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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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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展开，围绕其定义、内涵、历史形成、当前现状、未来趋势、发展必要性和措施建议，对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目前少有的系统介绍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图书。本书作者为财经领域、金融领域专家，对全球金融及国内金融有着深入的思考，目前已有《国际金融规则》《全球金融大变局》等作品，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这本新书是其对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思考、研究的结晶，是这个领域少有的作品，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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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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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专注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全方位剖析，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义与内涵出发，深入探索跨其历史形成脉络，详尽阐述其发展现状，并前瞻性地预测了它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探讨了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建议，对于推动我国的跨境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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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国际财经研究专家工作室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等。1985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出国前，在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工作，任所长助理。2005年1月起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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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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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义和内涵
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基本定义
二、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实质内涵
第二章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形成历史
一、跨国市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布局
二、国际政府间政经合作，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三、金融监管在规范重塑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当前全球主要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
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类别
二、全球跨境报文系统 SWIFT
三、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
四、银行间跨境外汇交易基础设施：银行间跨境外汇交易系统
五、跨境证券结算基础设施
六、跨境衍生品交易基础设施：中央对手方
第四章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现状
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已成为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
二、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主导权掌握在发达经济体手中
三、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四、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市场供给主体竞争在加剧
五、新型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成为促进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抓手
六、当前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 全球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布局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化经贸格局重塑，跨境金融基础设施随之调整
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局部断裂、碎片化
三、技术进步是持续推动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发展进化的动力源
第六章 我国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必要性
一、我国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二、我国发展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写在最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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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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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金融基础设施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定义。一般而言，狭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指为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交易提供支持的基础设施和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中央托管系统、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数据库；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指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它包括使金融中介成为可能的所有机构、信息、技术、规则和标准 。狭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以物理实体为存在载体的，而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实体的狭义金融基础设施与非实体的信息、技术、规则和标准的结合。本书讨论的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基于狭义的概念。
金融基础设施相对于金融业务本身而言更容易被人忽视，但正是前者为后者的正常进行提供了条件，才维持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人们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关注程度不够，在跨境（Cross-border）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如此。如国际贸易、对外投资、资本跨境流动等都需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但它们常常不被人们重视和关注。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被忽视的情况近年来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国内而言，主要是由于因特网通信技术（ICT）迅速发展并被应用在金融领域上，改变了金融领域的生态环境。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金融机构上，它们利用金融科技提高了客户服务、产品设计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效率，但为人们感触最深的还是支付领域颠覆性的变化。人们现在通过使用移动通信设备，能够非常便利、迅速地进行金融支付和交易，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跨境的情况略有所不同，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间接表现出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地缘政治等因素或它们带来的冲击引起人们对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关注和重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源于对各个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超发货币的不满，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以及陆续出现的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应运而生，这对跨境支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影响了全球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顺利运行。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切断其境外支付的主要渠道，这也加深了人们对跨境金融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这是不争的事实。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在整个国际经济交往、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推动了国际贸易金融的发展。不难理解，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需要跨境支付体系的支撑，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品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国际金融交易同样也需要支付、中央证券存管和结算、交易所等多种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底层支持。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是跨境支付，而支付的核心渠道是遍布全球的代理银行。鉴于绝大多数代理银行都会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来传输跨境支付信息，SWIFT 把系统内代理行报文的跨境支付金额编制成指数，用来衡量全球跨境支付交易规模。从 2011 年至 2019 年，这个指数增长了 46%，而同期国际贸易从 22.38 万亿美元增至 24.69 万亿美元，增幅近 10%。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国际金融交易增长了 18%，从中可以看到全球跨境支付额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密切相关的、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跨境支付金额指数表现出来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规模的两位数增长则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是指不同经济体为了达到共同金融目标而形成、组织和建立起来的秩序，它包括货币之间如何兑换、储备资产主要构成、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等要素。而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则可以保障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支持跨境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收支调整，提供有适度清偿能力的国际流动性。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支撑着每一笔跨境外汇交易，通过基础设施的技术更迭，不断缩短交易的时间，提升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的风险。例如，银行间跨境外汇交易基础设施持续联结清算（Continuous Linked Settlement）CLS 通过协助多币种的结算服务，有效减轻外汇交易产生的结算风险，来保障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跨境资本的流动离不开各种规模和目的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尤其近年来，金融基础设施一体化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如欧洲通过构建区域一体化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资金清算平台（TARGET2）和证券结算系统（T2S），都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更便利的设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新渠道。比如，2017 年以来，我国陆续建设中日ETF 互通、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一系列跨境金融基础设施。
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收支失衡主要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金融市场融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等多元化方式进行调整，这其中离不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运作，后者支持着汇率、利率的调整，为国际金融市场融通提供服务，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提供基础服务，比如为灵活信贷额度（FCL）、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PLL）等工具提供基础设施，来满足实际和紧急的国际收支需求。
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要素，它提供了清偿能力的国际流动性。在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保障跨境金融交易渠道通畅的前提下，国际储备货币才能够提供这种国际流动性，各国才可能相信和接受这种清偿能力。
如果说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在上述几方面的作用是通过金融体系或金融市场表现出来的，那么在涉及地缘政治时，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凸显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跨空间性使其在信息传输渠道、机构治理、域外适用等多维度都交织了地缘政治的复杂因素。
跨境金融交易离不开信息传输，SWIFT 这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垄断了跨境金融信息传输渠道。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 SWIFT就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相应地，它们在跨境信息传输领域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美国多番利用 SWIFT 实施金融制裁，剔除被制裁方的会员资格，删除后者的 SWIFT 代码，切断全球金融机构与目标国（机构）的信息交易渠道。比如，2017 年 SWIFT 就曾因美西方的政治压力而剔除 4 家不在联合国制裁名单上的朝鲜银行。鉴于SWIFT 在跨境金融信息传输领域的重要地位，被删除 SWIFT 代码的国家会陷入困境，跨国金融交易效率下降，成本和风险上升，跨国金融交易的支付清算举步维艰，一些经贸活动被迫中止。
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内含最有效、最普遍、最具特色的金融交易规则，因而，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容易单独被作为长臂管辖的对象或美国国内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以美国的金融制裁为例，其法律依据是美国的国内法——国会立法和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但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金融制裁的成功率非常高。据统计，1990 年之后美国实施金融制裁成功的案例占比高达 80%（Felbermayr et al.，2020）。2012年 7 月，我国昆仑银行就因为伊朗而受到了美国的“二级制裁”，即针对“非美国实体”规避者实施制裁，几乎阻断了中国企业与伊朗进行经贸合作的资金渠道，对中伊两国正常的经贸合作造成了显著冲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滥用其法律在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域外适用，金融制裁“武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22年3月美参议员向国会提报了《CURB CIPS 法案（2022）》，该法案要求 对绕过 SWIFT 系统而使用中国 CIPS 系统及俄罗斯 SPFS 系统与俄金融机构开展清算、核算或结算交易的中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这从本质上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近年来，中美之间关系也处于历史低谷，在多个领域面临脱钩风险。2023年4月，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指出，美国并没有和中国“脱钩”的意愿，但要对中美关系“去风险化”。然而，“脱钩”跟“去风险化”本质上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口气更缓和一点儿，更圆滑一点儿。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甚至爆发直接的冲突，这不仅对两国而言都是严重不利的，同时美国也有可能借助美元基础设施对中国实施制裁。总而言之，在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地位和影响值得关注。
当前，我国人民正按照党的二十大所指明的方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这一伟大征程中的重要战略布局。
推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指制度性的开放。具体来说，就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多方面与国际保持一致，甚至成为国际先行者。金融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双向开放。我国的金融业将进一步吸引国外的金融机构，同时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将走出国门，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为“一带一路”服务。这样一种金融开放需要资金的双向流通，离不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持。对外循环是双循环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员、资本、技术、货物、商品等的内外交流，这些循环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撑，也离不开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持。
我国国内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参与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尚短、程度尚浅，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短板。为了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我国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显然，推动我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建成高水平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后者也是下一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环节之一。2022 年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我国管理金融基础设施的总体制度框架。该办法旨在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准入管理，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其中第十三条和第三十条是针对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业务的规定，强调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在我国提供跨境服务应具备准入资格并满足合规要求。
2023 年底，我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针对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要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并强调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其中一条便是要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是从中央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重要性的宣言，尤其是“自主可控”和“安全高效”八个字，既突出金融基础设施对我国
实现金融高水平对外的重要性，又体现出以此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必要性。
综上，基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从不被关注到引起人们重视的变化，本书阐述其对于全球金融以及地缘政治的作用，指出我国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启动编写本书的动因。
乔依德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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