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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六十四精讲,辅以百余张珍贵文物实图,集考古、历史、艺术等于一身;精选各类器型、铺陈典型遗址、讲述传奇故事,依托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讲述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各类玉器,绘制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作者以独到的视角,不仅展现了玉器作为艺术品的独特魅力,更深入挖掘了玉器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特性;精致的版式,四色全彩印刷,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博物馆之中,近距离感受玉器的温润光泽与精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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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讲述中国玉器文化的通俗历史读物。全书分为七章、六十四讲,依托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介绍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各类玉器,讲述玉器在中华文明萌芽、发展、融合、壮大的历史过程中的价值与地位,探索玉器独特的文明基因,发掘玉器的文明特性。玉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符号,以玉器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书旨在通过探讨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史等,传承与弘扬玉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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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石洪波,1979年生,湖北天门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从事古代玉器、古代物质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合著有《古代中国文明(上卷)》《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世界文明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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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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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多元发生 中华大地上玉器的最初面貌 001第一讲玉玦:远古中国人共同的审美见证 012第二讲 “中华第一玉龙”:玉器首现龙图腾 018第三讲 良渚玉琮王:佐证五千年文明 022第四讲 绿松石龙:龙图腾的延续 025第二章 一体聚合 文明起源的礼玉因素 027第五讲 妇好玉凤:王后与将军的心爱收藏 037第六讲 传国玉玺:历史沉浮中的隐秘 040第七讲 皇后之玺:第一个太后临朝的见证 047第八讲 南越王墓角形玉杯:玉文化的南国呈现 050第九讲 白玉龙纹鲜卑头:民族融合的见证 055第十讲 唐哀帝即位玉册:辉煌大唐的最后岁月 058第十一讲 渎山大玉海:忽必烈与乾隆的隔空接力 063第十二讲 “大禹治水图”玉山:绝世珍品盛世造 069第三章 玉联神州 从北器南传到西材东输 075第十三讲 盘龙城大玉戈:商代南土的统治 083第十四讲 “緁伃妾娋”玉印:穿越两千年的传奇 086第十五讲 宋代青玉龙首:杖首还是车饰? 093第十六讲 金代玉纳言:练鹊为形述汉化 097第十七讲 茶晶花插:一代名匠陆子冈 102第十八讲 “沧浪亭图”挂屏:深宫中的古典园林 106第十九讲 清宫开年仪式中的玉器:金瓯玉烛万年笔 111第四章 玉中礼仪 从宗教到政治的转变 117 第二十讲 晋侯夫人墓玉组佩:礼制的世界与亡国的公主 127第二十一讲 侯马盟书:春秋盟誓制度的见证 131第二十二讲 曾侯乙墓十六节龙凤玉佩:长余佩之陆离 136第二十三讲 曹魏白玉杯:简约而不简单 140第二十四讲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九岁小女孩的奢华陪葬 143第二十五讲 十三环金玉蹀躞带:昏君最后的身份证明 148第二十六讲 唐玄宗封禅玉册:泰山上的封禅大典 153第二十七讲 前蜀龙纹玉带:真火炼就宝带出 160第二十八讲 鲁荒王九旒冕:荒唐的亲王完整的冕 163第二十九讲 嵌宝石金镶玉带:沐王爷的腰带 167第三十讲 定陵玉圭:墓葬与画像的相遇 182第三十一讲 清代东珠朝珠:胸前的民族、宗教与文化 180第五章 事死如生 葬玉中的精神世界 187第三十二讲 虢国缀玉面罩:葬玉中的哀思 194第三十三讲 满城汉墓金缕玉衣:葬玉的极致奢华 198第三十四讲 四神纹玉铺首:武帝的门环 202第三十五讲 宋代蕉叶纹水晶杯:地宫之中藏珍宝 204第三十六讲 辽代玉组佩:陈国公主的珍藏 209第三十七讲 辽代七宝塔:十万晶珠五重塔 213第三十八讲 梁庄王墓玉叶组佩:凄美的爱情与西洋的珍宝 220第三十九讲 明代霞帔坠:五品命妇的奢华装饰 226第六章 文房藏玉 士大夫的精神寄托 231第四十讲 独孤信煤精玉印:“天下第一岳父”的极致风华 239第四十一讲 南宋兽面纹玉卣:金石学中的仿古 242第四十二讲 玉版十三行:千年坎坷话洛神 247第四十三讲 张骞乘槎玉砚滴:书房中的精神归处 251第四十四讲 子刚款白玉樽:美玉与世家的兴衰 255第四十五讲 和田玉桐荫仕女图:油画与残料的奇遇 258第四十六讲 乾隆御题兰亭序青玉如意:如意上的兰亭集会 261第四十七讲 “长宜子孙”龙凤白玉璧:乾隆皇帝的千玉野望 268第四十八讲 毕沅墓白玉发冠:不是古物不收藏 273第七章 镜像中华 古代玉器中的世俗风情 279第四十九讲 “行气”铭玉杖首:战国气功秘籍 286第五十讲 战国水晶杯:现代感十足的镇馆之宝 289第五十一讲 西汉白玉舞人:风靡全国的“网红”舞蹈 292第五十二讲 东汉玉座屏:前往神仙的世界 294第五十三讲 镶金兽首玛瑙杯:丝路奇珍 298第五十四讲 玉善财童子:雷峰塔倒奇玉现 301第五十五讲 春水秋山玉:玉器中的草原风尚 305第五十六讲 “大元帝师”白玉印:元朝佛教领袖的象征 309第五十七讲 白玉阳平治都功印:玉赐天师府 314第五十八讲 普纳公主祭祀玉牌:蒙古公主的三皇信仰 318第五十九讲 明代白玉幻方:玉器上也有数阵? 322第六十讲 玛瑙李白像:诗酒人生奇玉藏 326第六十一讲 白玉鹰熊合卺杯:皇帝是怎么大婚的? 329第六十二讲 和田白玉错金嵌宝石碗:这就是痕都斯坦 335第六十三讲 嵌莲荷纹白玉扁方:大拉翅中藏珍玉 340第六十四讲 翡翠蝈蝈白菜:玉中白菜知多少 344后 记 347主要参考文献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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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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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的心情亦喜亦忧。喜者,自然是因为此书得诸位前辈、好友、专家相助,终于要面世了;忧者,盖因学识有限,深感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书中所述,未及万一,道阻且长,惟待将来。
玉文化是中国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之一,且仍存留有巨大的探索余地。史前时期,一些代表性的文物种类(如青铜器、瓷器、丝绸等)尚未出现或并不突出,玉器便已有了五千年的发展史。从今天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玉器是史前祭祀礼仪中最主要的象征物,甚至是史前中华文明探源不可或缺的可移动文物。三代及以后的历史时期,玉器的发展从未断绝,它与中华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是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最好物证。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的大潮兴起,中国的玉器和玉文化竟逆势西传(当然不可忽视其中的劫掠与文物倒卖活动),在西方社会面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吸引了大量西方学者、艺术家、收藏家以及考古界的关注,至今方兴未艾。不过,长期以来,在考古发掘活动中,玉器只是被列为杂器的一部分;新世纪以来渐有改善,玉器的发掘和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阐释和研究之作。
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笔者在天津文艺广播普及讲解文博(尤其是古代玉器)知识的讲稿,经抉择、编排、增修后形成,内容上兼顾了研究性与普及性。玉文化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气质与特征,如果这本书能够在阐释中华文明、普及玉文化方面作出一点贡献,那便是最大的收获了。
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为本书的撰写和出版提供帮助的诸位师友: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四川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章涛先生和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孙立田教授。正是两位的耳提面命与牵线搭桥,才使得本书的撰写计划提上日程。他们二位的指点和督促,也推动了本书的早日完成。
特别感谢已故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原系主任杨效雷教授。杨老师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老师,是一位深具仁者风范的谦谦君子,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曾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每当回忆起与杨老师共事、向杨老师请教的点点滴滴,禁不住悲从心起,难以自持!在本书的立项和撰写过程中,杨老师亦曾多次予以指点。愿本书的出版送去这份未曾忘却的纪念,了却这桩未曾了结的心愿!
感谢我的老朋友、北京日知图书公司总编辑助理樊文龙。文龙不仅在撰写过程中多次与我商讨,还为本书配上了精美的图片,使得本书焕然一新!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兼文史与文献出版中心主任邹近,营销中心副主任段瑞清,本书责任编辑王卓熙、唐虎。正是这个优秀的团队负责本书的编校、设计等工作,使本书增光添彩,得以顺利出版。
感谢天津文艺广播的编辑温光怡、游晓菲女士,以及田翔、赵敏两位节目主持人,他们为本书的部分内容提供了良好的建议。
这里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杨彤、鲁鑫、郝园林、戴玥等诸位老师,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时有砥砺,使我收获颇丰!
当然,本书难免还有诸多问题,参考文献亦有未尽之处。若蒙指出,不胜感激!
石洪波
2024年8月于天津师范大学
第一讲 玉玦:远古中国人共同的审美见证
中国古代玉器作为一种独立且成熟的器类首先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甫一现世便展现出辉煌灿烂的面貌,覆盖面广、数量多、内涵丰富,如今已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特征的主要依据之一。玉玦是新石器时代较早出现的一种装饰物,在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发现,而且其主要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同为耳饰。它是远古中国人共同审美的见证,蕴含着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最初基因。
玉玦一般是指带缺口的环形玉器,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遗址中已发现多件,大多成对出现。在176号房址的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117号墓葬,墓葬中有一对环形玉玦。这一对玉玦呈圆环形,直径2.8—2.9厘米,有缺口,但圆形不太规整,玉质是黄绿色。重要的是,这一对玉玦的位置就在墓主的左右耳部,缺口均朝上,这是玉玦功能为耳饰的有力证据。1-17
130号墓葬也出土了一对玉玦,同样位于墓主的两耳边,同样是黄绿色玉质。有趣的是,这一对玉玦基本完全“成对”了,其外形、颜色、尺寸、重量,甚至做工都相差无几,直径均为4.77厘米,厚0.73—0.74厘米,重量23克,圆环相当工整,打磨得光滑圆润。这一对玉玦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映出清晰的“成双成对”观念。1-18
1994年,在135号墓葬又出土了一对黄绿色玉玦,也在头骨附近。不过,这一对玉玦做工更加规范,尺寸是兴隆洼遗址中最大的,专家们称之为“玦王”。1-19
兴隆洼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之一,当红山文化发达的玉器尚未出现之时,兴隆洼遗址中已经发现了不少成熟的玉器。专家们认为,兴隆洼文化作为东北地区最早发现成熟玉玦的文化遗址,对于玉玦的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以后,玉玦便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向北、向东传到俄罗斯,向东南传到日本,更主要的是,向南、西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甚至一直传播到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到达越南。1-20
可能正因为这样的传播,玉玦在今天所发现的中国版图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几乎都能看到,遍布全国。除东北地区外,还出现在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等,1-21 江淮流域的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台湾地区的卑南文化等。这些玉玦的外形基本一致,均是带缺口的环形;出土情况十分相似,几乎都是位于耳部,均为耳饰。1-22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广泛传播中,至少在玉玦这种玉器上,远古中国人在耳饰上达成了一致,形成了共同的审美观。
不过,玉玦在传播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较晚的良渚文化中已经很少见到玉玦,有些外形已经发生了变化,石家河文化中更是几乎不见玉玦。到了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玉玦虽然依旧有不少用作耳饰,且仍是带缺口的环形玉器,1-23 但其功能大有增加,可以用作发饰、佩饰,也可以用作葬玉,放在口中或握在手中。可能因为这个时期人们具有了明显的宗教意识,而玉向来被认为是能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所以,像玉玦这种常见的饰物也具有了祭祀的功能。1-24
玉玦功能变化最大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礼崩乐坏、诸侯蜂起,原本西周王朝用以维持统治的礼制崩溃,新的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社会处在混乱无序的状态当中,这也影响到了玉器的制作。有的玉器在使用时僭越了原本的礼制,如玉组佩;有的玉器则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进而产生了新的变化,玉玦就是其中的代表。1-25
玦成为一种重要的佩饰玉,而且往往寓意佩玦之人要有决断,由此又延伸出断绝的含义。《荀子》载:“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在荀子所在的战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交往都可以通过玉器来实现,比如派遣使者出使他国访问要用珪,咨询国事要用璧,召见臣下要用瑗,断绝关系用玦,恢复关系用环。1-26 这几件玉器中,玦和环所代表的含义正好相反。唐代人杨倞注释说:“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皆所以见意也。”古代的时候要是有臣下犯罪,会待在边境上三年不离开。要是君主给送来一个玉环,那就可以回归朝堂;要是君主送来玉玦,那就寓意断绝君臣关系。1-27
玦的这个新意义有历史事件可以证明。秦朝末年,刘邦、项羽等起兵反秦,并拥立楚怀王为共同的首领。楚怀王跟他们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覆灭秦朝,谁就封关中王。结果,刘邦首先攻入关中,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项羽虽然取得巨鹿决战的胜利,但毕竟被秦军拖住了,晚于刘邦到达关中。那时刘邦处于弱势,只有十万军队,项羽却拥兵四十万。为此,刘邦请项羽的叔叔项伯说情,亲赴鸿门宴,向项羽解释。在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几次举起手中的玉玦,劝项羽趁机动手除掉刘邦这个竞争对手。他举起玉玦的意思就是劝项羽赶紧下决断,断绝与刘邦的关系。可惜,项羽犹豫不决,让刘邦趁机逃脱,埋下了自己覆灭的隐患。1-28
秦汉以后,玉玦几乎不再出现,即便偶然发现,也仅仅是作为小件佩饰品使用,不再作为耳饰或断绝关系的信物等。
第二讲 “中华第一玉龙”: 玉器首现龙图腾
作为北方玉器文化的中心,红山文化遗址早在20世纪初便已初露端倪,但直到70年代才发现了第一件玉器。谁能想到,这件偶然发现的玉器竟然具有惊人的典型性,是红山文化玉器最突出的代表,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玉龙”,其造型、内涵以及可能的用途,无愧于为中国人最早的龙图腾。
这件玉龙的材质是墨绿色岫玉,圆雕,呈“C”形,身体中部有一个穿孔,以此孔悬挂,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梭形眼,蛇身,猪鼻,马鬃。通体光素无纹,局部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整体与甲骨文中的“龙”字十分相似,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29
红山是指赤峰市东北郊金英河畔的一座山,传说是因违犯天规的仙女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而被染成了红色,蒙语称为乌兰哈达,即“红色的山峰”。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首次在红山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存。抗日战争前后,梁思永先生以及日本侵略者都在此进行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尹达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中将这一文化遗址定名为红山文化。1-30
1971年8月,在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村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园里干活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石洞,从洞中摸出了一样坚硬的东西,比较沉,像是废弃的铁钩子。他也没在意,就顺手拿回家给7岁的弟弟张凤良玩。那时候孩子们的玩具少,张凤良就用绳子绑着这个“铁钩子”,在地上拖着玩。经过不断摩擦,这个东西外面的泥土和杂质被磨掉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显现出玉质的光泽。张凤祥发现后,就将这件东西送到了翁牛特旗文化馆,一位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征集了这件文物,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到了1984年,随着红山文化遗址中玉器的不断出土,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想起了这件当初征集的物品,便将它带到北京,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最终得出结论,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因而被称为“中华第一玉龙”。1-31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红山文化范围内发现的玉器越来越多,作为典型器物之一的玉龙也不断出土。按照器型划分,红山玉龙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称作“C”形龙,外形与“中华第一玉龙”相似,身材修长纤细,脑后有长鬣;第二种称作玦形龙,外形是玉玦,但身体是猪龙合体,猪首与龙尾在玦口分开;第三种称作圆雕玉龙,呈环形,往往身体较大,猪首与龙尾相连。虽然外形有别,但同样的猪首龙身、大圆眼睛、扁长嘴唇以及丫形脑袋似乎表明,红山时代的人们刻意对玉龙有着共同的设计。1-32
这种共同的设计或许寓意着共同的宗教思维。在农业已有一定发展水平但依然过分依赖天时的红山社会,祈雨(或停雨)活动必然是关系整个社会发展的大事。龙在中国人的神话中向来被设计为与雨相关,而猪在那时早已被驯化成家畜,甚至是最主要的家庭财富。可以想象,当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之时,无力应对的人们只能将自己最珍视的财富拿出来作为牺牲,向神灵祈求祛除灾害;即便无灾无害,亦可祈求未来风调雨顺。于是,龙和猪便结合起来,雕琢在神异的玉石之上,成为掌握神权的部落巫师祈求神灵的媒介。1-33
“中华第一玉龙”并不是最早的龙形象,在它之前,龙已经在石器、陶器等器物上有所体现;但它的载体却是玉,远古中国人无法科学解释玉的出现,只能定义为天地之精华,这条龙因此具有了非比一般的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第一玉龙”堪称中国人最早的龙图腾。
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
“满天星斗说”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论述,他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南方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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