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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性别经济看中国社会变迁，以禄村研究观经济体系改革。
十年实地考察，六十年禄村变迁尽收眼底；延续经典研究，从异乡人视角看中国女性。
曾经默默接受宿命的一代女性在接受采访时会怎样诉说她们的身世，重现禄村数代妇女的微观生活和心路历程，带我们走入1980年代的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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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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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深入云南禄村就农地制进行了一项拓荒性研究。半个多世纪之后，加拿大学者宝森重访该地区，并进行了为期10年的田野考察。在追溯以往60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巨变的情形下，作者围绕“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个主题，以独特的视角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业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性别问题，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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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宝森（Laurel Bossen）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她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颁发的奖项，还曾担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她对性别、劳动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很感兴趣。她早期的研究比较了危地马拉不同民族、农村、城市和阶级社区的妇女与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宝森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农村在不同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性别关系的变化。宝森最近的著作包括《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以及与他人合著的《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追溯中国乡村缠足现象的消失》。
译者简介
胡玉坤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5年从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大任教，曾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布莱特学者(2013—2014年度)。她先后担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组织的顾问/专家。目前是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等。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化、公共卫生与人口健康，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性与生殖健康，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性别视阈下的“三农”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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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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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和表格
度量衡
容量到重量的转换
关于拼音使用的说明
致谢
序言 发现了一个母系家庭
有关安排的交涉
计划与意外收获
第一章中国西南的禄村:挖掘社会性别问题
重访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前沿
禄丰镇:县城和市场中心
中国的社会性别
中国村落的变化和多样性
社会性别与发展
历史与记忆
中国农村与禄村
中国发展中的农村妇女
第二章跨越时间的透视
追寻中国人类学创立者费孝通的足迹
转变研究议程:从阶级与农地制度到社会性别关系
建设的十年:禄丰城明亮的灯火
消费者“追赶”的10年:电视在禄村
第三章贸易与审美:禄村缠足的消亡
中国和云南的缠足
缠足:阶级、农作与族群
缠足与教养训练
缠足、纺织品和家庭经济
华北缠足的消亡
中国西南禄村的缠足
禄村老年妇女对缠足的回忆
缠足与放足:禄村及周边地区变化的时间
破译禄村的缠足之谜:云南19世纪棉纺织技术与贸易的变迁
缠足和20世纪初禄村妇女的劳动
鞋子
更大的经济:云南的棉布市场
总结
缠足:沧海巨变中一个“小小”的标志
第四章农地制、农作和就业中的社会性别
农地制度
农作中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
禄村妇女一个上午的劳动
非农职业
第五章一个有天分妇女拥有的财富:禄村的萨满女巫
女巫与财富
从更宽泛的视野看萨满女巫
黄师娘:被铭记的女先知
天分与财富
后记:招魂
禄丰的《罗生门》
第六章20世纪30—90年代的富裕与贫困:兴衰成败之路
1938年的居民、新户及流动劳工:贫困的“无根性”
高女士:20世纪40年代一个贫穷的工资劳动者
袁女士与传染病
1938年的富裕者
20世纪90年代的富裕与贫困
中国、云南及禄村的现金收入度量
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者:鳏夫、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老年人及残疾者
20世纪90年代的富裕
富裕与贫困的连续性与变化
第七章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养儿育女
婚姻:期望与例外
以往的婚姻
婚姻与母女纽带:20世纪90年代的从妻居
居住的政治
入赘婚模式
父系制和从夫居婚姻
是讨媳妇还是结婚
远途婚姻与迁出
结婚费用与婚礼
禄村的婚姻交易
婚礼
一桩从夫居婚姻:1990年举行的闵先生儿子的婚礼
一个入赘婚的婚礼:镜像
从夫居婚宴
新娘的送别酒席
烧锅仪式
分家与继承
禄村人的名字
结拜姐妹和养母
离婚和通奸
自杀
对老年人的照料
住宅激增与家庭规模变小
第八章人口变动、计划生育与性别偏好
人口学、人类学与生育决定
对社会性别偏好的历史审视
战时的禄村
1938年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革命时期
改革时期:生育控制与不断上升的性别比
云南和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数字游戏还是过高的女性死亡率
总结
第九章政治与政治文化
干部碰头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的村治
20世纪90年代的村治
女干部
教育、宗教与文化中的政治
结束语
第十章给中国农民松绑
社会性别与发展
土地和农田劳动力
经济、家庭与人口
妇女的政治参与
职业与收入范围的不断扩大
研究禄村的意义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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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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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村的萨满女巫
我爸我妈都来自建春(禄丰东南边100多公里处靠近玉溪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没有地，他们是无地劳工。我妈最初是小脚，她后来慢慢地、慢慢地让它们长起来了，后来就变成了“黄瓜脚”。建春的土匪极为猖獗，所以我父母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禄丰，他们先住在禄丰北边的中村。中村也是个土匪横行的地方。到夜晚土匪就来命令我们交这税那税的，他们还不断来强迫我们开门。我妈我爸很害怕，所以他们又搬了，这次来到了禄村，因为是无地户，我们没有根，所以总是搬来搬去的。我爸知道怎么酿酒，会打铁，做银器。他还会弹棉花。有时候活太多的话，他就雇一两个人。有一次，一个临时工帮我爸去买棉花，他拿了买东西的钱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家在禄村没有地，我们甚至连房子都是租的。听我妈讲，早先在建春时我有个姐姐，她3岁时就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了。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当我11岁时，我曾见过她老公。他也很穷，他来见我们时还穿着破旧的衣服。
那时我爸是能谋生的。我8岁时，我爸酿酒拿到中村去卖。他被土匪抓了去，要我们交赎金。他们要我妈拿钱去把他赎买回来。我妈搞不到那么多钱，一个多月之后，我爸逃回家了。他胳臂和全身都受了伤，并流着脓血，不久我爸就死了。
人们在山上埋了我爸，我们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唯一的弟弟突然发烧，不到两个礼拜他也很快就死了。我妈拿一副小棺材敛了他，并把棺材挂在一棵树上(这是当地风俗)。后来，她听人们回来说，棺材里传出了哭声，我妈赶紧叫人把棺材打开，当他们开棺时，见我小弟弟的衣服和裹尸布全被拉向他的胸口，他的小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小腿蜷缩在胸前。
我妈妈意识到，他们把他放进棺材时，我弟弟还没有死。他是在棺材里憋死的。我妈妈悲痛绝，于是疯了。她发疯时真可怕。她挣扎时甚至能把铁脚链都挣断了。她一片一片地撕破自己的衣服，然后吃掉。只有这样她自己才能免于一死。她这副样子前后几乎有3年时间，她后来慢慢变好，不病了。
我爸去世、我妈疯了之后，禄村的保长拿走了我们家的猪、家具及其他东西，把一切都拿走了。他还把我姐姐和我带到了他们家里，帮他家做饭，看孩子。因为我姐姐和我的个子很矮，我们做饭时，总是站在草凳子上。我姐姐在禄村学习了2年，我在禄丰上了2年学。
当我妈疯掉之后，她变了，变得特别可恨。她变得极其残忍和怪诞。她为我和我姐姐包办了婚姻。我姐姐12岁就出嫁了，我结婚时才11岁。
我姐对我妈为她包办的婚姻一点也不满意，所以，她开始吸鸦片，并想自杀，但被我发现了，我跑去把隔壁邻居喊来，他们撬开了她的嘴，把肥皂水灌了进去，还用鸡毛刺激她的喉咙直到她开始呕吐，就这样救了她的命。我妈仍要她嫁出去，她把姐姐嫁给了中村的一个男人。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从建春迁来的。从建春来的这个男人很穷，甚至连婚床的床板都是借来的。当我们家亲戚去给她送行时，我们见他们连睡的地方都没有。那天晚上我们只能坐在地上，我姐姐也没有进去，那晚她同我们坐在外头。第二天，她同给她送亲的亲戚们逃回来了。她回来后就再也不想回到那里了。我妈几乎把她打死过去，但她还是不回去。我姐聪明，当我妈打她时，她就跑，不打的时候就回来。一个月后就解放了，那时听人家讲，要是包办的婚姻，人们可以离婚，所以她就离了。当进行土改的土改队离开后，那个男人及其亲戚[对离婚]很不高兴，所以没有退回任何嫁妆。
那时我不如我姐姐聪明，有一天我还在上学时，我妈把我从学校带回了家，我见一个男人在家里。我妈说是来帮我姐姐的，她招了一个姑爷。她一直等着我明白———那天我其实就结婚了。我妈把我从学校拽回家结婚。我不敢说一句话，她拽我的头发。
结婚之后，我仍同我妈住在一起。我还小，甚至不同他说话。我见到他就想哭。那个老男人(我丈夫)比我大20岁。当我15岁时，我开始喜欢他了，因为他总是对我很好。当我妈打我的时候，他就来保护我，夹在我们俩中间，所以他挨了打。我们只是慢慢地开始一起说话的，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时，我丈夫提议带我和婴儿去他家，但我妈不同意。我听人家说我丈夫的家乡村不是个好地方，所以我也没有答应，我不敢跟他去。
我丈夫是从湖南来的，同刘少奇是一个公社的，离毛主席家乡也不太远。他们家非常穷，有许多兄弟姐妹。当他刚10岁时就死了爹。他一共有6个哥哥和1个姐姐。那里的做法是，“三丁抽一”。所以，他们把他抓了壮丁。新招的兵那时来到了禄村，部队离开时他开了小差。他只是个新兵。后来他在禄村我们叫着“老乡”的我妈的一个结拜姐妹家里住。我不知道她来我家是为了给我包办这门婚姻。
我家从来没有地也没有房屋。土改期间，土改队给了我们3亩地。土改时，我们房东家只有一个老奶奶及其兄弟。土改队把她家人叫来要他们给我家还钱。她家说他们没有谷子也没有钱可还。土改队于是宣布那个房屋就归我们所有了。
我们家以前在禄村租房子住，但我不知道租金是多少。我们都是外来的，所以，本地当官的都欺侮我们。他们从一开始就收我们人头税，后来还有这税那税的。像我爸爸那样，假如突然挣了许多钱，他们就会不断来骚扰你，使你变得一无所有。我爸去世，我妈病了以后，我们还一样，什么也没有。当我们搬到了城里，我们甚至连床板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
当我爸还活着的时候，我妈就常常帮人治病。她治病治得很好。人们过去常常带着他们的孩子去找她，认她为干妈。
搬到城里一两年之后，我丈夫才来我们家。我们开始卖肉。解放前我们很穷，我妈给我们买来穿的都是旧衣服和旧鞋子。
我13岁时开始学会了怎么做鞋子和衣服卖。我老公卖肉，我做衣服和鞋子为生。后来土改给我们分了地，我们才开始干农活。人们来指派我出去劳动。我妈太“封建”了，她不让我去。她抓住我就打，她把我的衣服都撕破了。我妈的脾气太坏了。她打人。她也在地上插一根香，让我跪在地上，香烧完之后才能站起来。
那时，我脑袋经常受伤。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我妈妈狠狠地打我。她用火钳打我的头，她特别喜欢用鞋子打我。她用火钳和棍子打我头。她也喜欢搞巫术，我不喜欢那个，我们相处得不好。解放后，我到生产队去劳动。他们搞“文化革命”时，我还当过队长，管过妇女运动。那时我没见她做那些事。1948年她和我分了家。我给她粮食让她自己做饭吃， 但我不照顾她。
我有奶奶、叔叔和姑妈。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奶奶和叔叔。我姑妈有个女儿，她非常聪明。我姑妈把她卖到另一个村当了童养媳。他们都很可怜，非常穷。我自己的姐姐在建春当了童养媳，我后来从未见过她。50年了我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或一封信件。我当正队长当了2年，后来病了，我要求不当了，可大伙不同意，我被选为正队长又干了2年。那时我很恨我妈，我想，她怎么能干这类事(占卜)，这太丢脸了。“我给你钱，给你粮食，为什么你还干呢?”她给人治 疗时不唱也不跳，她能“看事”看得特别准。她能知道某人那边的门是不是开着的，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会这些东西的。
我妈我爸都不吸鸦片。我爸也不喝酒。我们同禄村人交往不多。禄村有驿站。我记得有2家开了马帮驿站。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经营驿站以及他们劳动分工的情况。我只见驮盐的马进入他们的院子。
这两年我们过得不错。我有2个儿子和4个女儿。我最小的老八已23岁了。他们几乎全是搞企业的。老大以前有工作，后来他不喜欢干了，因为工厂薪水太少，所以他开始自己干。老二也有工作，老三开车，老四同他爸在一个单位———食品公司工作。老四还开了一个复印店，老五和老大都开车，老八在昆明。靠做买卖我们买了这栋房子。我们把以前的房子卖了。我们花了2万元买了这幢新房子。
我们算是最早做生意的，我们开了一间店做米线。我做豆腐，卖蔬菜和肉。最初那两年生意很好。现在我虽然很勤快，但只能挣一点钱。这两年生意很难做。我们刚开业时只有我们一家做米线，现在有10多家都在做米线和卖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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