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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文化的根源,也是一部政书,包罗内圣外王之理,乃至天文、地理、教育、经济、官制、刑律,均含蕴其中。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化民成俗的政治措施,同时也可以窥见古代圣王法天、修德、以仁义为怀的胸襟,仍可指引我们当今的生活。
關於作者:
李振兴,文学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著有《说文地理图考》《王肃之经学》《尚书流洐及大义探讨》《尚书学术》等。注译作品有《东莱左氏博议》(与简宗梧教授合译)、《颜氏家训》。
目錄 :
第一章 认识《尚书》
一、为什么称作《尚书》
二、《尚书》的编集
三、今文《尚书》
四、古文《尚书》
五、伪古文《尚书》
六、《尚书》的大、小序
七、《尚书》的流传
八、应有的体认
第二章 尧舜的治化
一、尧的形象
二、尧的治化
三、尧的作为
四、尧的求贤
五、舜的摄政
六、舜的即位
七、结语
第三章 皋陶陈谟
一、前言
二、大义探讨
三、结语 /
第四章 禹贡山水
一、禹贡解题
二、九州敷土
三、九州山水
四、治平措施
五、地平天成
六、结语:《禹贡》的价值
七、附载
八、本篇参考书目
第五章 从《金縢》篇看周公的忠诚
一、前言
二、大义探讨
三、结语
第六章 周公告成王以“无逸”,乃治国之本
一、前言
二、大义探讨
三、结语
內容試閱 :
《尚书》,我们过去都称它为《书经》,在文字方面,它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曾经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话。虽然如此,但在专制时代,它始终被列为科举必考的书。因此,凡是想求取功名的人,就必须要读它。到了近代,科举的制度废除了,它也就失去了时代应有的价值。又因为它“佶屈聱牙”,因此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它毕竟是我国从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部宝典,是“二帝三王”施政、布德、教民、养民举措的纪实。就文化方面说:它是根源,在演进的过程中,它居于中坚的地位,没有它,我们对于上古时代先民的生活情景就一无所知,即有所知,也只是一鳞半爪,这样一来,我们如谈文化的来源,也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如果要寻根的话,那就不能不读《尚书》。
就性质方面说:它是一部“政书”,包罗非常广泛。举凡内圣外王之理,建国君民之则,乃至天文、地理、教育、经济、官制、刑律等,无不含蕴其中,所以唐代的史学大家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卷四《断限》篇中说:“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书。”平心而论,《尚书》这部典籍,全是我先民在生活的历程中,为满足需要而逐渐开展的文化纪实,也可以说是最纯粹的中国文化遗产。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化民成俗的政治措施,同时也可以窥见古代圣王法天、修德、以仁义为怀的胸襟,把它视为文化的根源,实不为过。
就实用方面说:《尚书》为我中华民族圣圣相传的智慧积累,一文物,一制度,一风尚,完完全全都是从我们民族的生活需要中产生的,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它最实用,也最有价值。它不仅包含了“二帝三王之道”,可作为永久的治国指导原则,而今我们放眼学术之林,凡是与我国固有文化史有关联的,也都会涉及到它。如研究历史的人说“‘六经’皆史”;研究地理的人说“《尚书·禹贡》为地理之祖”;研究政治的人说“《尚书》为政治史之嚆矢”;研究教育的人说 “《尚书》舜命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研究经学的人说“《尚书》为‘六经’之一”;研究文学的人说“《尚书》为散文之始”;研究天文的人说“《尚书》已有观象授时之言”;研究经济的人说“赋税在《禹贡》中,已有綦详之载”;研究工程的人说“大禹为工程师之祖”……凡此所举,都有事实的记载,绝对不是附会,而且如果继续举下去的话,尚不知凡几。仅此也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了。更何况它还包含了“二帝三王之道”,为宋人言心、言理、言性的源头!
就读此书的态度方面说:《尚书》虽然有它无上的价值,但其中的记载毕竟是属于上古那个时代,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当然不可能再回复到上古时代的那种情景。因此,我们仅将心情回复到《尚书》时代来玩味也就够了,就着其中的情节,作最合理的设想,以求符合那个时代,这样才能体会出先代圣王的用心。当我们心有所会、融会贯通以后,择取可用于现代者,再加以发扬光大。所谓“通经致用”,其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这部书是我中华民族智慧的积累,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所蕴涵的至理名言,可用于当今者甚多,如尧的法天理、顺人心,舜的知人善任,禹的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皋陶陈谟的修德化民,周公的忠荩、孝友等,这不都是传诸百世而皆准的大则大法?这种大则可以治国,小则可以修身的道理,只要我们愿意虚心地去体会,随处都可发现。
就文字表现方面说:本书则采取了力求浅近的做法,尽量做到深入浅出,使它大众化、通俗化,借以唤起国人研究《尚书》的兴趣,以期达到发扬固有文化的终极目标。
第二章 尧舜的治化
《尧典》所载,为尧、舜时事a,将尧、舜的法天、知人、仁民、爱物以及施政布德的行事,用简约朴质的文字,描绘得井然有序。细玩其文,我们对于先圣帝王的修为、形象不仅油然而起敬慕之心,同时更使我们觉得,也唯有如此,才是最为适中、最为当行,而心安理得的举措。这也就难怪历代研读《尧典》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帝王之学,尽在于斯矣”了。数千年来,它不只是形成了我国文化的重心,而且更为有国有家的人树立了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典型。于此,不仅可以窥探我国文化的渊源,同时更表现了一个当然之理的王道思想。孔子的祖述尧舜,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固为我们耳熟能详,即使先秦各派各家,亦无不以尧舜是称。凡此记载,可使我们了解到:往大处说,治国平天下,固然要以此为典范;往小处说,就是日常处人、应物、行事,又何尝能不讲求此“当然之理”的行为?基于这个理由,是以不揣浅陋,敢将一愚之私,冒昧地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注释:
a 今传《十三经注疏》本(东晋梅赜所献本),将《尧典》自“慎徽五典”以下,析为《舜典》。可是《孟子·万章上》篇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殁落……四海遏密八音。”考此数语,载于注疏本《舜典》中,是知注疏本《舜典》,本为《尧典》。西晋武帝初年,尚未离析为二,详情参焦循《孟子正义》。至于《尧典》经文在《尚书》中较为平易,宋朱子即已疑之。近人屈万里先生于其所著《尚书释义》中,复举十条,以证明今本《尧典》著成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今人徐复观先生却认为《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于“开始并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这些传说,到了文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即由史官加以整理、编纂,把口传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并举出“屈先生认为‘《尧典》显然地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尧典》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加以辩驳。吾人如以历史演进法则观之,当以徐先生所言为是。徐说见其所著《中国人性论史》附录三,五八九至五九二页。因此,我们认为,《尧典》所载,为尧时事。
一、尧的形象
古籍所载,文字虽然简质,可是如论其描绘技巧,我们细加玩味之余,觉得实不让于今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刻画的。经文说: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仅仅用了二十七个字,就将尧的修为、形象和盘托出,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觉得文字生动、传神,甚至还有隔膜,不能体会的感觉,这是因为语言的转变所致,现在如果把原文写成:
当古代的时候,有一位帝尧,名放勋;他敬事节用,就像日月一样,照临四方,洞察人情;治理人民,完全效法天地自然的文理,敏锐通达的思考,态度宽容、温和可亲,同时又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牺牲、奉献而不懈于位,更能让贤推德;因此,他的德泽,能广被四海,感通上天下民。
这样一来,对原文的隔膜不就马上可以消除了吗?不仅隔膜可以消除,同时尧的形象也就立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不就是《论语·泰伯》篇孔子所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吗?由这段话,更可进而使我们体察到尧的盛德已经到了高不可及的地步。一位帝王,有德如是,还不能导国家于正途,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这种形象的建立,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其价值又岂是我们可以估计的?这使得历代的帝王们,不但知所修德,同时还要知所爱民。凡不修德、不爱民的君主,均为人民所共弃。而《中庸》所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大学》所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的见解,应当是从此产生的。我们中国的文化特色,在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而仲尼的“祖述尧舜”,孟子的“言必称尧舜”,乃至形成儒家思想的中心,并非偶然。
二、尧的治化
尧的治国化民主张由明德而亲民,这种主张为孔子所承。《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正是对尧德治的阐发?既讲德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修身。所谓修身,简言之,就是正己。亦即孔子所说“己身正,不令而行”之意。而修身之要,在于明德。能明德,方可亲民、化民,而使四海归心。所以经文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种由修身而亲民、由近及远、逐次推展的为政措施,显然为儒家所承。而《大学》说:明德、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不正是这段文字的说明?经文中的克明俊德,就是修身;亲九族就是亲民;协和万邦,就是平天下。黎民于变时雍,是写尧平天下之后的和睦太平景象。《尧典》仅用了三十个字,就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浑然赅括,这的确不能不使我们赞叹其描绘技巧的高明,尤其是在行文层次上的推展,更可见其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种逐渐推展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先圣帝王不仅贵德,而尤其贵行。也只有在行动中,方可愈见其德的可贵。《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训示,岂是虚言?只是我们未加深考详察罢了。
三、尧的作为
文化是随着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在尧、舜的那个时代,生活文明究竟到达何种程度,现在我们虽然无法肯定,但是观象授时,经近人董作宾先生的考证,应该相信是确切不误的a。由于观象授时的确定,可使我们想象到,当尧舜时代,很可能已经是各部落定居下来,从事开垦,农、牧、渔兼有的时代。因为有此需要,所以才有此作为。天文学家高平子先生说:“我们先民为什么对于天象历数有这样浓厚的兴趣呢?第一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起一种农业社会。而对于季节来临的预推,是农业社会最迫切的要求。第二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里,宇宙的最高统治者——不论其名为‘天帝’(多见于《诗经》),为‘真宰’(见于《庄子》),为‘天’(各古籍普遍应用)和有形的苍苍者天,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因此观象敬天,成为‘天子’的一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双重任务。”a又说:“所谓历法者,其要在于顺应天行,制为年月日时配合之规定,以预期天象之回复,节候之来临,俾人类社会之活动,如耕种、渔牧、狩猎、航行、营建、修缮一切民生日用之作息,皆可纳入于一定周期之中,凡事有所准备。”b这种见解和说法,我们是乐意举双手赞同的。因此,《尧典》中的“敬授民时”,是完全为了生活上的迫切需要而不得不有的措施,这也可说是我先民向天空发展的第一步,是值得一提的大事。经文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经文中所说的“乃命羲和”,是概括的说法,包含自下文“分命”以后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子,命他们分别掌理春、夏、秋、冬四时的工作。郑康成认为羲、和乃重黎之后,掌天地之官。又疑羲和为羲伯、和伯。a这种见解,可能是受了周官六卿所列天地四时、各有所掌,遂以为羲和为羲伯、和伯掌天地,再以下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这样才能与周官六卿的说法相合。其不知周官六卿之制,在唐虞之世,可能尚未形成,是以羲和四子,不可以为六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仍以为是命羲和四子。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才是正确的。
注释:
a.见董作宾先生著《尧典天文历法新证》。1956年9月19日写讫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发表于《清华学报》新一卷二期,一七至三八页。
a.见高平子先生著《学历丛论》“中国授时制度略论”节,一五七页。
b.见高平子先生著《学历丛论》“历法约说”上篇,一八七页。
a.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注。
经文所言,一方面道出了尧的法天以授民时,同时也是尧用人的开始。他首先任命羲、和四子,敬顺天道,取法自然,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转,以求得季节上的契合,然后再将时令敬谨地传授给人民。因此在《尧典》中,也确实能分明地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您看,他写春天的景象,是多么的明晰,经文说: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jué)民析,鸟兽孳尾。
总命以后,再分别予以指派,使职有所专,所以就再特别指命羲仲为春官,居住在东海附近的嵎夷一带有个叫旸谷的地方,每天恭敬地迎接初升的朝阳,并指导人民治理春耕。等到日夜的长度相等,在傍晚朱雀星宿全部出现的时候,就依此种景象,把这天定为春分。这时人民在白天分散在田野展开春天的各项工作,鸟兽也开始交尾滋生了。这样的描述虽然很简略,但因能掌握季节的特征,所以春天的景象却能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春天写完之后,接着就描述夏天。经文说: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首先在这里必须提出解说的,第一为“申命”的申字,作重解,这是在总命之后,又以专职分命而重申之意,与前文“分命”的分字是互文,就意义说是相同的。第二为“宅南交”这一句,根据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说:“宅南交,当以宅南为句,交上当有曰大二字,宅南,犹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犹言曰旸谷、曰昧谷、曰幽都也。”第三为“南讹”,伪孔传说:“讹,化也。平叙南方化育之事。”孙星衍说:“讹,俗字,当为。”《史记》作南为。《索隐》说:“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关于“南讹”的解说,我们认为《索隐》的说法为优。第四为“厥民因”的因字。孙星衍以为:“释诂谓儴、因也。说文云:汉令,解衣耕谓之襄。盖以襄通儴也。”因气温上升而解衣耕作,非常合于时宜。我们对以上的字词,先作分析了解,然后再来欣赏经文,就容易多了。那是说:再特别指任羲叔为夏官,居住在南方的大交山,劝导农民耕作,并敬谨地祭日以测量其影的长度,等到白天最长,夜晚最短,而且在黄昏大火心星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就定这天为夏至。这时人民也因气温的上升而解衣耕作,而鸟兽的毛也稀疏得可以看到皮肤。夏天的景象既是如此,而秋天又是怎样的呢?经文说: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xiǎn)。
这段经文比较平易,用不着在文字上多作解释,就可看出它的含义。那是说:又特别指派和仲为秋官,居住在西土一个叫昧谷的地方,每天敬谨地送别西下的夕阳,并劝导人民从事秋收的工作,等到夜间和白天一样长,并在傍晚虚星出现在正南方的时候,就依此种景象,把这天定为秋分。这时人民和易可亲——秋收的喜悦,鸟兽也都生出了整齐洁净的新毛。到了冬天,景象又有所不同,经文也有同样明晰的描绘。经文说: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mǎo),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rǒng)毛。
意思是说:又特别任命和叔为冬官,居住在北方一个叫幽都的地方,劝导人民谨慎盖藏,小心门户。冬天日短夜长,等到昴星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时候,就依此种景象,定这天为冬至。这时人民都躲在屋内生火取暖,鸟兽也生长出厚厚的细毛。
这种画龙点睛的描述,确实带给我们一个明晰的概念。尤其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民,会觉得格外亲切而真实。即使是热带的人民,看了之后,也会有分明的感觉。现在仍然在流行着的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谚,大概就是我国农业社会随着季节的转移所作的实际的适应行为吧。这种固定的分派任命,目的在使职有所专,而所谓的劝导人民耕作盖藏,也只不过是依时令的来临,告诉人民应做的准备。(按:《正义》云:“因春位在东,因治于东方。其实本主四方春政。”a其他各官,当可由此推知。)其主要任务,乃在观测日月的运转,气温的升降,以及动植物的生态变化,统计出一个大原则,来作为制定历法的主要参考。详细情形,而今我们无从得知,不过这种做事的方法却是非常有条理、有次序、有规则的,套句现在的话说,那也是十分科学的。
关于四宅(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的说法,先儒多就经文所载为释,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实在的地方,故不惜多方探赜、引申,然而古史幽邈,终难详悉,是以所说不一,比较之下,愚以为三国曹魏王肃的说法较为可取。他说:“(四宅)皆居京师而统之,亦有时述职。”意思是说:负责观测春、夏、秋、冬天象的官署,均设在帝都,而测候所则设在四方经文所指之地,将他们所观测的实际资料不时地向官署报告,而各官署加以整理后,再向国家报告,然后再根据四方实际观测的真实记录制成历法,这当然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日。近人丁山于其所著《羲和四宅说》一文中说:“此四方所指,窃又疑其皆京师近郊之地。……盖因羲和所居之地,立土圭,测日景,造为官府,犹后世观象台、天文台之因其职而名其官府焉。观象天文,每世之设,皆在京师,是知旸谷、幽都,必不出平阳之野(《帝王世纪》称‘尧都平阳’)。后之学者,不知于平阳四郊求羲和四宅,以九夷当‘嵎夷’,以交趾当‘南交’,以山海经神话之‘幽都’,当虞书之‘幽都’,亦见其枘凿矣。总之,虞书四宅,其制度盖犹晋之灵台,隋之秘书省,唐之司天台,宋之太史局,元之太史院,明之钦天监,盖观象者所居官府之名。”b
注释:
a.孔颖达《尚书正义》引。
b.见近人丁山先生著《羲和四宅说》。
这说法,我们是同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尧的观象授时确实是一件大事,而历时亦长,由经文的记载,也可以使我们体验得出。经文说: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是观测天象的总成绩,它在当时明显的价值是“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尽管古人以为太阳绕地而行,然而其日数却与现在所用的阳历(地球绕日一周所需日数)相同,均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经文所说三百六十六日的原因是举的整数,这在古籍的注解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月球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是二十九日多一些,所以月有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日)的分别,合大小尽以每年十二个月计算,全年仅有三百五十四五日,较地球绕太阳实际所需的时间(日数)相差十余日,故必须以闰月补足其相差的日数。所以才有三年一闰,五年二闰,十九年七闰的出现。这是古人一个很大的发明,如不置闰,就难以稳定地控制季节,若干年之后,那就要春秋倒置,而冬行夏令了。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这样完善的历法以“授民时”,并借以厘定百官的职掌,使依时而行,所以各种事功才能在分、至、启、闭不失其常的状态下而分别兴盛起来。
一件事功的完成,当然要依赖于真知灼见,以及完整的计划和正确的领导,而知人善任尤不可少。读经至此,我们应该得到很大的启示才对。
四、尧的求贤
我们遍观中外古今,凡有道之君,明哲之主,未有不求贤若渴以治其国的。一人的知能有限,而众人的才力无穷,是以欲有所作为,必借众贤人的力量,方克有济,舍此而期于国治,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尧本来就是一位圣君,不仅有鉴于此,而且也为后世立下了典范,兹就其任事、让国二端,分别言之于后。
(一)求贤任事
才难之叹,无世无之。而当尧之时,求贤任事,尤其不易。由以下经文的记载,足可以支持我们的这种看法。经文一则说: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yín)讼可乎!
尧有感于求贤的不易,而一人之所见有限,所以才发出“谁能顺应时势为我举荐贤才”的慨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这个问题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其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根本也就用不着多事征求了。大臣放齐马上就向帝尧推荐说:“您的胤子丹朱有知人之明,他一定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帝尧以很惊异的口吻说:“丹朱,他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逞口舌之争,如何可以!”再则说: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zhàn)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当尧之时,所面临的问题,就经文所言,是百事待举。在这种情况下,焉有圣君在位而不积极从事于各种建设、谋求增进人民福祉的?统筹运用人才的人既不可得,因而只有退而求其次,所以他也就于不知不觉间发出了“谁能顺利地为我完成国家各种建设”的嗟叹。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尧无时不以国事为忧,不以民生为怀的心胸了。四凶之一的兜向帝尧推荐说:“共工可以,而今他正在聚集人民、从事各种建设呢!”帝尧听了之后,马上长叹一声说:“噢!他说话非常动听,可是当他实际从事的时候,却往往违背命令,在表面看来似很恭顺,其实却没有比他再傲慢的了,因为他最善于阳奉阴违。”三则说: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gǔn)哉。帝曰:吁!咈(fú)哉!方命圮(pǐ)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高重源说:“近年地质学家就冰山、冰川所存留的古代遗迹,证明欧美各洲在洪荒之世,均有洪水的迹象。我国江河发源的地方,今尚存有不少雪山冰川,可知古代洪水之患,并非我国特有的事情。”a验诸我国古籍所载,这说法是不错的。既然尧时有洪水为害,而尧又是一位圣君,治理洪水应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当尧目睹“滚滚大水,无边无际,围绕着大山,淹没了丘陵,浩浩滔天,正在为害着地方,人民也无不在叹息”的情况下,也就不自觉地发出“有没有能治水的人呢”悲悯之言。当时诸侯之长的四岳及在朝的众大臣同声回答说:“鲧可以。”那知帝尧对鲧早已有所察知,立即说:“不可以,他违抗命令,处事不合常理,不能与同事和睦相处。”四岳向尧建议说:“就请先举用他吧!试用可以的话,再正式任命好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形下,尧也只好勉强为之了。所以他就接着说:“那就让他去治水吧!不过要敬慎从事啊!”后来经过九年的漫长岁月,鲧并没有完成治水的任务。
注释:
a.见近人高重源先生著《中国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辩证》一文。
从以上三段经文的叙述中,我们不仅可以深切地了解尧有知人之明,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大公无私的风范,以及不遮掩其“教子无方”的家丑。这都是常人所做不到的。由于尧能知其子的“嚚讼”之恶,故能不以一人病天下。兜、共工,为四凶之二,互相推荐,尧深知其“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是以不用。而最后的用鲧,实因当时“未得能者故也”a。因此,虽然明知其“方命圮族”,可是面对“汤汤洪流”,耳闻“下民嗟叹之声”,又如何能不姑且一试,以希望人民的痛苦早日得以解除呢?后以事实证明,尧的观察是丝毫不爽的。这不就是尧有知人之明的确证?
注释:
a.简朝亮语。见《尚书集注述疏》。
(二)推德让国
研究古史的人,都承认在尧、舜那个时代,还是氏族部落时代,而尧就是那个时代的共主。由《尧典》经文开头那一段的记载,再加上历史演进的真相,足可使我们想象到尧不但有其人,而且也确实是一位明哲的圣君。就时代来说,共主的推举与禅让也是时代的要求,这与后世的世袭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崇高而不可及。这一点时代的要求,我们是应该了解的。由于帝尧本身道德修养好,再加上时代的要求,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就不能不预作继承人的安排,或是让位的打算了。所以经文说: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fǒu)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gǔ)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
根据尧的考察,以四岳能用命尽职,是理想的继承人选,所以当他在位七十年的时候,就打算把帝位让给他。然而四岳不仅是一位有德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立刻回答说:“我无懿德,那将会玷辱帝位的。”a四岳既不愿接受,当然尧也无法勉强,于是说:“既然您不愿接受,那就请明举现在官位的贤哲,或是无职在野而有美德的人吧!”于是众官员就向帝尧推荐说:“在虞地方,有一位叫舜的人,可以担当大任。”尧说:“是的,我曾有耳闻,然而此人的实情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说得具体些?”四岳回答说:“他是盲人的儿子,父亲做事,不遵循德义的常规,母亲是一位口不道忠信之言的人,弟弟叫象,又傲慢不友善,可是舜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反而能使家庭和谐,用孝来感动家人。由于舜的修身自治,才使得象不至于成为一个大奸恶的人。”尧听后说:“既然如此,我就先试试他吧!”
注释:
a.关四岳之释,有不同之二解:一为四岳乃指四方诸侯而言,指多数。一为方岳之长,即方岳诸侯共推举之人,指一人而言。以此段经文记载观之,应为一人。
在这段君臣对话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尧不仅能对在朝的大臣察深了切,同时对于在野的人民也能注意其修为善行。虽然四岳把舜的作为形象描述得这样具体详细,可是尧仍要对他做各方面的试验,看他是否真能担当大任。这种敬慎不苟的作为,是值得我们后人效法的。这并不是不信任,而让国又是何等重大之事,万一有所不当,则国脉民命将遭无可弥补的灾殃,又焉可不慎!因此必须“试可乃已”。现在我们就循着经文的记载,来看看尧对舜是如何试验的。
第一,以二女嫁舜,以观其“刑于寡妻”a。经文说:
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guī ruì),嫔于虞。帝曰:钦哉!
王天与《尚书纂传》卷一引朱子的话说:“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皆尧言也。厘降二女妫汭,嫔于虞,乃史臣纪尧治装,而下嫁二女于妫汭,使为舜妇于虞也。”这说法,可以去后人将“女于时”的“女”字视为衍文之疑b。尧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以治家观治国”a,因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b,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也。尧之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c宋时澜《增修书说》卷一说:“尧之试舜于家庭之事而观之,可以见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理。虽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难,尧又举而置之天下至难之地,何则?仰事之工夫方纯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顽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则怒随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满,则怨随之。致顽嚚于其前,致贵骄于其后,左右前后皆陷阱也。尽力于父母,则妻子之间容有未尽;垂情于妻子,则父母之间必有不满,此人情之至难。舜能使二女行妇道相与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难,功用愈到,奸者可乂,贵者可降,尧观之详矣。”时氏所言,可谓尽情尽理,不需再加辞费。至此,我们对于经文的蕴义,也就可以洞悉无碍了。
第二,使布五教,而人民无违之者。经文说:
注释:
a.见《诗经·大雅·思齐》篇。
b.见杨筠如《尚书核诂》。屈万里先生从之。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试舜五典百官,皆治。”郑康成说:“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d五典,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五伦、五品、五常的意思。左氏文公十八年传解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滕文公上》篇则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人以《孟子》所说义为完备,故多从之。这种举措,可能是我国典籍中最早有关教育措施的记载,而且这种措施是极其必要的。所以舜继尧而有天下之后,马上就派契为司徒,担负起“敬敷五教”的工作。因之《孟子》亦大加发挥其义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a因此,后世谈教育的人,无不推本于舜的敬敷五教。就现有数据所及,我们实亦可说,这是我国有教育措施的开始。
第三,使掌百揆,官务皆修。经文说:
纳于百揆,百揆时叙。
百揆,史公作百官,这是说,使之遍历百官之事,结果,莫不秩然有序。左氏文公十八年传说:“使主后土(地官),以揆百事,莫不时叙。”又说:“百揆时叙,无废事也。”以及孟子所说:“使之主事而事治。”b
注释:
a.见伪孔传。即今传《十三经注疏》本。
b.睽、家人,均为《易经》卦名。《睽》彖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家人》彖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c.见陈栎著《书集传纂疏》卷一引周子曰。
d.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
a.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b.见《孟子·万章上》篇。
都是指此而言。这种揆度百事的工作,不就是内政吗?
第四,使掌傧导接待,诸侯皆敬。经文说:
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宾,当读如傧,作导字解,指迎导诸侯群臣而言。这是说,四方朝觐的诸侯,全由舜来负责导迎,结果使得各方诸侯无不具有美德。左氏文公十八年传说:“四门穆穆,无凶人也。”《史记》说:“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这种傧迎的工作,以今言之,相似于外交。
第五,使处非常,以观其行。经文说:
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史记》说:“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宋蔡沈《书经集传》亦师此义说:“遇非常之变,而不失常。”这是说,舜处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中,虽经不寻常的烈风雷雨之变,而仍能镇静如恒,安然而处,且无所迷惘。于此,亦可证其足担大任,是以太史公说:“尧以为圣。”不过后世对此句经文尚有异说,如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说:“纳于大麓,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也。’a烈风雷雨弗迷,谓风雨时节,百谷顺成也,乃神享之征。”近人曾运乾《尚书正读》也说:“此即礼所云:因吉土以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也。”b我们如就古人的观念推之,这种说法,亦甚合理,因自尧以女妻舜,至四门穆穆,所言皆为人事,人事和洽,然后荐于天,而天亦受之,此为天与人归之验,故《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c
注释:
a.见《孟子·万章上》篇。
b.见《礼记》卷二十四《礼器》,四七〇页。
c.见《孟子·万章上》篇。
以上为尧对舜考验的历程,舜通过五种严格考验后,尧始放心将国家大事交付掌理,所以经文说: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dǐ)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经过三年的试验,以之谋事而事成,以之所言可致功。尧的知舜,可谓审矣。所以帝尧说:舜啊!你是可以即帝位了。然而舜却谦而不受,欲将帝位让于有德之人。这一切的进行,又是多么的自然与和顺,其间没有丝毫勉强的成分,完全就着事理的法则,而表露出情理的常态,是以宋人时澜《增修书说》卷三:“询其事,考其言,诚可厎绩,至三载之久,方命以位者,盖位非尧之位,乃天位也。尧虽知舜,节次经历,皆不可少,时到理到以及于用,尧顺之而已。舜历试气象,如春气所至,随其枝叶脉络,自然生意发越也。”这见解非常正确。
至于经文所说的“汝陟帝位”之意,我们认为只是让舜执行天子之事,代行其职务,并不是使舜即位天子,这只是尧决心让位的话。因尧老而不堪执行繁重的事务,是以使舜先行摄政,最后使之“陟位”,并不是尧在而使舜陟位。我们之所以作这样的论断,由以下经文“舜受终于文祖”,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也支持我们的这种看法。必到经文所说“舜格于文祖”以下,才是记载舜的即位。至于舜的“让德、弗嗣”,由此正可看出舜有做大事不做大官的胸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正是渊源于此?除此之外,更可以使我们体会得出圣人“将任天地万物之责”,其心“自有惕然如不胜之意”aa.见时澜《增修书说》卷二。
的情怀。以此而论,“让德、弗嗣”又是何等真诚的自然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