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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论 技艺娴熟的农民 社会组织与技能生产群体 “农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两种类型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 技能的本质 田野调查及资料情况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 定位技能 造纸技术 造纸的劳务量需求 劳动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 家庭劳力的补充、培训和管控 雇工的招募、训练和管控 劳务交换与互助原则 公开和保密 性别与技术的宗亲控制 夹江造纸业的技术定位 第二章 夹江山区的社区和宗族 居住区 保甲制 袍哥会 宗教组织 暴力与权力 造纸地区的亲属关系 夹江的正式亲属组织 辈分顺序 亲属关系派上用场 技能的共同体 第三章 阶级与贸易 “大户”：石子青的作坊 阶级与拥有土地 市场 信贷 造纸区的市场和社区 第四章 从匠人到农民 纸匠与清朝的国家 清代的工艺控制和自我管理 民国初年利益代表模式的变迁 1936—1937年和1941—1942年的粮食危机 帝国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崩溃” 槽户——改革的阻挠者 自上而下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改革 第五章 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造纸人，1949—1958年 工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国家 造纸业重组：规划与当务之急 造纸地区的土地改革 向集体造纸过渡：1952—1956年 踏入国营部门 合作社下的生活 对技能的提取 专家说了算 第六章 “大跃进”、困难时期与农村的“去工业化” 恢复…… ……再次衰退 对手工纸的需求 挖竹根 在生产队管理下的生活 夹江的产业化和去产业化 第七章 家庭生产的回归 回归到家庭作坊 家庭作坊的巩固 一个小型技术变革 家庭、政府和技术变革 石堰的纸张生产：一个案例 改造过的家庭作坊 雇工 换工与互助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纸张贸易和乡村产业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游击”贸易 石荣轩 石胜新 石威方 彭春斌 从“行商”到“坐商” 商人与槽户的关系 乡镇与农村工业化 盲目发展：石堰的乡村企业 乡镇企业发展的得与失 行政和经济上的分化 家庭工厂 专有技术 2000年以来的变化 第九章 加档桥石碑 石碑 对亲戚讲辈分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亲族关系、职业和身份认同 结语 国家的视角，市场的嗅觉 坚壁起来的公用资源 附录一 附录二 文献资料目录 译校后记 內容試閱： 导 论 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在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转化为柔软而具有韧性的纸张过程中，男人和女人们需要完成的那些耗时而艰辛的工作，在这部社会史中占据着核心位置。造纸是一项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技能”这一话题会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我最为关注的是那些与生产相关的技能，这些技能也许是技术性的(如何打浆、如何刷纸)，也许是社会性的(如何给产品找到买主、如何与邻居相处)。除此之外，我也对那些可以被称为日常生活技能的内容感兴趣：尽管有战争、革命、极度迅疾的社会和经济转变，那些让夹江的造纸人得以存活下来，甚至有时候还能做到繁荣程度更甚从前的惯常策略(quotidianstrategies)。这些不同类型的技能彼此联结在一起。去聚焦于一种技能劳作的具体细节，让我们有可能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不然的话，他们所经验的东西可能还会隐而不显。 尽管我聚焦于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生活，并将本书的研究置于中国乡村研究这一丰富的学术传统之内，但我还是力图追求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上提出论点。在全书中一以贯之的论点是，中国的革命——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政治、社会和技术上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技能、知识、技术掌控的再分配，正如其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一样；发生在20世纪的对技能进行争夺的结果是，技术掌控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线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管理层精英手中，从女性身上转移到男性身上。 这项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城乡分野——这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制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鸿沟将农村人(包括那些数以千百万计来到城市里工作生活，但是因为户籍制度还和他们的农村老家绑在一起的人)与城市人区分开来。这道鸿沟之巨大，不亚于中国城市居民与西方国家城市居民之间的距离。尽管造成这一城乡分野的制度安排在近年来有所变化，但是这鸿沟还没有任何趋于弥合的迹象。我在本书中所持的论点是：这种城乡分野部分地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知识分配上的变化所造成的，这些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在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更得以强化。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中国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原工业化进程，与历史记载中西欧和日本所经历的情形并无二致。中国的清朝(1644—1911年)和民国(1911—1944年)时期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欧洲19世纪以前的情形相似，大部分制造品来自农村，出自农民家庭或者那些半专业化的农民手工业者。与欧洲和日本形成反差的是:在19世纪末的西欧和日本，大多数手工制品已经为工厂产品所取代，而中国的手工业则相对来说完好地保持到20世纪中期。毛派历史阐释学说坚持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廉价外国商品压垮了传统的中国手工业，但是现有的材料表明，民国期间“在绝对数量上，手工业总体产出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尽管它在经济中的相对份额有所减少，因为这期间形成了一个现代工业部门。在中国遭受大萧条和战争侵害之前最后一个“正常”年景的1933年，手工业仍然占工业产出的四分之三。甚至到了1952年，当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已经开始从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后果当中得以恢复之时，按照当时的价格(重工业被给予很大的权重性)计算，手工业仍占工业总产值的42%；若以战前的价格计算，则高达令人惊异的68%。 尽管手工业拥有强大的经济持久力，或者恰巧因为这种持久力，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在1900年后主政中国的精英们反而认为中国乡村工业存在着严重问题。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带来的羞辱以及西方与日本工业化先例的激励，促使中国的精英们开始考虑将“经济”当作国与国竞争的展示舞台———在那个时代，经济尚且被视为一个与社会、文化、道德相割裂的独立范畴。他们从西欧和日本看到，国民经济由若干界线分明然而又彼此互补的领域组成。工业是主导部门，因为单有工业就能推动国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是通常的城市图景，其根基不在农民的家户，而是在大型的、机械化的工厂。相比之下，乡下是农民的所在地，他们为国家提供粮食，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品产出方面占据要位。这种将经济作为有所区分的城乡二元分野的视角并不能正确地描绘出真实的中国，但这在改变中国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药方。依照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的说法，也许我们最好将其视为“国家式简易化”(statesimplification)。斯科特认为，国家现代化的倾向是将复杂的社会事实转换为简单化的表征——地图、统计数字、人口登记，这些表征使得社会变得“清晰”，因而也容易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简化性做法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国家将社会事实的抽象化表征与基本面上的事实混淆在一起，或者甚至认为这是某种更为高级的秩序形式，以致让那些可观察的事实必须屈从于此，这样就会引发很大问题。在中国，这导致了形成经济部门的过程被延长。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的村落和城市被迫更为近切地屈从于那些想象中的理想类型。这一进程开始于国民党政府的南京时代(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满腔热忱地相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实行一种计划之下的转型。这一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巅峰:那时农村与城市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范围；在治理上实行不同的规章制度;全部农村人口，无论其职业如何都被归类为农民；几乎所有尚存于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的关联都被切断。这些年来自四川的两个轶事性质的观察可以很好地表明城乡之间的鸿沟之深: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营养不良，18岁的农村小伙子其身高要比城市同龄人矮8厘米。这一事实把他们标记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农村人难得有一次进城的机会，然而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是农村人。在20世纪90年代，夹江人在祭奠已故亲人时焚烧仿制的城市户口本，以此希望这会让他们来世免于再投胎为农民。 经过20余年的市场改革，某些分隔城乡世界的壁垒确已日渐消失，但另外一些则原封未动。由农村涌向城市的移民潮的确在大规模地发生(截至2003年，估计有1.4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与之并存的是，这些农民被系统地排除在生活地的权利体系之外。户籍制度原本是要限制人口迁移，现在则用来让移民者难以进入他们在新居住地的公民权体系，他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当地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体系做出经济上的贡献，然而他们却被拒绝享有这些社会保障权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反复宣称要取消户籍制度，但是大多数市政府抢在中央改革之先发布了明显地区分和排斥外来人口的规定。直到2008年，专家们认为，那堵将中国农村与城市分离开的“看不见的墙”还留在那里。此外，这种城乡分隔主要不再立足于行政管理上的规则，取而代之的是在修辞建构上将农村人视为准族群上的异类: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必须得容忍这些人留在城市里，但是不能将他们吸收进城市人口当中。在这一看法中居于核心之处的是关于“素质”的讨论：“素质”一词以循环论证的方式被定义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正面质性，而这正是中国农村大众所缺乏的。就这样，这些帮助建设和维护中国的城市，以自己的劳动支撑着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农村人，被永久地放置在价值等级序列的最底端。 技艺娴熟的农民 城乡差异得以产生并延续，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农村人形成的刻板印象：农村人是一群见识如井底之蛙的农民，他们的活动囿于当地生活范围，与他们有所关联的主要纽带是以地域来定义的社区以及他们耕耘的土地，他们不加入地区性或者全国性的交换网络，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共生活。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可以回溯到五四运动那一代人，这些反传统、反底层文化的激进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在文化上不同的、异类的‘他者’，他们懈怠、无助、蒙昧，深陷于那些丑陋而且在根本上一无用处的风俗当中，极其需要接受教育和文化改造”。对于“五四”一代的改革者们以及他们的思想继承者来说，农民的生活从本质上是抱残守缺的，是对不同的(但是总是艰苦的)当地条件的被动适应。商业本身是一种敌对的力量，这些自给自足的农民在意识上不谙此道，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恐惧而无知，每次与精明的城里商人打交道都处处碰壁。尽管这种认为农民囿于土地、根植于土地的成见从来都没能正确地描绘中国农村的真实，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千百万农村人加入到中国的工业和后工业经济当中之时，这种完全没有依据的成见还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民族志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 农民十分依恋土地，土地就是家乡，他们自己就像稻谷，土地是他们生长的基础和死后的归宿。年纪大的农民住不惯城市的楼房，他们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楼上不习惯，沾不到地气。”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们不是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当作植物，这种观念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农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 作者以植物来类比农村人，并无对他们的贬损之意。恰好相反，这种“根植性”恰好是更为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明证。这种解读方式与19世纪欧洲人对西方农民的描写遥相呼应:在这里，农民也被用来代表一种比城市居民更少一些异化的、更为固定和静态的生活方式，一个只做必需之事的国度，与那种遍布蹩脚的自由、问题成堆的选择的城市王国形成对比。我坚持认为，这只是一种臆想而已。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其他有技能的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浑然天成”。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必然受到技术和知识的调停，而技术和知识在根本上是属于人的、社会的范畴。土地只有在能带来收获时才会有其价值，而这一产出过程需要有技能介入;这些产出品只有在转化成可消费或者可交换的物品时才有价值，而这也要求有技能。我认为，乡村(以及在任何其他地方)的社会生活以在经济上有用之技能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而展开，因为不管人们居住在哪里，那里的资源基础如何，离开技能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 社会组织与技能生产群体 法国技术人类学家弗朗索瓦·席格特(Fran?oisSigaut)坚定地认为，一切社会组织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关乎技能生产的： 从技术角度来看，技能生产群组是所有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社会单元，因为没有技术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这一基本单元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形式，与其他单元诸如家庭、居住群组、年龄群组等形成极其多样的组合。所有这些组合都是所涉技艺种类的某种功能，是加之于技能上的社会价值、本土关于学习的理念、依据社会地位和性别来分派的活动，诸如此类。理想情况下，所有社会的结构都应该从头开始构建，将这一必不可少的，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被关注的单元考虑进去。显然我们还差得很远。 将技艺再生产视为社会群组的一项核心功能，这的确能改变我们对社会组织的理解。让我们以亲属关系为例:中国的亲属制度通常被认为是由血亲形成的来进行仪式与政治活动的组织，他们累积共有资源，其中以土地最为典型。如果我们截取一个即时断面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对地方知识的保护、将这些知识传承给年轻一代、依据性别和辈分来分派活计，是在许多中国亲属群组当中更为重要的活动。正如我在本书第三章中要详细描述的那样，夹江的大多数造纸人(“槽户”)社区，都由彼此有血缘关系的男性和他们的家庭组成。亲属关系与技术能力高度重叠，当地人典型的说法是，用亲属称谓来定义拥有技能的群体：“我们家族祖祖辈辈抄过纸。”然而，我们在造纸作坊里看到的亲属关系，与那些在研究文献中被描写的亲属关系大为不同。实际生活中造纸人的亲属关系并不在意对土地和地位的诉求，而是着重于在一个工坊之内和在不同的工坊之间建立工作关系以及与信息管理。造纸人更为强调的是在横向上同辈男性之间的纽带，以及晚辈与长辈男性间的相互履责，而不是去强调沿父系血缘的纵向关系。这种容括性亲属关系实践带来的结果是，不光知识技能在血亲之间更为容易流通，同时也强化了亲属与非亲属之间的边界线，从而使得知识保留在亲属群体手中。 尽管我在夹江观察到的亲属实践在造纸活动中显示出具有讲求实效的功能，但是这种情形是否为特殊技术需求所导致的，抑或造纸人的亲属实践与邻区从事农业活动者的亲属实践有所不同，对此我还不能有所定论。也许，这种亲属实践——鼓励亲属间的合作与知识共享——普遍存在却不为人注意，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惯常的关于中国亲属制度的观点：中国的亲属关系主要被认为对土地和权力有法理上的诉求，以不同继嗣群体之间的竞争为特征。在我们将农村人看作以土地为根基的农民时，一些社会组织的类型就被隐藏起来了，而透过技能这一视角却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些隐藏的社会组织类型。 “农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社会整合源于行之有效的区分这一观点，在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那里被阐释得最为清晰，不过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并非简单地由众人组成，而是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因为相同之人无法形成国家。”劳动分工、互相依赖以及交换产生了共同体。“固定僵化，一成不变”——这是马克思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使得人与人隔绝开来，使得他们对公共生活显得束手无策。在晚期帝制的中国，专业化和交换已经十分常见，大部分工业品都出自乡村专业化或者半专业化的工匠之手。明清以及民国初期的政府认识到这一事实，因而在总体上支持乡村手工业。专门化被看作是混合型农村经济的必要因素，手工业和副业被认为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因为它们可以带来收入，让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土地上。只有当专业化生产将过多劳动力从农业上吸引过来并干扰到农业经济，或者那些不受管束的男性雇工过度集中造成危险性隐患时，政府才不鼓励专业化生产。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从中获得足够大的财政收益或者商业利益，政府也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据曾小萍(MadeleineZelin)的估计，当时自贡境内最大的盐场(离夹江县约100公里)招工人数在6.8万到9.8万之间，是19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聚集地之一。 专业化没能产生“公民权”(citizenship)——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甚至那些最为激进的共和派人物也只是在最为抽象的意义上来考虑将农村人视为“公民”。然而，专业化将农村人与一种物品和符号经济联结起来，而这种经济已经从偏僻的村落延展到权力中心地带。夹江的造纸人一直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生产的不光是一种有用途的物品，也是中国书写文化和官僚文化的一种象征物。300多年来，他们这里产出的“贡纸”是科举考试中四川省乡试的专用纸，即便在科举考试于1905年被废除以后，国家以及省级政府部门依然对夹江造纸业兴趣盎然，因为他们也需要纸张。诚然，在构建文化纽带方面，纸张比其他商品显得更为合适;然而，所有物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含义，因而可以被看作传达社会诉求与文化诉求的介质。比如，纺织业这一最为重要的乡村手工业，与劳动的性别分工、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性连在一起，工艺生产者会援引这些准则来护卫自己的行当。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可以看到的，夹江的造纸人利用文化上的诉求来吸引省级，甚至是国家级精英的关注，游说他们为自己减免税收。 将地方性的特别产出视为正常的、必要的、积极的这一看法，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开始发生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需要迅速工业化，来保卫自己不受西方和日本的侵害。在20世纪初期，工业被认为是在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中拯救国家的一种手段(“实业救国”)。与此同时，城市精英认为作为农民的乡下人目光短浅、愚蠢无知，不足以将重要的国家资源交给他们。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她对山西的研究中发现，在清末以及民国时期，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们带着如此强烈的意图去发展“工业”(在机械化生产这一意义上)，以至于他们无视当时实际存在而且生机盎然的产业，有时甚至有意去压制它们以便让现代风格的生产获得青睐(这种做法经常成效甚微)。政府对小规模产业的敌意导致了制造业集中在城市里，而先前的混合型乡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 近年的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在1949年之前与之后有着根本连续性。共产党也将“抢占工业化制高点”作为其追求的战略，将所有努力都集中于大规模的、现代的、以城市为主的工业上，尤其是在国防工业上，这与此前的国民党政府并无二致。在国际环境充满敌意、物资极度短缺的条件下，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缔造者们制定了一个分化的经济体系，即让农村的经济部门从属于带有保护层的、受到保护的城市经济部门。其基本特征广为人知:这个体系自1953年起以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从农村廉价收购粮食、棉花和其他城市经济所需的原材料，而农业所需的原材料以及消费品都维持着高价，以保证国营工厂有稳定的利润。为了防止农村人迁移到城市里并由此冲淡现代化的收益，国家将农村人口禁锢在他们出生或者(女性)出嫁到的村庄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移民和(经济上的)多元化是发家致富的常规线路，如今这两条途径受到限制甚至最终被禁止了。城市居民享有由国家来保证的生计基础，有时候还有经由工作单位而发放的不可小觑的福利；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农村人的生活来源只能依赖当地的资源供给以及反复无常的气候条件。政府实行了很多举措来实现毛泽东提出来的“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即同时发展农业和小规模工业。然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加强而不是去减少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毛派政策中理想化的乡村是：自力更生，实行相互独立的集体生产形式，为城市提供余粮和其他原材料，但不向城市有任何索取。20世纪70年代的公社和大队的企业，即后毛泽东时代乡镇工业繁荣的前身，其设计的目标是“服务于农业”，明文规定禁止它们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资本或者市场。 我在这里想要指出来的，不光是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不如城市居民——尽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出两到三倍；我还想指出的是，他们被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到人事政策当中。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隶属于工作单位，这些单位高度专业化，牢牢地融入地域上和功能上的等级序列当中。由于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将产业重复保持在最小的程度上，大多数工作单位在某一区域内都是独此一家:在某个省或者某个州里只有唯一一家滚珠轴承厂或者建筑公司。工作单位也沿着具有功能性作用的“条”(与地域性的“块”相对)整合在一起，其方式是:每一个工作单位都依赖于同一管理体系当中的上游和下游单位。在这个复杂而严格的结构中，一个地方的问题可以很容易波及到整个体系的各个角落。在供应链条上的任何一处因为任何问题引起的停滞或者放缓，都是关于相互依赖性的实例课堂，这也给工人们带来自己的不可或缺感。农村居民面对的情况与此正好形成反差: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压制专业化，将村落变成自给自足的单元，将农村人从那些他们曾经是其中一部分的互相依赖和交换的网络中剔除出去。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仍然是被需要的，在某种抽象意义上是“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独的农民个体都与整体有着非特定的关系。他们与村落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关联，每个人面前只有两个方向：向下朝向土地，向上朝向国家。如果说农民还有所差异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他们适应了不同的地方性条件，正如长在沙土里和长在沃土里的卷心菜之间的区别一样。将农村居民视为自给自足的农民这一观点，一直形塑着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感知，这一观点也为将农民排除于完全公民权之外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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