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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研究专家游鉴明扛鼎之作,为近代妇女史研究另辟蹊径。张玉法、邓小南、张仲民、徐国琦一致推荐。从性别视角研究近代中国江南女子身体和体育问题
本书以近代江南女子的身体和体育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关注1895—1937年间江南运动场上的女性体育活动,尤其是近代报刊上再现的女性体育运动者形象及其新闻效应,从女子体育观、学校政策与女子体育、女学生的体育生活、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品评下的女子运动竞赛等多层面描画出多姿多彩的近代江南女子运动图像。
以女子体育为线索勾连中国近代历史,审视了近代江南女子体育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关系
本书全面梳理了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的开展情况,探讨女性身体、体育、审美、民族、国民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厘清了近代中国妇女史中的身体观、教育制度、国族主义,以及现代性等各种复杂议题,它所呈现的多元与复杂程度,早已跨出体育史此一专门领域的范畴。
以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解析社会思想变革对女性运动的深刻影响
女运动员缘何成了当时最摩登的女性?那些冲破封建思想走上运动场的江南女性,做了哪些大胆的事?作者透过大量名人日记、访谈、珍贵档案,以及上百种民国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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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研究专家游鉴明扛鼎之作,呈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演变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
本书以近代江南女子体育为研究对象,透过当时的报刊、调查、广告、口述等材料,将近代中国学校、政府、媒体、社会如何看待及试图改造女性身体的历史做了梳理,并用近百幅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广告、漫画等相关图像,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时人心中、眼中的女子体育与女性身体。作者从性别视角出发,用女子体育史、运动史勾连近代中国史,审视近代江南女子体育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关系,不仅呈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多元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女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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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游鉴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出版有《中国妇女史读本》《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等著作。2014 年荣获江丙坤两岸交流贡献奖之“交流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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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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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第一部 舆论、体育政策与校园文化
第一章 众声喧哗的女子体育观 23
第一节 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女子体育观 24
第二节 从健康美出发的女子体育观 44
第三节 就性别差异看女子体育 58
小结 77
第二章 学校政策与女子体育 79
第一节 各自为政的体育教学 80
第二节 求同存异的体育教学 95
第三节 培养专业人才的体育学校 115
小结 135
第三章 女学生的体育生活 137
第一节 体能运动走入学生生活 138
第二节 体能运动走向校外 156
第三节 从运动看女学生的反应 175
小结 193
第二部 媒体、社会大众与女子运动竞赛
第四章 新闻媒体与女子运动竞赛 198
第一节 运动场上的形形色色 199
第二节 运动场外的花花絮絮 216
第三节 侧写明星女运动员 227
第四节 直击观众百态 242
小结 254
第五章 广告与艺术文化中的女子运动 256
第一节 广告运动/ 运动广告 256
第二节 漫画女子运动/ 女子运动漫画 271
第三节 电影、歌曲与女子运动 295
小结 315
第六章 社会大众品评下的女子运动竞赛 317
第一节 女性参与运动竞赛的意义 318
第二节 运动员产生的问题 327
第三节 运动员的待遇、品德和形象 337
第四节 对观众的批判 354
第五节 拟男运动与男女共同运动的论辩 361
小结 373
结论 376
征引书目 401
图片来源 429
索引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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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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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这辈子,我没有上过一次体育课,同学到操场上体育课时,我负责看管她们的书包和衣物,是教室的守护人;但我不曾错过运动会和球赛。小时候,父亲为了让我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参加学校的年度盛事,曾背着我到学校看运动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运动;而我最难忘的是,在中学教书时,校长指定我担任运动会的播报员,对完全没有上过体育课的我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因为运动会是全校师生的活动,每个老师都被安排工作,我也不能豁免,于是我硬着头皮接下这份“特殊”的任务。记得我透过麦克风开始播报的那一刻,台下、场边的观众全都看着我。起先我非常紧张,对着运动会秩序表生硬地播报着,渐渐地我也和观众一起融入热闹的氛围中,我在台上喊“加油!”,观众也跟着“加油!”不断,最后,我还管起场边秩序。这次播报的经验不但让我弄懂了什么是田赛,什么是径赛,也让我体验到运动会场上的形形色色;更没料到,当时对运动会的观察,竟成为我铺陈这本书的部分主轴。
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两段谈话。有次和母亲闲聊她早年的读书情形,她居然告诉我,在杭州市女中念书时,她打过乒乓球,当时我有点讶异,很难把贤淑柔弱的母亲,和拿着球拍跑跳的少女联想在一道。又有一回,张玉法先生指导我论文时,突然提到,台湾的女运动选手曾在 1948年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并问我是否了解这段历史。坦白说,我的硕士论文只处理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体育活动,对战后的体育或中国大陆女学生的体育,我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而这两段谈话,激发了我很大的好奇。1995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决定把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列为我下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也因此展开长达14年的书写过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写了四篇论文和一本小书,但这些论著并不能串成专书,必须重新组合,才能形成完整的专书。于是我继续不断地搜集资料和修改书稿,导致成书的时间一再延宕。由于从清末到1945年间出版的体育史资料,绝大多数不在台湾地区,,再加上虽然女子体育在近代中国受到各界重视,相关体育评论、体育消息、体育报道或运动图像相当丰富,但这些资料散见在当时的各种出版品中,因此在资料搜集上,我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1995 年6月开始,只要有外出机会,我就到当地图书馆尽量搜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杭州市档案局、浙江省档案局、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体育史资料室,都是我“挖宝”的地方。
随着两岸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以及中国大陆对民国史史料的开放、出版,典藏在中国大陆的体育史史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取得不易。然而回顾在中国大陆搜集资料的那段日子,我真是满心感激,因为在阅读制度、硬件设备都不健全的时代,面对我这位远道而来、行动欠便的麻烦人物,几乎每一个机构都得为我提供特别照顾。当时许多单位中午不开放阅读,午休时间又很长,我却享有“特权”。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档案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杭州大学体育史资料室破例让我全天阅读。此外,管理人员的浓厚人情味,更让我铭记在心。记得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查资料时,因为不方便外出午餐,我决定当天中午不进食。但到了午餐时间,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员工发现我还在埋头苦干,就问我“怎么不吃午饭”,我只好推说“早餐吃很多,不饿的”,她立刻说“这不行! 我去帮你买两个粽子,只要两块钱”,然后转身就去买粽子。买回粽子后,在她的“监视”下,我把这两颗粽子吃完,虽然粽子是冷的,我的内心却满是温暖。
在外地查阅资料期间,这样的故事不时发生在我身上。不但工作人员协助我,我的同仁和朋友也纷纷援助我。许佩琴女士派遣司机接送我来回上海图书馆,张力、秦玲子、岸本美绪、张季琳、洪郁如、定宜庄、罗苏文、程郁教授?以及夏冰、朱大海先生亲自陪同我调档、访问或帮我推轮椅,金普森、侯杰、朱宝琴、程郁教授请研究生帮助我调阅资料或复印资料,我都铭记于心。其中,冯筱才教授从他读博士起,就不断帮助我,陪着我走过杭州、上海、苏州的藏书机构,并为我复印了不少重要史料,直到现在,他如果无法亲自帮我,也一定会找研究生支援,他的恩情,诚非笔墨能表达。谨此致上万万分感激。
撰书期间,我痛失两位挚爱的亲人——母亲和弟弟,自己也动了大手术,感谢我的同仁许雪姬、赖惠敏、罗久蓉、李宇平、洪秋芬教授和江淑玲女士,在我最脆弱时,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慰藉。此外,对吕美颐、徐元民、许雪姬、张瑞德、谢国兴、罗苏文、毛岸俊、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季家珍(Joan Judge)教授和季维龙先生的惠赐、资料指引,陈三井、吕芳上、张启雄、黄自进、翟志成、余敏玲、华玮、巫仁恕、李东华教授的督促、勉励,陈慈玉、杨翠华、黄克武、潘光哲、雷祥麟、洪德先、张淑卿等诸位教授,以及沈怀玉女士和我分担“走过半个世纪——台北荣民总医院回顾口述访问计划”,让我能有充裕时间完成书稿,特此一并申谢。
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必须特别感谢三位匿名审查人费心阅读、提供宝贵建议,以及恩师张玉法教授对初稿的字斟句酌、陈永发所长修正导论、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英译书名。对大陆研究生姜良芹、周泓、戚良艳、李净昉、宋佳女、徐迟女士,台湾“近史所”助理宋怡慧、廖懿姿、何淑宜、陈千惠、孔令芝、陈莹芝、柯小菁、卢诗婷、吴信慧、陈湘涵女士和林家豪先生的资料搜集、复印,林效全先生的图像翻拍,我深致谢忱。付梓前,张珍琳女士细腻校阅、检视版面,林明宜女士拨冗阅读、校正,林淑静女士耐心排版,王诗颖女士和林效全、林家豪、林杰民先生复查史料、协助校对,我对此至表感激。至于父亲对我疏于晨昏定省的包容,姐姐鉴青和侄女子宜在家务上的分劳解忧,更令我无限感谢。
14年来,面对人生的无常,我深深感觉应该在无常中留点什么。我无法向曾经帮助过我和关爱我的所有人逐一致谢,包括为我提供良好研究环境的“近史所”、补助我研究经费的“国科会”,谨以这本小书作为我诚挚的献礼。
游鉴明谨序
2009年6月25日
体育救国的女子体育观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笼罩在追求和平、扬弃军国民主义的氛围中。为了顺应世界趋势,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会议中提出,军国民主义已不合乎新教育的潮流,学校应自行改进体育教学。然而,就在这一年,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不公平处置方式,让清末“救亡图存”的历史记忆再度被唤醒。当5月4日,北京学生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开展示威运动时,蕴含在军国民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军国民教育的降温而消逝,反而从这一刻开始,更加波澜壮阔。倡导民族主义的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男女学生、政党人士。民族主义的宣传则随着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反基督教运动,蔓延到各大城市。“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成为这期间的流行口号,不仅共产党拥抱“反帝国主义”,1926年,国民党誓师北伐时,也标举“反帝”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引发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国民政府也借此有计划地推动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冲击整个社会。在到处洋溢着的救国的呼声下,“体育救国”这个名词,和当时的“跳舞救国”“明星救国”“航空救国”这类名词一样,成为摩登新名词,在本质上,“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
(一)“新妇女”“新女性”与“摩登女性”的出现
“国民之母”“女国民”这类词原本是从“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中衍生而出的。尽管民族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发酵,“五四”前后知识界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从多重文化去启蒙思想的。因此,具政治意义的“女国民”,逐渐被新的女性形象取代,“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这些名词踵继出现,以“妇女”为名的杂志也充斥出版界,明显体现女性形象走向缤纷多元。
“新妇女”所指的是有能力、有思想的独立自主女性,正呼应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附属品”的论调。较晚登场的“新女性”“摩登女性”,虽然人们对其有正反两面的评价,但多数人仍把她们放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层面看待。以被批判最多的“摩登女性”为例,笔名“杞后”的作者认为,“摩登”这个词有“新”“不落伍”的意思,凡是和“摩登”有关的事物,必须具有“现代化”“时代化”的实质。而“摩登女性”应该有三个条件:“要有健全的躯体”“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固定的职业”。换言之,不管“新妇女”“新女性”还是“摩登女性”,全是时代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成为自主、自动、自觉和自决的人,是这项运动的主旋律。不过,1924年之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声浪的高涨,使“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的角色不只要表现个体,还必须融入国家民族这个大群体中。
事实上,1919年5月7日,在为响应“五四”运动而成立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揭开了这时期知识女性投入爱国运动的序幕后,在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事件中,女性都不曾缺席,国民党或共产党的组织中也不乏女性身影。不可否认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女性当“人”的舆论,让“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从论述中走出,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从“五四”到北伐前,女性既不忘报国,更致力于女权的争取。但北伐之后,女权的争取固然继续存在,在“解放民族”的前提下,许多男女知识分子或政党人士却认为,妇女的解放是次要的,因此政治动员高于女权要求。1931年的日本侵华事件,让更多妇女把个人生死与国家存亡结合,“复兴民族”成为这时期的主调。和清末民初的情境相同的是,为了“复兴民族”,如何健全体魄的言论再度成为论述的焦点。不过,清末以降,女学生的身体改造已经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一环,论者对女性身体的论述,除主张锻炼体能外,还有更多元、不同面向的期待。
(二)从“保国强种”到“体育救国”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教育体制进入崭新阶段,学校教育由模仿日本改为模仿美国,体育课程也较过去多样,不仅授课时数增加,课程内容也不再以呆板的体操或兵操为主,而是加入田径、球类等活泼的运动项目。同一时期,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C.H.MCColy)及我国留美的体育学者,先后引进美国的自然体育理论,提出“体育即生活”的口号,军事化的体育教学方式不再引起他们的兴趣。清末以来展开的各种运动会项目,也在此时有新的变化,运动场上的主戏是田径、球类等竞技运动,而不是讲求整齐划一的体操表演。女学生的体能训练目标则从成为“国民之母”“女国民”,转为成为具有运动长才的“新妇女”“新女性”或“摩登女性”。
然而,尽管学校体育走入生活化,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也没有提出军国民思想,但这并不表示尚武的体育观不再存在;经过长期的宣传,这个概念其实已深入知识分子的心中和日常生活。共产党员恽代英的日记中,不时出现读体育、做体操或练八段锦的记录,1917年,他还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与体育有关的著作。体育专家郝更生之所以决定改念美国春田大学体育系,除了发现1919年前后,体育是新颖而获重视的学科,也是因为“体育救国”在他心目中形成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他记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徐志摩时,徐志摩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还表示“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
到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积极展开时,民族主义思潮走入极致,有的学校又恢复尚武的体育教学。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揭橥体育与军事教育政策,接着又先后颁布法令,强化这项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加强民族意识,通过体育课程来保家卫国的观念的热度再度升高。在国民政府和体育界人士的桴鼓相应下,体育军事化和体育救国的论调广为流传。全国瞩目的全国运动会,也不断借由开幕演讲,标举体育与复兴民族的关系。例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于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中,提到“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成健全之民族”,教育bu长王世杰则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中强调:
一般国民之体质体力与民族之兴衰相关至钜。体格强健之民族,其表现为创造,为进取,体格衰弱之民族,其表现为苟安,为退化。故发展国民体育,亦即延续民族生命之重要途径。
诸如此类的表述更不时出现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中。影响所及,清末民初以“保国强种”“国民之母”倡导的女子体育理念,继续被沿用。1934年,一篇名为《怎样才配做一个健全的女子》的文章指出,目前男女平等只是表面平等,这从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便可以看出,离解放女性的目标仍很遥远,因此作者建议以锻炼体格来健全女子,他强调“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永远生存,是以优生强种做基础”。致力于武术事业的张之江,在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一则呼吁女性要养成健全体魄,如此才能谈两性平等,另则又认为女性应以“国民之母”自命,肩负国民体格强弱的重任。虽然“保国强种”“国民之母”这类老生常谈之词大为减少,但是换成了“女性是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妇女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始能救国,并生产健康的下一代”的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当“体育救国”一类的语词广泛流行时,许多论者强调的是女子体育能复兴民族或是救国的一面,而不再过度着眼于“强种”的观念。从1936年《中华女中校刊》举办的《我之救国谈》《国难期中之妇女》征文中普遍看到,女学生认为在无分男女的抗日号召下,女学生应借由体育达成救国的心志。《闲话妇女:妇女健康美的养成》一文的文末也写着:
在此祖国风云紧急的当儿,我们要求生存,必须振起精神,冲过此狂风暴浪,挽祖国于狂澜,拯民族于虎口,这都是我们中华同胞每个人都应负着的责任。但担负这种责任的力量,就是健康。换言之,就是我们有了强健的体格,健全的精神,健全的智慧,才能担负起这救国的责任!妇女同胞们,可不努力吗!
体育专家萧忠国在《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文中,甚至表明女子体育不但有利于民族复兴,而且远较空谈女子解放或自由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的论者借用西方的例子,鼓励女性健身强国;这时期的论者也指出,要求女性运动已是世界趋势。1934年,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正行女子职业学校演讲时,特别以上海正上映的苏俄妇女健身影片《健美的女性》为例,提出这部影片主要在宣传苏俄妇女对运动的重视,并强调自从欧战之后,俄国、意大利和德国都十分注重女子体格的锻炼。潘公展还认为,对于中华民族的兴盛,女学生的责任重大,因此应该注重体格的锻炼。
由上观之,相较于清末民初,“五四”前后到1937年间,倡导女子体育的论者有很大程度的变化,除了思想家,还包括体育专家、政治人物、女权运动者及女学生。这时期,由于体育活动已逐渐深入学校和社会,论者对体育的讨论较过去更实际,但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事件,不少论者仍摆脱不掉救亡图存的体育论述。因此,虽然知识界对女性形象的形塑,从泛政治化转为鼓励女子的独立自主,女权思潮也在这时期蓬勃发展,许多论者却认为,和男性一样,女性的身体也应该汇归到拯救国家、民族的大洪流中。只不过,随着1920和1930年代传播媒体、消费文化及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泛政治化的女子体育论述并不能一枝独秀。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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