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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诗人辛波斯卡☆全面、丰富、权威的传记
首度公开：辛波斯卡生前捐献的独家文献 珍贵的图文私人资料
《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是一部堪称典范的综合性作品，首度公开辛波斯卡生前捐献的独家文献，包含大量珍贵的私人照片和书信。作者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与其丈夫都是辛波斯卡的挚友。除了辛波斯卡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功，作者更将其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置于波兰风云变幻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变革的背景之下，勾勒出这位诗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折射出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史。
?矛盾，对比，奇妙与幽默，从辛波斯卡出生直到她走入白雪皑皑的古老坟墓，始终伴她左右。
辛波斯卡的内心世界是她曾坚决捍卫的领地。面对众多采访者，她都表示“等我死了再说吧”，这也让很多采访者“听”而却步。挚友亦说，辛波斯卡生活中☆重要的东西，都在她的诗歌里，且只在那里。尽管如此，朋友们的讲述及她的通信都提供了趣味非凡的资料，展现了更为丰满和多面的辛波斯卡。
62张珍贵私人影像，跨越八十余年，从襁褓到垂暮，记录辛波斯卡与至亲、爱人、好友、同道的往昔岁月，亦有私人手稿，记录文学创作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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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写故事一级棒的维斯瓦娃·辛某”很少提及自己，自嘲是“像逗号般老派的写过几首诗的女作家”。她以牛蒡子与猫头鹰自喻，貌似南辕北辙的性格特征在她身上呈现出了奇妙的和谐：温文尔雅却爱说一针见血的辛辣讽刺，成熟稳重却又不失活泼狡黠。一位亲友曾评价道：“维斯卡，你是一人千面。”
辛波斯卡的世界是曲径幽深的秘密花园，每个凝结了成长与时代记忆的细部，均呈现出独特的脉络。本书作者格罗梅克-伊尔格通过书信的细节、对谈的记叙，从尘封已久的时光中，唤醒我们对她传奇人生的“诗心”独具的想象。这部传记是传述她丰富内心的切片：有父母的恩情、少女的心意、志趣相投却分道扬镳的爱人、炙热的友谊，也有文学创作、时代思潮流变、诺奖光环。辛波斯卡曾表示：“等我死了再说吧。”采访者们“听”而却步。这是她生前誓死捍卫的领地，也是我们勇闯禁地的理由——跨过私密这条界限，探寻她复杂且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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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毕业于波兰语言文学及哲学专业，曾任教师、编辑、文学评论家、作家、纪录片和卡巴莱电视节目导演及脚本作家，也是一位热忱的业余摄影师。曾撰写数十篇访谈文章，包括对另一位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采访。曾参与过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等人的相关纪录片拍摄。著有三部作品，《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原版出版于2020年，是其☆新著作。
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于2021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都克拉科夫作家奖。
【译者简介】
毛蕊，波兰语言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硕）、波兰雅盖隆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波兰语专业负责人；译有《机器人大师》、《技术大全》（合译）、《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等，翻译书籍获得《三联生活周刊》行读图书奖、2023首都科普好书等奖项；曾获百万钓鱼城科幻大奖☆佳非英语译者、波兰作家艺术家协会（ZAiKS）2024年度波兰文学翻译贡献奖、波兰图书总局“翻译家学院”奖学金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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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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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部分 我曾是个小女孩
第一章 出生
第二章 克拉科夫拉齐维沃夫斯卡大街
第三章 遗产
第四章 战争
第二部分 战后新世界
第一章 心中的春水
第二章 寂静的婚礼
第三章 共同的岁月
第四章 文人团伙
第五章 告别过去
第六章 赤裸的爱人
第七章 在编辑部与在旅途中
第三部分 友情岁月
第一章 要跨过的门槛
第二章 魔山
第三章 最重要的
第四章 以不变应万变
第五章 记忆中的肖像画
第四部分 诺贝尔与诺贝尔奖获得者
告别
家族族谱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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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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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对于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来说，1996年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命运中不期而遇的一份惊喜礼物。人们都以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作家不曾幻想过自己能获此荣誉，而辛波斯卡，似乎就是从未有过此想法的那一位。
关于辛波斯卡获诺奖概率的话题在之前几年就总是被频频提起，她的诗作译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受欢迎。因为据说诺奖“分配”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是支持辛波斯卡的读者们和概率计算爱好者们的观点）。没人能料想到，在前一年刚刚嘉奖过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后，诺奖桂冠会再次戴在欧洲诗人的头上。所以辛波斯卡甚至在1995年希尼获奖后感觉如释重负（值得注意的是，在1996年诺奖获奖名单公布当天，希尼正好飞来了波兰）。
第一个知道辛波斯卡获奖消息的人是亚当·米赫尼克— 《选举报》的主编。我对此也不惊讶，大型知名报刊的主编应该是最先得到这类通知的。具体为什么米赫尼克是“第一人”，我不打算进行深入研究，我希望他已经通过日记的形式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然而这位主编获得的消息却又不够确切，因为他并不知道，当时辛波斯卡没接听家里电话的时候她人在哪儿。他给当时住在克拉科夫的、辛波斯卡的挚友塔德乌什·内赤克打了电话。这一切都发生于瑞典学院正式公布获奖得主名单的几个小时之前。米赫尼克将这个消息和内赤克分享，但是有一个条件—辛波斯卡要接受《选举报》采访，并且第二天要见报。可是，内赤克当时也不知道辛波斯卡在哪儿。
熟悉辛波斯卡的人都知道，只要是提到采访，大半是要吃闭门羹的，就跟劝她在公众场合发言一样难如登天。辛波斯卡认为， 她想表达的、该告之于世的都在诗歌和专栏文章中体现了，她非常不喜欢接受采访。塔德乌什· 内赤克之前从没尝试过劝她接受采访，我也不想知道他在1996 年10 月3 日早上的心情有多复杂。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他先给和辛波斯卡关系更为密切的主编安娜·鲁德尼茨卡打了一个电话，从而得知，这位诺奖得主对于自己获奖的事毫不知情，她像往常一样在位于扎科帕内的雅士别墅度假。内赤克和我说过，辛波斯卡获诺奖从一开始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因为她是当时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官方消息传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获奖的人。虽然不是提前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也是早了几个小时。
内赤克和鲁德尼茨卡带着一大束芬芳美丽的鲜花从克拉科夫赶往扎科帕内。他们在其他报社记者赶来之前，对诗人做了一次专访，这篇访谈后来刊登在了10月7日的《选举报》上。在正式的获奖消息公布后，摄影师亚当·格莱茨用镜头记录下的精彩瞬间呈现出了这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并不正式的形象：发自肺腑的惊喜、笑逐颜开的面庞、拿着香烟的手和一头乱蓬蓬的秀发。特蕾莎·瓦拉斯、布罗尼斯瓦夫·马蒙以及《大众周刊》的托马什·费乌科夫斯基也出现在了那些被普遍认为是捕捉到宣布她获奖时（其实并不是）的照片上，他们都是坐耶日·图罗维奇的公务车来的。当时《选举报》克拉科夫分社的雷沙德·科吉克也在。辛波斯卡走出来见这些记者的时候，上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白毛衣，下面配了一条很难说是否具有美感的树莓色裙子。当时她是在度假呀，所以穿着自然也是度假时该有的样子。
特蕾莎·瓦拉斯是辛波斯卡的多年挚友，也正是她在诺奖获奖名单公布前夕接到了瑞典学院的波兰人、克利什多夫·巴克教授打来的电话，询问她在雅士别墅是否有人可以用英语交流。瓦拉斯的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定和诺贝尔奖有关，但是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了。因为前一年希尼获奖的时候，在之前也有国外的电视台给她打电话询问辛波斯卡在哪儿。关于辛波斯卡获奖的消息，她是在结束了自己的讲座后听雅盖隆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克里斯蒂娜·那拉帕兴高采烈地告诉她的。当特蕾莎来到雅士别墅后，见到了紧张到颤抖、像丢了魂一样的辛波斯卡。她在房门紧锁的房间里和自己的另一位诗人好友玛丽亚·卡洛塔- 希曼斯卡喝着白兰地，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甚至害怕探出头去看走廊里那些热情似火、时刻准备着扑向她大肆采访的记者们。但当她听到“可以拒绝领奖”这个建议时，表现得异常愤慨，因为她认为这样做就太粗鄙无礼了。特蕾莎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控制住局面。她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辛波斯卡（穿着她那件不合时宜的白毛衣）回答着不断聚集来的、越来越多的各个媒体的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晚上，特蕾莎对辛波斯卡进行了一场天马行空的采访，后刊登于电视文化杂志《飞马》的特刊中。
辛波斯卡很快体验到了她从一开始就料想到的：获得诺奖，除了给她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闪耀荣誉外，同时也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对于这位并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诗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与日俱增的受欢迎程度。她不仅声名远扬，辨识度也越来越高，无论是报纸上还是电视里，处处都是她的照片，随处可见对她的报道，广播里播放的也是其他明星朗诵的她的诗作。总而言之，她出名了，就像她年轻岁月时那些电影明星一样，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她是个“圈中名人”，然而有很多平日里从不读诗的人也对她的诗作爱不释手。不幸的事，她的私人生活也成了波兰人关注的重点。
尽管她在后续的采访中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一话题，可事情的发展却与她的预期南辕北辙。她有丈夫吗？有孩子吗？为什么没有呢？她住在哪儿？她除了写诗还做些什么呢？家庭、友谊、过去—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都事与愿违地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从无伤大雅的趣闻逸事到恶意中伤的谣言再到令人作呕的指责。在面对这场夸夸其谈的惊涛骇浪时，特别是那些或近或远的朋友（更多是关系比较远的人）也参与其中时，这位诺奖获得者感到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幸好，在她获奖后不久米哈乌·鲁辛奈克出现了—他是辛波斯卡的秘书。他当时是特蕾莎·瓦拉斯的学生，幽默风趣，聪颖过人，学识渊博，彬彬有礼又精力充沛，英语也很好。他在辛波斯卡获诺奖后成了她的秘书，直到这位诗人生命的尽头。他就是来直面应对这些繁多又复杂的挑战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辛波斯卡的生活也逐渐回归正轨。几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自己出门买东西了，她自己坐电车去市中心时，甚至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她。她开起了自己“人气”的玩笑。有一次，她听到两位女士在市集上谈论她的对话。其中一个说：“您见到那个诺奖候选人了吗？”另一个说：“见到啦。”“她怎么样？”“哎哟，谁知道啊？！”她还发现，有的时候，哪怕她压低礼帽帽檐挡住眼睛或者戴着大大的墨镜，人们都会认出她，可是有的时候，她不需要任何“保护色”的掩护人们却认不出她。她从中得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十分有趣的结论：“有的时候我还是挺像我自己的，有的时候不太像。”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她眼中都会闪烁着光芒。我觉得她之所以那么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这句话最接近真相。其中一位她的友人曾在信中这样写道：“维斯卡，你真是一人千面。”这绝对是不无道理的。
安娜·比康特和尤安娜·什琴斯娜两位记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的传记。除了令人惊叹的写作速度外，两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面对的困难也是巨大的。在开始的时候，辛波斯卡是拒绝合作的，所以她们只能依靠辛波斯卡的亲朋好友传递的信息，然而这些信息的内容无论在价值上还是在客观程度上都非常不同。她们还翻阅了所有的档案资料，从中获得了辛波斯卡父母双方的信息，完成了家庭族谱和家族历史的撰写。当她们通过秘书将第一版完整的书稿交到辛波斯卡手上后，书中的女主人公突然决定要和她们俩见上一面，好好聊一聊：一来是对她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二来是对书中的一些信息进行澄清和更正。见面成功破冰，辛波斯卡也不再抗拒两位记者，相反还主动帮助两位记者。不久之后大家都不难发现，两位记者比诺奖得主本人对其家庭的历史和过去更为了解。两位记者将辛波斯卡归为没有传统外部记录传记的作家一类，像利奥波德·斯塔夫一样。看来，如果硬要分类的话，辛波斯卡是接受这一归类的。《辛波斯卡的纪念杂物、朋友和梦》一书是一本关于诗人所处的环境、幽默感及其写作艺术的书。在辛波斯卡去世后，两位记者又对这本书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丰富，加入了关于辛波斯卡晚年生活的内容。
比康特和什琴斯娜的书刚一出版就吸引了大批读者和如潮好评。这本书的价值自然也毋庸置疑，但是在不影响任何评价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注意到，在1997年这本书是对这位诺奖得主的生活了解的唯一来源。辛波斯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是一位知名诗人了。什么算是“知名诗人”呢？诗歌并不是一个被广泛阅读的文学体裁，尽管如此，辛波斯卡的书在获得诺奖之前就已经售出了两三万册，始终是诗歌爱好者的心头之好。她在文学界也很有名，读者对其评价极高，她的作品是学校学生篇目，也因此被所有人所熟知。但是又有谁会在毕业后还记得语文课上读过的诗的作者呢？人们对于文学家想要表达的内容的感兴趣程度远低于现在。在八九十年代，波兰的出版市场上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的读物。对作家的采访一般只刊登在文学刊物或者是一些社会文化相关的月刊和周刊上。从这些刊物就可以看出，那时候辛波斯卡就不愿意接受采访。克里斯蒂娜·那斯图兰卡和她的对谈收录在1975年出版的题为《谈谈自己》的书中，随后1979年在《先见之明》杂志中又刊登了一篇对她的专访，直到1991年才又有两篇采访分别刊登于《文学周刊》和《第二文论》中。辛波斯卡也曾在与其关系很好的杂志《文学十年》中谈及自己的童年。1995 年可以说是她接受采访的高峰之年，因为她在一年中竟然接受了四次采访，但是在其中并未谈及个人生活。突如其来的声名鹊起令她频繁出现在人气热门话题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康特和什琴斯娜在书中呈现出的她的形象对读者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她并没有被塑造成奥林匹斯巅峰高不可攀的女诗圣。在《辛波斯卡的纪念杂物、朋友和梦》一书中，辛波斯卡和蔼可亲，幽默至极，对生活充满热爱，一双巧手极具美术天赋，把一封封寄给朋友的信以诙谐风趣的剪贴画的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辛波斯卡在谈及书中自己这一形象时给予了两位记者作家极高的评价，认为书中的她是没有黑暗面的。但是她也立刻表明了态度，她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生活中不那么积极快乐的一面拿出来说的。
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非常认真地思考过，再出版一本这位诺奖得主的传记是否真的有必要。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所感兴趣的并非是辛波斯卡的外部呈现，而是这位诗人的内心世界、她的个人发展与个性变化，我鼓起勇气开始就这一话题进行写作。这一部分内容也是她曾经坚决捍卫的领地。在多次采访中她都表示“等我死了再说吧”，这也让很多采访者“听”而却步。的确，在她去世后留下了大量只有收信人才知道的信件、卡片和剪贴画。除了她的文学创作，可以通过这些信札往来对她的内心世界进行最全面的观察。对于一个传记作家来说，这些信札则是最宝贵的资料。我阅读了成千上万的辛波斯卡写给别人和别人写给她的信件。我觉得，如果信札学这门即将要消失的艺术有一个大师排行榜的话，那辛波斯卡一定名列前茅。我以这些信件及与辛波斯卡亲朋挚友的对话（这和比康特与什琴斯娜的写作方法类似）为基础，尝试重建出她一生中曾经最坚守的秘密花园。我的尝试是否成功，要留给读者来评判了。如果不触碰本书主人公的“禁地”的话，我是写不出这本书的。我担心，她曾经说的“等我死后就可以探寻这块领地”这句话是一句纯粹的反讽。因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我总是被一种不安的感觉所包围，我似乎在做一件非常有愧于这位我所认识且珍视的人的事情。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想要向着更好地去理解她迈进一步，就需要跨过私密这条界限。辛波斯卡有很多秘密，她并不希望这些秘密不再是秘密。我只是让其中一小部分见了天日，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深深地隐藏着。辛波斯卡的一生复杂且艰难，这和她的诗歌一样，只是表面看起来简单又易懂罢了。
* * *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于2012年2月1日在克拉科夫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她在患病数月后，最终在自己的公寓中逝世。她被埋葬在克拉科夫拉科维茨基墓园的家族墓地中。葬礼于2月9日举行，由于她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及在波兰文化历史中毋庸置疑的地位，她的葬礼属于国葬级别。前来参加悼念的有：时任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及夫人、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议会议员、各部部长及以克拉科夫市长亚采克·马伊赫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政府领导和外交官们。葬礼由知名演员安杰伊·塞维林主持。当十二点葬礼开始之时，克拉科夫市中心广场圣玛利亚大教堂钟楼顶部并没有传来每日都会奏响的小号声，而是放出了最广为人知的、以辛波斯卡的诗为歌词的歌曲《没有任何事会发生两次》。这首诗由安杰伊·蒙德科夫斯基创作了曲谱。演奏者是克拉科夫古典乐乐团的第一小号手马利安·马格拉。
墓地周围聚集了八千多名克拉科夫市民，总统和市长先后讲话。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表示，辛波斯卡这位展现世界闪光面的诗人与我们永别了，而克拉科夫市长则表达了对辛波斯卡这位自主选择了克拉科夫的公民的离世之惋惜。辛波斯卡多年的挚友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与辛波斯卡这位开放、包容、支持民族多元化的波兰爱国者告别，同时还表达了自己失去挚友后难以抚平的伤痛。
尽管天寒地冻，气温降至摄氏零下二度，墓地过道上仍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只希望哪怕能再看一眼装着她骨灰的骨灰盒。当人群开始慢慢移动，巨大的雪片开始洋洋洒洒地飘落。处处寂静无声。辛波斯卡的秘书—十六年来陪伴诺奖诗人出席大大小小的活动，负责基金会的运转并且照料她的日常生活—米哈乌·鲁辛奈克致了简短的悼词。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听着耳边大家的交谈，我就在想，如果您在，您会说点什么呢？您一定会怀疑，这些人只是碰巧来到这儿的吧，可能是刚好路上有什么阻挠了他们去看一场重要的比赛。又或许您会念一首您自己写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然后眼里闪着光芒说‘塞维林可真有个神父样儿！’？
“我希望，您可别因为这个生我的气。今天这儿来了这么多人，都是您或近或远的朋友、熟人、不太熟的人或陌生人。他们都知道，您不喜欢那些天花乱坠的称赞，他们之前从未敢当面告诉您，他们是多么感恩：感恩您的存在、您的话语和文字，无论是那些诗意盎然的，还是那些稀松平常的，感恩您的幽默感，您或温柔或辛辣的讽刺，以及这世上您那独一无二的笑容。
“此时此刻，我想以大家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
“在您离世不久前，您曾说过，您的一生美好、长寿且丰富多彩。运气很好，常遇良人，特别是结交了很多好友。您总是对命运的馈赠心怀感恩，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发生的一切。
“我很想知道，您现在在做什么。您曾设想过，悲观版的您就得坐在一个小桌子旁，在书上写赠言。那乐观版的您呢？不过，您最喜欢的埃拉夫人也在天上，那您现在肯定是抽着烟，喝着咖啡，在听她的音乐吧。
“与此同时，对我们来说万幸的是，您始终都和我们在一起。您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值得阅读和思考的东西。
“感谢您，维斯瓦娃女士。”
随即，埃拉夫人的歌声响起……
这位诺奖诗人的骨灰被安放在她父母的墓地中。古老的墓碑经历了多年风雨已经开裂倾斜了。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就为他们立了一块新的墓碑，简洁朴素，要是没有墓园的地图很难找到他们的墓地。来看望她的人会在墓地上留下笔、随笔和书籍。还有些人会带着烟来看她，可能是受到了格热戈日·图尔闹为她写的幽默的墓志铭的启发吧（写于辛波斯卡去世几年前）：
这里躺着辛波斯卡
墓碑朴素不见泪花
Zet 广播电台说
墓地上只有一个烟头
可是《选举报》却说
有俩
还有一些人一定想到了诗人在60 年代时写给自己的那篇风趣的墓志铭：
这躺着一个像逗号般老派的
写过几首诗的女作者。赐予她的
永恒安息来自大地，尽管她的尸体
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派系。
然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停留在她的坟茔，
除了顺口溜、牛蒡子和猫头鹰。
路过的人啊，拿出文件包里的电子大脑，
花点工夫算算辛波斯卡的命运是好是糟。
（《墓志铭》，选自诗集《盐》，1962 年）
她选择了牛蒡子和猫头鹰作为代表自己的元素：牛蒡子—疯狂生长在路边沟渠里的野草，不怎么漂亮却很肆意妄为，甚至是坚不可摧的，夏天的时候会开出粉紫色的花朵，秋天的时候会偷偷黏附在人的衣服上或动物的毛发上。猫头鹰—美丽，非比寻常，象征着智慧，但是在夜间出没，神秘莫测，拒人于千里之外。无论是牛蒡子还是猫头鹰都是大自然的代表，在波兰诗歌界没有人比她更亲近大自然了。也许电子大脑这个预言并不准确，但是每次我看到人们在辛波斯卡的墓前用手机拍照或用邮件发送照片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的这句诗。
我在这里选择将这位诺奖得主庄严肃穆的葬礼和这两首风趣幽默的《墓志铭》相提并论并非偶然。矛盾、对比、奇妙和惊讶，这些并非日常随处可见的事件，从她出生直到她走入那座白雪皑皑的古老坟墓，都始终伴随着她。
第三章
遗产
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充斥着破产和财富崩塌，货币汇率飘摇不定，许多企业和商店都关门了，大批移民如潮水般涌去美国。辛波斯基一家遭受着这场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文岑蒂先生寄予厚望能够赚钱的托伦糖厂股票一跌再跌；波兰矿泉水公司的股票命运也同样悲惨，当时扎莫伊斯基伯爵曾将该公司的股份作为工资支付给员工。这是击向辛波斯基一家家庭财务预算的第一记重拳。而第二拳，比第一重打击的影响还要严重很多：库尔尼克基金会的财务状况陷入了困境。我们应该还记得，基金会是要每个月支付辛波斯基先生300兹罗提终身养老金的。1932年，基金会将这个数额缩减至一半，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支付给辛波斯基先生这笔钱，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位曾经的庄园主管施加压力，使他不得不接受巨大的工资削减。辛波斯基除了被动接受，还能做什么呢？辛波斯基一家的生活本就不是挥霍无度、一掷千金的，如今更是要勒紧裤腰带了。除此之外，公寓里的租户们也都陷入了财务困境……
辛波斯基一家通过墨守成规的记账方式来管理家庭财务预算。在保存下来的账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清楚地记录下了所有家庭收入和支出。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记录中确定，1935 年的家庭收入与1934 年相比少了近1 000 兹罗提。在家庭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就是缴税：1934 年他们缴了2 565.13 兹罗提，1935 年他们缴了2 049.59 兹罗提。这份账单中的其他支出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辛波斯基一家的生活。“房屋：修缮、电灯、门卫、烟囱、垃圾、楼梯、保险；佣人：工资及支付医疗费。”这里可以看出辛波斯基一家是非常善良慷慨的，因为很少有人会替用人支付保险和医疗费，甚至一些位高权重的资本家都尽量去躲避这一项额外的支出。所以，用人和保姆们在二战后都还和安娜女士保持着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辛波斯基一家也替看门人支付了医疗费， 并且在1935 年还给了他暑期度假补贴。其他用于家庭的支出包括取暖、电费（1935 年节省了将近40 兹罗提）、煤气费、医生诊疗费和药费（1934 年此项的支出费用更高，有365.4 兹罗提，但是他们应该不会在医生和药费上节省）。除此之外，还有用于旅行和电影票及剧院演出等享受生活乐趣的支出—在这一项他们也节省了将近50 兹罗提。享乐是最快被理智现实击打得体无完肤的。他们在购买命名日和圣诞节礼物、家用电器、四个人的衣服开销上并没有节省。伊赫娜和娜沃亚的学费分别是1 005 和1 097 兹罗提。除此之外，辛波斯基夫妇还买了70兹罗提的国债。
也许对未来诺奖得主父母的开销进行如此诘究本末的调查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毕竟辛波斯卡本人当时对于家庭收支并起不到什么直接影响。但是我却觉得，人花钱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态度。维斯瓦娃的家风令她秉持着真诚对待并尊重每一份工作的原则。辛波斯基夫妇非常注重为家人挑选礼物，从每年的年度开销清单中都要把这一项单独列出就可以看出。他们夫妇俩认为，情感需要表达，而礼物正是实现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一定是姐妹俩的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辛波斯卡晚年—我那时候已经与她结识，她总是对送礼物很花心思，送给朋友们的礼物总是很合时宜。她去有小孩的朋友家做客时，总是会单独给小朋友们带些可爱的小礼物。
1936年8月，库尔尼克基金会正式通知辛波斯基先生，完全停止向他支付养老金。这个决定对他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日子一天天过去，辛波斯基先生逐渐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基础。多年来他尽职尽责地为扎莫伊斯基伯爵家族管理庄园和土地，为他们赚得了可观的收入，可如今竟落得个如此下场。文岑蒂·辛波斯基先生传记的作者克拉瓦日博士认为，基金会停止支付养老金这件事如同是把棺材上最后一个钉子也钉死了，彻底压垮了这位昔日的扎科帕内庄园土地大主管。辛波斯基先生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些健康问题，但都不是什么严重的大问题，因为他一直身体素质很好，常常和两个女儿一起玩耍，特别是要陪伴伊赫娜这样精力充沛的孩子，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在假期的时候经常带着两个女儿到波特古热区玩耍，他还特别喜欢散步，所以在保存下来的那些家庭旅行的照片中，很多都是全家人漫步在田野中或草坪上时拍摄的。他可能患有冠心病，体重超重还抽烟。但是很明显，是巨大的压力把他置于死地，他于1936 年9 月9 日因心脏病离世。
对于妻子和两个女儿来说，辛波斯基先生的离去犹如天塌地陷。全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彼此感情深厚，从那些充满着爱意的书信往来就可以感受得到，如此真挚的情感绝非只是纸上空谈。为辛波斯卡拍摄诺贝尔奖颁奖纪录片的拉尔斯·赫兰德曾经问过她和父母的关系，辛波斯卡坦然表示，她对父亲的爱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她也曾告诉比康特和什琴斯娜：“和父亲是可以谈心倾诉的，而妈妈陪伴长大，要看着我每天是不是把脖子和脸洗干净了、袜子是不是换了新的。妈妈并不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她坚强独立，从不畏惧直面生活中的困难，在战争期间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时更是如此。”1文岑蒂先生作为养老金领取者，时间相对自由，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抚养女儿上，特别是对伊赫娜。一起散步、一起读书、长时间的对话交流都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不可替代的纽带，将他们紧紧相连。他们之间的对话一直影响着日后的辛波斯卡，她十分欣赏畅所欲言、引经据典的谈话和风趣幽默、畅所欲言的谈话者们。辛波斯卡自己也是一个对话大师，轻松却不轻浮。她常常用戏谑的方式掩盖自己细腻的关切，而她从不吝惜对朋友的真挚关怀。
在当时并没有背着孩子谈论死亡的习惯，人们说起“死亡”也不会遮遮掩掩。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像今天似的说“离开了”，只是或多或少地戏剧性地结束了生命，“离开了满是泪水的山谷”，将至亲留在了这片难以抚慰的悲恸汪洋之中。家里人都来参加了葬礼，也都不遗余力地对安娜女士和两个孩子表达了哀悼和同情。在葬礼后的丧宴上，大家都纷纷追忆逝者，亲朋好友的支持应该能够抚平一些失去至亲的痛苦。辛波斯卡姐妹俩在之前肯定已经参加过葬礼了，比如神父毛雷齐·罗特蒙德的葬礼。她们也曾经见过毕苏斯基元帅的盛大国葬仪式。但是这些都和这次不一样。安娜女士曾记录下：“1936年9月9日上午9点，小文死了。”当文岑蒂先生病危去世时，两个女儿是否在他身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她们俩的沉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哪怕只是日日面对以泪洗面的母亲，已经让两个女孩难过万分了。
我们对于十三岁的伊赫娜经历父亲葬礼时的心情所知甚少。多年后，她才在所写的诗歌中重提失去父母的痛苦感受：
记忆终于找到了她一直所寻觅的。
我的母亲找回来了，父亲也出现在我眼前。
我给他们梦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们坐在那儿。
他们待我一如从前，他们又重新活在我身边。
在这黄昏时分她们的面庞如两盏灯般
闪闪发光，就像伦勃朗的画像。
直到现在我才能说出口，
多少次他们都在梦中徘徊，多少次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我把他们从车轮下拉出，
多少次在弥留之际，手握得再紧，他们也还是离我而去。
…………
尽管他们已经在我之外，感受不到疼痛，那又如何？
可他们在我的心里感受得到。
…………
好了，终于来了。
在某个平凡的深夜，
一个普通周五过渡到周六的夜，
他们突然来了，是我一直渴望的模样。
他们在做梦，但又好像摆脱了梦境的束缚，他们只遵从自己的内心，仅此而已。
在这幅画的深处，所有可能都熄灭了，
偶然也没了必然的形状。
只有他们闪着美好的光，因为就和本身的模样一样。
是他们让我感受到了悠远绵长的幸福。
（《记忆终于》，选自诗集《百般快乐》，1967年）
安娜女士不仅失去了一直深爱着的丈夫，还失去了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时的所有支持，而难题也如雪崩般滚滚而来。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财务问题。文岑蒂在1933年3月20日立下遗嘱，尽管他肯定当时没想到自己会突然离世，只是以防万一对财产进行了分配。他后面起草的一份遗嘱草稿也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和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供的版本出入甚大。在手写的遗嘱草稿中，两个女儿是财产继承人，她们可以获得拉齐维沃夫斯卡大街上的这座公寓属于他的部分，也就是这栋楼的一半。这栋楼是当时辛波斯基先生唯一的财产，这样就意味着他肯定在之前就已经把股票都抛售了，或者那些股票全部都赔光了。文岑蒂先生特别强调，女儿们未来的丈夫不可以分得他留给她们的财产，在两页纸的文件上他甚至重复了三次。为什么他要特意强调呢？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就是不喜欢当时追求姐妹俩的那些男同学们，因为很难想象他是担心别人贪图女儿们的嫁妆。他还在遗嘱中附加了一条：“如果当我去世时，我的女儿玛丽亚·维斯瓦娃还未满十八岁，我希望能够为她指定一名监护人。”字迹到这里戛然而止，他心中伊赫娜法定的监护人人选是谁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准备这封遗嘱的时候，娜沃亚已经满十八岁了，也就是说最早有可能是在1935 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写的。一定也是因为这封遗嘱并没写完，也没签字，所以法院只承认之前立的遗嘱文件的有效性。在这份遗嘱中并没有关于女儿未来丈夫的部分，但却有一段对自己爱妻的温暖告白：“即将离别之际，我想向我的挚爱、我的妻子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她，让我在我们如阳光般明亮的幸福婚姻中始终被爱、真心和深情所包围。愿主保佑她生活幸福，顺利把女儿抚养长大。”辛波斯基在遗嘱中也对两个女儿有所寄语，一直强调，她们是他生活中的快乐源泉。希望她们俩能尊敬母亲，要永远记得她“是她们最好的朋友，对她们的最伟大的爱始终如熊熊烈火”。他还提到了自己的经济窘境，因此没有什么能够留给亲人们，除了“一个正直之人的良好声誉及一颗爱国波兰人的赤子之心”。在遗嘱的最后，他请求妻子在他死后继续培养两个女儿对天主教的信仰及“对波兰忠诚且甘于奉献的爱”。两个女儿对于父亲提出的后一条要求始终严肃认真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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