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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在对钱穆著论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一统、政教关系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复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立国的实践立足点,应当在共和立国的大方向上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在大一统现代升级的视野中来理解晚清以来的变革、战争与治理。可以说,治体新论是在开放吸收中西传统启示的脉络中获得共和新生的,正如钱穆代表的经史经世之学是在与舶来政治学的会思中演成了传统之现代更生的典型路径。本书所论,不限于政治思想史,更着眼于钱穆这一类先行者指示出的新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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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任锋,香港科技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传统、政治学理论与历史政治学,完成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重点、一般、青年)。著有《道统与治体》《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等,其中《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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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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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知识界的纪念性学术活动多盛大隆重,比如纪念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三个关键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身处的世界和中国意义之巨大,举世皆知,已然成为现代新传统的奠基石。辛亥革命开启了现代共和,新文化运动塑造了我们的现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主导建立了以现代政党体制为中心的国家共同体。相比起来,我们对于钱穆(字宾四)先生的纪念是非常小众的,多属学界自发,可谓“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之事。值得思考的是,今天对于钱穆先生的纪念,应该处于怎样一个位置?广而言之,对于钱穆代表的传统精神,在现代立国立教的大脉络中应当如何安顿?
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历史,经过一百多年的激荡和沉淀,已然形成了一个小传统。我们今天纪念钱穆先生,这个小传统是无法摆脱的现实前提——是想要摆脱也摆脱不了的存在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怎样去纪念钱穆这一类对现代政教似乎抱有强烈异议感或疏离感的新士人?这让笔者不由地想起钱穆著作中有一些极具历史洞察力的文章。比如写于1971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那是回望辛亥革命六十周年、对于现代共和一甲子的痛切反省,传递出了关于辛亥共和艰辛颠沛的悲慨情愫。还有类似一些文章,围绕共和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七十年的专文或散论、系统或片断的论世文章,大都具有强劲的历史穿透力——也都是在1912年以来的现代新世界脉络中,讨论怎样了解传统、体认文化、卫护并赓续国族慧命。
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在今天的回归(本质意义上是我们朝向钱穆先生的回归),并不旨在打造某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要树立某类学术门户,毋宁说是为我们带回一个理解现代政教的大视野和新视角,揭示那些在省察中国现代性之际别有洞天却遭到遮蔽的论域。可以说,在现代立国的大视野中观照万物并且自我审视——既观照先生,也省察自我和时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智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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