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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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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全面而深入的著作，对于历史编纂学开创阶段的研究贡献了极为创新的洞察和理解。对于许多对希罗多德和《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他们最关注的是，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能够有何帮助。作者在这方面时刻注重将希罗多德与晚近的历史学家进行对比，既包括后者发展或改变希罗多德修辞性创作的方法，也包括他们对于现代观念的看法和相关分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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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希罗多德为文学开辟了新天地，他是西方第一个从对历史事件的真切追忆与混乱偏颇的回忆中创造出秩序与意义的散文作家，具有讲述故事、捕捉真相的复杂技巧。
本书关乎希罗多德的智性习惯与文学原则，从修辞与写作传统、叙事技法、材料来源、主导思想等方面全方位解析其“研究”（即“历史”）可能的内在“方法”。通过分析《历史》当中反复出现的特定风格、哲学成见、论辩习惯、研究技巧与塑造性观念，拉泰纳考察了这部著作的奇特构造，帮助读者把握希罗多德在文学与历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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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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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 拉泰纳（Donald Lateiner），1944年出生，美国古典学家，先后于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接受本科与硕士教育，1972 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1979 年起在俄亥俄卫斯理大学任教，教授希腊语、拉丁语与古代历史，尤其专精荷马与希罗多德研究。代表作除《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之外， 还有《讽刺的微笑：荷马史诗中的非语言行为》（Sardonic Smile: Nonverbal Behavior in Homeric Epic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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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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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缩略表
导 论
第一部分 修辞：希罗多德如何重塑过去
第1章 一种新文体，一种新修辞
第二部分 史家的力量：研究成果的展示
导 言
第2章 选择：显而易见的删减
第3章 多重版本：读者的自主性
第4章 争议：希罗多德对材料来源的使用
第三部分 Poiesis：希罗多德如何让历史事实有意义
导 言
第5章 纪年法的地位
第6章 界限、礼法与逾越：《历史》中的结构概念
第7章 从民族志进入历史
第8章 历史书写的模式：“政体辩论”
第四部分 意义与方法：希罗多德如何使特殊事件彼此呼应
第9章 事件与解释：希罗多德的解读
第10章 希罗多德的功过得失
参考文献
作家、作品索引
总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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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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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乎希罗多德《历史》目前的形式及希罗多德的智性习惯。重构希罗多德的思想，只能通过观看其实际的文学产物。他选择书写哪些范畴的事物？以及他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讲述故事的组织原则有哪些？以及为什么是这些特定的原则？他运用了哪些文学结构模式，使他成为第一个在对历史事件的真切追忆与混乱偏颇的回忆中创造出秩序与意义的散文作家？希罗多德为文学开辟了新天地，而他自己深知此节：如《历史》引言及其他各处所示，他一再强调自己所使用的乃是新材料（例见3.103，6.55）。后世关于历史是什么、应是什么或曾是什么的种种先入之见，一方面照亮了希罗多德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不应遮蔽他讲述故事、捕捉真相的复杂技巧。
本书无意穷尽希罗多德的观念及其文学肌理的丰富性，此处的中心论题是：《历史》具备一种有意识的方法、目的以及文学结构。在此关于（希罗多德）智力与技艺把控的讨论是累积式的，各个章节通过分析希罗多德《历史》当中反复出现的特定风格、哲学成见、论辩习惯、研究技巧，以及那些塑造性的观念，共同处理了这部书的奇特构造。人们经常把希罗多德的特殊篇章误解为其多样方法中的典型。为了把握他在文学与历史研究方面开创性的成就，本书专注于那些稳定的文本习惯。
作为一个在变革世纪中具有革新性的作者，希罗多德在神话、诗歌、历史遗迹、充满地方偏见与族群偏见的口传叙事中寻找意义。这些东西第一次贡献于一项智性事业——历史分析。本研究将向读者展示，希罗多德的机器是如何开动的，他是如何讨论、联系那些看似无关的古今事件、习俗、地理及故事。如果这位史家以一种连贯的、有意味的方式处理关于证据、结构与意义的诸问题，我们可以就最后修订之前作者的方法、目的与思考过程形成合法的假设。
关于《历史》的起源、发展、主导思想及最终形式，目前有两派批评意见占据着主导地位：辨析派（the analytic）与统一派（the unitarian）——借用荷马的批评术语。在此我无意回顾诸多有贡献的研究成果，而是代之以一个最为简洁的综述，这或许更有帮助。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辨析派”学者们形成了一种生发式的假设：他们认定，存在着独立的叙事或论说（λ?γοi）*，作者的宏愿未曾实现；他们指出，在特定的写作与编撰的年代中，兴趣可能一再发生转移，所谓“题外之言”（digressions）令人惊异地长短不一，缺乏明显与主导性的中心议题。然而，“统一派”的后两代学者，将注意力放到了《历史》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遍布全书的形式与叙事上的范式，全书对政治与道德价值的反复宣讲，一套共享的历史地理冲动，以及据说全书各部分对整体的成功服从上来。
我不相信任何一方回答了或可以回答这一伟大的文本提出的有趣的问题，但我的探究建立在唯一的稳妥基础之上：现存的文本。因此本书研究的是我们所拥有的文本，看它是如何传达理性与情感的信息，或如何传达得如此之好。出于这一原因，本书经常分享“统一派”的文学研究切入点与方法，但历史地理方法与原则所带来的问题又经常将我们带回到“辨析派”或“分离派”的历史问题当中，这些歧异要求批评者详查表面的方法与实际内容之间的差异。
我认为这一古老的文本中存在着一致性，我们要承认这种一致性不够完美，但却值得阐明。我就《历史》之所是对其加以研究，我无意重建那种假设——作者从旅行者、商人、船主，一路成为史家的理性发展，尽管我会考虑他的探究是如何导向《历史》的写作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一本书来追索一个人思想的发展不免有些天真。雅各布（Jacoby）与冯·弗里茨（von Fritz） 从这种假设出发来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头重脚轻，有着一系列肇基于不受控制的、经常是未言明的看法之上的假设。 “辨析派”经常认为，史学的发展与希罗多德本人的成熟同步，由此真正的历史从民族志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然而，关于作者各阶段的成长，尚无人建立一种公认的说法，甚至“辨析派”本身对如此基础的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第七卷至第九卷的写作是在第一卷至第五卷之前还是之后？
“辨析派”的或“生成派”（genetic）的方法，与“统一派”相比的好处在于，就希罗多德成长、生活的希腊世界，提出了一些必要的问题。我们现有的文本不太可能是希罗多德最初构想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发现早期阶段的东西。最极端的“统一派”会看到《历史》中东方与希腊在意识形态与文学上的差异。《历史》缺乏所有人都承认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令“统一派”颇为尴尬。这一派别相信，希罗多德《历史》囊括了所有传述信息，并适应于关于人类境遇的无所不包的观点。另外一种变体观点则认为，希波战争那个大事件，在希腊产生了智性与政治上的动荡，希罗多德将之提炼为史学。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不复是预先存在的民族志、编年志、神话学以及地理学等体裁，产生了一种文学与思想的新观念。 “统一派”很难避免那种意向性的错误（intentionalist fallacy）——在无意识中，已接收的文本会被等同于自始至终有意为之的产物，甚至其缺陷也成为完美的：希罗多德从不打盹。
我认可弗纳拉（Ch. Fornara）的观察：这两种思路“并非互不兼容，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目标”。“ 辨析派”更好地解释了一个希腊人是如何开始书写历史的，为什么他汇报了这么多关于埃及的河流与风俗的内容，以及为什么他以特定的形式与特定的长度塑造了每一则逻各斯（logos）。“辨析派”对《历史》各个章节中真实存在的不一致有所警觉，并为之提供了一些可归诸文学与历史批评的资讯。“统一派”更充分地解释了最终文本的精湛与成熟：随处可见的作者在智识方面的关切，以及塑造了其叙事技艺的文学手法。或许，所谓统一，不在于概念或主题，而在于意图，甚至（在更模糊的意义上来说）在于态度，即一种历史驱动的而个体保持超然的姿态。现代史学家倾向于受到“辨析派”阵营的吸引，而文献学家们则倾向于“统一派”，这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在于主题抑或是作者的文学方法。
本书系一种对于《历史》中通行的文学习惯的分析。对个别段落以及明显自相矛盾的文本的阐释见于本书第8章与第9章，但本书的重点更在于修辞与诗学。就这一方法而言，荷马比后世史学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对比例证。《历史》中的陈述或“展示”（apodexis）不但提供了信息，决定了节奏，而且起到了统摄全书的作用：我对这一表面简单、实则艰深的文本的解读将揭示其陈述模式。
本书第一部分展示了希罗多德特有的文学方法以及最为重要的那些结构上的程式。第二部分关注那些把他的著作与后世史学家区别开来的方法。这两个部分里的三个章节审视了若干智识上的策略，以还原历史及希罗多德的归类范畴。第三部分探究了希罗多德将各种细碎的或整块的信息整合为其著述主题的那种方式。我们从那些互不相干的事实转移到有组织的原则与主题上来：1．历史纪年在他的思想与陈述中所起的作用；2．限制与边界，以及对这些限制与边界的侵犯，作为一种主题在多种模式中的反复出现；3．在自然与人的领域界定并区分那些本质特征的对立原则（principle of polarity）；4．“政体辩论”（constitutional debate， 3.80-2）这一特殊片段的功能及其技巧——这建立起了一种模式，将此前的历史组织起来，并引起了读者对其余文本的期待。上述四个题目在看似是各类汇报与观察的大杂烩中显示出一种观念上的成熟与复杂。第四部分思考事件是如何得到解释的，以及希罗多德如何找到意义并在自己选择的材料中加以传递。这种阐释很可能会发展为文学与历史编纂学创造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在某位史学家寻找到历史意义之前，这种意义实际上并不存在。本书最后一章考量了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与成就的特殊性。《历史》的写作是开创性的，尽管其中蕴含的方法被不知感恩的后人所捐弃，它仍要求得到我们这番充分的考量。
希罗多德的“不同之处”
“历史不是你所想的东西。它是你能回忆起来的东西。其他所有的历史都自挫自败。”伟大的或平庸的史学家，无论是希罗多德、吉本（Gibbon）或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都可以为某一民族设定一种标准的书写史。哪怕一个民族存在着不可抑制的、强有力的口述传统，一位作家往往还是能够产生关于一个民族历史的经典观点。一种对过去的叙事与解释越是容易理解，容易为人接受，对这样的公共人群就越是有用：1．渴望主人型人格（a master personality），如克伦威尔、列宁、希特勒；2．需要“关键”类比与隐喻，如罗马的崛起、衰落与覆灭，上升的中产阶级；3．渴求建立某种对立，如自由与奴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于一切受众来说，内容的可理解性远比内容的复杂与丰富性更重要，同时，一切试图展示“所有事实”的尝试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伟大的史家创造出一种艺术化的叙事，收缩历史的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更简单的故事，与此同时冻结了某些历史事件，正是这些历史事件使一个民族及其历史为自身、为后世、为他者获得了合法性。“书写历史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情，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得不向传奇故事式的写作技巧做出让步。”这一表述方式削弱了历史编纂学当中出现的扭曲现象的程度。
希腊在公元前490年以及公元前480—前479年取得的胜利是令人惊异的事实，希罗多德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他希望创立永久的记录，以揭示、展示各相关民族过去的历史。在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文学体裁之前，对远近文化以及塑造了这些文化的各种力量加以考量，是希罗多德的思想倾向。由此他称自己的著作为“研究的展示”（?π?δεξι? ?στορ?η?），而非“研究成果”本身，或作为“已发生”（τ? γεν?μενα）意义上的“历史”。希罗多德宣称，他的目的是防止历史记录由于遗忘、主观、误解的堆积而遭到曲解（序言，7.152.2，2.23，45.1）。对事实的调查（另外一种对历史的合法解释），可以帮助他阻止这种过于人性的（all too-human）错误阐发或贬损丰功伟绩的过程。不过，伟大的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属。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著中保存下来的大量各式各样的演说可以清楚地看出，著名的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词》［Panegyricus］，9）并不是第一个认为历史是宣传者的有用工具。道德家李维，如其《罗马史》序言所言，同样希望神圣化罗马的过往，并教导后人学习那些值得模仿的人与行止，而非确保其叙述的准确性。普鲁塔克（Plutarch）带着同样的指导性的目的，反对希罗多德的客观性，称之为“亲异邦人者”（φιλοβ?ρβαρο?，《论希罗多德的恶意》，12 857A）。记录以及准确地解释历史不再够用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述史如史），冯·兰克（von Ranke）常被引用的这一术语，对于如何书写历史而言，或许是一种流行的看法，但是文学理论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朴实的”或无偏见的叙事。问题在于，一个作者能在满足艺术要求的同时，却不牺牲他所看到的真实吗？
希罗多德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周详而充分的叙事，来保存关于那个重要的、刚刚发生的、达至巅峰的历史较量其本质的、能够加以打捞的事实。这种叙事的准确性能够赋予其更大的可信度，更令人难忘。《历史》的开篇语，类似于扉页题词的性质，表明了这一意图。黑格尔对于修昔底德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希罗多德：“他的不朽著述是人类在那场较量中的绝对受益。”然而，他却未能满足古代与现代的读者，如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所说：“事实上狄俄尼修斯是唯一一位从未对希罗多德做过任何负面评价的古代作家。”由此，我们的第二项任务便是，从后世历史主义者以及散文作家-学者（scholars of prose-style）友好而纡尊降贵的态度中挽救希罗多德的声誉，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其著述那种独特的探究性的、美学的特质上来。他超越了前辈与同时代人的单调乏味的文献目录与封闭式的描述，那些人记录了，并且通常合理化了地域、民族、神话以及相关信仰，却未能探查其历史发展的脉络。
希罗多德创造了一个新的探究领域。这一新的领域超越了分散的细节与本身并无意义的事实：这一领域与科学性的概括无关，也无关实证史家的成法。希罗多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处在于，他对历史主题的组织方式，以及他对素材之文学的与科学的态度。他没有将这些主题降格为简单的政治或道德分析，从而避免了修昔底德及其他后继者所遇到的某些陷阱。希罗多德关于时间、权力、社会，乃至原因等的观念，尽管与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尽相同，却将历史研究指向了其今天仍在行进的道路上，尽管有时乃不得不然。
让我们继续这一关于视野的问题，即希罗多德对于如下问题的观念：哪些东西是值得了解的，哪些东西是能够了解的，以及如何对之加以解释。根据历史陈述的那些既定不变的标准，希罗多德这部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与众不同，而正是这些与众不同之处，从作品最初完成直到两千五百年之后，孤立也保全了这28 卷史书。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在报出名字与国族之后，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接下来的事情：“这里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叙述，将之记述下来是为了过往不被遗忘，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无人纪念，尤其是波斯战争。”不过这段话并未译出原文的意思，因为它至少忽略了三个关键的元素：apodexis（展示），ta de alla（［所有］其他相关信息），以及aitie（原因）。主题并未明确表明是“战争”。希罗多德承诺，要详细描述希腊人与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但是要特别讲述他们交战的原因。事实上，他对战争的原因而非战争本身进行了更多的描述——就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背景与差异而言，甚至在叙述那场战争的最后几卷中也是如此。
文学文本有时会清楚地反映出口头来源，比如希罗多德曾提及以下信息的提供者：民族传统，以及与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对话。他的史书有时明显背叛了其（相对于细致入微的散文作品而言的）前驱地位，挣扎着要消化各种资料数据：逐条记录在案的各项行程与邮驿，某些统治者家谱世系中所有的名字，异国土地出产的奢侈品单目，以及帝国军队与岁入的列表。这些类列表现出书面文献的特征，而不是那种即兴的、口头语言式的描述。希罗多德通过经验得知——20世纪的文献学者们重新发现了这些经验，那些脱口而出的话语，会因为很小的时空差异而发生很大变化，也会由于说话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希罗多德遭遇的那种历史叙述上的“灵活性”，催生了一种焦虑：真理很快就会消逝，要把“事实”保存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读书认字的公共群体，为了这个群体而把信息记录下来，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微茫，都足以激发希罗多德承担这一前无古人的任务：为了后人对近期的历史做永久的记录。另一方面，有些信息以地方传统为依据，容易获取却可靠性不足，希罗多德通过记录不同的版本这项历史新技术，为这些未加质疑的信息制造了一种距离感。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结合了希罗多德口头与书写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明确反映了作品的来源，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出作者对书写这一全新力量的意识及其对读者兴趣的预期。
historie（研究），apodexis（展示），以及aitie（原因）都是“相对新出的词汇”：希罗多德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他的发明。’απ?δεξι? ?στορ?η?（研究展示）这一说法，暗示了写下来的历史记录至少与“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μ?τε...τ? χρ?ν? ?ξ?τηλα）的“过往事件”（τ? γεν?μενα）隔着两层。当然，他的记录无法复制事件本身，乃至他人给出的描述，而是只能提供一种概要式的总结。他记录的也并非是所有听到的叙述或做过的调查，因为哪怕是最严格的编年史作者也会合并、消化、取舍、重组他所搜集的记录与数据。他的最终报道是一系列劳动（生产—展示—表现—证据—宣称—出版）的总和，这么说有些费劲儿，但却更加准确。他向我们暗示：时间、他自己的思想、他的信息提供者的偏见，以及对人类行动加以描述的迫切需要，这一切因素都在“当时”的素材与“现在”的希罗多德以及此后的读者之间起着干预作用。’απ?δεξι? ?στορ?η?（研究展示）这一词组既假定了历史研究的客观属性，又承认历史思考与报道的主观特性。
希罗多德的序言（proem）从整体上强调了其纪念性的（commemorative）任务。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赫卡泰乌斯的序言（FGrHist 1 F 1）强调了一种独立于所有见证（testimony）的客观事实：“米利都人赫卡泰乌斯以如下方式给出他的叙述。我写下这些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事情。这是因为希腊人给出的叙述既多样（意即互相矛盾）又可笑，在我看来便是如此。”赫卡泰乌斯，博学且富于批判意识，似乎创造了一种极佳的分析工具，但他并未为自己理性至上的理性化批评发展出一种健全的方法。他的作品似乎与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色诺芬尼的传统更为接近，而非历史。而希罗多德的序言则暗示，他的意图更为平和，就知识论而言（epistemologically）更加成熟：“这里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展示，为的是人类的功业与苦难不会随着时间而消散，为的是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互相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要保存这些东西需要详尽但有所选择的叙事；唯一明确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历史》接下来的几百页之中。
赫卡泰乌斯强调了自己对神话传说的拨乱反正，他的真理之光照亮了希腊暗夜中的漫漫迷途。他以自己的名字或第一人称引介自己（三次），其中第一人称动词一次，与之相当的第三人称表达两次。这是赫卡泰乌斯的真实，它与诸种希腊舛误与幼稚的谎话针锋相对。而希罗多德呢，他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从属性的属格从词之中，并表示，自己的目的在于纪念与认知，而非纠正；他强调的是人类成就与战争起因，而非乱七八糟的神俗故事（logoi）。借由他称呼其活动的那个名称，他也与他所讲述的事件拉开了距离。
他的展示（apodexis）意图以一种求真的态度呈现这些可供展示的行动（?ργα...?ποδεχθ?ντα）。当他谈及准确性时，他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修昔底德式的精确性（?κριβε?α），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他的文本之中，他所使用的是准确性（?τρεκε?η）——一种不经有意扭曲与歪曲的记述。他将自己的所听所见秉笔直书下来，并且试图将那些破碎的、彼此矛盾的、不完整的记述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例如，他并没有将伟大战争的胜利单单归在雅典名下，他也并不否定雅典的功劳，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纷繁复杂的真理的简单化。他所呈现的希腊胜利更为客观，不偏不倚，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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