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擅长将全球视野与微观史研究方法相结合。著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等。
1793年季夏的一日清晨，英国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节、利萨诺尔伯爵（Earl of Lissanoure）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身着巴斯骑士团（Order of the Bath）的长袍，鸵鸟羽毛垂于头顶，在乾隆皇帝面前下跪，双手将一金匣举过头顶，金匣外嵌钻石，内含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乾隆是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族勇士的后裔。他能讲汉语和满语，同时也懂得足够多的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接见来自这些区域的使团时无须翻译，他也颇为此自豪，但此时此刻却须得有翻译不可。
年少时曾遍游欧陆的马戛尔尼，此时讲的是意大利语。他的言辞由跪在他身后的一位年纪稍轻的人译成汉语，此人身着英式服饰，戴有粉状假发，自称姓梅（Plum），但真名李自标，是来自中国西北边区的天主教徒。李氏在那不勒斯受学，讲的是简单的汉语而非朝廷中的官话，对皇帝却极为恭敬，同时也有一种他自带的引人亲近的真诚。当他转向马戛尔尼时，则是将皇帝的话以文雅且正式的意大利语转述出来。皇帝听了一小段陈词，问了几个礼节性问题， 之后赏给马戛尔尼一块玉如意。
当马戛尔尼退下时，上前的是他的副手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这是一位接受耶稣会教育的爱尔兰新教徒，热衷于当时的科学发现，信奉卢梭，蓄有奴隶，支持新近的法国大革命，也是马戛尔尼长期的朋友、秘书和亲信。老斯当东一辈子的大事就是教育他的儿子，年方十二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此时也跪在他身旁。李自标仍在翻译， 这次是译成拉丁语，小斯当东能听懂两边的话：他父亲自他三岁起就开始同他讲拉丁语，他在前一年见到李自标后就开始学习汉语。当乾隆帝询问英人中可有能讲汉语者，此前已见过小斯当东的大学士和珅颇懂得如何逗老皇帝开心，便禀报有个男童能讲些许，并将他叫上前。小斯当东有些腼腆，不过当皇帝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绸荷包并赏赐给他时，他也能用汉语讲出几句致谢的言辞。
御座旁边，一起观礼的是当世最有权柄的三位大臣：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亲王、刚刚在西藏平定廓尔喀人且最受乾隆赏识的将军福康安、掌控帝国财政的和珅。在场的还有松筠，蒙古族，此人原本是从事满蒙翻译的生员，那时刚从北方边境归来，他在那里同俄国人议定了《新恰克图条约》。在接见和宴请英国使团后，乾隆命福康安、和珅和松筠带马戛尔尼去花园赏玩，相较于和珅的闪烁其词和福康安的傲慢无礼，松筠则热切地打听俄国政治和政府的信息， 令曾出使俄国的马戛尔尼颇为受用。
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而乾隆皇帝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处于舞台中央。此时他已年过八旬，简单地穿着深色长袍，盘着双腿坐在御座之上，不过他作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专制君主已近半个世纪。即便是和珅和福康安同他讲话时也需要下跪，他也乐于被人颂扬他在位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经历朝代更迭带来的百年战乱之后，人口剧增，农商俱兴，清帝国在对西北的蒙古人和准噶尔人用兵之后达到全盛，在他的赞助之下，艺术与学问也日益繁荣。远在华南海岸，中国的物产令欧洲人慕名而来：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尚无法在欧洲复制。近来同英国的贸易也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渐尚饮茶，而茶叶只能在中国种植。
在接见英国使团之后，乾隆果断拒绝了英国人在京师派驻使臣和在岸边觅一小岛作为贸易基地的要求。很快在欧洲，人们便传言乾隆此举是因为对马戛尔尼不悦，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而非行朝廷中正式的三拜九叩之礼。此后，此次出使的失败便归咎于乾隆皇帝：作为天子，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主宰，却对崛起的英国势力一无所知，也未能意识到马戛尔尼绝非仅是一位远方君主派来护送贡品的使臣。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乾隆皇帝身上移开并转向在场的其他人时，这次出使便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译者的书：为马戛尔尼勋爵翻译的李自标以及凭借父亲所写的使团官方记录而大获称赞的小斯当东。他们的经历引人入胜，因为他们都是难得的通晓多国语言的人，两人知识渊博，精通并由衷热爱彼此的文化。两人都曾在年幼时游历，因此在理解对方的文化时颇为无碍。这一点还得到了强化，因为两人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都与一般的同龄人疏离：就李自标而言，他在那不勒斯天主教神学院学习时，年纪较其他中国学生小了很多；就小斯当东而言，当他被派往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工作时，当地的英国年轻人排斥任何他们社交圈子之外的人员得到任命。这种疏离促使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两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形成了超出寻常的跨文化友情，而这又塑造了他们后期认知世界的方式。两人都常常思乡，从来都将自己视作另外一个大陆上的异客，但是当他们返回故国时，却又往往显得不同于常人。
戴粉状假发的李自标和跪在中国皇帝面前的小斯当东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和英国的接触并不是初次相遇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而是早期现代世界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把英国人带到中国的茶叶贸易，实则源于16 世纪葡萄牙和荷兰海员将香料从东南亚贩至欧洲的航行。在很多地方，这些贸易已扩展为领土统治，荷兰人控制了大部分爪哇，在一段时间内也在台湾建立了据点，而葡萄牙人则在果阿、马六甲以及华南海岸的澳门建立了贸易基地。随葡萄牙人而来的是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其后来者仍然在清廷担任艺师、技工和星象师。近两百年间，天主教传教士遍布中国：李自标祖上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家族，也因为天主教会的全球机制远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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