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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 泰勒写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基于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在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根本无须多费唇舌阐述”；如此，历史学家就要负责“阐明这些假设，并探寻它们对日常政策制定的影响”。 在英美政治话语体系中，现实政治一词的使用总是带有党派偏见，因此其真正含义仍不明晰。一方面，正如此前提到的，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个贬义词。亨利·基辛格曾评论道：“为了便于选边站队，现实政治这个来自德语的词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很重要的一点是，基辛格本人通常会回避使用现实政治这个表述，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会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他在使用这个表述时，会倾向于突出它的缺陷。与基辛格相比，其他人更能接受这个标签。有些人会自豪于身为现实政治的信徒，并且还倾向于讥讽对手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过去，现实政治的批评者都被抨击为“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s）；最近，他们又被归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一类。如此一来，现实政治就成了熟谙世故的标配，旨在表明自己老成练达、熟知历史，并以此与那些愚蠢的空想家有所区别。2010年，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在关于奥巴马总统具备现实主义者资质的讨论中曾说道：“我会把问题留给那些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请他们详细解释一下‘现实主义’与‘现实政治’的根源和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让我们的记者和政治家十分困惑。”卡根的观点与基辛格一脉相承，他认为那些自称为现实政治家的人都是在自鸣得意，旨在将对手贬低为不切实际、不谙世事和不学无术的人。 政治家会尽量使用契合自己政治议题的语言，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如果说现实政治鲜有能令众人满意的定义，问题也是出在别的地方，更多是因为除了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国际关系学者都不大关心它的历史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政治也可表述为“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者”（realist）或“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然而，这些表述本身的含义就不是很明确。卢西恩·阿什沃思也曾写道，老问题依然存在：国际关系学者有时“疏于深入辨析自己学科领域中的概念”。 本书赞同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在思想史研究中所持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对政治概念及相关政治话语的理解应回归到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它们都应当被视为特定时空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真理”的化身。 这不仅仅是一次学术操演。剑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昆廷·斯金纳认为，历史学家能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发掘我们的知识文化遗产中被忽略的宝藏，并将它们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斯金纳也告诫道：“有时这也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思想文化遗产的魔咒。”换言之，我们都像“着了魔”一样，坚信“主流思想传统留给我们的看待某些理念的方式必定就是对待它们的正确方式”。这个告诫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或许意义更为重大。你将会看到，现实政治的历史早已因那些狂热的信徒而变得面目全非，他们坚信自己才是现实的守卫者。我们可以先在这里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解。首先，现实政治本身经常被认为与治国方略一样古早，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也不能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混为一谈。乔纳森·哈斯拉姆的《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近来对这一概念阐述得最到位的专著，书中明确指出：现实政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经常被混用，但是现实政治同国家理由、追求“国家利益”或马基雅维利主义有明显区别。26 现实政治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五十多年。德国新闻记者和自由派活动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在出版于1853年的专著《现实政治的基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于1869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如今，罗豪几乎已被世人遗忘，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又存在多少争论。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最好能被理解为一种重新发现现实政治的尝试。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19世纪中期欧洲现实政治的根源，接着会勾勒出这一概念的纲要，并根据路德维希·冯·罗豪在其两卷专著中试图向读者呈现的那样，对它做详细阐释。与其现阶段的各种变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初的现实政治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分析复杂政治问题的方法。罗豪认为，成功的治国之道有赖于政治家对当前特定历史环境的正确把握。然而，预见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同样重要。观念在政治中向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民主时代日益重要。但这些观念重要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它们的政治力量有多强大，而不是它们有多纯洁或高雅。 政治家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的“习惯、传统和惰性的潜 在力量”。除了与中间阶级相关的财富和智慧，还存在着严重的“贫 困、知识缺乏、偏见和……愚蠢”。当然，社会可能会抱怨并反对不 道德的行为，但是，它也必须将此类行为作为现实来面对—“谎言和 其他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乃至犯罪，不仅要求甚至强求获得某种政治 认可，尽管它们与社会和国家是敌对的”。 在这里，值得停下来思考罗豪就道德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所做的 表述。道德不会被摒弃，理应在政治考量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道德 原则总是受到损害。这并不是说“政治中没有道德义务，而是履行这一 义务的实际可能性是有限度的”，他写道。为了阐明他的观点，罗豪列 举了一些例子，在这些案例中，道德因素在考虑中的重要性不得不降 低。第一个例子，如果国家“在财政紧张时借了高利贷，那么它就做了 一件不道德的事，但这并非它想要这么做，而是迫于形势它非做不 可”。第二个例子，面对“叛乱或兵变”，政治家“可能不得不与犯罪 行为本身达成妥协”，与叛乱分子或叛军进行谈判。一个大国的政府甚 至也可能“无法避免并不得不容忍强盗的存在”。罗豪举了何塞·玛丽 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的例子。莫雷洛斯是牧师，也是 领导19世纪初墨西哥独立运动的革命起义军领袖，他在1815年被西班 牙当局逮捕并杀害。罗豪认为，如果费尔南多七世的政府没能抓获何塞 玛丽亚，那么与他谈判并实现和平便是一个正确的政治选择。罗豪预 见到了有人会批评他在治国理政中倡导不道德行为，对此他已有了应 对之法。他明确表示：“只有脆弱的政府和衰败的国家才会将这种路线 视为‘正确的’或者‘好的’政策。”尽管如此，他确实注意到教会在 诸如奴隶制等道德问题上也做出了许多这样的妥协，因此要求政府达到 更高的标准并不公平。他指出，道德“对政治的要求可能并不比对宗 教的更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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