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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东线机枪手的真实讲述，普通幸存者的个体见闻
本书从一名普通的德国东线机枪手的角度出发，描述的是士兵眼中的战争。这本引人入胜的日记以平静的声音讲述了一连串的恐怖故事，没有夸夸其谈，也没有对政治信仰的审视，只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地狱并活着讲述他的经历。
※朴实但深具震撼力的刻画，难得的非虚构之作
汉斯原本可以在农场里过完他平凡的一生，却迫于形势投身战争。被战争剥夺平静生活的汉斯无疑是不幸的，可他又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汉斯的眼里，继续坚持还是撤退从不是选择，而是作为一名普通人的本能。
※关注被遗忘的普通士兵群体，填补被遗漏的细节
关于东线研究的书籍和资料大多以指挥官的立场为基准，但普通士兵的挣扎、恐惧和疲倦，以及他们的出身或是各种生活细节却很少有人关注。本书内容为普通士兵的经历，更多关注士兵的日常活动，读者可以轻松地想象出主人公经历的整个场景，深入了解德国机枪手的前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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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位退伍军人向他的孙子讲述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没有夸夸其谈，只有扣人心弦、残酷的诚实。
本书整理并讲述了汉斯·卡尔（Hans Kahr）对二战东线战场的战后回忆和战时记录。
汉斯·卡尔1925年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被征召入伍，成为德国国防军第3山地师第138山地猎兵团的机枪手，在战争后期被派遣到东线战场。书中回忆了汉斯作为新兵在前线学习生存的过程，讲述了汉斯在东线战场残酷的战斗，以及被俘后作为战俘的经历。书中还介绍了战前奥地利小农家庭的生活和当地传统习俗等。
书中没有很激烈的语言，从一位普通士兵的角度，将战争的残酷一一展现，留给后人的是警醒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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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安德烈亚斯·哈廷格（Andreas Hartinger），奥格斯堡大学教授，1985年出生于奥地利，从小就对当代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至死方休：一名东线机枪手回忆录：1943-1945年》为他与祖父汉斯·卡尔共同完成的关于战争的记忆。
【译者】
小小冰人：*深二战迷，*业军事历史译者。从事军事图书翻译工作十余年，为中国读者带来超过50部译著。由他执笔翻译的作品包括《*一次世界大战史》《*二次世界大战史》《致命打击》《普鲁士之战：1944—1945》《诺曼底的六支军队》《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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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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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序幕/一月的某天
*一章/童年和少年时期
第二章/军人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章/尼科波尔登陆场
第四章/乌克兰的冬天
第五章/从布格河奔向德涅斯特河
第六章/罗马尼亚战线土崩瓦解
第七章/匈牙利境内的厄运
第八章/末日临近
第九章/战败的痛苦
第十章/结束的开始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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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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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讲述的是我外公汉斯·卡尔的战时经历。1925年某个炎热的夏日，他出生于奥地利东施蒂里亚，所以二战期间他还很年轻。我小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的战时经历。那时候，他的故事我大多听不太懂。他讲得过于浪漫美化，真伪莫辨，至少在我这个孩子看来是这样。直到我逐渐长大，想起他当初说过的事情，才理解了他的经历。
我不想对他的一生做出个人评判，只是觉得应该把他不凡的青春和战时经历写下来。于是，我们展开细致的工作，一次次谈话涉及许多令人心绪不宁的内容，最后我和外公终于完成了心愿，他非凡的记忆力，以及他战争期间和战后的详尽笔记帮了大忙。
外公这辈子不是在公园散步，无所事事地度过。他是贫穷农民家庭的长子，也是唯*的儿子，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拮据，每天劳作不休。但恶性通货膨胀还是让他们的大部分储蓄和财物化为乌有。
尽管年轻的奥地利共和国调整了货币政策，可灾难还是迅速降临，完全不以政治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结果，全球经济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席卷奥地利，到1933年，失业人数已高达56万。制造业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农民至少还能自给自足。仅仅几个月，国债增加了三分之一。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尤以年轻人为甚。1934年2月，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引发内战，数百人丧生。奥地利政府随后出台了新的独裁宪法，以及限制外交政策自由度的法规，但此举导致奥地利进一步脱离欧洲其他民主国家。
出于这个原因，奥地利公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经历过失业。另外，奥地利政府没过多久就无力支付足够的失业救济金。所谓的“调整”就是取消社会福利，剥夺了给予民众的一切财政支持，这项政策犹如民众头上不停晃动的绞索。没有收入，如何养活家人？饥饿、失意、对当局的仇恨、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绝望感，都是当时的日常话题。
但黑暗尽头出现了一丝希望的光线。有传言称，友邻的德国有个新政党，还执掌了政权，那里人人有工作，衣食无忧。谁都想过吃得饱、穿得暖的安稳日子，这种承诺很容易打动民众。奥地利就这样翻开了险恶的新篇章。
事后看来，本该“终结一切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下一场灾难的根源。《凡尔赛和约》并没有让德国人吸取教训。颇具先见之明的法国陆军元帅福煦说过：“这不是和平条约，仅仅是二十年的休战协定。”
的确，历史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最终在东施蒂里亚山区的偏远角落与一个年轻人相遇。这就是当时的背景，他的历程即将开始……
1943年12月19日，我经受了战火洗礼，这场激战是我这辈子遇到的*重要的事情之一，一切都不同了。面对恐惧和精心安排的大规模杀戮，我这个年轻人的无忧无虑*底消失了。我们的二级下士无疑也知道。我傍晚下岗后返回掩体，他拍拍我的肩膀，掏出个饰有雪绒花的破旧扁酒瓶，倒了杯杜松子酒递给我，以父亲般的方式对我简短地说道：“您今天打得很好，会习惯的。”
就连我这样的新兵也知道敌坦克为何要竭力控制主要补给路线，因为这条道路穿过第聂伯罗夫斯卡和沃加内，直通第聂伯河渡场。第聂伯罗夫斯卡基本上是个贫穷、遍地泥泞的草原村庄，我们的前进补给点和几个指挥所设在村内。严冬这几个月，第3山地师官兵眼中的宇宙中心就是第聂伯罗夫斯卡村，我们的性命取决于能否守住该村。要是敌人攻占第聂伯罗夫斯卡村，就切断了我们身后的交通线，我们只能分别跨过寥寥几座临时搭设、通往河北面的桥梁。这些桥梁不是为快速后撤设计的，更别说用于整支部队的退却了。我们在圣诞节前经历的激烈交战，接下来几天和几周多多少少会持续下去。
德国国防军*高统帅部1944年1月1日发布公报，谈到我们这片作战地域的情况：“苏联人实施了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坦克和战机为支援，重新对尼科波尔登陆场发动进攻。德国军队以大规模反突击击退敌人。敌人损失惨重，大批坦克遭击毁。”
苏联人的进攻很快成为常态，但我们确信，只要弹药充足，第24装甲师在身后提供支援，我们就能应对一切状况。至于口粮，我们班不得不派一两个士兵，借助夜色掩护赶往卡缅斯克，替班里的战友把饭盒打满。
有一次轮到我去打饭，途中看见许多阵亡的山地兵躺在道路两侧，身上盖着防水帆布。他们可能是在争夺第聂伯罗夫斯卡村的战斗中牺牲的。凛冽的寒风把帆布吹得噼啪作响，帆布卷起，我看见尸体上可怕的伤口。一具具尸体面目全非，几乎难以辨识，没了四肢，胸部和腹部的弹孔很大。我当时暗自思忖，他们至少死得很快，没遭太大罪。
在另一次去打饭的途中，突然响起吓人的尖啸，我赶紧跳入旁边的沟渠，躲避袭来的炮火。我当时以为是苏联人发射的喀秋莎火箭弹，但很快明白过来，是我方的多管火箭炮正以燃烧弹覆盖敌军防线。一发发火箭弹从空中呼啸掠过，身后拖着浓浓的烟雾，在夜空映衬下格外显眼。眼前的壮观景象深具破坏性，但也很有吸引力。一发发火箭弹准确地在敌军主战线上炸开，形成一堵巨大的火墙，明亮的火焰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一刻，地壳似乎裂开了，仿佛要把所有生命拖入炽热的熔岩核心。很难想象对面还有什么人能活下来。但苏联人继续对我方阵地施加压力，可能部分归功于他们广阔的领土，另外，他们的兵力几乎取之不尽。
1月中旬，师里几名军官来到我们这处小小的阵地，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敌人的情况。没过多久，上级下令组织侦察巡逻队，探明苏联人的阵地。敌人显然前调了新锐预备队。侦察行动昼间实施，因为能见度较好，但足以说明我们对这项任务深感不安。此处的地形太平坦，顺利完成任务的机会很小。二级下士带队，每当我们犹豫，或是深入骨髓的恐惧阻止我们前进时，他就打出手势，鼓励我们跟上。
苏联人很快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枪声刚刚响起，备受尊敬的班长就挨了致命一枪。我们以猛烈的火力还击，带着阵亡战友的遗体返回己方阵地，没再遭受更多伤亡。我对班长没太多了解，但这位南施蒂里亚人突然阵亡，对全班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他以体贴周到的做事方式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短时间内就把全班打造成训练有素的战斗分队。更重要的是，他教会我们如何在东线生存。
师里的军官可能觉察到敌人正在酝酿某种行动，天黑后不久就离开我们的阵地。一队士兵赶来，把二级下士的遗体带回卡缅卡，跟其他阵亡者一同下葬。地面冻得很深，必须用集中装药炸开才能挖掘墓穴，这些炸药也用于战斗。第二天晚上，一名年轻的候补军官带着口粮到来。他刚刚开始前线见习，立即接掌了我们这个*有5名士兵的班。日子还得过下去。
1944年1月，气温没再下降，但冰冷的东风刮过第聂伯河低地，甚至比以前更凛冽，我们班的掩体冻彻寒骨。掩体里倒是有个小炉子，可燃料总是不够。卡缅卡位于我们后方，是个典型的乌克兰穷村子，甚至没标在任何地图上。一座座房屋的木顶早已焚毁。某个晚上，我们在一栋房屋的阁楼上翻寻，想给取暖的炉子找点干小麦。阿尔萨斯人摁亮电筒，虽说时间很短，但足以让苏联人发觉，他们立马用大口径机枪开火。我们匆匆离开时，子弹嘶嘶作响地从耳边掠过。我们幸运地找到些柴火，好歹当晚能在掩体里取暖了。
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但前线士兵确实经常为某些琐事冒上性命危险，而这些琐事在平民生活中显得稀松平常。有一次，我想给家里带来的毛衣除虱，毛衣里好多虱子，只要脱掉毛衣，虱子就会爬到掩体的地上。这件毛衣至少有一个月没洗了，于是我把我最暖和的衣服放在仍有余温的暖炉上。此举有点鲁莽，因为我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直到毛衣发出烤煳的焦味才惊醒。可惜毛衣毁了，已经没办法再穿，我只好冻着。阿尔萨斯人开玩笑说，至少我把虱子消灭了。
1944年1月的最后几天，苏联人又一次企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他们投入大批兵力和装备。我和主射手几乎一直在战斗。为确保火力持续不断，也为了准头更好，我们把机枪安在三脚架上。红军士兵高喊着吓人的“乌拉”向前冲来，主射手朝他们猛烈开火，我是副射手，主要任务是瞄准，还要及时换上新弹链。幸亏当时弹药充足，否则我们根本没办法长时间守住这片阵地。红军最后在稍北面取得突破，导致我们再也无法扼守登陆场内的阵地。敌人投入强大的坦克力量，企图包围我们，尽快收复更多领土。他们很快达成了目的。
2月1日，一名传令兵赶到我们班的阵地，不仅送来口粮，还传达了后撤令。我们只带野战背包和弹药，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放在马车上，那些马车此时就等在稍后方。当晚，友邻师几名步兵赶来接防我们的阵地。跟我们不同，他们的装备较差。我们好歹穿着带风帽的冬季防寒外套，还有毡靴，可那些步兵只穿着国防军的长大衣，脚上是钉有平头钉的行军靴，模样看上去很憔悴，我不由得怀疑他们能否长时间守住阵地。
我找到一个看上去宛如来自古代的步兵，把我们存放备用弹药的地方告诉他。他似乎有点听天由命，漠不关心地听取了我介绍的情况，随即缩入暖和的掩体。每次跟军帽上也佩戴雪绒花徽标的战友并肩奋战，我都很自信，可我们现在不得不依靠常规步兵师。更糟糕的是，协同作战的也许是一个个拙劣的战斗群，在这种情况下，灾难往往会迅速降临。我多次注意到国防军各兵种的巨大差异，更别说德国军队与盟友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了。
2月2日凌晨，我们终于离开阵地，赶往后方的尼科波尔。我们的目标是经常光顾的第聂伯河渡场。就好像大自然也联合起来破坏德国军队后撤似的，化冻从一开始就给我们造成大麻烦。除此之外还有雨夹雪，一条条小径很快沦为深不见底的泥沼。
我们在第聂伯河东侧的后撤还算顺利，但在渡场附近遇到混乱的局面。长长的后撤纵队从陡峭的第聂伯河岸堤蜿蜒而下，一路延伸到对岸的内陆，活像一条巨大的蠕虫。数百辆卡车、履带式车辆、马车首尾相连，紧挨着停在原地，等待继续后撤。孤零零几门高射炮仍在阵地内，炮管深具威胁地指向天空。为了让车辆动起来，在场的人倾尽全力，有时候需要动用一整支部队。许多马匹活活累死了，结果挡住身后车辆的去路。
我们这群山地兵的情况要好些，携带的驮畜很健壮，即便面对眼下的状况，还是取得不错的进展。一支战地宪兵巡逻队指示我们去北面，远离这座大型浮桥。于是我们把宽阔的泊位让给其他后撤纵队，找了个狭窄、不适合车辆通行的小码头，顺利渡过第聂伯河。
我们在尼科波尔西北面的第聂伯河西岸占据新阵地，掩护己方部队继续后撤。敌人这次没跟我们接触，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何处，但西面传来的隆隆炮声不是个好兆头。苏联人前进了多远？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先遣部队又在何处？尼科波尔城内一次次响起剧烈的爆炸。我方工兵显然正在炸毁所有重要的军用设施，以免这些东西落入敌人手里。尼科波尔城内腾起熊熊烈焰，从我们的阵地上也能看见。那座城市满目疮痍，上方的夜空呈现出鬼魅的红色，是个坏兆头。
尼科波尔登陆场内留下很多东西，战友、牲畜、军用物资等，对了，还有一个半月前跟我一同到达那里的许多年轻士兵无忧无虑的劲头。
战争把它古老的规则强加给你，你无法怀着世上所有美好的意愿躲避这些规则。当时的选择很有限：要么负伤，要么被俘，要么送命。逃离东线*有这几个办法。但这三个选择都是我急于避免的，至于能拖多久，尽力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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