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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聚焦十大迷思，重构以色列地千年纷争的历史，认识真实的以色列
中东为何成为世界的火药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何战火不断？在每一场冲突中，历史都位于核心位置。本书颠覆传统看法，挑战权威叙述。面对以色列以宗教经典和主流看法所共同建构起来的犹太历史神话，透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学术研究，借助十个关键的“迷思”问题，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层次，解构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史观，重新审视以色列建国本质，以颇具胆识的“殖民”视角理解搅动全球的巴以问题，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思考走向和平的未来。
解密一手资料，用证据说话，揭露历史谎言背后的真相
历史上真的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地”吗？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以色列地”是否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作者借助以色列解密的档案、外泄的《巴勒斯坦文件》、历史参与者的往来书信与日记，以及各国收藏的历史档案，凭借实实在在的证据，带领读者穿越由权力与谎言所编织的重重迷雾，在无可逃避的良知与人性的光照下，目睹一场有关真相与谎言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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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本书看清巴以战争/巴以冲突/中东局势的根源所在，全面客观了解犹太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耶路撒冷/加沙，国际强权“特朗普计划”。
在每一场冲突中，历史都位于核心位置。对历史做出真实和公正的理解会为和平提供可能性。相反，歪曲或操纵历史只会播撒灾难。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从十个关键问题入手，对以色列的国家起源和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以过人的勇气和扎实的考据向大众讲述真实的以色列，以及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本书意在带领读者穿透历史的迷雾，清晰看见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未来的和平寻找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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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以色列] 伊兰·帕佩（Ilan Pappe）
犹太裔以色列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院教授。研究范畴主要是现代中东历史，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出版有《现代巴勒斯坦史》《以色列理念：权力与知识的历史》等十余部著作，涵盖了多元文化、批评话语分析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等领域。
译者：刘婧，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长期从事翻译和外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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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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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历史的谬论
第一章 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人之地 / 003
第二章 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 / 014
第三章 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犹太教 / 030
第四章 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殖民主义 / 055
第五章 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是自愿离开家园的 / 067
第六章 1967 年 6 月的战争是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 / 090
第二部分 当今的谬论
第七章 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 / 111
第八章 奥斯陆神话 / 128
第九章 加沙神话 / 146
第三部分 展望未来
第十章 “两国方案”是唯一的出路 / 185
结语 21 世纪的定居者殖民国家以色列 / 191
大事年表 / 195
注释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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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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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每一场冲突中，历史都位于核心位置。对历史做出真实和公正的理解会为和平提供可能性。相反，歪曲或操纵历史只会播撒灾难。正如巴以冲突所表明的那样，关于历史的虚假信息，即便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种对历史的故意曲解会令压迫变本加厉，并为殖民统治和占领提供庇护。因此，毫不奇怪，捏造事实和歪曲真相的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并在冲突长期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留给未来渺茫的希望。
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过去与现在，种种被捏造出来的谬论阻碍了我们理解这场冲突的起源。同时，对于所有在持续流血和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而言，对相关事实不停地篡改违背和损害着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关于这片有争议的土地是如何成为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叙事以一系列迷思 作为基石，而这些迷思巧妙地质疑了巴勒斯坦人对这片土地的道义权利。通常，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精英将这些迷思视为既定事实，且将其当作以色列过去60年来种种行动的正当理由。通常，对这些无稽之谈的默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政府不愿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介入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冲突。
这些迷思在公共领域中作为无可辩驳的真理出现——本书对此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是歪曲的、捏造的，可以且必须通过对历史记载更为仔细的推敲来加以驳斥。将流行的假设和历史现实并置，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我在每一章中都会将一个迷思与真相并置，通过对最新历史研究的考察，揭示出这些公认看法的缺陷。
本书涵盖了十个基本迷思或迷思系列，所有以某种方式关注巴以问题的人，对这些迷思都不会陌生，并且能够加以识别。这些迷思和我反驳的观点将按照年代顺序依次出现。
在第一章里，我们描绘了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到来前夕的巴勒斯坦。在这一迷思中，巴勒斯坦被描绘成一片空旷、干旱、几如荒漠一般的土地。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到这里，开垦了这片土地。而反驳的论述则揭示了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并且正经历着快速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进程。
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人之地”的迷思与著名的“没有土地的民族”这一迷思相互关联，后者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犹太人真的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吗？而每一种可以让他们“回归”自己“家园”的手段都理应得到尽可能的支持吗？这个迷思坚称，1882 年抵达的犹太人是公元70年左右被罗马人驱逐的犹太人的后裔。反驳的观点则对这种血统上的联系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罗马时期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没有离开此地。他们起初改信基督教，之后皈依伊斯兰教。这些犹太人的身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也许是9世纪皈依犹太教的哈扎尔人（Khazars）；也许，经过了上千年的种族融合，这一问题的答案早就说不清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前犹太复国主义时期，世界上的犹太社群与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是宗教和精神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直到16世纪，将犹太人的回归与建国联系起来只是基督教的一个计划，然后成为新教（特别是英国国教）独有的计划。
在第三章，我们会细致考察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犹太教的迷思（正是因此，反犹太复国主义被说成就是反犹主义）。我会从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来做一个历史评估，以及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殖民以及后来的战略需要对犹太教进行操纵的角度来驳斥两者之间的等同关系。
第四章涉及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这个迷思是：犹太复国主义是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反驳的观点则将其描述为一个殖民主义的、实际上是一个定居者的殖民工程，类似于人们在南非、美洲和澳大利亚看到的那些。这种反驳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巴勒斯坦人先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而后对以色列发起的抵抗行为。如果以色列只是一个捍卫自己主权的民主国家，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等团体就是纯粹的恐怖组织。然而，如果巴勒斯坦的斗争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那么他们掀起的就是一场反殖民主义运动，他们的国际形象将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试图强加给世界舆论的形象大不相同。
第五章重温了与1948年相关的各种著名神话，特意提醒读者：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自愿逃亡的不实说法已被专业史学研究成功戳破。本章还探讨了与1948年事件相关的其他迷思。
关于历史事件的最终章节，讲述了1967年的战争是强加给以色列的，以至于这是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我对此提出了质疑。在1948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几近完成，我断言，以色列1967年发动战争部分原因是他们渴望彻底占领巴勒斯坦。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计划始于1948年，直到1967年6月，由于埃及鲁莽的决定（5月22日，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封闭西奈半岛的蒂朗海峡，禁止任何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通过。以色列于 15 日之后向埃及发动全面攻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编者注）带来的历史机遇才暂时中止。我会进一步论证，以色列在占领后采取的即时政策也证明了他们对战争蓄谋已久，而非意外地卷入其中。
第七章带我们走入当下。我在想，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一个非民主实体？通过调查以色列境内和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人数总和几乎占以色列统治人口的一半）的地位，我认同后者。
第八章讲述奥斯陆进程相关的问题。自《奥斯陆协议》签署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我们对与这一进程有关的迷思有了更好的认识，可以探究这是一项以失败告终的和平协议呢，还是以色列为了深化占领而成功实施的一种策略。
类似的分析视角也适用于加沙地带，人们普遍认为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实质给加沙人民带来了灾难。在第九章中，我选择了不同的看法，以另一种角度去解读加沙自 20 世纪初以来发生的事情。
最后，在第十章中，我对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出路提出质疑。我们有幸拥有一些杰出的活动家和学术作品，它们批判了这一套路并提供了替代解决方案。它们构成了对这最后一个迷思的有力挑战。
本书的附录中还有一份大事年表，可以帮助读者将书中的观点进一步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中去思考。
巴以问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无论是初次涉猎该领域的读者，还是相关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你们有所助益。这不是一本平衡之书，而是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土地上被殖民、被占领和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纠正权力平衡做出的又一次尝试。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或以色列的忠实支持者也愿意参与到本书的讨论中来，那对我将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毕竟，这本书出自一位以色列犹太人的笔端，他对以色列的关切程度和对巴勒斯坦的关切程度是一样的。对那些维持不公正的迷思进行驳斥，对生活在这个国家或希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有好处。以此为基础，人们能够改变现状，打破特权阶层对权力的垄断。
此外，这本书有望成为那些认为了解巴勒斯坦与致力于投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同样必要的活动人士的有用工具。本书不能替代许多学者多年来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是他们的贡献才使这样一本书成为可能。不过，本书依然是了解相关话题的一个入口。
有一种观点认为，使命感会摧毁对学术的追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界最大的误解。如果我们的学者和学生们能够避免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么他们就有机会真正把握这本书的价值。我写这本书是诚挚地邀请未来的学者们走出象牙塔，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重新建立联系——无论他们研究的是关于全球变暖、贫困问题还是巴勒斯坦，他们都应该不忘自己开展学术研究的抱负。如果他们所在的大学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研究风气，面对那些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就应该头脑清醒，秉持公正、客观的研究态度，看清这些问题的虚伪之处。
对大众而言，本书的主题看起来非常复杂（当然了，书里某些问题本身就很复杂），不过，我对复杂的主题进行了凝练。其实，从正义和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与我们休戚相关，解释起来并不复杂。
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澄清巴以核心冲突中长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误解，历史的、现实的问题都需要厘清。将这些臆测放到最新的研究中进行检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距离历史真相有多远，然后我们就能领悟，对历史记录进行纠偏，是在为和平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机遇。
1967年6月的战争是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
1982年6月，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以色列官方宣布国家只能采取暴力行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一说法引发了很多争议。当时，以色列公众分为两派，一些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必要和正当的，另一些人则从道德上质疑其正当性。双方在阐发观点时都以1967年的战争为衡量标准，这场早期的冲突被视为“别无选择”的战争的一个无懈可击的实例。这是一个迷思。
根据这个公认的说法，1967年的战争迫使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阿拉伯世界或巴勒斯坦人愿意与犹太国家达成和平前，以色列会对这些地区实施管控。因此另一个谬论出现了，我会在另一章中展开讨论，即巴勒斯坦领导人不肯妥协，所以和平也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个理由给人的印象是，以色列的统治只是暂时的：在巴勒斯坦采取更为“明智”的立场之前，这些领土将被迫继续接受管控。
为了重新评估1967年的战争，我们首先需要回顾1948年的战争。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认为他们在1948年错过了一次历史机遇：以色列本可以在那时候占领彼时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巴勒斯坦全境。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唯一的原因是他们与邻国约旦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英国托管结束的最后几天，以色列和约旦通过谈判进行密谋，约旦军队同意有限度地参与 1948年的中东战争。作为回报，以色列允许约旦吞并后来划作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戴维·本 - 古里安遵守了1948年之前的协议，将允许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决定称为“bechiya ledorot”，字面上的意思是“子孙后代会对这一决定感到惋惜”，另一种更具隐喻性的解读是“一个致命的历史错误”。
自1948年以来，犹太文化界、军界的重要人物和政治精英们一直在寻找机会纠正这一错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在缜密地策划建立一个包括西岸在内的“大以色列”。在多个历史关头，他们的计划都功败垂成。最著名的是在195年和1960年，当时戴维·本 - 古里安由于担心国际社会的反应而第一次中止了该计划，第二次中止是由于人口原因（他们认为以色列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巴勒斯坦人）。1967年的战争带来了最好的机会。我在本章后面将探讨这场战争的起源，我认为无论关于这场战争起因的历史叙事是什么样的，都必须仔细审视约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例如，为了维持以色列自1948年以来与约旦建立的相对良好关系，是否有必要占领并保持对西岸的控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认为问题就出现了：以色列为什么施行这一政策，以及以色列未来放弃西岸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即便正如以色列官方谬论所说的那样，占领约旦河西岸是为了报复约1967年6月5日对以色列的侵略，但问题仍然存在，威胁消失后，以色列为什么仍留在西岸？毕竟，以色列有很多次侵略性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因为领土扩张而告终。本章中，我将试图证明，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就一直蓄谋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纳入自己的版图，即使该计划在1967年才得以实施。
1967年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我们可以从1958年入手寻找答案，在现代中东的学术文献中这一年被称为革命之年。1958年，进步、激进的思想让埃及自由军官组织（Egyptian Free Officers）在开罗掌权，并开始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一趋势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挑战。
这场在中东“上演”的冷战为那些寻找借口来纠正“1948年致命的历史错误”的以色列人提供了机会。这次行动是由以色列政府和军队内部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推动的，由1948年的战争英雄摩西·达扬（Moshe Dayan）和伊加尔·阿隆领导。当西方达成共识，认为埃及出现的“激进主义”可能会蔓延至包括约旦在内的其他国家时，游说团建议总理本 - 古里安与北约接触，推广“以色列先发制人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想法。
在伊拉克落入进步但激进的军官手中后，这种想法变得更加合理。1958年7月14日，一群伊拉克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哈希姆王朝。1921年英国人支持哈希姆家族执掌政权，目的是将伊拉克控制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经济衰退、民族主义以及与埃及和苏联的紧密联系引发了一场抗议运动，使得权力落入了军官们手中。抗议运动由一个自称“自由军官”的组织领导，该组织模仿六年前推翻埃及君主制的组织，领导人是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目的是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拉克共和国。
当时，西方国家担心黎巴嫩可能是下一个被革命力量接管的地区。北约决定派遣联军先发制人（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往黎巴嫩，英国特种部队前往约旦）。西方国家认为以色列没必要卷入阿拉伯世界这场正在发展中的冷战，也不希望他们参与进来。因此，当以色列提出至少要“保住”约旦河西岸的想法时，遭到了华盛顿的坚决反对。不过，本 - 古里安似乎很高兴在这个阶段被警告离开。他不想破坏1948年取得的人口统计成就，也不想因为接纳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而破坏新的“大以色列”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平衡。本 - 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向部长们解释，占领西岸将构成严重的人口威胁：“我告诉他们，把100万阿拉伯人纳入一个拥有175万人口的国家是危险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两年后的1960年先发制人，阻止了更为鹰派的游说团体利用新危机进行的另一次尝试。只要本 - 古里安大权在握，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在其著作《1967》中精彩描述的游说团体就不会得逞。然而，到了1960年，对游说团体的遏制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在那一年，所有将在之后引发1967年危机的条件都已具备，面临同样的战争威胁。但战争没有爆发，或者至少说被推迟了。
1960年，第一位出现在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是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他推行了一项危险的边缘政策，并在六年后如法炮制。纳赛尔加强了对以色列的战争言论，威胁要将军队派驻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区，并封住船只进入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海路。他在1960 年和1967年行事的动机是一样的。他担心以色列会袭击叙利亚，而叙利亚在1958年至1962年与埃及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名正式结盟。自从以色列和叙利亚在1949年夏天达成停战协议以来，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其中有几块被联合国划为“无人区”的土地，双方都在觊觎。以色列时不时地鼓励基布兹集体农场和这些土地附近定居点的居民们去那里耕种，因为以色列深知这会挑动叙利亚对这片土地上方的戈兰高地做出反应。这正是1960年发生的事情，随后的事态发展都在意料之中，以牙还牙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色列空军出兵，除了要获取实战经验，也是为了向叙利亚空军部署的苏联战机示威。随后是混战，炮火交锋，停战委员会不断收到抗议，令人不安的沉寂重新降临，直至下一轮暴力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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