流域面积为485平方千米，主要河道有一级河道大陆溪河、新桥河、土地滩河3条。每年5—10月为汛期，平均水位在200米左右，历年最大流量为534万立方米/秒，历年最小流量为1930立方米/秒，年径流量为2099亿—3524亿立方米，水面宽度为400—600米，最大水深为34米。优良的水文条件保证了松溉可全年通航。从现有文献的记录可知，松溉段长江水域发生灾难性的水患远不如旱灾对老百姓带来的伤害大。当地老百姓的社会记忆中的水患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乾隆年间（1736—1796）的雨灾引发的涨水，那次长江水淹到了鱼市口，冲塌房屋数间。一次是光绪年间（1875—1908）的雨雹，这次导致境内的几条溪水漫延，出现人员伤亡。这两次的灾害主要还是由极端的暴雨导致。在汛期常态情况下，普通涨水对于地势较高的聚落空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长江河道对于松溉人民而言是温和的母亲河，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从上述的地理环境来看，松溉镇有先天的地利条件——水道，这在陆路交通不通畅的年代，有水路的平坝区域较内陆和山地区域更容易发展起来。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长江水道的沿岸区域是最先发达起来的区域，“扬一益二”[2]说明了自唐以来，长江下游段的长三角区域和长江上游段的成都平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但狭窄的地形条件又决定了它难以发展成像上游的泸州和下游的重庆那样重要的港口。缺乏可容纳巨量人口的宽广平坦的土地决定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可能成为“市”这个层级。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和清顺治十八年（1661）两度成为县衙所在地是它历史上政治地位最高时期，民国时期扮演川东黔北的中枢物流角色是它在历史上最高的经济地位时期。
二 松溉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
在对外宣传上，松溉给自己的定位是“千年古镇”。事实上，松溉镇的始建时间无史籍可考。其参考的史据是南宋名家陈鹏飞曾在此设馆教学的传说。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南宋陈鹏飞（字少南，与苏东坡、张子昭被誉为当世“注经三杰”）因被秦桧诬陷遭贬，偕妻在此设馆教学。2001年，陈少南墓在松溉镇被发掘，为他告老还乡设馆教学一事提供了依据。据此判断当时松溉已有场镇。
图1.1 现在作为景点的鹏飞书院
松溉在行政级别上的历史高光时刻是其曾两度作为县治的行政区域身份存在。玉皇观内保留的一通石碑碑文记载，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永川知县徐先登曾将县衙移此。这是松溉第一次作为县治所在地；第二次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赵国显也设县治于此，招抚流亡。康熙四年（1665）永川知县王耘将县衙迁回永川县城。行政级别的升级，对于松溉的人口迁徙势必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行政区域层级越高，则人力资源越丰富，意味着谋生的机会更多，这是一个人口迁徙规律的常识。外来人口对于明末清初历经了百年战乱正处于满目疮痍的巴蜀大地而言，无异于源头活水。两段短暂的县治时期以及康乾三代的垦荒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为松溉日后的繁荣提供了人口资源的保障。
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6），虽然县衙已经迁回了永川，但清政府仍给予松溉高于一般乡镇地位的行政身份——乾隆十二年（1747）曾于此设总爷衙门，并且修了城隍庙。城隍庙的修建对于失去县治地位的松溉人是一个心理安慰，因为按封建时代不同层级的城镇规格，只有县以上的区域才有资格建城隍庙。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城隍本指护城河，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对城隍神的信仰滋盛。宋代将其列为国家祀典。明初，大封天下城隍神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四等，岁时祭祀，分别由皇帝及府州县守令主之。也即只有“城”才能有城隍庙。故位于古县衙下面的城隍庙说明松溉这方境自乾隆时期已是座“城”。“城民”这个身份对于松溉人而言虽然是个虚荣，但在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关系中，“城民”在身份秩序认知中不可以否认的是比“乡民”更高的阶层。这种根深蒂固的“轻农”身份认知直到前些年取消农村户口，实现“城乡一体化”时才有所转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松溉人因松溉这些历史的殊荣致使他们相较于隔壁的乡镇多少有些身份上的优越感。
到了清光绪十八年（1892），清政府在松溉设把总。把总是清代绿营兵中的低级军官，正七品的官位。清光绪《永川县志·舆地·山川》记载：“松子溉，邑之雄镇也。商旅云集，设有水塘汛，查缉奸盗。又下曰东岳沱，深数十丈，石刻‘澄江如练’四字（郡守陈邦器书）。沱上北岸，有后溪水来注之。东岳沱之前，曰哑巴溉，水最险恶，往来舟子不敢作欸乃声，故此以名。其下流有巨石立江边，形如虾蟆。水涨及虾蟆口，船无敢上下者。过此为大矶硇滩，江流至彼，乃入江津界。” 什么是“水塘汛”呢？这涉及清代的兵事管理制度。在清代，凡是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被称为“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亦作“讯地”。塘汛驻兵为的是“游巡盘奸，缉匪差防”，即主要从事治安管理。水塘汛主管水上治安，旱塘汛管辖陆地治安。松溉设有水塘汛，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当时经济活动的兴旺，以至于需要设置专门的治安管理部门来保障其经济活动的安全。
进入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的政权更迭。1912年，清王朝被民国政府取代；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统治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政权的更迭导致松溉的行政区域和名称历经了多次变迁。
民国初年，松溉更名松溉场。此时的松溉由军阀管治。民国二十二年（1933），更名松溉乡。民国二十四年（1935），更名松溉联保。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此设立纺织实验区，名松溉实验乡，实行厂乡合一，厂长兼乡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松溉实验乡更名松溉镇，直至永川县解放。
1949年12月4日，永川县和平解放。永川县成立人民政府后，于该月下旬将全县划分为6个区、43个乡镇。松溉镇属第四区，共辖何埂、聚美、水碾等乡镇。1950年1月1日，永川第四区[3]正式成立。区公所所在地设在“北门锁钥”西北侧的文昌宫（又名孔家祠堂），松溉镇人民政府设在原西大街（现横街子）的南华宫内。1951年3月，松溉镇实行城乡二元制，镇乡分离，农村人口属松江乡管辖。1953年，松江乡分为松江、新华两个乡，1956年后又合并为松江乡。1958年9月，松溉镇乡合并组建镇江人民公社。1963年2月，镇江人民公社分为镇江人民公社和松溉镇，镇、社均属何埂区公所管辖。1968年11月，成立何埂区革命委员会，镇江人民公社和松溉镇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4月，永川县松溉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居民委员会。同年，永川县镇江人民公社青龙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5个生产队。1978年11月，松溉镇与镇江人民公社合并建为松溉人民公社。1983年9月，撤销松溉人民公社革委会，改为松溉乡人民政府。1986年，撤销松溉乡并入松溉镇。1992年，松溉镇更名为松既镇。同年10月，落实“撤区并乡建镇”，松既镇与聚美乡合并组建松既镇，由永川市直管。直至2004年，松溉方确立目前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这一年的村级建制调整中，原有的17个村合并为6个村、94个村民小组，原有的2个居委会合并为现在的1个居委会。2005年6月，为尊重历史和群众意愿及发展旅游的需要，松既镇更名为“松溉镇”，管辖区域和政府驻地不变。2021年，松江村改为松江社区。截至2022年7月，松溉镇的行政区划为2个社区、5个村。
综上可见，松溉20世纪后半叶行政区划的变化是历朝历代最频繁的，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年都在变更。让人眼花缭乱的行政区划变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时期：区乡建制（194912—1958）；人民公社建制（1958—1966）；工农人民公社建制（196601—197106）；恢复人民公社建制（197107—197804）；恢复区乡建制（197805—198412）；镇村建制（198501—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略作调整。
[1] 基础信息和数据主要参考《永川市松溉镇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永川市志·松溉镇志》，2010年版，第46—48页。
[2] “扬”指扬州，“益”指益州。
[3] 区公所区公所为县或市政府的派出机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改建为区人民政府），其行政地位介于县和乡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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