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科举的研究将会走向何方呢？笔者曾经在自己以前的一篇名为《宋代政治的空间与结构：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研究》的文章中探讨过这个问题。要而言之，有以下几点：科举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而其中多数皆以阐明科举之制度为着眼点，由此，科举制度本身基本得到了清晰说明。如今，科举研究的视野已经逐渐转向了科举背后各种各样的“存在”。笔者本人就一直尝试着从系统、空间、网络等三个方向推进科举的分析研究。
系统的研究既与制度关系密切，而包含科举制度在内的官僚制度也与政治、社会的结构相互结合并发挥作用。例如，当我们讨论科举究竟如何形塑了中国社会，或者科举给社会带来了何种构造之类的问题时，就与系统的研究密切相关。具有代表性的，如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一书便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角度指出：正是科举促使社会的阶层、身份实现了大幅度的流动。
而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则运用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资本”“言语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方法概念，指出科举一直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能力，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凭借各种类型的资本对自己的阶层进行“再生产”的功能构造。何炳棣与本杰明的两种观点，看似互相矛盾，却正正阐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科举既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同时，也成为了其再生产的主要动力。
笔者则曾留意于宋代科举与荐举制的关系，并尝试透过网络这一侧面对科举进行分析，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具体地看，士大夫阶层在应试科举的阶段，便与构筑于家族、乡里、学校、书院等场域的网络发生了深刻的关联；而在中举之时，又构建起与科举直接相关的网络，如“座主门生”“同年”等考官和中举者之间、同期中举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此后，在官场晋升的各个阶段中，在不断需要推荐人的荐举制的结构运作之下，士大夫们将不停地在同姓、同乡、同学、同舍、同官等各种各样的网络之间选择、取舍，并最终结成属于自己的政治网络。
诚然，科举与网络的议题并不止步于此。科举社会深入地关联着多种多样的网络，而我们的研究更需要注意到人群在网络之中具体的活动。例如，探讨家族与科举的关系，前述何炳棣的讨论必然是相关的重要参考。而贾志扬（John W. Chaffee）《宋代科举》（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书更提出：由男性系不断扩大之家族组成的宗族，以及通过婚姻关系结合的姻族，二者在科举中发挥的作用，都值得研究者留意。贾志扬的研究亦表明，科举与婚姻之关联，同样是网络构筑的重要元素，士大夫们也正是通过宗族、姻族向着“中举”的目标展开攻略的。
还有一样值得留意的要素，便是“空间”。这里的“空间”，既有地理学上说明物理性空间的“space”的含义，其概念范围和研究视野更拓展至“place”，即将处于该“space”内的网络、社会秩序、文化、学术等各项内容包含其中的“place”。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学校、书院、贡院等与教育、考试相关的空间，义庄、贡士庄、乡曲义田等为科举考生提供旅费支援的宗族或乡里组织，期集宴、鹿鸣宴和乡饮酒礼等仪礼有关的空间，支持应考住宿的会馆、公所，以及考生们进行交流的旅馆、茶馆、园林、妓院、寺庙等等，各种各样的“空间”遂跃现于研究者眼前。
若按照笔者上述的整理来看，本书应属于通过“空间”研究科举的视角，而其成果则是以科举考场“贡院”为抓手展开的关于科举的具体考察。故而本书中的“空间”并不仅仅指向单纯的物理空间“space”，更着眼于包含了介入“space”之中的各种内容的“place”。正因如此，本书的考察对象不但面向风水堪舆、崇祀神祇等“人文景观”，还有“考试规范与考试公平观念”“社会效益与考场成本选择”“体恤考生与助考公益观念”等“考试观念”。此外，清晰呈现出与“贡院”的维持管理关系密切的乡绅们的活动“身影”等成果，也说明本书的研究已经涉及介入“空间”的“人”之实态的深度分析。笔者认为，本书的成果在对科举的“空间”研究而言，堪称周详、精到。
笔者与毛晓阳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至2019—2020年他受聘为大阪市立大学（现在的大阪公立大学）客座教授的一年间。严格来讲，更早的因缘，则是在此之前浙江大学龚延明先生将毛先生介绍于笔者，而毛先生接受了大阪市立大学的访学邀请之时。龚先生出版了《宋代登科总录》等成果，为科举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其实也在为科举学这一学术领域，构筑起了研究的网络。毛先生在大阪市立大学期间，笔者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毛先生不但积极参加笔者开设的课程，以及笔者每月主办的宋代史谈话会，还经常在会上提出宝贵的学术意见和建议。笔者至今仍然记得他每次提出的意见都曾带来巨大的启发。毛先生那般勤勉而实诚的性格，也充分体现在了本书的研究之中。本书网罗收集了清代贡院的大量史料，正如前述，以“空间”为切入点，向读者展现了崭新的中国古代科举的面貌。通过本书，我们亦可一窥毛先生勇于开拓创新研究视角的科研精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书是开辟了崭新的科举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也热切地期待今后的科举研究领域不断产出同样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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