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国家、社会和民众在中西交流来临之时，与外来的文化与思潮不断发生着接触与碰撞，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对待与航海国家的交流具有一种复杂的态度，短暂的海上航行和较长时间的海禁与封闭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状态。然而，在这个时期的舆图、海图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充满交流、纷争和权力的世界，舆图的历史，与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就像历史所演绎的故事一样精彩。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在航海和开拓未知大陆方面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在浩瀚的海洋之中探索世界和获取利益。同时，作为航海活动最重要的支撑基础，海图测绘伴随此时的航海活动兴盛起来。航海强国无不是测绘海图之强国，最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荷兰、法国和英国。欧洲诸国从17世纪以来，对全球的陆地、海洋和国家疆域都做了持久和深入的勘测，有专门的绘图和藏图机构，有各种门类的测绘制图师跟随商船和军舰完成海路航线的勘测，并最终在系统化的制图工场中进行刻版、印刷和出版。海洋地理知识的传播在此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17世纪欧洲制图水平最高的国家是荷兰，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测绘和制图支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获利丰厚的贸易航行将无法实现。荷兰也正是凭借着一流的航海与测绘，才能够在晚明时期占据台湾达38年之久。另外一个例子是19世纪的英国，皇家海军也正是借助当时居于领先的海图测绘，建立了广泛的全球海外殖民地，并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学者菲利普·霍夫曼（ Philip T. Hoffman， 1947—）认为火药技术是欧洲征服世界的主要方面，不过如果没有航海技术和海图的指引，恐怕连到达新大陆也无法实现。
如何看待中国的航海与测绘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航海有资料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对勿里洞沉船的挖掘就发现了一艘公元830年前后行驶于中国至中东航线的阿拉伯帆船，装载着包含中国唐代长沙窑、越窑、巩县窑等多个窑口出产的陶瓷。及至明代，在郑和多次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之后，中国却又突然退出全球航海舞台，这令世界备感惊讶。与郑和的航海相比，早期葡萄牙人的探险规模既小得可笑：只有几十个船员，而不是成百上千；且又不体面：有兔子、蔗糖和奴隶，甚至没有从其他王室那里获得礼物。但是事后看来，143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才变得有可能主宰世界——此时航海技术与海图测绘的发展将几大海洋变成了高速通道，连接起整个地球。葡萄牙的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英宗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从这里开始，世界的命运就依赖于这两个君主所做的决定。如果不是明王朝过早地放弃了海洋，那么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在东南亚开战绝对是难以想象的事。在郑和船队所绘制出的海图中，正确的路线被仔细地确定，洋流、盛行风和水深也被仔细标注。通过罗盘防卫图，依据特定时间天空中太阳
和指向星的位置，地图绘制者能够以令人吃惊的精确度标出15世纪的海上航线。然而这一切，都在之后的岁月中被丢弃和遗忘了。
本书的考察时间是自晚明时期开始，这时来自欧洲的交流活动已在中国逐渐开始：西方人士已先后来到中国，地图是传教士“合儒补儒”传教策略当中的重要一环，耶稣会士们善于绘制《世界地图》，用西方的科技和中国的上层社会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初步的交流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中国的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余公里，明清政府在不同时期虽有海禁政策，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中国沿海与域外的交流或冲突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所以，自晚明到清代以来，有关中国的海图首先和域外的交流相关，且不说曾经长期困扰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葡萄牙与荷兰都在晚明时期就来到了中国。及至清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仍然维持密切交往，基本上依靠着商贸往来，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传统舆图有关海图的绘制在明清两代达到一个高峰，长期的海禁政策使中国人已没有机会驾船探访世界，所以中国沿海与海图的绘制均是以防御性的绘制为主，这就形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即从一个静止的闭合空间之中构建虚拟的海岸屏障，虽然这往往和实际的沿海防御情况并不一致。明代倭寇侵扰严重，对明朝的沿海各省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个时期的海防著作与海图基本是以防范倭寇和海盗为中心。来自欧洲各国的航船也在此时抵达中国沿海，海图技术的不断更新使葡萄牙、荷兰等国家获得了远航的实力，以实现迫切来到亚洲获取巨大贸易利润的期望。和以往的认知不同，我们在厘清具体史实的时候，就会发现中西方的海图测绘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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