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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青年毛泽东偶像，晚清中兴奠基人，湘军崛起幕后推手，王闿运、蒋介石倾心盛赞，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猛人。没有胡林翼，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和左宗棠！
王闿运：中兴之业，实基自胡。
刘体仁：胡文忠之才，为中兴诸贤之冠。
萧一山：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固中兴第一流人。
蒋介石：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透视帝国精英权谋智慧，读懂中兴将帅的制胜之道和处世哲学。
他的著作是蒋介石的案头必 读书，他的治兵语录更被作为黄埔军校教材。本书深度透视天才将帅胡林翼的治兵要诀、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细致展现曾国藩、左宗棠等帝国精英的官场智慧与政治手腕，揭示湘军崛起、奠定中兴大业的制胜之道。
★严格依据史料，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叙事通俗流畅好读，故事情节丰满，语言诙谐，引人入胜。
★著名学者唐浩明、马勇、谭伯牛诚挚推荐。
★精修彩插、人物关系图谱、胡林翼大事年表、精美主题书签。精致内外双封设计，锁线精装，80g纯质纸，印装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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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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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讲述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生平及其事功的作品。书中以胡林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细致再现了他从少年纨绔不羁到中年幡然醒悟，继而担任湖北巡抚，整顿军政体系，推动地方改革，策划东征，确保湘军崛起，奠定晚清中兴大业的非凡一生，重点刻画了这位天才将帅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时代巨变中展现出的权谋智慧、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带领读者重返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重新认识帝国精英的风骨、智慧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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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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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明，字洵直，读史二十载，历史写作十年余，对晚清史、北洋史研究尤有心得。喜读书而务求甚解，抉隐微以神交古人，对历史中的悲剧人物有独特理解。写作有晚清北洋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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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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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被忽略的“中兴名臣”胡林翼
第一章 帝国黄昏
耕读世家
陶澍惊为伟器
胡林翼的经世先导者
有几分阳明之风
经世之才初露锋芒
从流连风月到折节读书
第二章 仕途多舛
一时瑜亮：胡林翼与左宗棠
科举连捷，跻身翰林
赋闲五年，人生低谷
林则徐伸出援手
晚清买官指南：清朝的文官制度和捐纳
到最贫瘠的地方去
第三章 贵州剿匪
胡林翼的“龙场悟道”
皇帝点名要见胡林翼
与“神童”张之洞的师生缘
世自乱而我心自治
四荐左宗棠
三个湖南人的约定
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风起于青蘋 之末
第四章 湘军崛起
曾国藩的崛起
长沙群英会
“湘军之父”罗泽南
湘军到底牛在哪儿
北上援鄂
曾国藩如虎添“翼”
短暂的龙套生涯
神秘人物文庆
第五章 鏖战武昌
转战江西，遭遇石达开
兵可挫而志不可挫
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痛失臂膀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天下奏牍三把手
调和曾左矛盾
相期无负平生
第六章 主政湖北
联手赶走杨霈
成事比面子更重要
湖北新政：以一省而应天下
欲正人心，引为己任
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成为维系时局的关键人物
与妻书：知足与不知足的辩证
第七章 东征大计
下一站，九江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力荐曾国藩出山
三河之败
墨绖从戎，以救时局
一步险棋，兵援湖南
谋求川督：再拉曾国藩一把
提携后辈李鸿章
第八章 曾胡联兵
一次蹊跷的召对
樊燮案后续：保左行动
最后一次举荐左宗棠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解救鲍超
东南剧变：杭州城的陷落
罗遵殿身死之谜
投名状：韦俊的答卷
“落选”两江总督
第九章 吾谁与归
火烧圆明园
勤王之辩
有惊无险，武昌逃过一劫
与曾国藩的最后一面
英王陈玉成之死
尽吾志而不能至，可以无悔矣
公尔忘私，一人而已
胡林翼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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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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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中兴名臣”胡林翼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闲谈。
这一天，曾国藩看上去忧心忡忡，他从朋友口中得知，京师乞丐成群、民风日下，“气象甚恶”，大清“恐有异变”。对此，赵烈文似乎早有料断，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意思是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如果中央集权消失，势
必出现藩镇之势，直到寿终正寝。在后来的谈话中，他甚至断定，湘军是近世割据之源：“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如今老师的湘军灭洪、杨而为胜利之师，天下闻风响应，趋之若鹜，恐怕这一局面长期不会改变。承平日久，割据之势或滥觞于此。
由此想到后来的北洋乱象，不得不叹服赵烈文目光之锐利。
接着，赵烈文更是以敏锐的直觉，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依我看，将来大清之祸，必先是中枢衰颓，之后各地因群龙无首而割据自立，大清国祚，不会超过五十年。
赵烈文的推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出五十年，大清必亡！
石破天惊！
曾国藩蹙额良久，愣了，他内心里不愿也不敢认同学生。在日后的几次聊天中，他盛赞“本朝君德甚厚”，“跨越前古”；夸慈禧“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说奕?“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甚至认为自己消灭洪氏政权，如“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曾国藩这些话，目的单纯而朴实——只为证明赵烈文观点之荒诞。作为一个刚把大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他希望以此校正学生的“偏见”，安慰自己那颗失落的心。
时间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
三十年后，北洋势起；又十五年，清帝逊位，清廷覆亡。
此后十六年间，军阀割据，硝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从预言到应验，整整四十五年！
以历史旁观者的身份再读赵烈文的话，不禁喟叹。
两个月后的九月初三，两人闲论三国事，煮酒论英雄，从曹操讲到孙权，从孙权讲到权术。接着，赵烈文说：“胡咏芝颇得古人家数，金国琛以贫乞返，立馈千金；鲍超母病，时致参药；为子纳罗罗山之孙，以疆臣而为统将之晚辈；先恶刘霞仙，继折节事之。皆英雄举动也。使在开国龙兴之际，李靖、徐 ，明初徐、常之流殆必及之，惜哉不遇时也。”
中国人素以含蓄著称，古人尤其如此。讲完三国，说别人“颇得古人家数”，分明是在骂人。赵烈文的意思很明了，是说这位胡咏芝行事如曹操、孙权等人，权谋多诈，善于牢笼。同时他也不否认，胡是为大局计，当属英雄举动。如果在大清开国之初，李靖、徐 、徐达、常遇春这些历史上的开国元勋，都未必比得上此人。时也命也，叹只叹他时运不济，生不逢时。
听闻此言，国藩掀髯曰：“此吾运气口袋之说也，足下论世真能谛当。”
和赵烈文一样，曾国藩将胡氏之遇，归结于“运气”二字。
或因曾氏在场，或是时代所限，两场交流，赵烈文都没有把话说彻底：如果没有这位胡咏芝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许就没有两个月前的那场谈话，大清国祚得以延长近半个世纪，何尝不是曾、胡、左、李诸人之功？
胡咏芝便是胡林翼，亦字贶生，号润芝（也作润之）。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胡林翼病逝于武昌，谥文忠。
谥号制度始自周礼。北宋司马光称，“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及至晚清，文忠仅次于文正。一般来说，翰林谥号方能用“文”，终明一朝，文正名额有限，张居正、杨廷和这类人物也仅仅是文忠。清朝谥号文正者，曾国藩以“中兴”之功颇负盛名，而谥号文忠者也不过五位汉臣，除了后来的骆秉章、李鸿章，胡林翼之前，也就一个林则徐！足见其声望之隆。
时人以曾国藩、胡林翼并称，“曾胡”之说一时盛行。对于两人的生前身后名，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曾固有不世之功、圣贤之名，胡亦堪称豪杰、枭雄，就事功而言，两人当不分伯仲。故谈者谓：“国藩以德著而才略非绌，林翼以才著而德量亦宏。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
胡林翼何以与曾文正并论？有评语粗列一二：
王闿运：中兴之业，实基自胡。
刘体仁：胡文忠之才，为中兴诸贤之冠。
李慈铭：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
萧一山：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者，皆林翼之功也。
郭嵩焘：数十年来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
蔡东藩：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
连胡林翼的灵魂搭档曾国藩都称：“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在他给咸丰的奏折中，甚至有“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之语。评价之高，可谓罕见。
曾胡以军功著声，蔡锷对二人推崇备至。就任云南新军协统时，蔡锷将其治军思想辑录成册，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他在序言中说：“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铮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1924 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对蔡锷的辑录校订增补，遂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官方教材。在增订版序言中，蒋介石写道：“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饷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读完曾胡的著作文集，颇有感触，本打算摘录成册，以飨战友，不料蔡将军先人一步，占得先机。
同样作为曾胡的“粉丝”，蒋介石颇有点酸酸的味道。
说起来，蒋的醋意不是凭空而来的。爱读书的蒋介石一向对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仰慕有加，《胡文忠公遗集》是其案头必 读之书。他曾感言：“洎乎民国二年（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润之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志气节操，高出一世，实不愧为当时之名将。”1922 年，他又感触颇多地在日记中写道：“看胡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言其进德之猛，……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直到二十多年后的 1948 年，戎马半生的蒋介石在与另一位“胡粉”的作战中败北后，认真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身边无帅才。他不无遗憾地在日记中抱怨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这位让蒋介石如此刻骨铭心的对手，便是毛泽东。
不巧的是，他蒋介石是“胡粉”，毛泽东也是。说起地利，后者还更占优势，他的老家湘潭与胡氏故里益阳相距不远，或许更早受到胡林翼的影响。1914 年，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走出大山，求学于长沙的湖南一师，在老师杨昌济的推介下读到《胡文忠公遗集》，对胡林翼的钦慕之情油然而生，遂自名“学润”。杨老师点拨道，昔日司马长卿仰慕蔺相如改名相如，既然你仰慕胡润之，干脆改成润之吧。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毛润之。
晚清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中兴名臣”。其中，曾、左、李广为人知，唯胡林翼默默无闻。实际上，胡林翼的成就、制行、才望均不亚于另三人，甚至可以说，没有胡，就没有后来的曾和左。《清史稿》称：“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借，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巨哉？”清末沈卓然亦称：“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
胡林翼淡出人们视野，究其缘故，多因他推美让功、甘居人后的低调作风。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以未竟之功而英年早逝，功业、才具、影响未能尽得展布。从寿数上看，“中兴名臣”其他三人，左宗棠、李鸿章均年过古稀，年寿最短的曾国藩也过六旬，而胡林翼仅四十又九，天命犹未能知。历史滔滔，时间的车轮一路向前，曾灭洪杨，左复新疆，李兴洋务，三人功业彪炳史册，后世广知。胡林翼尚未上台，便已机会尽失。惜哉，悲哉。
纵如此，他四十九年的生命已足够精彩。
一个半世纪过去，有关曾国藩的读物遍布大小书店，曾与之比肩的胡林翼却鲜为人知，功名深藏。关于胡林翼的书籍也罕有见闻，《曾胡治兵语录》《读史兵略》尚有面世，求其人一本传记而不可得，仅有三两组稿的传记小说也是奇货可居。正如《胡林翼评传》的作者刘忆江所言：“百余年来，海内外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令人喟叹。”诚哉斯言。
而刘先生写这句话，尚在十年之前。
第一章 帝国黄昏
耕读世家
农耕时代的望族大多相似，始于佃耕，解放于自耕，历经几代经营，进阶到耕读之家。而从佃耕、自耕到耕读，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晚清时期，湖南湘乡的曾国藩家族、河南项城的袁甲三家族、湖南益阳的胡林翼家族，都是这种耕读世家的典型范本。
胡氏一族祖籍是江西泰和县，元朝中期迁至湖南，先到宁乡，再迁益阳。传至胡光璧，已是明末崇祯年间，时值张献忠攻打长沙，他参与守城，最终死于乱军之中。胡光璧无子，过继侄子胡其辙为嗣，四传至胡民典，家族始有腾达气象。民典工书翰，性孝笃，其父去世后，便断了仕读的念头，有《孝经疏义》行世。这说明，从胡民典这一代开始，胡家已经从务农家庭转型为家境相对殷实的耕读之家。
在益阳泉交河畔，胡家世代力田，胡民典有子多珩、多吉。长子胡多珩为人勤朴，好学不倦，苦学毕生而无功名。他有一子显璋，在家中“首开读书先声”，嘉庆六年（1801）被举为拔贡，后来和父亲以教授乡里为业，常年来往于当地书院。胡显璋学宗程朱，曾任本县龙洲书院院长，培养了一批有名的学者，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授业老师蔡用锡，都是他的得意弟子。胡多珩的弟弟胡多吉，才识倜傥，制行方正，“乡里有争讦者，皆不敢以姓名相告”，在当地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
胡多吉有四子：显巍、显韶、显冈、显岐。和大多数望族一样，显巍排行老大，任家族掌柜，治家颇有法度，是一位理财持家的好手；显韶秀才出身，不治生产，负责家族子弟的教育；显冈、显岐则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后来，胡显韶的四个儿子分别考中进士、举人、秀才、副贡，其中，长子胡达源成为家族的第一位翰林。二十年后，胡林翼也中进士，得入翰林院。从胡家“父子两翰林”的教学成果来看，说胡显韶授业有道，当是无愧。
其时经世思潮盛行，读书人尤以理学为宗，尊奉“修齐治平”，追求内圣外王。这些数代耕读的家族中，族人以儒家思想为圭臬，敦品励学，范身乡里，发达后胸怀社稷，以匡济天下自命。湖南益阳的胡氏家族也是如此。在这个仕读大家里，和长辈们一样，胡显韶品行端正，恪守孝悌，平时博览经史，非明道经世之书不读。既读经世之书，便授经世之学，目的是致用。这就决定了胡显韶的教育理念与一般家庭不同：不空谈，重实用，“教人以敦本务实为上”。胡显韶的经世思想，对后来的胡林翼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他是胡林翼经世思想的奠基人。
胡显韶不但负责家族教育，当地每有修筑城垣、书院等事，必被推为首领，乃至“里有争斗博饮者，片纸谕之即散”。乡里有个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写个纸条就能化解邻里矛盾。看来，胡显韶不仅博学多才、知晓大义，还是个热心肠，在当地是一位颇有人缘的意见领袖。也正因如此，胡显韶后来以八十高龄去世，得以入祀乡贤祠，乡里时人、后人尊敬地称他为乡贤公。
胡显韶也有四子：达源、达澍、达灏、达溍。长子名声最著，我们已略知一二，是其家族的第一位翰林。次子达澍博学通经，辞章上亦有造诣，比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庆十二年（1807）乡试，他以廪生之资高中举人，为胡家开了个好头，后来由县学教谕迁府学教授，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弟弟达澍后来居上，一鸣惊人，让身为兄长的胡达源羡慕不已，视之为楷模。三子达灏学历最低，是一名秀才，成绩虽不突出，但也是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四子达溍性情厚重，学识宏博，道光十五年（1835），在乡试中发挥欠佳，正榜无名，只考取一个副贡。按当时惯例，乡试正榜录为举人，此外相对优秀的考生录为副榜。虽然是计划外人员，但胡达溍在乡试之前和两位兄长一样，也是一位领着政府津贴的廪生，可见成绩不俗，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只能叹运气未到。胡林翼后来常常写信的墨溪公，就是他这位叔父。四兄弟个个才华横溢，诗书文章为人称道，在当地传为美谈。
这里要讲一讲老大胡达源。其人字清甫，号云阁，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优贡生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春闱连捷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一甲第三名，就是全国第三，即我们常说的探花。
这位胡达源，便是本书主人公胡林翼的父亲。
科举自隋朝建制，至此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制度之完善至于顶峰。科举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逐级通过以取得下一轮考试资格。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通过县试、府试，为童生，方有资格参加院试；通过院试，为生员，即俗称的秀才；生员参加乡试，考举人；举人参加会试，中试者称贡士；贡士经殿试赐出身，为进士。殿试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将考生按成绩分三等，谓之三甲。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取若干，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清制，一甲直接授修撰、编修，入职翰林院；二甲以下，成绩优秀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预备翰林”。明清以来，“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不是实职，胜似实职。对于二三甲进士来说，想成为翰林，考庶吉士是唯一途径。翰林牛在哪儿呢？“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对于读书人来讲，其魅力正在于此。成为庶吉士后，入庶常馆深造二至三年，期满参加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入翰林院，授以编修、检讨，谓之散馆。
胡达源腾达科场，扬名士林，还曾受到嘉庆帝单独召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如是。道光元年（1821），达源任职实录馆，做实录修撰工作，皇帝实录便出自实录馆这些人手中。道光四年（1824），得授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清朝最高学府的副校长，兼教育 部副部长。道光八年（1828），任云南乡试考官，旋调贵州学政。道光十二年（1832），迁翰林院侍讲，补侍读学士。次年翰詹大考，胡达源成绩出众，擢詹事府少詹事，官四品。詹事府和翰林院一样，亦为储才养望之所。詹事也与翰林类似，素无职掌，虚位一个，只是翰林的升转之阶。
看似一切顺遂，却应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句话。
身为“学霸”，胡达源本前途可期，但事不遂愿，命运多舛，这年九月，他因一桩科场失察风波，被降为翰林院侍讲，改侍读。接着，丁母忧，离职回籍。三年后（1836）服阕返京，没等补授官职，又丁父忧，再守丧三年。这一次，年届六旬的胡达源心灰意冷，再无东山再起、闻达仕途的想法，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寞然病逝于京师，终年六十四岁。
只是在这时，一切都还未知。
胡达源幼承家学，读书好，三观正，家教严，传有《弟子箴言》一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曾国藩称此书“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受遗传因子和一脉相承的淳古家风影响，四兄弟学业皆有所成，和他们的父祖辈一样，往来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龙洲书院，或入读，或执教，在益阳乃至湖南，胡氏家族都是正宗的书香门第。胡氏一门雍穆，耕读相承，胡林翼后来又科举高中，创造父子翰林的家族盛况，胡家大院内外“恒数十百人”。
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初六，胡林翼即降生于此。
陶澍惊为伟器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龚自珍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这首诗，收录于他的诗集《己亥杂诗》。十年前，龚自珍六赴闱场，终得进士。殿试对策中，他畅言时政，“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足见其才锋。遗憾的是，因楷法不达“官体”标准，未能入选庶常、跻身翰林。龚自珍出身高知世家，孤傲狂放，特立独行，屡以惊世之文讥切时政、触犯时忌，是个名副其实的愤青。彼时的他名震都下，朝贵追捧，具有一定“粉丝”基础，同时他又不受欢迎，常因语惊四座，冒犯群公。龚自珍针砭时弊，下笔辛辣，行文、思想开一代风气，对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世思想家都有深远影响，任公“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定盦者，自珍之雅号也。
可以说，龚自珍就是那个时代的鲁迅。
龚自珍身在体制，为何有此呐喊？这要说到当时的国情。
嘉庆元年（1796），湖北爆发白莲教起义，横跨数省，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山东爆发天理教起义，领导人林清一度潜入紫禁城，朝野大震。几乎同时，英国殖民者的触角伸向中国南部，对华鸦片走私日益猖獗。西北边陲，沙俄的魔爪伸向巴尔喀什湖一带的中国领土。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在英国的怂恿支持下，滋扰南疆，占领喀什噶尔等边陲重镇……接连而起的农民运动，英国、沙俄的对华侵略，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陲危机四伏。道光继位后，不思进取，志在守成，任用奸佞，官员奉行“多磕头、少说话”，朝野万马齐喑。古老的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有识之士对国家命运产生极大的忧虑。
泱泱大国，悲风骤至，无可奈何花落去。
从所谓康乾盛世起，历经数十年风雨，大清自嘉庆而衰，道光资质平庸，在位时间又长，国势愈下，及至咸丰朝，已是内忧外患，社稷倾危。事实上，乾隆中叶以后，中国最后一个皇权盛世已告结束，不待道光、咸丰，嘉庆接手的已经是一个烂摊子。进入道咸时期，帝国的大厦已是摇摇欲坠，将倾未倾。回望历史，宋室偏安江南，乐不思蜀，国势忧患下产生的浙东学派，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的盛行，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此时，大清风雨如磐，民族内忧外患，肇始于乾嘉之际的经世思潮从一百年前的涓涓细流，终于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于道咸年间汹涌而至。
一潭死水的中国思想界终于如火山般，喷发出巨大的能量。
何谓经世？经国济世是也，又称经济之学。因此，经世派也称实学派，特点是反对空谈，主张致用，是一种匡时救世的务实价值观，也是儒林士子“有所为”的精神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经世是儒家的“修齐治平”，是张载的“横渠四句”，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于是，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湖湘经世派出现之前，有了陶澍、龚自珍、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魏源等近世第一批经世改革代表。他们之中，无论是达官士族还是失意文人，无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作为宋明理学的饱学之士，都在用时代参与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士大夫未雨绸缪的敏感与焦虑，在大厦将倾的前夜，等待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轰然到来。
杜甫曾叹：“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
胡林翼此时尚在腹中，仿佛正等待历史的召唤。
受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和迷信思想影响，大凡帝王将相出生，自然界必有异象，再不济也得梦见个什么祥瑞之物，以别于凡夫俗子。张居正出生前，其曾祖梦见一只白龟浮出水面，老爷子如得天示，认定曾孙是白龟下凡，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白圭。吴佩孚出生前，其父吴可成梦见抗倭英雄戚继光，因戚有一雅号“佩玉”，便以“佩”为名，以“玉”为字，为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帝王出生的异象和传说就更多了，刘邦出生是其母与龙交媾；朱元璋出生时家里像着了火；再往上追溯，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契的后人建立商；姜嫄踩到巨人足迹诞下弃，后来便有了周。翻开二十四史，类似的记载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关于胡林翼的出生，也有个传说。他的母亲汤氏分娩前一天，也做了个梦，梦见一群五色鸟飞集于屋后的丛林中，啄衔芝草，张翼翔鸣，久久徘徊不去。读史人一看便知，有这种出生记载的人物，在《史记》里即使不列入本纪、世家，至少也配得上个列传。
胡林翼出生时，其父胡达源不在家中，胡显韶听闻梦境，抓住了两个关键词——林、芝，便给孙子取名林翼，字咏芝。因农历六月初六是传统的天贶节，胡林翼又字贶生。是年，胡达源三十五岁，他的老婆汤氏三十七岁，在当时绝对属于老来得子，即使放到现在，也足以算是高龄产妇了。
和现在的学子一样，胡达源长期求学在外，二十岁开始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三十八岁那年（1815）与其弟达澍赴京会试不第，旋入国子监深造。父亲长年不在家，胡林翼成了“半留守儿童”。这段时期，年幼的林翼常绕祖父膝下，对孙子的抚养和教育就落在了胡显韶身上。胡林翼自小“不安于室”，爷爷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胡显韶外出遛弯儿，林翼必牵裾而行，一老一小，其乐融融。吃饭、玩耍、读书，跬步不离，甚至睡觉，祖孙俩都挤在一张床上。
胡林翼一岁时，胡显韶左手抱孙，右手持卷，孙子“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之状”；三岁时，林翼“进退居止有常度，吐词不疾不徐”，颖慧异常。胡显韶对家人预言，“此子俊伟，必昌吾宗”，言语间满是对孙子的喜爱与期望；四岁时，“示以堂楹联语，室壁图书，辄能记诵不忘”；五岁开始认字，学习《论语》。胡达源自北京来信问及儿子情况，胡显韶对孙子赞誉有加，“林翼好，但喜多言”，小孩儿挺聪明，就是话有点多。
七岁这年（1819），胡林翼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先是他正式入读私塾，启蒙老师叫胡泽溥，字星堂，也是一位理学大家；再是父亲胡达源春闱连捷，一举扬名；第三件事对他影响最大：认了个爹。
是日，身为当地知名士绅，胡显韶应邀来到益阳县城，参与县志编修工作，当然，胡林翼也跟了去。恰逢日后的政坛红人陶澍以给事中升任川东兵备道，从老家安化取道益阳赴川，久闻胡家以理学为宗，闻名乡里，胡显韶又贤名在外，便到益阳县志办公室顺访。陶澍比胡达源小两岁，和胡显韶是两代人，但都崇奉理学，有经世之志，交谈自然甚洽。聊天之余，陶澍注意到了胡显韶身边的胡林翼，见此子相貌出众，机灵聪慧，问话亦对答如流，一时“惊为伟器”。两家当即交换生辰八字。胡家是端品之家，胡显韶是远近闻名的乡贤公，胡达源又名列探花，胡林翼更是天资聪颖，仪表不凡。今日际遇，天意至此，岂非一桩难得良缘？陶澍当即大喜道：“吾已得一快婿！”遂合两姓之好，将侧室贺氏所生之女琇姿许配与林翼。胡林翼当场拜见了未来岳父，举止得体，有模有样。是年，胡林翼虚岁八岁，陶琇姿五岁。《胡文忠公年谱》记述了这一桥段：“（陶）见公，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贺夫人所生女字之，行问名礼，公方八岁，夫人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
观胡林翼一生行事，对其人生有较大影响者三人：一是祖父胡显韶，二是父亲胡达源，另一人便是他的岳父陶澍。相比前两者，陶澍对胡林翼的影响更大。
胡林翼的“龙场悟道”
道光二十七年（1847），胡林翼三月回籍，四月启程，六月抵省城贵阳候补，十一月署安顺知府，自此开始了创业之路。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时隔十九年，胡林翼再一次来到贵州。
此番南下，胡林翼与堂弟保翼同行。保翼是墨溪公的长子，比胡林翼小四岁，兄弟俩关系甚密。去年初春，两人同赴扬州，如今胡林翼赴黔，保翼亦以府经历同往。不幸的是，二人此去，保翼竟再无归程，几年后胡林翼离黔，他于咸丰五年（1855）署怀仁知县期间病卒，当时尚未到不惑之年。胡公年谱载：“二月，闻从弟保翼摄贵州仁怀县卒于官，悼痛累日。”
胡林翼南下前一个月，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贵州布政使罗绕典是湖南安化人，廉洁自律，为官清明，四年后擢贵州巡抚，又两年，任云贵总督。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些因素为胡林翼在贵州展布才华提供了条件。
赋闲五年，“跑捐”一年，候补半年，时光流逝，转眼已是中年。
对胡林翼来说，这一天来得太迟。
安顺位于贵州中西部，如今是有名的旅游城市，距离王阳明悟道的龙场镇也不算远。道光八年（1828），十六岁的胡林翼随祖父首次来黔，第一印象是“简陋朴塞，殆犹是秦汉时情形”。相比于省城，安顺更为古朴原始，至今仍有“屯堡之乡”“瀑布之乡”的称号。十六岁那年，林翼在贵阳“读书以外，兼好山水”，如今遍地山水，他却无心欣赏。干实事，展抱负，学有所用，不负理想，是他来这里的目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胡知府不来虚的，主打一个务实，小事中着手，细节中见真章，到安顺不久，就做了几件惠及民生的实事。
一是兴修水利。
当地基础设施落后，水利工程为零，河道遇有山洪，房屋被毁，郡城被淹；旱季少雨时，雨止立涸，百姓不得不到远处取水。旱则长途跋涉，涝则流离失所，一年到头几乎没好日子。胡林翼带头捐银五百两，发动士绅筹资，并使善款“不经官吏之手，无可侵渔，功归实际，费不虚糜”，慈善透明，官员失去揩油的机会。一年时间，完成凿泉、筑堰、设闸三项工程。工程竣工时，“各堰皆盈，一片汪洋，澄清如镜”。困扰百姓多年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二是清理积案。
晚清吏治腐败，安顺尤甚，乡民望官衙如溟海，官民如仇雠。一个地方积案严重，首先说明吏治有问题。安顺“历数年而不见一官，历数官而不得一审，往往酿成大案”，这哪是当官，纯粹就是懒政。官员不“出镜”，把案件外包给胥吏，胥吏、衙役刁难索贿，恐吓讹诈；诉讼人没钱，讼案亦不得呈，民怨难伸。所谓胥吏，实则非吏，乃政府编外人员，职能更像现在的中介，属于官长和衙役之间的办事员，是清末官衙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成了职能部门。身为编外人员，胥吏能这么任性，说到底，还是市场所致。
一个山沟沟里的小城，哪来那么多人打官司呢？打官司，他们是专业的、认真的、有传统的。
关于当地的风气，胡林翼在家书中提到，“此间人士虽甚朴愿，而性好讼。鼠牙雀角，所争甚微。然激于意气之私，宁挥霍其辛苦得来之钱，以求最后之一胜”，“因之破家者则比比矣”。安顺的老百姓虽然淳朴，但是爱打官司，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能告到官府去，不管原告、被告，都不惜成本，宁愿砸上血汗钱给差吏“行个方便”，也要挣回个面子，打赢官司，为此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吏治也为之益坏。典型的要面子害死人。
胡林翼坚信政贵安民，认为吏治不修，兵患必起；国家之败，皆因官邪，民乱蔚起，必由官生，腐败是社会动乱之源。因此，裁汰贪劣之余，他亲自坐堂审案，公开透明，即审即结，效率惊人，清理积案凡三百余件，张榜道旁，公示于众，实现了“门无私谒，案无宿牍”，“人自以为不冤”。后来在黎平，他又制订《严禁讼费示》，禁止“铺堂送审取结之费”，并取消一切不合理费用，从制度上保障了诉讼公平。三是解决插花地问题。
所谓插花地，杂错散乱，毫无规划，在安顺，是几百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胡林翼调查得知，贵州之所以插花地繁多，其故大致有二：一是源于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和卫所制度，二因政府强征苗人之田。土司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首领，由中央任命或册封，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即土司制度，民国时被废除。卫所始于元朝，中央在要隘设置军卫，有事出征，无事还所。到了明朝，又汲取屯田经验，守屯结合，寓兵于农，战时打仗，闲时农耕，养兵成本大大减少，如朱元璋所言，有“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之效。
插花地的表现形式为：“府厅州县治所在此，而所辖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遥，或数百里之外。”也就是说，东一块地，西一块地，本境之人，土在他境，他境之人，田在我境；所辖之地或为其他州县所隔，或绵延百里。其弊有三：首先，士子应试，路途遥远；百姓赋役，长途跋涉；平时查个案件，远途百里，等到查清，黄花菜都凉了。再者，案发如在插花之地，等到查案时，毗邻州县相互推诿，甚至以邻为壑，小案久拖不决，以致酿成大案。第三，插花之地责任不清，缉捕困难，盗贼“此邑见捕，归于他邑”，两边来回捉迷藏，管理极为不便，故而沦为治安盲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省际接壤之地往往成为盗匪结会聚集的乐园。
可以说，这是贵州匪盗猖獗的根源。
胡林翼说干就干，扛着锄头拿着绳尺，带团队实地考察，综合地段贫瘠、粮赋多寡等因素，“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长补短”，对插花地彼此易移，重新规划，粮赋征收也重做核定。同时，绘制地图，拟定章程，以正疆界，以便官民。插花之弊基本肃清。四是推行文教，旌表节孝。
二十二年前，在贺熙龄的课上，十三岁的胡林翼如开天聪，语出惊人地说了一句“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令贺老师大跌眼镜。这句话决定了胡林翼一生的施政风格，也注定他一生要跟“人心”死磕。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相信当年的判断，并对那句话有了延伸，认为“天下之患不在盗贼，而在风化”。正因如此，他注重文教，关注民心，尝谓“治世与乱世不同用，而爱民之心则无不同”，“吾儒读书筮仕，其初念未尝不以爱民为心”，爱民、恤民的民本思想成为他施政的主要特点。
欲正人心，须重教育。通过走访调研，胡林翼认识到“有读书人之村寨易治，而无读书者难治”；同时，教育不平等现象也普遍存在，富贵人家藏书万卷而束之高阁，贫寒子弟有志为学却无书可读。他想改变现状，问题是，当地士民开通者寥寥，“即一二自命有识之士，亦仅仅能读文字而已”。面对一帮文盲，怎么开展活动？
子曰，有教无类。还能怎么开展？办学！
于是，胡林翼在当地广设义学，以树耕读之风，以正社会风气。所谓义学，即由乡里捐资、官方筹款捐建的乡塾，供穷苦人家免费读书，不管大人小孩，统统可以听课，算是义务教育。学校多了，民知向学，民心向善，百姓素质明显提高。劝民向学之余，胡林翼培养了一批业余记者，任务是下乡采风，专门采访好人好事，孝敬父母、和睦乡里、拾金不昧，都是重点关注事件，对那些硬拉老奶奶过马路的人也不放过，回来一体上报，给予大力表彰，作为模范典型。一年下来，民风向好，社会风气明显改善。在安顺知府任上，胡林翼倡义学十数处，采访节孝典型八百人，“安顺二百年有司详报节孝，自公始也”。
出于复杂的地理、政治因素，清末民初匪患最烈者，一在东北，一在西南，在东北者以张作霖及其原始班底为代表，在西南者曾助唐继尧赶走顾品珍，重掌云南政权。贵州地处西南，邻接“金三角”1，安顺毗邻云南，多深山大泽，交通闭塞，最大的问题是苗、汉错杂，土匪横行，乡民苦其久矣。
因此，胡林翼要烧的最大一把火是——剿匪。
贵州匪盗充斥，聚众劫掠，渠魁称“冒顶”，另有“大五”“大满”“小五”等头目，都有特定的等级和称谓。匪盗有汉有苗，苗人又分良莠，良苗受到莠苗（苗匪）和官府的双重盘剥。良苗终日耕作劳碌，却不得一粟入口，遇上青黄不接，只能以高利贷借钱借粮，由于利息惊人，此粮名曰“断头谷”。盗匪连年劫掠，官兵又指望不上，等到秋冬官府催逼收赋，良苗只好自掘祖坟，拿随葬银饰还债交赋。被逼到绝路上，良苗们有了思想活动：当土匪是死，挨饿也是死，当土匪犯法或许还有点指望活着，挨饿则死路一条。怎样才能不怕土匪呢？有人想了个办法——做了土匪就不怕土匪了，自己人嘛。官匪一家，做了匪，连官差都不用怕，还能不劳而获抢粮抢钱，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于是，良民迫不得已，沦为盗匪。
民心思乱，天下何以安定？
胡林翼态度坚决：吏治可肃，匪患亦非治不可！关于治匪之法，他的办法是发动群众。百姓每捕一盗，以银两兑现奖励，首盗一名赏银五十两，次盗一名赏银三十两，伙盗一名赏银十两。此外，他还采用“使盗自相捕斩”的策略，分化瓦解盗匪，使之内斗争功，逐个击破。他对时任贵州巡抚的乔用迁说：“惟有以民卫民，而使贼之无可入；以盗捕盗，而使盗之自相疑；添卡哨以巡防，购眼线以追捕，信赏必罚，威信两明，其团练招募，虽有流弊，而势逼处此，不能不行。”这和王阳明在江西对付盗匪的策略颇为相似。
在治匪及后来的军政活动中，胡林翼还擅长使用间谍。
履新伊始，地理未稔，他“延访士绅，寄以耳目”，或安插眼线，或实地走访，从百姓处获取情报，绘制地图上百幅，功夫不可谓不深。这段时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胡知府竹杖芒鞋，盘山涉涧，躬身缉捕，废寝忘食，白面书生瞬间变成垄间大汉，穿梭于荒山野岭之间，别有一番吟啸徐行的乐意；有时还亲自采访士绅百姓，匪情线索，一一登录在册。土匪的安寨地点、活动规律，匪首的姓名、年龄、相貌，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比当地人还熟。后来署理镇远知府期间，他对朋友说：“上年闰四月署事，八月交卸，画图将及百幅，考证察访将盈百人，故于要隘之处、险僻之区，土人所不悉者，弟已尽知之。”
情报工作到位，很快让他获得反馈。一日，胡林翼通过眼线侦知，一伙盗党正在某村聚饮，决定立即行动，一网打尽。时腊月将尽，眼看就是除夕，大家劝他过了年再去，胡林翼不动声色，出发当晚照例宴请僚佐，中途不容分说，率众人于除夕前夜，火速驰往缉拿，令匪盗猝不及防。最终，捕获知名渠魁黄老广、佘饶贵等多人，其党无一脱者。
在安顺年余，胡林翼捕获巨盗三百多名，“一郡肃然，盗贼衰息”。匪患肃清，安顺面貌一新，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奇也”。治理安顺的成功，让他在贵州声名鹊起。翌年（1849）三月，胡林翼卸任安顺知府，闰四月接署镇远，目的一样，还是去治匪。
长沙群英会
咸丰二年（1852）腊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
在长沙，他第一次见到了名满湖湘的左宗棠。之所以说左宗棠名满湖湘，是因为在此之前，左宗棠相继受到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的点名约见，前者“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后者“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两位当世之偶像级名臣，如此礼遇一介布衣举人，这是何等的荣誉？左宗棠自比“今亮”，倒也确有一代山中名士的范儿。对于这些美谈佳话，曾国藩早有耳闻。与之相比，曾国藩在京中有名望、敢直谏，弹劾琦善、赛尚阿也是名扬一时，是朝堂上一股难得的清流，又是有清一朝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第一人。两人均非泛泛之辈，虽是在朝与在野，倒也王牌对王牌。
对于牛人来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部奋斗史和励志剧，在剧中，他是唯一的主角。当两个主角碰在一起，拼的是实力，火花不可避免。这次晤谈，曾国藩、张亮基、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江忠源、罗泽南、王錱、刘蓉诸人共聚一堂，面商戎机，堪称风云际会。几人之中，曾国藩是吏部左侍郎，组织部副部长；张亮基是湖南巡抚，一省之长；郭嵩焘以进士而丁忧在籍；江忠源刚取得蓑衣渡大捷，也有道员之衔；除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崑焘几位不怎么出风头的，唯左宗棠一介举人，非官非绅，只是个省长幕僚、秘书助理。但谈论起大政，省长还没说话，他倒先开口了；省长长话短说，他倒成了主角，连初来乍到的曾国藩都插不上话。
这不是左宗棠的第一次“表演”。
蛰伏小淹期间，他日习舆地、农兵、盐漕之学，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坚实基础，一出山就展现出惊人的经世才干，大小政务“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后来挥师新疆，更是畅达其志，立下不世之勋。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赞道：“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清史稿》中也说：“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入张亮基幕府后，作风强悍的左宗棠包揽一切，理所当然成为主角，“终日劳神案牍，竟无片刻之暇”，“批答咨奏，皆公一人主之”，确实够拼。他自己也不谦虚：“制军（张）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
后来张亮基调离湖南，骆秉章抚湘，左短暂归隐，复入骆幕。
不单在张幕，在骆秉章幕府，左宗棠同样“越俎代庖”。
如果说张亮基对左宗棠是信任，骆秉章对左则是“放纵”。
左宗棠入骆幕第一年，骆省长还会暗中留意，事事过问。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左宗棠确实才干出众，耿介正直，有能力有操守，关键还精力旺盛。骆秉章这才放心，对他听之任之，倚之如左右手，凡察吏、治军，唯其言是听。用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骆）画诺而已，绝不检校。”胡林翼也称：“骆之办事，全在左卿。”有时左宗棠与几个幕友聊天，骆秉章在一旁也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听他侃侃而谈，一副“粉丝”见到偶像的表情。《归庐谈往录》提到一事，说左宗棠在骆幕包揽一切，骆秉章无事可做，每日与家人宴饮为乐。左宗棠就拿老板寻开心，说：“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身为幕僚，当面说主子是傀儡，主子还不生气，可见二人关系。
只能说，张亮基、骆秉章懂得知人善任、从善如流。
这显然不是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庸常官员能做到的。
在林则徐眼中，张亮基和胡林翼并称大才；骆秉章身为“傀儡”，亦非无能之辈。时人言他“于舆地之学最讲求”，也就是说，骆秉章也是一位致力实学的官员。左宗棠虽当面拿骆秉章开涮，对他却非常敬重，其时坊间流言物议，说骆公无才，很享受做傀儡，有损职业道德。对此，左宗棠回应，我俩“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可见把他当成知己。后来，毛鸿宾继任湖南巡抚，左坦言：“公（毛）今开府吾湘，涤、润两帅均谓公才、公望将有远迈籲公（骆）者，宗棠不敢为雷同之论。”毛鸿宾继任湘抚，尽管曾、胡二公都说他才望远在骆公之上，依我看，未必如此。左宗棠说骆秉章德才兼备，倒也不是虚言，从百姓口碑中可窥一二：“及其（骆）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
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至于其他小节，能省则省可矣。
这次长沙会议，确定了团练的基本方案，胡林翼虽不在场，却成为焦点之一。数日后，曾国藩在信中向他提及当时的情景：“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亮基）中丞、江岷樵（忠源）、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无日不屡称台端（胡）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信的结尾，又和胡林翼探讨团练机要：“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余力，……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都说你有能力有抱负，团练也干得好，要是能教我两招，那就更完美了。几人畅论天下大势，提到胡林翼的雄才伟略，对挽救今日之颓势大有裨益，“恨不得会合”，与之大干一场。
经此晤商，曾国藩不再如当初那般排斥团练，从几位实干家身上，他看到了些许曙光，心中略有一丝安慰。他在家书中说，“张抚台（亮基）至明决，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前景还是很光明的。
方案既定，不日，曾国藩上奏：“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可以说，这道奏折是他建立湘军的起点。不过，曾国藩话中有话，字里行间暗藏蹊跷，不说是文字游戏，也算是他的一个障眼法。需要说明的是，戚继光是练军，傅鼐是办团。曾国藩把傅鼐列出来，也就是打个掩护，混淆视听，分散咸丰的注意力，他真正的目的是建一支军队。换一种说法是，曾国藩在明办团练，暗练新军。八年后，他自己也对这一小心机直言不讳：“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不巧的是，在曾国藩上奏的三天前，张亮基也有一折：“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仿前明戚继光”。显然，这是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人商谈达成的共识。郭嵩焘在为罗泽南编纂的遗稿中提道：“公（罗）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勖以忠义，纪律肃然。”罗泽南最早编练湘勇，后被张亮基调至长沙，说明在此之前，张亮基对他的方法也有所了解。
这就是在长沙“英雄会”中，几人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
对于这次会面，尤其是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左宗棠也有记录。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在当时官场中，曾国藩确如一股清风，谦逊自矜，朴实低调，“向无大僚尊贵之习”，书卷气十足，一看就是学者型官员，又没什么官架子，左宗棠这才觉得他“正派而肯任事”。同时，曾国藩不是像左宗棠那种“一见目为奇才”的人，相反“望之如一老教师耳”，于是左宗棠说他“才具稍欠开展”。官是个好官，就是智商有待开发。这个“三秒钟印象”，跟随了曾国藩一生，也成了左宗棠的执见。后来左宗棠在给胡林翼等人的信中提到曾国藩，总会有诸如“涤公才短”“才略太欠”“此公才短气矜”“方略本不甚长”“于兵机每苦钝滞”“其将略未知何如”等贬抑之语，随阅可见，不胜枚举；甚至嫌弃曾国藩的形象，“乡曲气太重”，土包子一个。发展到最后，两人书信往来，左宗棠“不肯稍自谦抑”，言辞亢厉，语气强势，令人很不自在。曾国藩有时也会向他们共同的朋友胡林翼倾诉，说左“遇事掣肘，哆口谩骂”，完全没有风度，让人伤透了脑筋。曾国藩没有想到，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两人的矛盾将会伴随他们一生，甚至一度达到绝交的地步。
总之，初见自诩“本朝第一人”的曾国藩，左宗棠给了个差评。
好在曾国藩在北京练过“三省吾身”，重修养，懂自省，知道从自身找答案。于左宗棠而言，这些是欠缺的，《清史稿》说他“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自是自负、自大自卑，情商低，刚直无饰，高己卑人，这正是他的性格和际遇所致。左宗棠一生狂傲，虽是落第举人，内心却有着化解不开的科举情结。越是如此，他越对科甲中人嗤之以鼻，声称“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这一说法，类似现在的“读书无用论”，也不排除有酸葡萄心理。
左宗棠真的对功名没有兴趣吗？当然不是。
时间来到二十年后的同治十三年（1874），适逢京师会试，高居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还在上奏朝廷，要求到北京参加考试。是时，他已六十二岁高龄，几乎可以刷新赴试举人的年龄纪录。看到左宗棠的奏折，垂帘听政的慈禧哭笑不得，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左宗棠的心结，圈内众人皆知，慈禧当然也有所耳闻，更明白左宗棠的小心思，便善解人意地圆了他的心愿——当即颁下谕旨，破例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擢东阁大学士。自古大学士多为翰林，至少也要是个进士出身。不说有清一代，遍览史册，举人出身的大学士，估计也就他左季高一人。
这么说来，左宗棠又创造了一个历史。
初次见面，左宗棠对曾国藩评价一般，在曾国藩心中，左宗棠却是难得之才，直称“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至于“毒舌”、难相处这一点，左自知“与世多忤”，胡林翼也说他专揭人短，从不客气，还是当面打脸，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左宗棠自己也承认：“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乱离，始应当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卫桑梓，未敢侈谈大局也。”我性格偏激，狭隘狷介，不适应社会，本打算一辈子做个农民。谁知遇上乱世，应邀出山，误打误撞走到今天这一步。
曾国藩对左宗棠印象还可以，并不能推翻两人性格不合的事实。
钱基博援用胡林翼的话，比较二人异同：“涤帅德高而谨慎之过，季高才高而偏激之过，咸性情之所独至，不能易也。涤公之德，吾楚一人；而季高谋人忠，用情挚，特伤于偏激；如朝有忠臣，室有节妇，平时尝小拂意，临患难乃知其可恃也。”
虽然性格有些小瑕疵，但人品还是绝对值得肯定的。
这句“临患难乃知其可恃”有何佐证呢？曾国藩逝后，曾家清贫如故，其子纪鸿无钱给家人治病，找左宗棠帮忙。因是故人之子，左“以三百金赠之”。其时，左宗棠在家书中谈及他与曾国藩长期以来的罅隙，称：“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栗诚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又对朋友说：“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既解释了两人的矛盾性质，又感叹勋臣之子不免窘困，钦佩曾国藩清节。同时也声明，自己虽与曾公有过矛盾，但曾公去世后，他待故友之子如自己亲人一样，不存在人走茶凉的现象。可见，左宗棠自认公私分明，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满意的。
尴尬的是，初次会晤仅仅过去半年，两人就有了直接冲突。
湘军创立之初，粮饷紧绌，军队开支难以为继。曾国藩一到长沙，就找大户“劝捐”——名义上是劝，实则勒捐，自己曾经的偶像陶澍之子陶桄，也在勒捐之列。曾国藩到陶家“劝捐”，陶家高低不给，曾国藩一怒之下抓了陶桄，说他为富不仁，世受国恩却无爱国意识，没准与土匪也有牵连。
走到这一步，曾国藩也是被逼无奈。他清楚陶桄的身份：前两江总督陶澍唯一的遗子，胡林翼的妻弟，当今湖南抚署的二把手左宗棠，是他的岳丈。但人走茶凉，何况曾国藩与陶澍甚至无一面之缘，是不是因为之前的闭门羹而公报私仇亦未可知。陶桄向巡抚衙门上诉无果，暴脾气的左宗棠亲自出面，曾国藩依然不肯让步，非交钱不可。陶桄抗拒不过，只好破财免灾。
因为这件事，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愈加恶化。
不唯曾国藩，李鸿章自始至终对左宗棠态度冷淡；曾国藩的好友刘蓉对左宗棠也没兴趣，说他“立功一时，而流毒于十数年之后”；和左宗棠打过交道的翰林张集馨，说他的信“满纸语句，摸之有棱”，谓其“存心阴险，极不易交”；曾、左共同的老友兼亲戚郭嵩焘，后因左宗棠弹劾而去职，两人自此交恶，直到晚年，左宗棠亲自到郭家赔罪，都没能得到原谅。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七十三岁的左宗棠在福州去世，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自昨日闻恪靖侯左相之丧，伤感不能自已。计数三四十年情事，且伤且憾之。伤者，生平交谊，于国为元勋，所关天下安危；憾者，憾其专恃意气，可以为一代名臣，而自毁已甚也。凡其所以自矜张、自恣肆，皆所以自毁也。”把左宗棠的性格问题说成“自毁”，可见多么痛恨，人死犹不能释怀。
在左宗棠的朋友中，唯有一个胡林翼“幸存”，左宗棠也有微词：“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若非早逝，左宗棠和他唯一的这位铁哥们儿，不知两人的友谊小船会否安然无恙。胡林翼早年也很狂傲，但随着年岁渐长，“晚岁名益高，气益敛”，如他自己所言，“不似早年怒发冲冠矣”。有时胡林翼也会规劝好友不要锋芒毕露，“此时此世，惟让美可以免祸”，从后来的发展看，左宗棠依然故我。待左宗棠认识到“我刚而偏，公（胡）通而介”，他这位唯一的好友已经病逝。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许左宗棠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七年后（1859），他第一次为自己的性格缺陷买单。
下一站，九江
拿下武昌后，胡林翼一刻也没有停下。
咸丰六年（1856）底，湘楚军三路东进：李续宾率万人走长江南岸；都兴阿率马队及石清吉部共五千余人，走长江北岸；杨载福的水师浮江而下，协同陆师，机动作战。两师势若建瓴，一路凯歌，陆续抵至九江城下。
九江在长江南岸，北岸是小池口，东部是湖口，湖口对面是梅家洲，二者是攻打九江的要塞。基于四个军事据点的地理优势，九江守将林启容布置了严密的防御工事，使之互为掎角。九江北面临江，对岸小池口浚壕筑垣，炮位密集，防御严密，易守难攻，与九江隔江相望，南北策应；西面被太平军以深壕围之，护以土城，环筑炮台三处；南侧为河流，中隔新坝，内外炮台与坝相接；东面是太平军从下游接济九江的唯一通道。
茫茫无际的水面上，拉起一道严密的军事屏障。
林启容是广西人，以刚毅善守闻名，是太平军的早期将领，隶属杨秀清一部，西征时随军攻克九江，遂驻于此。塔齐布、胡林翼、罗泽南等人猛扑九江，他不仅顶住了湘军精锐的多路围攻，还击毙了对方参将童添云；湘军猛将塔齐布屡攻九江不下，郁愤而亡；湖口一战，曾国藩差点自绝鄱阳湖。两年前的夺城攻坚之战，罗泽南两度受伤，不由感叹：“启荣之善守，贼中一将才也！”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也叹道：“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
时隔两年，九江血战再一次拉开帷幕。
这一次，湘军主将是风头正盛的新秀李续宾。
李续宾出身秀才，厚重内敛，史载他“沉毅寡言笑，身长七尺，膂力过人，习骑射，能挽三石弓”。胡林翼与他共事有年，称其“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胆沉雄，口舌木讷”，可见他人狠话不多，是个练武的好苗子。论军事修为，“塔齐布逊其智，罗泽南逊其谋”，李续宾比他的老师更胜一筹。当年东进九江，罗泽南每战，李续宾皆从，“常为军锋，沿途七战皆捷”。南征北战的历练，让他成长为湘军最优秀的将领。论军律，亦唯其部独精，湘军中唯一没有因欠饷而发生过哗变的军队，就是李续宾的老湘营。湘军宿敌陈玉成说过一句话：“官军名将堪为敌者，一鲍二李而已。”“鲍”者鲍超，“二李”说的就是李孟群和李续宾。
湘军连战连捷，士气正盛，轮番猛攻九江，六日夜不眠不息。林启容凭坚固守，严阵以待，湘军一路的士气如虹中道而止，耗损殆尽。身为湘军总指挥，遥坐湖北的胡林翼看出了问题，认为硬攻非长久之计，罗泽南之死便是前鉴，最终确定作战思想，“惟有长堑围困之一策”。在他看来，要拿掉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三个据点必须拿下，羽翼若破，屏障尽失，湘军控扼长江，断绝对方水上接济，则九江如在彀中，攻克只是时间问题。
胡林翼这样想，陈玉成何尝不会想到？
自攻武昌以来，湘楚军多用围点打援之策，太平军的战术则是围魏救赵，此后几场重大战役，双方均是如此。九江一役，陈玉成打算如法炮制。其时多隆阿、鲍超正抵小池口、宿松，该地南与九江隔水相望，北可径往安徽腹地，背袭安庆。湘军拿下九江，下一个必是安庆；合围九江，安徽必然来援。九江之安危，关系到安徽存亡；安徽之无虞，确保九江之稳固。解围九江与保卫安徽，二者不可分割。因此，陈玉成不会坐视。
为什么是陈玉成呢？
石达开出走天京后，在安庆大修工事，九江被围，林启容两次求援，均被拒绝。随着安徽形势愈发严峻，石达开南下江西，安庆防务落到了陈玉成身上。安庆、九江生死相关，九江城水泄不通，陈玉成只能再施围魏救赵之策——攻鄂救浔保皖。“浔”指浔阳，是九江的古称。攻鄂救浔保皖，即西进湖北，引湘楚军回援，以解九江之围，兼有巩固安徽之效。
陈玉成的醉翁之意，被胡林翼看出了端倪。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
陈玉成不喜守城，长于野战，尤善长途奔袭，出师不足仨月，湘楚军营垒尽失。太平军声东击西，湘楚军也跟着瞎跑，“两月以来，日日拔营，日日出队，奔驰暑雨，力倦精疲，马匹亦日日有倒毙”，着实被折腾得不轻。英王之陈兵布阵，连王国才的幕僚方玉润都不禁倾叹：“陈逆素号能军，今观其布置营垒，调遣队伍，颇有法度，信非虚语。”
胡林翼坐不住了，从武昌亲自到黄州督战。同时，檄调杨载福扼守黄州要隘，又调留防襄阳的唐协和，以及围攻瑞州的王錱、刘腾鸿，渡江援鄂。南岸的李续宾也亲率三营精锐，越江助战。一时大军云集。
陈玉成悬师深入，孤军无援，只得敛师回皖。
鄂东无虞，多隆阿、鲍超齐集小池口；李续宾命兵勇负沙囊、稻草，从三面越壕前进；杨载福由江面攻南门。城内炮声密集，火海滔滔。四面会攻之下，太平军小池口失守。
下一个目标，湖口。
这一次，胡林翼亲至前线，被困已久的内湖水师也派上用场。石达开虽在赣境，却视而不见。这对湘楚军来说，不啻为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彭玉麟率内湖水师猛攻湖口，杨载福的外江水师在长江接应。彭玉麟以凶悍著称，其部下亦非鼠辈，前者倒仆，后者继进，更番迭战，霎时积尸如山，内湖水师最终冲入长江。时隔两年，湘军水师再次合体。
江面交战正酣，李续宾突然杀出，士气大振。
湘军为何神出鬼没般出现在湖口城下呢？
说李续宾智勇双全，诚非虚言。此前他佯装渡江，扬言北攻宿松，夜间却秘密南渡，伏军于湖口城外，为的是让对方放松警惕。此时突然出现，着实令湖口守军惊骇失措，毫无还手之力。具体过程，胡林翼在奏折中描述道：“李续宾、杨载福先期密商，以陆师五千人从浔城渡江而北，扬言进剿宿（松）、太（湖）而即夜潜入，舟师绕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陆，踞城后山巅，鉴其脑而拊其背。其时，内湖、外江水师血战方酣，贼亦尽力抗拒，陆军大呼突入。水陆之贼均骇愕失措，不知此军从何而来也。”是时，湘军射火箭入城，适中火药库，登时瓦石横飞，墙垒迸裂。守军鱼贯而出。湖口、梅家洲相继克复。
九江屏障俱失、藩篱尽毁，接济全绝，陈玉成以攻为守，发起第二波“救浔行动”。但自小池口失陷后，都兴阿已进宿松、太湖，切断了安徽接济；鄂东也早有唐训方等部高筑碉卡，防守严密。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名将黄文金反攻湖口，亦被湘军击退。
浔城岌岌，孤绝无援，陈玉成也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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