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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明清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的江南为何没有发生英国式的经济近代化？
江南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把江南经济引向何处？
中国的经济近代化为什么会呈现出如离、曲折此扑朔迷复杂的情状？
江南水乡，经济兴衰，一本书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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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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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zhuming历史学家李伯重先生讨论明清江南生产力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历史学专著。作者在研究方法的改进上做了努力，例如如何运用经济数学的方法，从宏观方面去分析明清江南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编制社会总产品的投入──产出模型、考察社会总劳动的分配等。本书共八章，每章都是一个专题研究。而研究的重点，在于明清江南生产力的两个方面──发展状况与发展所受到的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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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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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曾任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国国家高等研究院、伦敦经济学院等客座教授，以及国内外多家著名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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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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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上编 发展篇
第一章 重工业的发展
第一节 生产工具制造业
第二节 建材工业与矿冶业
第三节 造船业（附修船业）
附 录 乾隆三十三年江南杭、嘉、湖、宁四府建材价格一览
第二章 轻工业的发展
第一节 食品工业
第二节 服装工业
第三节 日用百货制作业
第四节 造纸业与印刷业
第三章 农业的发展（一）：生产集约化
第一节 主要农业部门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第二节 农业结构改变导致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提高
第四章 农业的发展（二）：资源利用合理化
第一节 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二节 劳动力的合理使用
下编 制约篇
第五章 能源问题
第一节 动力的使用与供给
第二节 燃料的使用与供给
第三节 能源短缺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
第六章 材料问题
第一节 木材的使用与供给
第二节 铁与其他贱金属的使用与供给
第三节 材料短缺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
第七章 肥料问题
第一节 肥料使用技术的进步
第二节 肥料需求状况
第三节 肥料生产状况
第四节 肥料供求产需矛盾及解决供求
附 录 农家肥的养分含量一览
第八章 外部市场问题
第一节 市场地域范围的扩大
第二节 江南对外部市场依赖的加强
第三节 外部市场的变化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结 语
附 录
一、“江南地区”之界定
二、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
征引文献目录
后 记
李伯重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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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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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工业的发展
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之一，即生产生产资料（金属、能源、机器、建筑材料等）的工业部门的总称。在近代工业出现以前是否已有重工业存在？我们认为应当是有的。从许多国家的历史来看，早在工业革命以前很久，制造生产工具（包括早期的机器）就已形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生产部门，而煤铁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造船工业等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更是引人注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早期的或原始形态的重工业，以后的重工业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我们认为：在传统社会后期，重工业已出现，尽管与后来相比，还处于萌芽状态。明清江南的重工业，主要包括四个部门：（一）生产工具制造业；（二）建筑材料业；（三）矿冶业；（四）造船业。下面，我们拟分节论述其发展情况及特点。
第一节 生产工具制造业
明清江南常用的工农业生产工具，在种类、性能、使用及制作工艺诸方面，较之前代并无大异。生产工具制造业的规模，可能随着农民与手工业者人数的增加而有所扩大，但扩大的幅度并不很显著。主要的发展变化，表现为生产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较前有相当的提高。下面即按各生产部门分别加以概述。
一、农具制造业（附渔具）
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了几个较为有名的铁农具生产中心，如吴江县庉村市产铁撘、锄头、铁鏲、桑叉、滑锲等，钱塘县产耜、犁，宜兴县筱里市产铁犁，桐乡县石门镇与归安县南浔镇产桑剪与桑锯，苏州府城内有专门“成造田器”的作坊。这些生产中心的出现，反映出江南铁农具制造业中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较过去有所发展。
在各种木农具的制造方面，尚未发现上述现象。不过，在松江、常州的一些地方，明清时有使用大型牛转翻车及风车车水的记载。这些水车规模颇大，结构较为复杂，须由专业工匠制作。嘉兴县的水车，地方志将其与绢、布等产品同列为该县的主要“货品”，看来有可能已成为商品。这些，已隐约地显露了木农具制造业中出现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最初征兆。
渔具制造业中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现象比较明显，在某些地方可能还因此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例如正德时金山卫及中前、中左二所，“女绩男织，皆善为网以渔于海，又为罾以渔于河，多则鬻”，已开始把渔具作为商品来生产。至明末，金山青村镇更建立了规模颇大的织网业，成为一个渔具制造中心。据时人曾羽王目击，当时该地所织渔网种类很多，“内河则有缯网、打网，为利尚微；外洋则有希网、长网、拖网。男女无田可种者，皆习此业，且为利数倍于田。每见家有四壁，则数十人聚焉，自朝至暮，拮据不休，彼此谈笑，以消永日。勤俭者铢积寸累，以结网而千金数百金者，比比然也”。从这段记载来看，明末青村织网业中出现拥有数十名工人的手工工场和由织网而得千金、数百金的资本家，是非常可能的。
二、纺织工具制造业
有关江南棉纺织工具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记载，在明代几乎见不到。入清以后，松江一带的纱锭与布梭制造业中，已出现了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大约在顺治末年，崇明县就有了以制纱锭为业的匠人。康熙时，宝山县月浦镇上已有一批专门制造与出售纱锭的手工业者，同时布梭也成为青浦县的一项重要出产。到了乾嘉时期，青浦县金泽镇的铁纱锭生产更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与纱锭、布机相比，纺车与布机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出现迟一些，但至迟到乾隆时亦已有之，故青浦县的谢家纺车、徐家布机都已名闻于当时。不过生产规模估计还很有限，局限于少数家庭作坊，因此尚以谢家、徐家名之。到了嘉道时期，上海县蒲溪镇的纺车生产规模已颇大。据记载，该镇东街“又名纺车街，以此街中人多制纺车售也，其长约三百余步”。可见已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纺车制作中心。
丝织工具制造业中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程度相对更高一些。从明代不同时期的一些户籍统计资料来看，当时江南丝织工具的生产就已开始出现专业化了。例如吴江县有筘匠三户；嘉兴县有筘匠八户，籰匠二十六户；秀水县有筘匠二十户，籰匠十一户；崇德县有籰匠六户；海宁县有籰匠五十户。到了清代，丝织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一些生产中心。例如康熙时的武康县簆营村，“土人工椓簆，……伐竹其筠，去其节，加刮削焉。……武［康］、德［清］两邑之机工，皆市簆于其村”。道咸时归安县南浔镇也以产丝籰子著称。但丝织工具生产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应当是南京、苏州、杭州等丝织业集中的大城市。这三个城市的丝织机数量极大，清中期均在三万台以上。其他丝织业发达的城市乃至市镇，也各有织机数千乃至上万台。丝织业如此发达，对织机及各种零部件的需要量当然很大。因而像南京城内专设有机店、梭店、籰子络梭竹器店等，“储材待乏”，为“织户之附庸”。这些店中所售工具来自何处不详，但以情理推之，主要应为本地所制。据调查，1953年吴江县丝织业发达的盛泽镇上，为土绸生产服务的行业有钢扣（簆）、梭子、纡子、小木作等十五种，从业人员几占全镇手工业与商业总户数的四分之一。由此推测，清代中期南京等丝织业中心城镇中从事织机及各种零部件生产的工匠，达到很大的数量。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明清江南丝织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确实有明显提高。
三、其他生产工具制造业
除了农具与纺织工具外，江南使用最多的生产工具是染色、踹布、缝纫、碾米、磨面、酿酒、榨油、制盐、造纸、打箔等行业中所用的各种工具。这些工具种类繁多，难以备述。兹按照制作材料的不同，把它们分为铁工具、陶工具和石工具三类，然后逐次讨论这些工具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此外，木工具虽然制作最多，运用最广，但因资料零散，姑略而不论。
在上述行业所使用的各种铁工具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铁锅。铁锅是染色、制盐、榨油、酿酒等行业的基本生产工具之一。明清时期，江南的上述行业颇为发达，所用铁锅数量也颇多（例如仅在清代江南各盐场中使用的铁锅与铁盘即近6，000口）。此外，缫丝也需“大釜”煮茧。明清江南农家养蚕，都是自己缫丝。因此千千万万蚕户缫丝所用铁釜，总数非常可观。这些铁锅釜基本上是江南自产，因而铁锅制造确是明清江南铁工具生产的主要内容之一。
明清时期，江南出现了几个铁锅生产中心，例如桐乡县炉镇、长兴县炉头镇、宜兴县筱里市等市镇。特别是桐乡县炉镇，万历时即已有冶业；而自康熙时已是以“冶铁为业，炉火不绝”；到了嘉庆时更是“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咸仰赖焉”。从以后的记载得知，这里“大厂专铸铁釜，别有小炉数家铸鼎钟等物”，因此以生产铁锅为主。除上述市镇外，苏州城郊和无锡也是铁锅的重要产地。嘉靖时备倭，苏州城郊冶坊被官府借去铁锅400口。万历时无锡“善铸炉鼎投壶”等器物，乾隆时又有不少铁锅输出到临清，可见这两地生产铁锅也不少。此外，江南各盐场用的铁锅或铁盘，大多是就地铸造。从记录元代华亭县下砂盐场生产情况的《熬波图》来看，盐场铸铁业亦有一定规模。盐盘一面，用生铁一二万斤，“洪炉一鼓焰掀天，收尽九州无寸铁”。明清江南各盐场仍然用铁盘煮盐，情况与元代大同小异，铁盘总数约6，000口，每年有一部分需更新。因此盐场内的铸铁业，总生产规模亦颇可观。
关于明清江南铁锅釜铸造业的具体生产情况，史籍中材料不多。我于1986年到桐乡县做实地调查时，当地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有关该县炉镇（即炉头镇）与毗近的青镇（即乌青镇）“沈亦昌冶坊”的材料。兹摘录于此，可作一参考。嘉靖时，吴与县竹墩铁匠沈铧（字东溪），迁至桐乡县城，开设铁铺。倭寇犯桐乡，沈铧率其七子，在桐乡四门城墙之上砌造冶炉十余座。倭寇攻城时，以铁汁泼洒，杀伤甚众。倭退后以功授百户，沈铧不受。殁后，其子长房、二房、三房迁往柞溪，开设铁铺，后发展为冶坊，柞溪也因而改名炉头。其中沈济（字绣川）所创冶坊，即“沈亦昌冶坊”，一直延续至抗战时期，方为日军摧毁。咸丰时期，该冶坊曾因战乱一度停产，但至同治初又复兴。同治五年，该冶坊又设分号于青镇，炉、青两冶坊共设冶炉七座。其中炉头有大炉二，小炉三。大坊（大炉）雇佣冶工百余人，均来自无锡。冶坊内分工颇为复杂，有管场（总管全场工作）、浇铁（负责浇铸）、领档（负责冶槽出锅事宜）、风档（负责鼓风工作）、光房（负责揩擦毛锅、修补砂眼）、焦光（专管铜模）、车刀（负责校准冶槽）等工作。冶坊自每年元宵开铸，立夏停火；然后中秋再开铸，年终停止。工作三昼夜，休息一日。立夏至中秋之间，工人亦不遣散，派往宜兴、无锡等地，搬运制造锅坯所需优质粘土回来并制作锅坯。每炉一座，三昼夜可出大小锅釜约五百口，种类有大酒、二酒、刘六、板六、刘小、昔八、昔六、斗十二、直七、罗小、放尖、二尺尖、广九、庆十、七半、计七、萧二、计二、中二、正二、五半、斗北、二尺、大耳、中耳、广十二、广五、连九，共二十八种。小炉三座，后分属沈万兴、沈万聚，主要铸造钟鼎、蜡台、茅锅等，不开长炉，遇有订货，方制坯鼓铸。光绪时，沈亦昌冶坊坊主沈善兼力图改变冶坊工匠尽为无锡人的状况，大力招募本地乡民入冶坊学习技术。经苦心教授，教成一班，可主持一大炉生产。但后继无人，仍然只得用无锡帮。
以上情况，有些可见于明清人笔记及地方志，但多数则采之沈氏家谱及其他数据。沈氏家族为当地望族，坊主沈和甫（又名善宝），清末曾中举人，清亡后又任省议员，颇有影响。沈氏家族经营的冶坊，亦延续至抗日战争。因此据其家谱及后人回忆等数据所追溯的同治时该冶坊生产情况，应属可信。同治去道光未远，沈氏冶坊复兴于同治，则道光时生产情况应当不逊于同治时。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推断，那么就应当承认：至少说到了清代中期，江南几个铁锅生产中心的铸铁工业，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仍属规模狭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相反，在这些地方占支配地位的，已是某种程度上具有“近代”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其他铁工具，上述各铁锅产地当也生产。此外，吴江县庉村市、震泽县檀邱市、宜兴县张渚市、乌程县戴山及后林等地，也是比较集中的生产地。其中特别是庉村市，嘉靖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清初则“附近市上人皆铁工”。所制铁器不仅有铁撘、锄头、稻叉等农具，而且还有切刀、铲刀、火刀、火叉等厨具和鸟铳、三眼枪、盘铳等火器。还有，像苏州府城内的针、钉和钢锯，昆山县的针、剪，华亭县与归安县南浔镇的针，德清县的钉等，也是生产较多或比较有名的产品，销售范围不限于本地。当然，上述各种铁器，在当时恐怕还是多数用作生活用具。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铁器生产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其中铁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也随之而提高了。
陶器也是古代重要的生产工具，在染色、酿酒等行业中，其作用尤为重要。在缫丝业中，“大甑”亦为基本设备之一。此外明清江南谷物加工中，也使用陶臼舂米。由于明清江南缫丝、染色、酿酒业发达，需要大量的陶瓮、缸、盆等容器，因此陶器的烧制，也是生产工具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南出现了几个较大的陶器生产中心。例如宜兴县丁山、蜀山、川埠等地以产陶瓮、缸、盆等容器著称；嘉善县甓塘灶在明代“居民以陶冶为业”；安吉州月山窑规模颇大，“业此者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武康县二都市所产“缸瓮大小不一，大者他处用以盛酒浆，远近俱著名”；长兴县除了有名的方山窑外，在长冲、陶坑、窑岗等处还有陶窑。此外，桐乡、德清、石门、钱塘等县也产陶器。这些生产中心的出现，表明陶工具生产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较前有所提高。
明清江南常用的石工具有石砻、石臼、石杵、碾磨、石碓、踹石及打箔用的砧石等。石砻、磨、臼主要产地有无锡阳山，“其石微粗，材中砻臼，供数郡之用未尝乏绝”，“为磨为臼，……工人终岁勤劬以为业”。江宁县安德等乡产麻石，“坚者可为磨碓”。钱塘县南高峰出青石，“极光腻，土人采为金银锡箔墩”，供城中众多的制箔工人使用。石臼、杵、碓主要使用于双林以西以南地区，生产当亦在该地。石工具的生产，由于受自然资源限制，一般集中在产石料的地方，这种情况自古皆然。但是，像上述无锡那样发展为一种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颇高而且又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却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新现象。
由上可见，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生产工具制造业中专业化与商业化生产的水平，较以前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个事实，显示出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而发展的最初征兆。
明清时期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虽然有上述发展，但与16—18世纪前期的英国相比，这个发展却显得十分缓慢。即使是与明清时期国内某些地区相比，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的发展也明显地落于其后。
首先，从生产内容来看，明清江南制造的各种生产工具，较之前代并无太大变化，仍然主要是简单的小型工具。以畜力为动力的大型生产工具量不多，水力机械更是几乎没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制造技术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明清时的江南，这些技术成果却大多并未得到运用或未能得到有效地运用。因此，明清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在生产技术与产品种类等方面并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比不上前代国内某些地区曾经达到过的水平。
英国生产工具制造业原来比较落后，但自15世纪以后，进步十分迅速。在16—17世纪，英国工业中已越来越多地使用梳毛机、精梳机、金属滚轧机和滚剪机，以及水力驱动的轮锯、轮锤、鼓风机、起毛机、捻丝机等机器。18世纪初叶又将刚发明的蒸汽机用于生产，使用相当广泛，数量也不少。这些机器都是英国本国制造的，表明当时英国在机器制造方面迅速地步入世界前列，并已逐步建立起了一个雏形的机器制造业。马克思在其关于工场手工业史的研究中指出：在欧洲工场手工业时代，不仅已经有了机器制造业，而且它还“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同时“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而这个情况又以英国最为典型。机器制造业的逐步建立，标志着在16—18世纪前期，英国的生产工具制造业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相较，明清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的发展是明显地落后了。
其次，在生产规模的扩大方面，明清江南也处于落后状态。这在铁工具的生产中最为显著。据明代吴江、嘉兴、秀水、崇德、海盐五县县志中户籍资料统计，五县共有铁匠289户，铸匠56户。每户即使以工匠2人计，亦仅共有约700人。明代中后期，铁工人数有所增加，但著名的铁业中心，一般亦仅有铁工百人至数百人而已。例如吴江县庉村市，嘉靖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亦即有铁工一二百人。道光时桐乡炉头镇铁工人数按后代情况推测可能有三四百人。江南其他的几个铁器制造中心市镇，生产规模似与庉村相近或稍逊之，各有铁工当亦至多不过数百人而已。与此相较，陕西华州柳子镇，嘉靖隆庆时已“有千家铁匠，作刀斧剪之用”。广东佛山镇，明末清初时“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乾隆时则估计炒铁工匠人数更增至5，000—7，000之间，加上其他行业的铁工，总数不下二三万；至道光时仅制钉工匠即已“多至数千”。湖北武汉汉口镇，其铁器制造业在明代尚未发达，而入清之后发展十分迅速，到乾嘉之际，已有铁行13家，铁匠5，000余人。嘉庆初奉官府之命，“昼夜赶造田器数十万事，约工价五万［两银］”。较之这些地方，明清江南铁器制造业的生产规模显然很小，生产规模的扩大更是十分缓慢。
此种情况若与16—18世纪前期的英国相比，就更为清楚了。英国铁器制造业在16—17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所生产的针、钉、刀、锚、轮、炉膛以及精梳机、梳毛机等上千种铁器，数量都有重大增长，从而摆脱了对荷兰的依赖。其他铁制生产工具和工具零部件，如矿井抽水机械及制盐、制矾、制皂、制糖、染色等行业中所用的铁淘盘、铁锅釜、铁缸瓮，建筑业用的铁栓、铁门、铁锁，造船业用的铁铰链、铁线等，也有迅速的增加。与此相应的是，英国铁工和其他金属工人的数量也在激增之中。到17世纪中后期，英国金属工人的数量已很多。不仅伦敦以铁匠众多而著称，而且从中部高地（The Midland）到沿海，几乎所有的城镇与乡村中都有锻炉。仅伯明翰一地，就有6个各有上千名金属工人的城镇，在谢菲尔德与维甘两地，情况也差不多。另外据当时人所言，伯明翰以西以北地区也至少有2万金属工人。到了18世纪前期，英国的金属工业发展更为迅速，以致金属工业中心伯明翰的人口在1675—1760年间增加了4.5倍，增加幅度高居全国之首（增幅第二的是海外贸易中心利物浦，其人口在1700—1740年间增加仅1倍）。而上述明代江南吴江等5县，五金匠（铁匠、铸匠、熟铜匠、点铜匠、镀金匠、钉铰匠、罗刀匠、锡匠等）总数不过878户，每户工匠以2人计，尚不足1，800人，与英国相比甚为悬殊。由此可见，明清江南铁器制造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16—18世纪前期的英国。
当然，铁器制造业并不仅仅生产铁工具。但毫无疑问，由于铁工具生产在铁器制造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铁器制造业的发展首先意味着铁工具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还应强调：在传统社会后期以来生产工具的发展中，铁工具的发展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因此明清江南铁工具生产的落后，可视为整个生产工具制造业落后的集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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